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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艾滋病在中原大地暴发流行的血祸责任者难辞其咎(2)“血液经济”最大的获利者和受害者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11月28日 转载)
-《尘封的抗争与呐喊》续篇

    【本文作者:陈秉中,原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中国健康教育协会副会长,局级干部
     爱知行研究所发布】 (博讯 boxun.com)
    
二、“血液经济”最大的获利者和受害者

    可以确定的是,河南省艾滋病曾在一些年间主要传播源是血液,艾滋病患者集中在当年卖血者之中,主要是年轻力壮的农民,并有很强的家族性、村落性和地域性,呈群体性感染,集中暴发。艾滋病传播的血源性和医源性特点,与卫生医疗部门有关。
    卖血一度成为当地发家致富的行当,“要致富,建血库”、“献血光荣”、“要想奔小康,快去卖血浆”是当时的流行口号。最初卖血要靠关系,亲联亲友联友,年轻力壮者中大量人加入了卖血队伍,不少人甚至以此为业。
    卖血是人在极度贫困下的自救行为。
    卖血给村子带来的打击是致命的。非法采血,除了让少数人暴富之外,留给社会和村民的完全是灾难。
    当年有个村的党支部书是血头,采血点就开在他家里。他每天开着大棚车四处拉人揽生意到他家卖血,他的亲戚也跟着“沾光”赚钱。他说当年卖血是为了发展经济,是响应上级号召,在家里建采血点是当地群众的需求。然而可悲的是,这位村支书本人因带头卖血也感染上了艾滋病毒。他家亲兄弟6人,加上5个妯娌都是艾滋病毒感染者,在数年前就已经死亡3人。可悲的是,这位“带头人”本应是靠建血站的致富者,到头来竟是最大的受害者。
    “血浆经济”最大的受益者是血站和血头。
    血头一般由三种人担任,一是卫生部门工作人员,二是前者的亲友,三是有头脑、有关系的卖血者。他们实际上都是采血后再高价转卖,以赚取利润的生意人。为了赚大钱,他们草菅人命,采血时不体检、不化验,有血就抽,来者不拒,而且很多时候多人抽血时共用针头,自然造成交叉感染。卖血者就这样成批被感染 。
    血站和血头把血浆转卖给生物制品企业用来制造血液制品。就这样,卖血热潮席卷中原大地,不少血头是控制着大批卖血农民的“中间人”,他们带着那些一心想致富急于卖血的农民,穿乡过县地去卖血。河南“合法”与非法血站收集血浆的程序却播下了艾滋病蔓延的种子。河南省的艾滋病疫情,就是这样一发而不可收。
    大量活生生的事实,让中原地带的民众了解到卖血虽是农村人所知道的最简便的赚钱方法,但因为非法采血,让这个人群中的大批人士通过血液传播这种途径感染了艾滋病毒,以至让他们的家乡成了中国艾滋病罹难最重的地方,死去的很人多是家庭的“顶梁柱”。
    有些血站就是一台小拖拉机上放一台离心机和几个反复使用的胶皮管子和针头。他们抽血进村,服务上门,现钱交易。全国的生物制品企业大都到河南收购血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吸取中原农村父老乡亲的血浆去赚钱。一个月卖20次血的人在贫困的河南农村并不少见。
    “对于农民来说,卖血得到的钱是一笔非常大的收入。农民王美太为了供两个孩子上学,平均约3天就去卖一次血浆。而根据卫生部《单采血浆站质量管理规范》的规定,供血浆者两次供血浆的时间间隔不得少于14天;而全采血一年最多两次,两次间隔不能少于半年。
    有些家庭是全家遭受艾滋病灾难,老人在担心那些孤儿的未来。79岁的张老家中,妻子、3个儿子和儿媳、还有一个孙女已经死于艾滋病。张老说,他们无法支付剩下的一个13岁、另一个11岁两个孙子的学费和医疗费。
    上蔡县文楼村65%卖过血的的人感染了艾滋病毒,到数年前已有大约40人死亡,5人因为支付不起医疗费用而自杀。
    以上蔡县邵店乡十里铺村的一位妇女为例,该妇女是因为1993和1994年卖血得上艾滋病的,后来实在忍受不了反复发热上吊自杀了,留下了5岁和2岁的孩子。小孩和小孩的父亲也是艾滋病毒阳性。
    由于农民急于脱贫,加上血头的经济利诱,不知深浅地跳进了死亡的血祸深渊。
    《南方都市报》记者喻尘来到1995年河南省第一个被发现艾滋病毒群体性感染的商水县西赵桥村,采访是从寻找当年第一批检测艾滋病毒的赵家兄弟开始。
    “你认识村里有一户兄弟七人的赵六家吗?”一个孩子说,“赵六是我叔,我爸是赵四,我爸死了。” 孩子的五叔在一旁问记者:“有事吗?他爸死了,他六叔也死了。我家就是兄弟七人的那一家。”赵五不加掩饰地说,“都是死于艾滋病,分别于2002年和2003年死的。村子里那几年因为艾滋病死的人多了,好几十个,大都葬在村南的田里,化成泥土也要守护着曾经侍弄过的稼禾。”
    赵五是老资格的卖血者之一,“县医院有病人需要输血时,对上血型就会找我。后来,周边开了很多血站,有人就找到我,让我拉一帮人去卖单采。”于是,赵五拉拢了自家兄弟和乡邻组织了一支卖血队伍。
    在赵五的记忆中,1996和1997年两年间,他接受了来自地区和省卫生机构的多次血样检测。最后一次是2000年,在那次对全村有既往卖血史的人员血样抽查中,全村有上百人查出艾滋病毒阳性。
    他们埋怨自己当时太无知,走上了卖血这条不归路。
    有个村庄的一位老党员,3个儿子都死于艾滋病,留下8个孙子孙女由两位70多岁的老人扶养照顾。另外一对70多岁的老人,两个儿子和两个儿媳在两年之内因为艾滋病死去,留下两个孤老和6个孤儿。这种情况严重破坏了当地民众生活生产的正常秩序。这些村庄多年男无娶、女难嫁,村里生的孩子没有死去的人多;不办红白喜事,没有迎娶送嫁,死人也不发丧,悄悄地掩埋了事。
    据《海峡都市报》2004年报道,上蔡县曾经儿孙满堂的程继增夫妇本来该享受天伦之乐了,但是不幸的打击接踵而至,先是38岁的老三程艳山1999年艾滋病发作死去,撇下老婆和两个儿子;2000年,老二程艳领发病死亡,媳妇陈琴两年后也撒手人寰,丢下3个孩子;2001年,老四程艳田确诊艾滋病发作,因为惊恐过度,再加上老婆离婚,不久他就疯了。
      “他现在是一个带有艾滋病毒的疯子,”老人眼里透露出恐惧,“而且时常划伤手背、脸部,对于别人真的很危险。”两位老人还要照顾几个孩子,根本无暇管他。
      “像程艳田这样得病发疯的,全村有几个。”村主任程四国透露,“有些已经死了,但其他活着的如何管理,我们感到很棘手。”周围的村民说,对于发疯的得病村民,现在根本没人管,基本处于“真空”。
    河南省艾滋病患者已经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其中不少人为争取自身权益自发组织串联起来,以各种方式表达自身的诉求。
    在事态严重时,河南省采取过一些措施,以遏制遍地开花的血站可能带来的灾难。但在这个紧急关头,这些措施并不得力。大量的血站根本不理睬当地的通知,继续进行采浆生意。由于有政府背景的血站存在,故地下私人血站也就有存在的理由。
    当记者问到为什么1994年国家已明令禁止有偿采浆却没有生效这个问题时,一位当时负责开办血站的县卫生局负责人说,他们的血站是1993年看到别人挣钱后才建的,当时确实已经有通知不让开办血站,但由于单位的两个血站投入资金太大,没有收回来,所以一直坚持干下去,到1995年底停办的时候,原投入资金仍没有收回。许多血站都是在1995年底或或1996年底才停办的。
    2007年一场特殊的诉讼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人民法院开庭。13岁的女孩晶晶(化名)以输血感染丙肝为由起诉渑池县人民医院,晶晶更严重的病是输血感染艾滋病毒,但当地规定事涉艾滋病的诉讼法院不能立案。晶晶的妈妈孟珍只能以女儿输血浆后感染丙肝为由起诉渑池县人民医院。去医院要病历时,院方称“保管不善,找不到病历了”,几次索要都是这样答复。确诊艾滋病后,孟珍将50平方米的房子匆忙以2万元卖掉,揣着亲戚们资助的钱,带女儿到北京地坛医院寻求治疗。在去北京的路上孟珍跟老公说,要不带女儿到海南旅游一趟,跳海死了算了!
    孟珍连续两次以感染艾滋病毒为由起诉渑池县人民医院,法院都拒绝立案。法官说,只有以输血感染丙肝为由才可以立案。13岁的女孩晶晶是通过一个迂回的办法诉讼的,最后不得不和医院私了,才获得很少的赔偿。
    早在2002年,渑池县人民医院便遭到艾滋病患者的起诉,然而医院在得知这些艾滋病患者是因输血导致的真相后,并没有主动寻找其他因同样原因导致艾滋病毒感染的患者,只是当患者一一发病并找到医院后,才私下签署补偿协议,付两年的治疗费用后不了了之。医院也未寻找其他当年输血者的去向。这种不追查污血的源头,也不追查污血的流向和众多输血者,在河南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这些流向不明的污血,以后又侵害了多少人,没有人能说得清楚。这是一个严重的隐患。
    相当多的官员拒绝正视存在的严重疫情,总是捂着盖着,反映出当地大多数官员的心态。因为经济发展指标与自己的政绩和以后官位擢升有关,至于艾滋病死人,死多少人,与他的政绩并没有什么关系,也不会与他们的提拔挂钩。当然也有不少官员向采访者坦诚,一旦公开可能会承担责任。这也为日后地方政府在艾滋病防治方面不作为埋下了隐患。
    是谁把老实巴交的农民推向坟墓?受害的民众至今仍被蒙在鼓里。
    血液是生命的物质,是人的命脉和生命的源泉。它是神圣而无价的。
    输血可以抢救生命,但它绝不是可以用来换钱的商品。
    
    (待续 三、“血液经济”的始作俑者是何许人
    
    有关中原艾滋病暴发采访:
    [email protected]
    1-267-988-5266 (美国 万延海)

(Modified on 2010/11/29)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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