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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胆寒的“因言获罪”和血腥的“文字狱”(1)我的遭遇/陈秉中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11月30日 转载)
-《尘封的抗争与呐喊》续篇之四

    【本文作者:陈秉中,原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中国健康教育协会副会长,局级干部。 爱知行研究所发布】
     (博讯 boxun.com)

前言

    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公开场合不能谈论同性恋,不能随意谈及“人权”这个字眼,当然更不允许既谈论同性恋同时又谈论同性恋者的“人权”这个异常敏感的话题了。如果胆敢谈论,那就触犯了 “禁区”,必遭惩处无疑。可是在学术活动中,因为工作性质,决定了我们无论如何无法回避这些敏感 “字眼”,无法绕开挡在面前的这一道坎。我们的科研项目不仅要公开谈论这些,还要在学术刊物上进行公开的讨论和交流,因而遭遇惩处在所难免了。如果你什么都不做,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处世哲学,那不会招惹任何麻烦与是非。可是我们进行防控艾滋病需要的正是这样的课题研究,是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怎么能委曲求全、无原则的“回避”、知难而退呢?!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为了神圣的事业,1990年初,我们冒着风险,开始了大胆的突破和跨越。
    我由此受到的惩处,不是一般的批评或批判,而是非常厉害的令人胆寒的另一种形式,那就是“因言获罪”和“文字狱”。
    我在《尘封的抗争与呐喊》和《代价沉重肝肠断 蛰伏冷宫诉衷肠》中,披露了我触犯“禁区”藩蓠的严重后果,和我为之进行抗争到以致饱尝苦果的来龙去脉及一些细节和遭遇的厄运。
一、我的遭遇

    我在十七八年前担任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现为中国健康教育中心)所长时,主持开展了围绕有关同性恋的成因、性取向、人权状况以及同性恋者特别是男同性恋者的生活方式与遏制艾滋病的关系的研究,以探索在这一人群中进行艾滋病健康教育干预的最佳方式。很显然,我和我的同事在男同性恋者这个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人群中进行的健康干预研究,是事涉防控艾滋病成败的关键一环。如今,我国艾滋病在其他高危行为人群中的蔓延的势头已得到遏制,惟独在男同性恋者中仍在蔓延的现实,证明了当年我们的科研意义非凡。
    然而对学术研究课题涉及到同性恋和同性恋者人权等诸多话题,我们在科研中既说了也写了,因而闯入了“禁区”,于是被卫生部、公安部等四个部门联合封杀和取缔。我于1993年5月及其之后的一个多月内,曾就此先后三次给卫生部党组写报告,进行申诉,说明我们于1991年立项进行这项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说明进行这样的研究和我们在《中国健康教育》杂志发表的几篇有关在同性恋人群中进行艾滋病健康教育干预和维护与尊重同性恋者人权的文章的理由,以及进行这样的研究对于遏制艾滋病流行的深远意义,然而这些都没有得到各主管部门的认可,而是在不说明任何理由的情况下被冷酷封杀了。
    同时,我在报告中还向卫生部党组汇报了国家新闻出版署(即现新闻出版总署)对我们科研工作的的指责和我所持的态度,即新闻出版署期刊司指责我们在《中国健康教育》杂志发表的几篇文章,因为涉及到前述敏感的 “字眼”,被认为有严重错误,必须深刻检查,否则就派工作组,不然就把杂志社给封了,语言极其严厉,态度咄咄逼人。我必须指出,因为这种指责和将要对我们实施的制裁是无端的和令人无法接受的,因此被我一一拒绝。此时,中宣部也插手了此事。
    对于卫生部、公安部对研究课题的封杀和新闻出版署的指责,我自始至终坚持认为学术研究和发表的几篇文章没有观点错误,因此不接受所有指控,也不会做任何检查。我给卫生部的报告还表明,对于有关部门在指责中对我个人名誉的无端伤害,在法律上保留申诉权利。
    我在给卫生部的三篇报告中,毫不隐晦、反复申明的一点是,有关部门毫无根据地把学术中涉及敏感的 “字眼”往意识形态层面上拉,贴“政治标签,上纲上线”,混淆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界限,并以此在政治上将我置于死地的做法是时代悲剧,我对这一点是最不能接受的。
    由于我的态度,遭到惩处是必然的。记得当年有同事曾不止一次规劝我:“只要低一下头,检讨几句,事情就过去了。在这些部门面前硬顶着,就等于葬送自已的仕途。”然而在这样的关头,为了科学与真理,我没有向硬将他们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人的做法后退,我的原则是:“宁可玉碎,不为瓦全”。
    我遭遇的重创主要包括:
    一,让我提前退休, “告老还乡”,退出我为之奋斗多年的历史舞台。在我被解职的第二天,我的研究课题的重要助手万延海则被强令要求搬离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宿舍,停发工资和终止一切福利待遇, “净身出户”,并且不允许他再从事被封杀的研究项目。
    二,在我离开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后,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根据上级指令,要求《中国健康教育》杂志社限期将刊有我的文章《艾滋病.同性恋.健康教育》的《中国健康教育》1993年第8期即刻从全国收回并立即销毁,重新编辑出版第8期,以防我文章中“有毒有害”信息的扩散。《中国健康教育》杂志社随即向全国发函紧急收回了所谓有问题的第8期杂志,随后又迅即发行了已经没有我那篇文章新的第8期。这样对待学术杂志的做法在当代中国和国际上可以说是极其罕见的。与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下“焚书”令,即把《秦记》以外的史书,也就是把所有儒生发表的不利于秦王朝的言论如《诗》、《书》、百家语等书籍统统焚毁,只保留有益于始皇帝的著述的做法,可以说是一对“双胞胎”。
    《艾滋病.同性恋.健康教育》一文被“枪毙”后,我曾一再请做出销毁指令的部门给一个“说法”,说明文章究竟错在哪里?强调对同性恋者进行艾滋病健康教育干预和维护与尊重他们的人权,何罪之有?我也提出不妨请几位“高人”找出给该文治罪的“死穴”并公诸于众。但至今没有任何部门对我的文章公开说出一个“不”字。这不是“因言获罪”和“文字狱”又是什么!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三,公安部会同卫生部,无理取缔作为我们科研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作为健康教育人员对同性恋者进行健康教育干预的活动平台“同性恋文化沙龙”。这样的活动场所其性质和功能与2009年国际艾滋病日期间云南省大理市政府资助、卫生部认可的“同性恋酒吧”完全相同,无可厚非。可是当年公安部商请卫生部同意, 1993年7月15日发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关于取缔在北京出现的同性恋活场所文化沙龙的通报中说:“同性恋活动扭曲人性,违反社会公德,败坏社会风气,破坏家庭和睦,诱发刑事犯罪,危害社会治安”。总之,这一通报把同性恋和当今许多国家普遍存在的而且有利于进行防控艾滋病的这类活动场所完全罪恶化了。这个通报点了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和我的助手万延海的名字。通报的发出,无疑把封杀和取缔我们的研究课题上升到由两个部共同采取行动的高度,其问题性质的严重性和对于我个人的冲击可见一斑。关于公安部会同卫生部发出的那个通报,我在以后的另一个专题中会全文披露,由众人评论通报的是与非。
    四是抓住我的言论不放,继续“追杀”。1995年国际艾滋病日(12月1日)前夕,我应邀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一次防控艾滋病座谈会。在多位著名专家发言之后,我照例按着我以往的观点强调了只有确保尊重和维护同性恋者的人权,遏制艾滋病的传播才能有望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否则要想真正达到控制艾滋病的目的,不过是一番空话。我的这些言论,绝非是自已的杜撰,而是国内外诸多专家学者对全球防控艾滋病经验的科学总结。然而我的发言竟遭到了“潜伏”于会场的“线人”注意,将我发言的内容迅速传递给了有关部门。之后公安部以我的发言危害社会稳定和治安为名,通报点名批评我。从那以后我才知道,在公开场合说什么都是“隔墙有耳”,也才晓得自已被列入了那个部的“黑名单”,有“线人”随时“关照”了。看来只要说的话闯入了“禁区”,就会随时发生“因言获罪”。自那以后,我再也未参加任何公开的活动而“闭嘴”。这样的做法不是我退缩了,而是避免因为我不怕碰撞“枪口”,而误伤会议主办单位,以减少由于我的发言给别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由此可见,“以言治罪”确实起到了让人“闭嘴”的隐形大棒的作用。
    五,查禁由我编写印出的关于披露几个部门无理封杀和取缔我们科研课题和对我实行“因言获罪”和“文字狱”的有关事实的三本书。这三本书分别是《尘封的抗争与呐喊》、《代价沉重肝肠断 蛰伏冷宫诉衷肠》和《维护同性恋者权益 实现同性婚姻合法化》。2010年7月,警方突然到达为我承印书稿的印刷厂,查禁了我这三本书,并责令该印刷厂不得再为我印刷任何书稿。宪法中关于公民享有的“出版自由”的条款,对于我已经不生效了。我这三本书只是为我受到的令人发指的“因言获罪”和“文字狱”进行申辩,这种申辩是维护个人权益的正当行动。它何罪之有?难道说遭到不公正处置后连申辩权利也被封杀,还不让人对外界说话,这还有话语权的保障吗?!这种情况发生在一个所谓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简直不可思议。
    我还要说的是,对于出版事务的管理,本来有其主管部门,这是人所共知的,根本用不着警方伸手。但上层还是动用警力,无非是警察手中有枪,又有拘捕人的权力,对普通公民有更大的威慑力。但这种举动既违规也违法。对于一位科研人员这样兴师动众,未免“小题大做”了。而且,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上边对我这三本书究怕什么?但又不对我直说。这不是毫无理由地践踏人权,又是什么?!
    我为同性恋者争取人权而呐喊,而自己的人权却屡屡遭遇重创,但我绝不会在这种强权之下后退一步。既然我的书稿已经不能再由印刷厂印刷,那只有通过互联网或制作电子光盘的形式继续与外界交流,运用其它方式发出我的声音。再不行,我还可以用“鸡毛信”这个最古老的办法,表达我的思想和观点。只要我还活着,那就生命不息,笔耕不辍,继续为我遭遇无辜的封杀进行抗争与呐喊,维护公民应有的尊严。总之,想查禁我的三本书、封住我的嘴容易,但无法封住一个人的思想。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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