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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胆寒的“因言获罪”和血腥的“文字狱”(4)历次政治运动受害者/陈秉中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11月30日 转载)
-《尘封的抗争与呐喊》续篇之四

    【本文作者:陈秉中,原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中国健康教育协会副会长,局级干部。 爱知行研究所发布】
四、我国历次政治运动中“因言获罪”和“文字狱”的受害者


1、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
    “反右派”运动的初衷,本来是中国共产党针对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发起的整风运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动员各界人士敞开心扉,“大鸣大放”,给共产党提意见 ;中央统战部也召开座谈会,号召各民主党派积极参加。此次运动之前中共中央一再申明“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非常“坦诚”的律条。可是当运动起来之后,许多正确的“逆耳之言”波涛汹涌而来。就在此时,中共中央1957年6月6日发出了《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标志着反右派斗争的开始。随后《人民日报》又陆续发表《工人说话了》、《不平常的春天》等社论。这类社论指出:“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事情就这样转眼间发生了180度大转弯,“言者无罪”的承诺像一纸空文被抛到九霄云外。让听信“言者无罪”的各界人士大上其当,追悔莫及。所谓助党整风就这样从“鸣放”开始,以最后 “言”者 “因言获罪”而告终。
    1957年6月10日,毛泽东向党内通报反右斗争的情况说:“北京条件已成熟,人民日报已于6月 8日开始反击反动派”,“各地情况不同,何时开始反击,要看当地情况决定。” 他还指出:“这次运动中,一定要使反动分子在公众面前出丑。”一场反右派斗争随即按照这样的部署,在全国范围开展起来。 6 月29日,经毛泽东批改发出的《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中又说:“对极右分子必须打得准,打得狠,来不得温情主义。”7月1日毛泽东公开点名批判了民主爱国人士章伯钧、罗隆基和民主同盟及农工民主党两个民主党派,并强调,资产阶级右派就是资产阶级反动派。这样的上纲上线,把大鸣大放中给共产党提出不顺耳的批评意见的大量人定性为右派份子,把这些人推向了无底的政治深渊。让共产党掌权后从来没有见过“世面”的大批知识界人士纷纷被“言者无罪”的诱惑下“引蛇出洞”,在“因言获罪”和“文字狱”这两把“杀手锏”之下被一网打尽。虽然那时有些人大呼上当,悔不当初,过于轻信“言者无罪”的“诡计”而无法自拔了。最后全国被定性为右派分子的人数达55万之众,有8000学子的北大竟抓出1500多名右派分子。
    反右派运动中“因言获罪”和“文字狱”受害者人数众多。下面仅简略林昭是怎样遭到灭顶之灾的。

关于林昭
    林昭是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学生。林昭说:“我的观点就是人人要平等、自由。可是却把我说成是右派分子,乘机向党进攻。林昭发表了一些在当时看来“大逆不道”的言论,被长期关押,最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枪决。
    受家庭的影响,年幼的林昭对共产党闹革命报有很大热情,她的父亲也是真诚地相信共产党的爱国人士。1954年,她以江苏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55年春,林昭成为北大综合性学生文艺刊物《红楼》的编委会成员之一,被称为“红楼里的林姑娘”。《红楼》第2期的责任编辑是林昭和张元勋。1957年5月19日,张元勋等人响应中共中央鸣放号召,贴出大字报《是时候了!》,随后几天北大的大字报越来越多,学生互相辩论。有人认为张的大字报中的右倾言论是反革命煽动。5月22日,林昭在辩论中公开反对那些上纲上线的批评,并说 “党不是号召党内外的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一次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真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我料到一旦说话就会遭到像今天这样的讨伐!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将提意见的言论说成是右派分子乘机向党进攻。
    林昭本来并不“激烈”,是可以逃过厄运的。但是,当右派分子们受到讨伐的时候,她“跳出来”为右派言论辩护,又因1958后她批判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不承认生产队之间的差别、贫富队拉平、在公社范围内实行平均分配,破坏等价交换原则并无偿调拨生产队和社员个人财产的“共产风”,因而被打成右派。她打成右派之后的处境原本不是很惨,但1959至1960年三年大饥荒年月中,她又站出来了。她与张春元等合编《星火》,不仅发表诗歌,还与他们一起收集各地党政负责人和民主党派负责人名字,企图把文章寄给他们,让他们正视人民的苦难,遏止极左政策。结果众所周知,围绕《星火》的几十个人被作为“反革命集团”全部抓捕。 被捕之后林昭仍然坚持抗争。后来又为彭德怀鸣冤叫屈。从此林昭便踏上了万劫不复之路。她的一些抗争看上去毫无意义,考察林昭的行为,正如她的难友们所说,的确是“拿鸡蛋去碰石头”。可是林昭却偏偏要以自己微薄之力去碰石头。她说:“我相信成千上万个鸡蛋去撞击,这块顽石最终会被击碎的!”她的话当时并没有一点说服力。但正是这样的话,使人们看到了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一个真正为理想而献身的战士。
    张元勋、林昭等人成为右派,林昭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被及时抢救过来。于是被认定她在对抗、“态度恶劣”,于是被加重处分:劳动教养三年。林昭不服,跑到团中央质问:“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长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现在他们(指北大领导)却把学生送进去,良知何在?”后因新闻专业系副主任罗列怜其体弱多病,冒险为之说情,林昭得以留在新闻专业资料室接受群众“监督改造”。 1962年12月,林昭又被捕入狱。在狱中林昭曾多次绝食、自杀未遂。
    林昭在狱中没有笔和纸,竟然是用血在白色被单上写作。另外,由于林昭拒绝违心地服从,被狱卒视为表现恶劣,遭受严重虐待。林昭在血书中写到:“光是镣铐一事他们就玩出了不知多少花样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等等不一。臂肘之上至今创痕犹在不消说了,最最惨无人道惨酷无理的是:不论在我绝食之中,在我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之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情况下的月经期间,不仅从未为我解除过镣铐,甚至从未有所减轻!”
    1965年5月对她开庭审判,林昭“因言获罪”被判有期徒刑20年。林昭随后以血书写了《判决后的申明》。她不肯讳言,不昧着良心说假话,一直坚持自已的言论没有错误。当局竟认为她不思悔改,于1968年4月29日,将她改判为死刑.随即押赴上海龙华机场,口中塞着橡皮塞子,防止她喊口号,颈部绑着绳子,扣紧喉管防止她发声。在机场跑道上,执行人员向她腰部猛踢一脚,跪地之后对准她开了一枪。她倒下后慢慢爬起,他们又向她开了两枪。林昭殉难时年仅36岁。同年5月1日,公安人员来到林昭母亲家,索取5分钱的子弹费。林母听后,当即昏厥倒地。这又象一粒子弹打中了林昭的母亲。这种做法可以说是我国著名豪女秋瑾被害的重演,真乃残酷至极!林昭父亲在女儿被捕后,服药自杀;林昭母亲后来精神失常,死于上海街头。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是黯淡的,林昭却为知识界带来了光彩。她是一个象征,一种精神和人格的象征。林昭之所以经受了许多折磨,之所以最后惨遭杀戮,极重要的原因是在“因言获罪”面前“拒不认罪”和“死不悔改”。 林昭也拒绝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给出路的政策,昂首走向了死亡。
    其实,只要林昭低一低头,也许她就不会死了。可是,她死不低头。她死于她的单纯、勇敢,死于她的信念、良知,还有她的赤子之心。她的经历、她的坚持、她的磨难,是不能再叙述的,那样的叙述太痛苦了。
    北大著名学者钱理群教授评论林昭说:“她不是思想家型的战士,而是以道德、情操的崇高和反抗行动感召人、震撼人心的一位受难的殉道的‘圣女’。林昭身上有明显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与英雄主义的气质,她的反抗具有鲜明的‘青春代’色彩。但更为可贵的是,她同时清醒地意识到青春激情被利用的可能性。”
    
    
    2004年4月22日,林昭骨灰被安葬在苏州灵岩山,只是“衣冠冢”,遗骨至今不知所在。
    

2、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
    如果说1957年“反右派运动”主要是整肃知识分 子,那么1959年“反右倾运动”则主要是整干部了,这就是由一个大错误又发展到另一个大错误,令中国的政治局面从此走向下坡路。
    据说1959年“反右倾运动”原本也是要反左的,也就是主要针对“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所引发的“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导致的生产力极大破坏的纠偏运动。。到了1962年情况更加严重,广农村民不聊生、生灵涂炭、几千万人活活饿死,很多地方几乎到了不收拾的地步。
    在那时凡是下过乡的各级干部都看见了农村凋敝,农民忍饥挨饿的惨状,回来免不了要叙说反映,结果把说真话的人都说成思想右倾,这样人们也就不敢再多说了。此时,戎马一生,性格耿直的彭德怀元帅则以“八万言书”向毛泽东直谏。这种直言上书令党的最高统帅极为不快,觉得这是向自己的领导权挑战,于是调转船头,拿“八万言书”开刀,在1962年6月的庐山会议上拉开了以批判彭德怀为主要目标的“反右倾运动”的序幕。彭德怀“因言获罪”和“文字狱”受到了与右派同样悲惨的结局。
    当年许多高官在庐山会议前为会议准备“反左”的材料和发言稿,会议风云突变,手里拿着原来准备的批左材料的赴会者措手不及,但都调转船头,把在农村看到的民不聊生的调查报告藏起来,另写批判彭德怀“右倾”的发言稿,以明哲保身。于是,绝大多数与会者在会议上以另一种腔调违心地向彭德怀发起了“毫不留情面”地打击和残酷斗争。只极个别高官为彭辩护和保持联系到住处去看望他。而其他绝大多数与会者则生怕与彭划不清界限,纷纷远离了他。在那场斗争中能坚持实事求原则的政治家却少得可怜。“真假孙悟空”那时节可以说是一目了然,泾渭分明。
    后来,凡是同情彭德怀、怀疑“三面红旗”、议论“三面红旗”缺点错误和指出基层阴暗面问题的直言者,大多被定为“右侧机会主义分子”进行批斗和给予处分。在“越左越革命”的运动空气中,对坚持实事求是、抵制“左风”的好党员、好干部被批斗,许多坚持正确观点的人被开除党籍和降级或开除公职,甚至被活活打死或被逼自杀,还有不少人被投进监狱或监督劳动,以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在这次“反右倾”斗争中被重点批判和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多达三百几十万人,而这些干部和党员大都是敢于讲真话、反映实际情况和敢于提出批评意见的人。
    之前在“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下,各种“大办”(如大办钢铁,大办粮食,大办食堂,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等)一拥而上。1958年的“大跃进”和1959年“反右倾”后的继续“大跃进”,给国家和民族造成了严重灾难。我国人民所经历的1959―-1961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的数年间至少三四千万农民被饿死。例如青海省湟中县李家山公社新庄大队1990多口人,1960年因饥馑死亡者500多人,有 6户全家死绝,其中五户为“地富家庭”,一户是中农成分。
    彭德怀因直言上书,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批斗审讯达二百多次。这位战功显赫的元帅身陷囹圄。1974年9月,彭德怀因患直肠癌,得不到医疗救治,身体状况急剧恶化,去世前他希望能见妻子浦安修一面,但当时正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进行“劳动改造”的浦安修未能去见他。这位一生无儿无女、不吸烟、不饮酒,风霜一生的彭大将军,临终前竟找不到一位能为他保存“八万言书”手稿的人,最后不得已委托他在北京汽车制造厂做医务工作的侄女彭梅魁将其用布包了好几层,让她妈妈放进瓷坛埋在灶脚下,后又放在专门定做的樟木箱的夹层中。保存17年后,于1979年1月3日将“八万言书”手稿转交给了胡耀邦,胡还给她写了收条。
    彭德怀因直言“为民请命”,就这样“因言获罪”和“文字狱”被屈死、冤死。

3、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指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在中国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政治运动。亦被称之为“十年动乱,十年浩劫”。这场运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了所有人的灵魂。
    无论是文化大革命,还是之前的反右派运动和反右倾斗争,使用的都是“因言获罪”和 “文字狱”这两把杀手锏。文化大革命中,经毛泽东发动,红卫兵突起,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串联”,他们把毛和中央文革的旨意带到各地,带动了各地的动乱。先是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后又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在红卫兵高喊砸烂旧世界的口号声中,冲击各个领域和各个阶层,冤假错案无计其数,冤狱遍于国中。
    十年浩劫使国家和人民遭到195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在运动中被批斗的对象当中,除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外,更多的耳熟能详的名人纷纷“中箭落马”,其主要手段则是抓住他们的只言片语或一两句牢骚“无限上纲”,“以言治罪”和实施“文字狱”。
    无数文化艺术界人士遭遇残忍的迫害。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由香港主动回来投入到新政权怀抱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先生,竟让他交待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特别是批判他主演的《海瑞罢官》。在受到无休止地批斗后,马连良于1966年12月在天津着全副剧装服毒自杀。在文艺界因批斗迫害而死的还有著名电影演员上官云珠 1968年病中跳楼身亡,著名京昆剧表演艺术家言慧珠1966年自杀身亡,女影星舒绣文1968 年在监狱中自杀身亡等等。
    著名黄梅戏演员严凤英是 1968年4月服安眠药自杀死于医院。死后遗体被强令解剖。严凤英死後不到一个小时,剧团的领导赶来,任务只有一条,严凤英之死有不少疑问,有人检举她是国民党特务,是奉了上级命令自杀的,所以要剖开她的肚皮挖出她的内脏,就是要检查她肚子里的“特务工具”!医生不同意解剖。领导讲,现在不是治疗的问题。 在解剖时,剧团派去四个人在严凤英尸体身边监视,医生用手术用的小斧头从咽下砍起,向下一根根肋骨砍下去,然後把内脏拉出,找检举的所谓 “发报机”丶“照相机”等特务工具,结果只在胃里查到一百多粒安眠药片。当劈到耻骨时,膀胱的尿喷了出来,在一旁的军代表悻悻地说:“严凤英,我没看过你的戏,也没看过你的电影,今天我看到你的原形了!”杰出女艺术家 “因言获罪”后处罚达到如此地步,令人毛骨悚然。
    在体育界批斗后自杀身亡的如著名乒乓球教练傅其芳和著名乒乓球运动姜永宁 。他们都是建国后主动从香港回到内地的著名爱国人士,因在批斗中怎么也交待不出“三反言行”,被逼无奈,一个是在北京体育馆自缢而死,一个是在拘留室上吊自杀。
    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是我国体育史上当之无愧的英雄容国团。他也和傅其芳和姜永宁一样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青春年华。1957年,他怀着当主人的心情回到了内地。多年后,他还这样评价自己的父亲说:“我一生最感激父亲的,就是他支持我回到社会主义祖国。”
    容国团也是凡人,凡人总是有缺点的。“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侯,他怀着满腔热情去参加。他崇敬毛泽东,深信毛的高瞻远瞩是绝对正确的。文化大革命初期体育界发生的种种事件太刺激他了。他曾为受到迫害和被迫害致死的人们落泪,然而他又无力扭转。最后他也被卷入政治漩窝,对他施展的“因言获罪”和“文字狱”的大棒使他无法招架。1968年6月凌晨,这位世界乒乓球男单冠军在北京龙潭湖畔槐树上吊自杀。一代球星,竟落得这样悲惨的结局!容国团死时恰好三十岁。在众多受凌辱的人中,为什么他偏偏要以死抗争呢?率先登上世界冠军奖台的人,必然有着超人的意志和品格。他死前曾留下这样的遗言: “我历史清白,不要怀疑我是敌人!” 他义无反顾地走了,走向遥远的“天国”。
     这里特别要提到著名文学家田汉。他毕生从事文化事业,创作了大量话剧、电影、戏曲、歌剧等剧作。他写的《义勇军进行曲》,经聂耳谱曲传唱全国,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就是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只因其作品中有一句两句“不当之处”,就被迫害而死。每当我听到国歌乐曲时,总是情不自禁、心情又十分复杂地思念起田汉这位可敬的杰出的文学家。
    还有,我们可爱的文人发自内心敬仰谱写了许多诸如“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毛主席的恩情唱不完”等著名并广为传唱的歌曲。这样的颂扬并未得到应有的反哺。无数可怜的文化界人士们未能逃脱“因言获罪”和 “文字狱”的惩罚。这种歌颂与其说是对领袖爱戴的表达,倒不如说是为助推对领导人的个人崇拜埋下了祸根。
    写到这里我总有一个挥之不去令我震憾的记忆,那就是“因言获罪”受到迫害最惨烈的坚持真理的张志新。
    关于张志新
    张志新是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的女干部,因在文化大革命中批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面对林彪、“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暴行挺身而出,公开阐明自己的观点,揭露和反对残害干部、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她被“四人帮”及其在辽宁死党定为“现行反革命”。1969年9月被捕入狱,关押到1975年被残酷处死。
    张志新说,无论谁都不能例外,不能把个人凌驾于共产党之上,不能搞个人崇拜。
    1969年12,在张志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5周年的日子。她写了一首题为《迎新》的歌,却因此遭狱霸殴打、凌辱。她的笔和纸被没收,她在非常愤怒之中,用小木棒代笔,在手纸上写下控诉书:“你们听着:我的笔是被你们当作枪给缴去了,但指挥这支枪的思想你们却永远也缴不掉!自称为无产阶级代表,你们那一点像无产阶级!你们行凶殴打凌辱女政治犯!以为一个女共产党员就可以这样随便凌辱吗!不!我要向党向人民控诉你们,声讨你们,这笔账是要算的!你们领导下的伙房,可以用带有煤渣沙子的黄馍虐待政治犯!”
     她还说:“ 你们若是无产阶级,你们为什么那么怕真理!没听说无产阶级、共产党的专政机关殴打犯人、辱骂犯人,生活上虐待犯人、刁难犯人!你们所作所为是哪个‘无产阶级’?”
     1969年1月,张志新写下遗书,准备自杀。被发现后,严加监视,并召开批斗会,批判她以死向党示威对抗运动。1969年8月张志新被关押在沈阳看守所,不让家人、亲属探视,与世隔绝,从此再也没有和家人见过面
    1970年8月,张志新被判无期徒刑,送到沈阳监狱强迫劳动改造。后来辽宁省当局建议尽快处决她,以免她“继续和党作对”。法律程序规定判决死囚有12天的上诉期,但张的判决程序只有一天就匆匆执行了。
    据报道,张志新1969年逮捕后,原打算只要她认罪,判几年刑就行了。可是她不认罪,直至宣布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只是当时的辽宁省革委会负责人、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决定:留个活口,当反面教员,不杀为好。这才将她改判无期徒刑,投入沈阳监狱强迫劳动改造。
     1973年11月16日,犯人参加一次“批林批孔”大会,报告人批判林彪推行“极右路线”时,精神已近失常的张志新站起来喊:“中共极右路线的总根子是毛泽东。” 因此被认定“仍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在劳改当中又构成重新犯罪”,被提请加刑,判处死刑,立即执行。1975年2月26日,中共辽宁省委常委召开扩大会议,审批张志新案件。会议中“四有帮”死党毛远新说,“在服刑期间,这么嚣张,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革命,杀了算了。”
    1975年3月6日,监狱有人提出张志新“是否精神失常”的问题,并向上级报告。3月19日,上级批示:“她是假象,本质不变,仍按省委批示执行。”张志新在行刑前经过多日“小号”,就是那种只能坐,不能躺卧的特小牢笼的折磨,已经被逼致精神失常。
     1975年4月4日,她在早上10点钟被带到沈阳东岭大刑场。因为担心她会呼喊口号,行刑前毛远新和监狱管理人员决定割断她的喉管来防止她出声。 去刑场前,在监狱的一间办公室里,几条大汉把她按在地上,,绑住她的手脚,在她脖子下面垫一块砖头,然后用普通刀子,在没有消毒没有麻醉的情况下,割断了气管。她在痛苦的呼喊中咬断了舌头,然后她被执行枪决。枪决后张志新的遗体失踪了。对张志新的迫害真乃惨绝人寰 。
    粉碎“四人帮”后,在时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同志主持下,该省省委常委会于1979年3月作出为张志新平反的决定。任仲夷说:“张志新案件是奇冤大案。她的死非常惨。张志新同志是一个很好的党员,她坚持真理,坚持党性,坚持斗争,宁死不屈”。
    (待续)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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