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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汇报内幕之四:哭天抹泪,真是省委书记二奶?/姜维平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10月04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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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女士到底是否是辽宁省委书记G的二奶?这个问题困惑了我很久,在90年代初期,《文汇报》驻东北办成立开始时,我急需人才,报社计划要成立三个分支站点归我管,即驻辽宁省沈阳,吉林省长春,黑龙江省哈尔滨记者站,人员分两种途径选定,一是我公开登报招聘,二是报社领导通过自己的关系推荐,但不论如何,我是首席代表,都要我审核满意才行。L女士是辽宁省委书记G选出的,并通过省委宣传部发函报社力荐,故社委会十分重视。副社长刘永碧是这样介绍L的:女性,年纪52岁,以前没做过新闻工作,但性情十分开朗,交际能力超群,在沈阳某国企任宣传部官员,是党员,对省委省政府特别了解,和某书记关系很好,等等,她又通过外联部主任陈桂雄告诉我,不需要你考察了。这个人上面已经定了。她近期去大连拜访你,你要好好接待,我问:她没当过记者,能行吗?领导说,上面说定了,你不必怀疑!我当然不敢有抵触情绪,但我很担心领导不了她,因为我从未见过G书记,也不了解G书记推荐的女能人,我也不是党员,对党委宣传部长的工作,也不便评估!故我有些不快,陈主任在电话里安慰我说,你的特长是写新闻,她的长处却是能拉广告,报社调她进来对你有利啊!我只有点头称是。话音刚落不久,自称姓L的女士,以大姐自居,就和我电话约定,次日见面,并说她老公亲自开车来大连看我,几句话就把我的疑虑冲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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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至今还记得她银铃般的嗓音,和一口一个“大姐”,“老弟”的甜蜜称谓,那时,我是一个很容易被感动的人,我非常高兴地在大连的唐山街宾馆第一次与其相识,别有一种相见恨晚,一见如故的感觉,她太能讲了,她几句话就能使一个陌生人信任她,虽然她长得并不漂亮,甚至显得姿色有点过早地衰老,但她善解人意,体贴入微,不得不使我解除了对她的戒备,她在沈阳,我在大连,各有分工,她与省委关系越好,对我以后开展工作越有利啊!
    
    而且,他的先生特别纯朴,始终对我没讲一句话,只是傻笑,她介绍说,他是某机关司机,他们感情很好,她说他开了5个小时的车,没喝水也没停,就想早一点见到姜主任,见到了就是缘分,有了缘分就是姊妹。于是,我连声称谢,又在饭店请他们吃饭,还在他们连夜赶回去之后给陈主任汇报了情况,我兴奋地说:我很满意,又有了一个好同事。
    
    但是,从此,新成立的办事处就变得并不平静了,再加上吉林省委宣传部推荐的L女士,也大概如此,我遇到了同样的难题:独立。最初,她们在没认识总社领导之前,对我很客气,但后来就矛盾重重,她们都要求自立门户,单独核算,直接归总社领导,我生性没有权欲,总想写点东西,当然也同意她们分离出去,以求清静,问题是领导最初都愿意由我分管东北,这并非完全是信任我,而是过多的分立账号深藏危机,关齐云事件就是前车之鉴,他们对两个女将还想再考验一段时间,于是,我们在深圳的一次会议上发生了冲突。
    
    大约是1996年某一天,报社召集全部内地驻站负责人云汇鹏城,研讨各项工作,非常奇怪的是,既然东北办依然领导新成立的沈阳,吉林两个记者站,何必让她们远道而来开会呢?我深知独立是早晚的事,越早我越轻松,故我漠然处之。在会议间隙,我见到了L某,她完全地变了,不仅对我十分冷淡,而且什麽也不和我汇报,特别是此前,我去过沈阳,省委的朋友告诉我,她真的和G书记过于密切,我问:可能吗?她已经年过半百啦!那人说,在六十多岁的老G看来,她正是最有魅力的年代。。。。。。而且,又有人证实,她已经离了婚,我立刻愕然,我想,这种关系,何谈舆论监督呢?我越想越生气,气不打一处来,小会结束时,我躺在房间了生闷气,想心事,忽然,L女士敲门走了进来,她微皱着眉头,脸色红红的,表情很不自然,她声音不大地说,刘永碧批评了她,要她来找我解释,文汇报东北办归我管,她必须服从我的安排。。。。。。我告诉她,问题不在这里,我们是一张报纸,不是省委机关下属处室,必须与其保持距离,广告要做,稿件也要写,而你连新闻稿都写不了,怎麽办?我真的领导不了你啊!她听了,扭头就走了!十分钟后又回来,给我送来了一盒礼品,里面有什麽也不知道,而且进门就哭天抹泪,她说:如果我不收留她,刘永碧就会不要她了。她一边哭,一边把鼻涕眼泪抹到墙上,竟湿了一大片,令人恶心,我非常生气,油然想起她的老公,我问,有人说,你丈夫与你离婚了,是吗?
    
    她答:你管这干啥?
    
    我勃然大怒:你忘了,他开了5个小时的车拉你到大连,你对他都变心,你对上级还能忠诚吗?你只会利用人!你给我滚出去!。。。。。我抓起她的礼品盒,推开门使劲地丢到走廊里。“咣当”一声,盒子碎了,里面的玻璃器皿变成了闪亮的碎片!。。。。。。
    
    L女士哭喊着一溜烟跑了!后来,刘永碧批评我是一个不懂工作方法的人!是个扶不起来的阿斗!
    
    但正是我这个没有领导能力的阿斗,帮助她揩屁股。大约在1997年底,闻世震由省长接替G某当上省委书记,L女士立即失去了靠山,她自已不会写新闻,又没了广告来源,报社让她独立,她连工资都赚不出来,以及无法自负盈亏,只有打报告辞职,刘永碧,陈桂雄多次打电话命令我去清理账目,我亲自驾驶车辆来回往返大连与沈阳10多个小时,连饭顾不上吃,才把L某遗留下来的金柜和几件办公设备拉回大连,我一边行驶,一边心里骂刘永碧,如果不要这个女宣传部长,该有多好啊!她浪费了我多少宝贵的时间啊!
    
    省委书记的儿子私藏枪支?
    
    由于有了以前的教训,《文汇报》驻黑龙江省的记者站,很长时间没有成立。只有两个特约记者。后来,也是该省的某领导推荐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时年30出头,戴一副金丝眼镜,中等身材,皮肤细嫩,声音油滑,我第一次与其邂逅。印象还不错,但后来接触了几次,便感到其人无法无天,深不可测,他说,你把记者站交给我,我当站长,再找几个人代劳,每年广告几百万没问题,我了解了他的情况,深感震惊,省委书记岳岐峰竟有着这样一个敢干的儿子?
    
    那时,我常去黑龙江省采访,和省长田凤山,书记岳岐峰都有工作上的来往,岳在公开场合给我印象很正统廉洁,但他儿子却不择手段地敛财,又贷款又办公司,一点顾忌也没有。有一次,他请我参观他办的几家公司,其中最大的名叫D房地产,他说,拿到了几块地皮,再银行贷款,还没开工,就收预付款,转手就有暴利,还当着我的面,把公安局的某领导叫来,说,我们拟定了个方案,马上让全哈尔滨市的机关企事业单位都行动起来,把公章换成原子印,一律有哥们的公司独家干这笔生意。。。。。。事后,他对我说,你看到了吧,把《文汇报》记者站交给我,保证你名利双收!我说,我个人什麽也不要,只要省委宣传部把每年财政批的外宣经费给《文汇报》就行了!那时,按规定,每个省都有这笔费用,为失落这些,我没少挨刘永碧批评!省委书记的儿子笑了,他说,我回家跟老爷子说说,这事算个啥?
    
    我随后把这件事向陈桂雄做了汇报,表明了我犹豫不定的心情,他请示了刘永碧,这回她变得聪明了,陈指示说,“外宣”经费虽好,但书记的儿子也容易闯祸,你不妨再深入观察一段时间再议。
    
    大约在1998年初的某一天中午,岳某请我和他的一个助手吃饭,他又披露了省委省政府大院里的一些希奇古怪的故事,还大言不惭地表白,他有两个老婆,大连市住一个,哈尔滨市住一个!
    
    我看他喝得满面通红,眼镜片上还有几滴油光,禁不住问:都登记了吗?是啊!他放声大笑,笑声很狂妄!我说,这违法吧!公安局怎麽能批?他忽然大声说,公安局顶个屁,公安是我家开的呀!。。。。。。
    
    饭后,他与我肩并肩走到毫华的汽车旁,说:要不要去打猎?我以为是去狩猎俱乐部之类的地方消遣,我以前从不光顾它,就推辞说,那里室内空气污浊,声音嘈杂,算了吧?!
    
    他又放声大笑:不是,是真刀真枪啊!到野外打猎呀!说完,他猛然打开汽车的后备箱,我吓出一身冷汗:四支微冲黑亮黑亮的,刺痛了我的眼睛,几百发子弹装在木盒里挤满了空位,上面印有编号,我醉酒的感觉醒了:这是非法持有枪支啊!我连忙摇头:啊?枪!算啦!算啦!我今天还有事!改天吧!。。。。。。后来,我对陈桂雄说,周莲香和白桦{我们两个特约记者}虽然能量不太大,毕竟是专业媒体人士,她们不会给《文汇报》抹黑,我们还是忘了那笔“外宣”经费吧!
    
    再后来,我从手机的来电显示上看到岳某的号码,便不接了,慢慢地我们失去了联系。1999年底,我最后一次见到岳岐峰和田凤山,两人均出席了黑龙江省对外宣传工作座谈会,但他们的矛盾已表面化,互相都不搭腔,我们记者和他们交谈要分别进行,感到憋扭。听岳书记侃侃而谈,我想起他的公子,像吃了蒼蝇,反倒觉得寡言少语的田省长很清廉,不过,后来却知道他因贪腐落马了,岳书记则平安落地,入土为安了,而关于他儿子被捕入狱的传闻不断,假如他真的和辽宁的L女士一样调进了《文汇报》,会做出什麽伤天害理的丑闻,也是难料。反正他绝对不会把鼻涕眼泪抹到我下榻处的墙上,大概是抹在了牢房的地板上吧!
    
    争利内讧,动了刀子?
    
    《文汇报》给读者的印象是一片远离物质利益的高雅净土,但入围之后,我有一种上当受骗的失落感,报社设在内地的十几个办站,实际上是以新闻为辅,广告经营为主,我们这些负责人,既是记者,也是外企驻地法人代表,每年初,报社从未下达过报道任务,但广告指标却硬性规定,连年增长,我是表现最差的一个,但既便如此,只有三四个人的小办事处,也是定额100万人民币,一年到头,的确压力很大。
    
    那时,我最怕到报社开会,虽然会议地点选在香港,广州,珠海,深圳,住豪华酒店,吃免费宴席,还有旅游项目,但我很紧张,因为整天都在研究招揽广告的经验和秘密,如果把这些东西拿到西方,和海外媒体加以比较,会吓人一跳,中国的媒体胆子太大了,《文汇报》和《大公报》,《商报》一样,都把经济效益放在首位,把新闻报道放在附位,而且,拉广告的手段五花八门,无所不用其极,通常的行贿办法叫退佣,即谁给广告给谁钱,几乎当地的官员都卷入其中,比例最高是百分之三十,这就造成很多官员与《文汇报》记者个人关系很不正常的状况,同时也严重地污染了社会风气。
    
    报社每次开会,都让排行榜的冠军代表介绍经验,并不认为这违背了新闻工作者的准则,大家还沾沾自喜,理直气壮,我身在其中,令人汗颜。记得珠海记者站的刘某,武汉办事处的Z某等人表现不俗,他们每年广告总额都近千万元,而其领导下的员工才不过三五个人啊!
    
    大家拉广告的秘密不外乎有这样几种:一是找省市领导批条子,下令给文汇报搞专版;二是用报纸版面换经济利益,即有偿新闻;三是以各种灵活的手段,肆意妄为,诸如请客送礼,介绍关系,高额行贿等等,总之,只要能赚到钱,交给《文汇报》真金白银,它绝对不怕钱烫手!
    
    在90年代中期,文汇报各个办站内部人员,因为奖励分配不均,经常发生矛盾,也出现一些突发恶性事件,记得最严重的一次是武汉办的负责人Z与下属员工发生纠纷,有人竟动了刀子,惊动了当地公安局,好在公安也被文汇报吹捧过,对其宽容处理,没有处罚。但又有内部被辞退人员举报办事处领导贪污公款,这个可能性存在,也露出一些蛛丝马迹,但文汇报领导很油滑,他们研究认为,个人贪点是小事,毕竟她每年给报社几百万的广告费啊!报社一位领导对我说,摆到桌面上,对谁都不好!特别是牵出了贪官,以后谁再给《文汇报》财路啊!。。。。。。于是,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为了鼓舞士气,文汇报规定了多项奖励措施,但时常不守信,使大家怨声载道,但凭心而论,比起国内媒体,我们办站领导的物质待遇还是相当高的,我们的薪水比他们高很多,又每人有专车代步和酒店办公,以及接触各级官员的便利,假如那时我的心思用在赚钱方面,真是了不得,但我天生对物质追求的欲望淡然,我那时很想把办事处搞成一个海外宣传东北政经,招商引资的阵地,在《文汇报》干出一番事业来,因此,我十分看重上级领导对我的认同,既便这样,报社聘我做高级记者,兼首席代表,但在十个驻内地办事处里,只有三四个主任,没有接到社委会关于他们任命的文书,故都很失落。大约在1997年,有一次开会,某位知情者向我透露说,批文早就下来了,但办公室主任刘某不同意,就放在自已的抽屉里,迟迟不公布,于是,我十分生气,在讨论有关问题的大会上,社长张云枫和总编刘再明均在场,我忽然要求发言,我站起身来,毫不客气地提出意见,谈到了《文汇报》对我们没有正式任命的不公平的问题,但我没有涉及消息来源,我说,过去在东北,《文汇报》没有多少人知道,现在每年发稿数百篇,广告近百万,在当地购置的房产升值三倍还多,有什麽对不起报社的呢?!。。。。。。当时,会场鸦雀无声,我看到张云枫的脸色都气得变青了,发出黑亮的颜色,像一个紫茄子!他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故作深沉。后来,我进了看守所,整天和国安局的特工周旋才知道,像我这样不是中共党员的记者站负责人,包括驻武汉的首席代表等人,尽管贡献很大,但并不被社委会真正信任,这其实是上面的指示,他们考核信任的人,早就一一调入了广东省委“八办”,而“八办”是什麽?鬼才知道!我们不过是被共产党利用来筹集海外的宣传经费而已!
    
    2010年9月3日于多伦多
    
    香港《开放》杂志2010年10月号首发,有删改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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