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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涛:刘晓波的坚持、率性与玩世不恭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10月19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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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鏡記者黃舒心
     (博讯 boxun.com)

    “中國民主運動走向低潮,跟年輕一代不關心政治有關,但中國年輕一代還是很關心國際間的熱門事務,比如諾貝爾獎,因此劉曉波獲和平獎,會讓中國年輕人開始思考民主、政治議題,使他們在共產黨、在漠視目前大環境外之外,多一個政治選項。”美國哥倫比亞政治學博士、民運人士王軍濤對《明鏡》說。
    
    六四民運時密切接觸
    
    與許多在1980年代中期聽說過劉曉波的人一樣,王軍濤也是由於劉曉波批評五四時期的大師,才注意到他。王軍濤回憶,他當時在武漢看到報導,有個北師大的博士劉曉波,發表了“驚世駭俗”的評判,那時,王軍濤覺得劉曉波有點像文學忿青,但由於兩人思想上都比較開拓,因此第一反應是覺得這件事“挺好玩”。“我也覺得他講出一些道理,不過那時候沒太在意,只覺得是個新聞事件。”
    
    隨後,天安門學運爆發,王軍濤認識了劉曉波,兩人幾乎天天接觸,但剛開始的交往也擦出意見不合的火花。
    
    王軍濤回憶,此前前往美國作訪問學者的劉曉波,在當地參與了一些與民運有關的學術活動,1989學潮開始後,劉曉波在美國時,參加了一些與民運有關的學術活動,1989學潮開始後,時任《聯合報》美加新聞中心副主任的孟玄受《聯合報》創辦人王惕吾先生委託,拿了幾張機票,詢問是否有誰願意返回中國,在其他人都未表態的情況下,劉曉波挺身而出。(註:孟玄對此段的回憶為,當時受委託在《聯合報》或《世界日報》上刊登文章,詢問是否有人願意回中國)
    
    王軍濤就在閻明復希望學生撤出廣場之際,見到返回中國的劉曉波。當時劉曉波勸學生領袖與政府軍對話,爭取雙贏,和平解決問題,但王軍濤認為,雖然這些學生領袖表明願意接受閻明復的動議,但他們不能代表所有學生。“我只是說出自己的判斷,但閻明復不再找我了。”
    
    後來,劉曉波確實遇上困難,當他協助學生領袖回到廣場勸說學生時,他的話,學生聽不進去。“劉曉波覺得主要是學生不相信他,擔心被出賣。”王軍濤說。
    
    在隨後召開的“首都各界社會愛國維憲社會協商聯席會議”上,劉曉波提出幾個建議,呼籲建立人民發言人制度,將當時人民運動中培養出來的王丹、吾爾開希、柴玲和王軍濤做為人民的發言人,長期對中共進行監督,劉曉波也提出由知識份子進行絕食,贏得學生信任後,才能與學生討論如何和平解決學運。
    
    “我覺得他的想法當然好,但難度太大,其次,我擔心絕食會把這事搞得更亂,所以我否了他,因為是維憲會,一般都比較相信我的判斷,因此其他人也否了他。”由於這件事,劉曉波後來曾對王軍濤說,當時的王軍濤很霸道,不讓他說話,但王軍濤也不甘示弱開玩笑回擊:“誰叫你說話老結巴,說不到點。”
    
    雖然在維憲會中得不到支持,但劉曉波仍決定展開絕食,最終也獲得王軍濤的讚揚,尤其是劉曉波寫出的兩句話,特別讓王軍濤感動。
    
    王軍濤表示,絕食展開後,劉曉波希望讓他來做新聞發言人,但他相當不願意,因為他事前已經否決了絕食的想法。“但後來我看到劉曉波在文章上寫:‘我們沒有敵人,不要讓仇恨毒化我們的智慧’,就這兩句話,特別讓我感動,覺得這就是我們的心裡話。”也因此,王軍濤接下新聞發言人的工作。
    
    6月3日當晚,王軍濤回了旅館,之後聽說戒嚴部隊已經把天安門廣場圍得水洩不通,劉曉波和周舵四人經過斡旋,冒著極大的危險,利用6月2日絕食換來的學生影響力,在當晚成功說服學生接受撤離決定,避開了一場血腥鎮壓,“要不是他們,六四那天可能會出現更多的天安門母親。”王軍濤說。
    
    總為社會奔走努力
    
    六四學運時期,王軍濤與劉曉波幾乎天天見面。“他性格挺好玩,我挺喜歡,他提到對一些問題的看法時,率性而為,不迴避任何問題,相當灑脫。”但王軍濤也不諱言,不喜歡劉曉波的一些想法。“他有的立論,為了警醒世人,會說得重一點,也比較少考慮世俗的東西,這也不能他是理想主義,因為他有時也是挺嘲諷理想的人。後來我想想,他是做文學批評的,因此說得直率一點沒什麼。”
    
    不過,劉曉波直率的個性到了90年代中期以後,多了份嚴謹。王軍濤表示,人的想法是會變的,有人說劉曉波在1989年時曾有過軟弱,後來想變得更堅強一點,因此才勇敢地去做一些事,“他是很性情的人,1989年的表現他自己可能也未必滿意。”
    
    王軍濤說,90年代中期以後,劉曉波走上願意承擔政治和社會責任的道路,從一個有良知的知識份子出發,推動多項運動。例如1995年時,劉曉波一一找到包遵信、王丹、陳子明等人,希望辦一個“吸取學運教訓”的運動,結果因為此事,幾個人都進了監獄。劉曉波出獄後,腳步沒停下,又與王希哲發了一份《雙十宣言》,呼籲兩岸簽署和平協定,王希哲因此緊急出逃,但劉曉波度被判入獄,出了獄的劉曉波,又投入獨立中文筆會的工作。
    
    “那時候的他,越來越多地接觸很多的人,慢慢成為一個指標性人物,同時他也在適應這個社會對他的期望,並不斷調整自己,另外,他與天安門母親、與丁子霖的合作也越來越多,他為天安門死難者做了很多事情。”
    
    不過,王軍濤笑著說,劉曉波“玩世不恭”的態度,仍時而顯露出來。2008年時,王軍濤建議給六四當事人做一個片子,也讓劉曉波挑一首他喜歡的歌,劉曉波選出的歌曲,讓王軍濤記憶猶新。“他選了《一無所有》,他覺得這首歌符合他的精神,一般對於政治比較投入的人不這麼挑的,但他就跟卡瑪.辛頓(Carma Hinton)給天安門挑了一首‘我是一隻來自北方的狼’一樣。”
    
    但總地來說,王軍濤認為劉曉波不論在什麼樣的衝突上,始終堅守原則,絕不妥協和屈服,同時強調和平對話與理性,在民間運動中有矛盾時,劉曉波也會先將癥結點指出,再用合作的方式解決問題。
    
    “所以我覺得劉曉波獲和平獎實至名歸,你說魏京生問大陸有沒有人更合適,我覺得也不能確定沒有人更合適,但實至名歸是肯定的,至少劉曉波在最重大的政治關頭始終主張和平、理性解決爭端。”王軍濤說。
    
    “1989年之後,西方曾經制裁中國,但後來發現制裁不管用,覺得要用另一種方式解決中國問題,希望把中國納入國際關係體系,讓中國接受國際社會的規則,並在接受外部規則時轉而內化內部規則,西方認為,為了達到目標,不應該激怒中國,因此迴避敏感問題,使得民主、人權都遠離了西方的外交遊戲。”王軍濤指出,金融危機後,西方意識到中國政府不但沒有變成他們所希望的那樣,反而令他們感到不安,因此又重新考慮讓中國的內部力量來改變中國,將和平獎頒給劉曉波,便具有這樣的意義。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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