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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建利:从独立知识分子到倾听周遭感受的刘晓波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10月19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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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鏡記者黃舒心 (博讯 boxun.com)

    
    1980年代中,身為中國文學評論界“黑馬”的劉曉波,發表了相當多的言論,也在社會上引起轟動,當時與劉曉波同樣身在北京師範大學的楊建利,自然注意到劉曉波這號人物。
    
    在認識劉曉波前,楊建利印象中的劉曉波是個“參加校園沙龍活動,很多年輕學子都非常願意追著他的演講,已是大家關注焦點的年輕中國知識份子”,雖然都在師範大學,但楊建利攻讀的是數學碩士,劉曉波則唸中文博士,領域不同,兩人的友誼尚未建立。
    
    楊建利認識劉曉波的時候,劉曉波已從美國毅然回到中國,投身學運。由於劉曉波公開、激烈的言論,中共當局對他相當關注,海外的中國留學生認為劉曉波的處境非常危險,隨時可能會被逮捕,因此擬了一份邀請函,希望邀劉曉波回美國避避風頭。
    
    當時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攻讀數學博士的楊建利,決定回中國參加89民運,因此肩負起為劉曉波送上邀請函的責任。楊建利回憶,那天約是1989年5月20日,戒嚴令甫頒佈,剛回中國的他很快地同劉曉波見了面,並遞上邀請函,只是當時的劉曉波護照已被沒收,正被中共當局隨時監視著,自覺肯定離不開中國,但同時他也不想離開中國,希望與學生堅持到底。
    
    當時準備與一些朋友發動知識份子大絕食的劉曉波,詢問楊建利願不願意加入絕食行列,楊建利欣然答應,並約好6月1日到廣場展開絕食,只是在聯絡相當不便的1989年,大家都沒有手機,連打電話都得透過公共電話,加上當時每個人都處在比較謹慎的狀態,因此與劉曉波分手後的楊建利,依約定在1日前往廣場時,才發現沒有絕食活動,也無法得知發生了什麼事。
    
    當楊建利發現活動因為6月1日是兒童節而決定推遲一天時,隔日再度前往廣場的楊建利,已見到坐在紀念碑下的劉曉波、侯德建、高新、周舵四人開始絕食了。
    
    “他們被學生包圍住,我爭取了半天,還是無法進去加入他們的絕食,只聽到廣播上的喇叭不斷播放絕食宣言與‘龍的傳人’,最後只好放棄。”楊建利對《明鏡》表示,他和劉曉波在六四時,就只有這樣的“兩面之緣”。
    
    六四天安門事件後,楊建利回到美國,劉曉波也入了獄,楊建利在劉曉波出獄後,曾因劉曉波短時間到澳大利亞和美國作訪問學者有了見面機會,但還沒有太多交流。這個時期的劉曉波對楊建利而言,是個非常敢說敢做的獨立知識份子,不顧忌別人的感受,總是非常率真地談自己的觀點,從不用考慮有多少人追隨他,也不用考慮大眾的反應。
    
    “1989年到2007年,劉曉波一直堅持留在中國本土,推動中國民主化,他可能是最堅持的知識份子,沒有一天離開過崗位,這段期間他也迅速成長為中國民主運動中的代表人物。”楊建利說。
    
    被中共政府列入拒絕入境黑名單的楊建利,由於在2002年非法入境中國而遭逮捕,2007年出獄後,楊建利開始與劉曉波經常見面,交流許多想法,也開始對劉曉波的印象比較深刻,當時,劉曉波已經快要卸下獨立中文筆會會長的職務。
    
    “2007年見到他之後,發現他有了很大的變化,他和周圍的人打交道時,已經開始關注別人的感受,比以前更有耐心地和一般人打交道,我也在他身上發現一定的組織和操作能力,他那政治領袖的素質在這段時間得到很大的提升。在我印象中的他不做這些事的,可能因為他長期擔任筆會的會長,把筆會從小做到大,讓筆會成為一個非常有影響力,將中國知識份子都囊括在內的獨立組織,也培養出作為政治領袖的能力,讓他顯得穩重許多,對各方面的人都產生一定的影響力。”楊建利一方面訝異面前的劉曉波與印象中有了相當大的差距,但一方面也為這種轉變感到高興。
    
    楊建利指出,總體來說,劉曉波仍是非常率真、直爽的人,說話有點結巴,有話直說,有時還會帶上一些粗話,只是有時劉曉波的直爽得罪很多人,但這樣的個性也是他最大的優點,劉曉波對推動中國民主化的理想非常真誠,動機非常純正,有非常強的理想主義,是十足的“性情中人”。
    
    楊建利回憶,劉曉波的率真與堅持可從幾件事情上看出。“我們當時在北京會一起聊天、到處走走,當時包遵信大病初癒,他帶著包遵信同行,對待包遵信就像對待小孩子一般,有時會像照顧小孩子逗他玩,可見他倆之間的感情,也可看出他對包遵信非常誠摯。”
    
    另有一日,楊建利與劉曉波一行人兩輛車,前往丁子霖在郊區的休閒住宅,由於路不太好找,一行人讓當地農民帶隊,到達目的地後,帶隊農民非得要兩份的錢,但劉曉波認為農民只帶了一趟路,不該收取雙倍價格,討價還價中,劉曉波一行人被許多騎摩托車趕來的農民圍上。
    
    “我跟曉波說沒關係,我們都是有些麻煩的人,盡量不要引起衝突,要是警察來了就不太方便了。”在楊建利等人勸說下,堅持“不能向這種惡勢力屈服,哪怕是民間的惡勢力也是惡勢力”的劉曉波,最終放棄了,但回程路上,劉曉波不斷談論著,中國若要變成一個文明社會,還有漫長的路要走,不只是中國政府專制問題,還有老百姓啟蒙教育訓練的問題,劉曉波對這件事的重視,令楊建利印象非常深刻。
    
    楊建利表示,與劉曉波在一起時,自然很快就談論到大家都關心的議題,基本上話題都圍繞著中國的變化,以及該如何變化才對中國有所助益,時時刻刻關心著中國社會的劉曉波,也經常與友人相聚,討論最近的議題。
    
    “我記得山西黑磚窯事件剛發生時,我們就聚在一起,大家心情的沈重可想而知,也都有個共識:在中國生活,如果不麻木的話,就必須特別堅強,因為麻木的話就不會去管,看了不難過。每當發生這種事,劉曉波在北京都有這種聚會,他的生活就是這樣。”楊建利發現,一些企業界人士會與他們一起聚會,替他們埋單,說明很多人也關注著以劉曉波為代表的異議人士,關心他們的這股力量和他們的作為,在暗地裡給予支持和幫助,也說明劉曉波與從前那個不在乎他人的獨立知識份子不一樣了。
    
    如今,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楊建利認為,很多異議人士、民主人士為中國的體制開放做了20幾年的艱苦奮鬥,在此之中,劉曉波脫穎而出成為代表人物,這個獎是國際給中國20多年來民主奮鬥的肯定和鼓勵,也將中國的民主、人權議題提高到另一個高點上,給民主化提供好的契機和條件。“獎項讓中國國內民眾對民主化的關注達到新水平,也讓中國政府意識到,應該改變了。”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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