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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访民吉桂英控诉政府和法院腐败的万言书(图)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8月27日 转载)
    (维权网信息员张宁宁报道)8月26日,本网信息接到江苏省南通市吉桂英老太的万言投诉书,控告当地政府对自己的强拆与非法迫害。
    
    吉桂英,65岁,2002年房屋被强迁。于是,经历了8年的上访,曾一次拘留、二次劳动教养,三次进看守所等待判刑,四次被抓进南通市法制教育学习班(黑监狱),又受到种种不公正的处罚。因受到惨无人道的迫害,目前,她身患多种疾病,天天吃不下,睡不着,简直是生不如死。
    
    现在吉桂英还在劳教期间,因受迫害致病重,劳教所为推卸责任,将她交给其亲属,并保外就医。
    
    下面是她的万言血泪控诉信
    
    尊敬的领导:
    
    我叫吉桂英,今年65岁,因崇川法院(曾经是开发商的股东)在没有任何合法手续的情况下,对我家房屋实行强制拆迁一案,多年来,孤苦含冤,曾先后多次到市、省、北京等多部门不停上访,其目的为了我一生披星戴月,不辞艰辛,以血汗换来的合法私有财产能受到法律保护,法律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同时为了中房公司、崇川法院个别人违法违规、妄法执法、滥用公权、欺上瞒下、欺压平民百姓、不顾民生等等的腐败最终得到查处,我家的问题全是他们造成的。
    
    八年来,我上访有何罪,致使我身受其害,精神受到巨大的折磨,经济上受到巨大的损失,身体上残遭伤害,全家不得安宁。曾四次抓进没有人身自由的学习班,三次被关押看守所、一次拘留、二次劳动教养,受到不公正的处罚。目前我65岁,身患多种疾病,天天吃不下睡不着,现在还关在看守所,简直是生不如死。
    
    现将我八年上访的亲身经历,全部回忆记录下来,敬请各位领导审阅,为我主持正义,使我的合法财产及合法权利得到法律的保护。
    
    2001年9月16日,召开拆迁动员会,但我未接到通知,隔了些时间,在路上碰到拆迁公司季海兵,他对我说:“什么时候谈谈,只需要半个小时就能谈完。”有天晚上我回去,我问了三十几家,都谈了十次八次都没谈成。第三次在2002年年初,我对拆迁公司的人说:“年底没有时间了,过了正月末再说。”后来通知正月十六日跟我谈,那天我没空,叫我老公和他们谈的。结果不是谈拆迁,而是季海兵、何良两人来测量我家的房子平方,下午四点测量完以后,和我老公说:“明天继续来跟我们谈。”我回去后,老公把情况告诉了我,我说明天我来谈,房子的事我最清楚。第二天,我买了30多元钱的大西瓜,一条450元的中华烟。他们来后,说我的楼房是98个平方,厨房41.6平方,我听后觉得与我红本上的平方不符。我就骑了金鸟车子到村里叫来沈村长给我作证。我告诉他们:“我的房子是86年建的,由大队主任和乡领导放的线,当时缴了押金。”86年来收方,因女儿上学要用钱,收方后我退回了押金。我的房都是一齐建筑的,村、乡干部都知道的,都是合法的。之后开发商派了一个姓郭的到我摊位上威吓我,说不谈的话,又送法院,找你的大女婿都没用!
    
    2002年3月4日,通知我到法院,因我不识字,请了刘玉孝作为我代理人,在法院也没有说什么就回家了。之后又一次通知我、刘玉孝去法院,开发商还是认可他们量的平方,我不同意。我从我婆婆那边拿了房产证到土管局咨询,孙局长接待了我,他说:“他们不认可的话,你就同他们法庭上见。”4月份崇川法院请了评估公司来,当时法院二人、评估公司二人、我家四人、评估公司测量好,法院季华叫我们在测量好的材料上签字。季华当时说这是法院帮你请来的评估公司。因为我们都不识字,评估报告也没有给我一份。5月上旬,小女婿的朋友给我复印了一份,拿回来一看,根本不符合,比如,10个吸顶灯只写了5只,封阳台90多平方只写了39.6平方,外墙面砖100多方只写了32点几平方,玻璃洋窗是铜棒结构,踏步地是铜片,评估时,踏步是算铜的价钱而防盗窗却算铝合金价钱。还有磨石子地是用铜嵌的,只有10元钱一平方。一千多元的养甲鱼池只给我16.8元。为此,我要求法院重请评估公司,法院不同意。我送了七次申请,还写了一封信给邱院长,法院却不理睬。其理由说是上次的评估报告签了字。但其实我并未签字,我心里感到很冤,我的血汗钱,我的私有合法财产,怎能让他们轻而易举的吃黑掉?我去信访局,顾主任对我说:“法院不肯,你自己请。”我请了市土管局的杨科长请了评估公司,长桥南通评估公司姓姜的同志到我家看后说:“我家房子太好,他不好评估,上次评估公司与他们是兄弟单位。”之后我又请人帮我找评估公司(物价公司),他也不敢给评估,也说房子太好。后来儿媳请朋友帮忙,请了一家评估公司,评了楼房700元/平方,而法院请的评估公司只540元/平方。到了5月17日开庭,还是依照原来的平方,我不服,就问季华,为什么不依照我的房产证的平方?季华说:“拆迁不用,居住可以用。”我又问:“其他人家都用,为何我家不用?”当时季华不说话。
    
    5月底,我去司法咨询,一位同志告知我,土管局发的使用证要算合法面积的,我听了就放心了。2002年5月底,开发商在没有和我达成协议,就动手开挖我家的走道,我打了110报警,110让他们恢复原状。110走后,开发商过来三个人,不肯恢复。我又打110,110就查了三个人的身份,才给恢复。6月3日,乘我不在家时,离墙40公分,开发商又偷挖我家走道。晚上10点多我骑车回来,因看不清便连车带人掉进2.5米深的大坑里,等路过的人发现了我,连忙告诉我老公,我的子女都及时赶到现场,向110报警,开发商何良当时也到场。6月5日到派出所,派出所打电话给开发商马总来,马总没有来,学田派出所打了个证明,证明我受伤,至今仍发炎。5月27日,法院通知我去,叫我当天把东西搬走,5月29日来拆房子。5月27日我从法院回家后,我想没有给我过渡房,东西往哪里搬?我心想,东西可以不要,但婆婆不能不要,第二天5月28日,我只好把91岁的老人送到崇川法院大厅暂时住一下。我即和刘玉孝去崇川区拆迁办请示和告知,因没有过渡房,已把老太送到法院大厅。季华对我说:“吉桂英,你今天做什么事?”我说:“你昨天叫我搬东西,你们未给过渡房,往哪里搬?”季华又说:“按照法律把老人送到法院是犯法的!”我反问他:“是我犯法还是你们犯法,未与我达成协议,就叫我搬走。”到6月14日,贴了一张通告在我家围墙上,告知6月17日,我的房子要强拆!时间是6月17日下午2点半。我无可奈何,于6月16日晚上就买了车票去北京国务院上访。国务院接待同志跟我说:“没有签订合同,没有过渡房和安置房,没有补偿到位不能强拆。”下午我到了最高院打了个电话到南通,邻居告诉我,当时来了很多执法车,开发公司有个叫陈大炮的认识我二哥,就问二哥,这幢房子是谁家的?我二哥告诉他:“是我老三的。”他就叫二哥打电话把我老公和我的代理人叫到我二哥家中,陈大炮拿了一张白纸骗我老公在白纸上签字,并说:“你把字签了,大房子不拆,就拆个厨房,另外再补贴你二千元。”旁边上有人对我老公说:“这个字不能签,要上当的!”就在陈大炮跟我老公交谈的时候,崇川法院有三十几个法官在我家敲门砸锁,强行进门搬东西,把我91岁的婆婆都被拉出门外,赶到马路上无人管。老太站在马路上二个多钟头,还是邻居看不下去,把老人送到我二哥家。法院在我家搬走所有高档家具、衣物。当时家中有现金24万、金戒指5只、金项链1根,在我家拉走了两汽车的私有财产。没有做任何清单,没有给我任何手续,所有财产也不知何时能归还。现已8年了。下午把房子强拆了,这些人就走了。过了没有几天,我家婆婆就死了,因为当时强拆,我婆婆就站在马路上亲眼目睹了强拆的吓人场景,老太受不了这种惊吓,老太站马路上二个多钟头,无人过问,更谈不上安慰和关心。老太死了,老大他们指责我们就是因为强拆我家房子,受了太大惊吓,才死得这么快的,本来身体还可以。我没有话可说,没法子只好自己哭。
    
    2002年7月份,原告起诉书上,说我已拿到过渡房、补偿要17个人的,实际上我没有拿到过渡房、过渡费,我说只有8个人的,当时开发公司有十来个人在场。就问法官季华,谁说我要17个人的过渡费的,他说开发商说的,当时我就问开发商的李斌科长,李说,是法院判的,实际上他们弄虚作假,欺骗我们。
    
    2002年8月26日,我和刘玉孝,第一次到市政府上访,有李根宝局长、徐刚、徐成三位领导,我告诉他们,家中房子被法院强拆,我要上诉。
    
    2002年8月5日,我和刘玉孝去市信访局,遇到徐成局长,徐局长说,吉桂英你不要打官司,打官司你是败诉。我要找他谈谈,他上了办公室不开门不接待我了。
    
    8月12日,我为强拆一案不服,提起向中院上诉,拆迁案上诉费,按规定只有50元,法院为了不给我上诉,收取我8080元上诉费,加上请律师费4500元,为了申冤,讨回公正,我缴了钱。法院通知我9月下旬开庭。开庭那天,只有2个人问3点东西就宣判庭审结束。当日判决书未给,以后通过律师交给我代理人。过几天刘打电话叫我去,我到刘玉孝家已是9点多,刘玉孝把判决书念给我听,当我听到还是维持原判时,急得我嚎声大哭,回家一夜未能入睡。
    
    2003年,我就一直跑政府、人大、信访部门,为求公正,还我公道,我的私有财产要受法律保护,不容侵犯。有一天,我遇到徐鹏人大主任,反映了我的事,他就叫人大的顾松华接待了我,对顾说:有理的就答复吉桂英,顾了解事情以后,叫我将材料上诉到中院,寄到中院的督促厅、督促组。之后,中院督促组来了一个叫周红珍的主任到我村调查,之后在开庭前一星期,我听到内部消息,说我的平方全部给我,我以为事情真的能解决,哪里知道判的结果有了变化,楼房的面积全部算给我,但厨房的面积被扣去16点几个平方,我觉得不公正,就到处询问,原来是崇川法院邱院长向中院的陆国甫院长打了招呼,不能按照原定的判,面积不能全部判给吉桂英。因为当时法院有规定,谁判错了就下岗。另外还有开发公司李斌科长也到中院打了招呼。接到判决书后,我很难过,之后我又到市政府上访,没得结果。
    
    04年3月份的时候,我实在无法可想,我就穿了白衣裳,写了状子到崇川法院要说法,法院一个姓任的法官接待了我。3月11日,邱院长说我在开人大期间闹事要拘留我,实际上我没有。当我听到这信息后,我就经上海坐车上北京上访。在北京的时候中院的洪法官叫我老公打电话给我,叫我回家到法院谈。4月5日,我和刘玉孝到了法院,洪法官跟我说:“我替你和季华说,你家里的东西放哪里我带你去看下。”季华法官不肯。到了5月份,洪法官没把我的材料上报给了省高院。6月12日,省高院来了两个法官、贺厅长、小刘、洪伟法官以及法院一位记录员,贺厅长对我说,你的案子我今天就是来帮你调解的,他说,给我6万元,两套房子、两个车库,问我同意不同意?我说,不同意,我要求依法办理。结果省院的同志走了,没人理我了。
    
    04年7月份,我只好又上北京,到检察院上访。检察院的人打电话问了崇川区法院和开发公司的人,他们回答,事情正在处理。当我回到南通后,崇川区法院及开发商的人,把我家的家具送到安置房里,写了张通知,告知我家的杂物已送到了学田安置房里了,叫我去收。接到这个通知,我很气愤。第二天我就找了刘玉孝一起去了开发公司,到了开发公司,看到陈大炮,我就发火骂了他,问他我家中好好的家具怎么就变成了杂物?他说,是我写错了,我重写,另外我代表全公司向你道谦!他跟我说,东西送过去时,写了清单,有新城桥派出所、新城桥街办、崇川公证处三个地方作证明。之后,我找了这些单位怎么作证的?新城桥派出所的人说:“我们没有做书面证明。”街办也是如此,公证处的人说:我们证明的是开发公司将家具放到了房子里,别的我们没有作什么证。当时在放东西的房子里拍了照,拍了录像,就是这些。之后,我又到了北京检察院,检察院的同志跟我说:崇川法院和开发商的人都报告,事情已解决了,叫我不要上访了。当时我发火说,事情没有解决,汇报上面说解决了,太欺人了!
    
    04年10月,我找到了国家法律研究院,我把材料给院长看了,他们发了公函给南通市政府,要求10天内回复,市政府的人说,10天时间来不及,没法子我就只好等,过了很长时间,回复了个假函:说南通市拆迁办与吉桂英已谈数拾次,事情解决已差不多了。实际上我与南通拆迁办的人一次面也没有见过。我拿到这张函,当场就放声大哭,喊冤呀!院长就跟我说:你花10万元租钓鱼台,8万元请几个律师,找南通市的领导和法院的人评评理,我就同意了。第二天院长跟我说,我想想还是算了,你老人家挣钱不容易,要是花了18万,他们不来也无用,我帮你找政法委的同志,政法委的领导就把我写了张函发到省政法委。04年12月这个函转到南通政法委。有一天,有个给人大主任开车子的司机,碰到我与我说:吉妈妈你挺有法子的,听说你的案子中院要重审了,可一直到现在都未审。
    
    05年初,我和另外一家拆迁户,合请记者,第一次请的记者被政府买通不曾肯登报。第二次的记者,到南通来调查的时候,崇川区的法官在房管局对记者说:你们为徐正华的事来的,怎么谈吉桂英的案子的,并吓记者,结果记者打电话跟我说:你的事我没法子,南通市的法院太黑了。04年7月至05年11月,为了拆迁这事,我找了多少部门,跑了很多地方,花去14万多,事情未得到解决。
    
    05年10月9日,我请人写了封信,自己跑到罗一民在南通大饭店公寓楼301室的住处,一直等到晚上九、十点钟,他家里一直没有人,我就先把材料放到他门上,过了几天,市政府小如跟我说,你写的东西罗书记已批示,叫秘书沈雷转到信访局了,要求信访局10月帮你解决。由于无人解决,11月份,我又写材料送到罗书记家里,由于楼下新装了防盗门,我上不去,第二天我去邮局寄了挂号信寄到罗书记家,罗书记又批示,由秘书转到信访局,我找到信访局,小如跟我说:事情要解决还是按两套房子两个车库、6万元。我不同意。我听开发公司的李斌对政府的人说:“我跟你们这帮兄弟,吃茶喝酒,用多少钱都无所谓,但是给吉桂英多一分钱都不同意!”之后,政府的人就跟我说,这是法院的事,我们没有法子,现在是年底了,过了正月,我们联系好了再谈。正月后,政府叫了我和代理人、两级法院、开发公司的人一起谈。谈的时候,他们不让我到场,叫我在外等,结果刘玉孝和我说,谈的结果变成两套房子、一个车库另加三万元补贴。这个结果还不如不谈,我心焦急,第二天我又去找小如处长,小台处长说,他们谈的结果就是这样的。我就发火,我不要了,就走了。
    
    06年4月3日,我又到北京上访,早上国务院还没上班。在国务院门口南通市公安局处长、区政府韩主任就找到我,和我说,叫我不要上访了,到南通办事处里谈,我就和他们去了,把材料给他们看了,说是法院的责任,把我打电话解决,我听了就回通了。6月底,市信访局徐刚局长跟我说:你不要跑了,7月30日前把你的事解决,当时我提了我家强拆时少了现金24万以及金戒指、金项链,他们不信,7月20日,我就带了20万装在一个黑塑料袋里,放在车子的踏板上,带到市政府。下车后,我就把车子放在停车的地方,没有把钱带走,在出市政府大楼的地方,碰到崇川区的孙局长,我把他带到车子边上,叫他看黑袋子装的钱,以后我把袋子带到楼上杨义局长办公室,给他看了,他们都说我带这么多钱危险,我说只有法院会抢我的东西,抢我的钱,其他没人会拿的。过了7月底,事情没得到解决。8月1日,我就到省高院上访,省高院的同志还是说回南通解决。我没有法子,就捧了我婆婆的遗像,穿着孝服到市政府门口申冤,大哭了二个多钟头,政府的小台打电话叫来法院的关丰,两人叫我回家,说会给我解决问题的。8月底,我又找了市政府,问他们最近能不能解决?如不能解决,9月份我就要捧着遗像,穿孝服上北京上访了!他们没有对我有任何回答。
    
    9月26日我就上了北京。27日早上6点多,我就捧着遗像,穿着孝服到国务院门外,我就哭我婆婆死的冤,8点左右,南通市公安局陆处长、区政府宣传部姓黄的就来找我,叫我不要哭,把孝服脱了,就带我到南通驻京办事处21层。27日晚,南通中院的杨庭长前来北京接我,到南通后,街办司法的罗所长接待了我,9月28日,市政府的人叫我的儿媳、女儿去谈话,29日上午,我儿媳跟我说:他们这次要拘留我。下午我就到市政府找杨局长,问我犯了什么罪要拘留我,杨局长说没有这回事,之后我又问儿媳,这话是谁说的?她跟我说是中院的梁庭长说的。自9月28日回通后,一直未有人来找我解决问题。
    
    在06年11月12日之间,我又到北京正常上访,还是没有任何部门把我解决问题。
    
    07年1月下旬,我又到北京上访,在高院排队拿表时,梁庭长和关丰要我回南通,我没有同意,因为我已被南通接回多次了,都未能好好解决我的问题,我就自己坐车子走了,第二天,我又到高院排队,有一位省的法官叫住了我,他叫我不要排队,把我带省办事处,他跟我说,事情已向领导汇报了,然后写了函给我,我就拿了这张函在2月2日找到梁庭长,在中院立庭把函交给他,他没有说什么。我就叫他写个东西给我,因我不识字,请你把写的东西给我听一下,我听了没有问题,就盖个章给我,我过了年再来找你。当时梁庭长就发火,把纸撕了,到办公室骂我不是个东西!第二天,我就到中院信访办找了任永康,打电话给梁庭长,接通后,我问他你何时有空,我要找你。结果,他把电话挂掉回避我。
    
    07年3月4日,和平桥派出所的人到我摊位上看我,当时我不在是别人告诉我的。我知道后,就叫我儿媳给我买了张去北京的车票,准备到北京旅游,他们发现我又上北京,居委会的洪主任、派出所的好多人就拦住我,不让走,最后未去成。之后就把我带到车站派出所,晚上就把我关进北阁饭店。有位同志对我说:到这里是上学习班的,不是给你住饭店的,我听后就绝食了,共7天未吃东西。七天中有罗所长、区政府的人买来东西叫我吃,我都没有吃。到第七天,我请示了陈连生民警,我是否可以外出吃顿饭,学习班的东西我是不会吃的。第八天陈连生请示领导,说吉桂英已七天未吃东西了,如果出事了我不能负责,她现在要出去吃饭。12点多,他跟我说:“可以。”我说:等晚上我请大家一起去。晚上我们6个人一起用了105元,我要付钱,陈连生不肯。第二天我开始正常吃饭了。3月15日上午,陈连生叫我做材料,叫我回家说拘留杨小林不拘留你。之后,区政府、市政府、区法院以及中院的人来了,我就说:“我不走,你们解决好我再走。”下午省高院来了个人,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了六点,当时他作了记录,叫我签字,我说不会写,他就叫居委会的秦燕主任抓住我的手在纸上签了字。签的时候,他们在第六点跟我签名的中间空了一段空白。晚上8点多,梁庭长在关我们饭店4楼开会,决定拘留我一星期,如果我不服,上诉法院也不受理。当时定我的罪名是穿孝服捧遗像上访。同时就把这作为第7条写到我签字的这张纸上了。16号下午,任法官来跟我说:我在北京时,接待的人不是省里的法官,是一个姓赵的法警,是中院的,叫你签字的人也就是他。拘留到3月24日,到家后我始终想不通,一直睡不着,为什么要拘留我?一周后,我就到中院找姓赵的法警,要我签的六点要求的纸,他回我不好取,就回避走了。第二天,我又去了,他关了门在办公室内,我就把门堵了,不让他出来,中午吃饭的时候,他跟我说,你把门开了我下午拿给你,下午我又去了,3点多后,他拿给我了,我就请边上的上访人员帮我打了电话给我儿媳,儿媳十分钟就赶到了,我叫儿媳读给我听,当我听到了我承认穿孝服、捧遗像到北京上访是错误的。3月27日,我发现拘留决定书放在中院的橱窗里,我就找到梁庭长,问他为什么?他就马上叫人取下了。下午,市政府电话通知我去市政府,我叫了刘玉孝同去,徐刚局长召集了两级法院两级政府,谈我的拆迁之事,我就把我家强拆房子的事说了两个多钟头,徐局长说:你的损失我们会想法子补偿你,并叫我之后的调解都不要来了,让儿媳和刘玉孝来就行了。在之后的调解中,一直叫刘玉孝和儿媳做我的工作,要我退步,但事情并未得到圆满解决。
    
    07年4月底,我和港闸区的一拆迁户胡某,上北京到了公安部遇到市公安局的陆局长,他拦住了我们,不允许我们上公安部,派了二名教师看住我们,结果我们未去成。之后,胡某说要去找律师,看我们的二名教师和我们一起打的,到了事务所楼下,他们在楼下等我们,当我们从事务所出来,他们二人在吃饭,没有发现我们,我们就去了国家信访局411接待室,南通的小秦接待了我们,我告诉他,法院拘留了我一星期,他叫我不要再跑了,说我又不是少钱用,实在少钱的话哪怕我给,不要再吃这些苦了。他打电话给徐刚局长,帮我解决,然后我遵命回家了。
    
    07年6月5日,政府通知我调解,当时有刘玉孝、儿媳、杨义、小吕、李局长和我六个人。李局长对我说:“吉桂英你为拘留还要翻泡儿,等国民党来来!”我说:“我不怕,只要五星红旗还在飘。”回家后,我对李局长这个说法听了不舒服,几夜睡不着,到6月14日又去找李局长,当时在杨义办公室,有刘义、小吕和崇川区孙局长在,我问李局长国民党什么时候来。李局长向我打招呼,我和你大女婿是朋友,这话我说错了,你不要与我计较。
    
    07年7月2日,我又和严某到省公安厅上访,到了省公安厅,有人问我们是做什么的?我说是上访的,我告诉他们我叫吉桂英后,我的上访材料他们不受理,当时我就和他们争论,我是合法正常上访,为何不受理,最后也受理了,我就回家了。下午我又与严某到省人大反映问题,省人大有人对严某说,我脑子有问题,结果我就上了省高院信访局1号窗口,他叫我去立案庭,立案庭又叫我上信访局,互相推托,我心如刀绞,大声喊冤,过了一会,立案庭有二位同志送我们到信访局3号窗口,接待的同志帮我们打电话到南通中院,在电话中说了约半个小时,他告诉我,中院称我的案子已经结了,我说我要结案的手续他们拿不出来,当晚我们回通了。
    
    07年10月5日,我听说徐刚局长在京接访,我打电话给他告诉他,我听说中央副总理在南通剑山梅林春晓吃晚饭,我要送一份材料给田良玉副总理好不好?徐刚说不要,等我回南通你把材料给我,我来解决。11月份他回到南通,11月10号,召集了我家8个子女,以及刘玉孝谈我的事。他动员他们做我的工作,叫我退退步,就是不与我本人谈,徐刚问老刘吉桂英的事怎么办,老刘未经我同意就说:你们就给吉桂英补贴12万,徐刚又问,12万吉桂英同意不同意,后来我的大女婿说:“12万我母亲肯定不会同意的。”然后对我儿媳妇说:“你妈的房子以后反正是给你们的,妈年纪大了,老在外跑不是件事,你就拿20万出来支持政府把妈的事情解决掉。”儿媳妇说:“我也想这么做,可是我手里没有这么多钱。”徐刚局长说:“你们就是拿得出这个钱,我们也不能这么做,你妈知道了不得了的事。”后来事情仍未解决。07年11月11日,老刘大早就跑到我干弟子家,叫他做我的工作,当天中午干弟子来我家告诉我,我一听就发了火,再也不相信老刘了。我想老刘与我跑了5年多,没有做这些事,让我放弃合法权利,我的合法财产就不要了。老刘如今为什么会这样做。我就想到06年老刘家拆迁拿两套房子,原来要找15万多,他向我借录音机,说要到民市民广场去评理,结果只找了5万,事情是在李斌手上办的。李斌原来是中房公司的,我的事有可能李斌做了刘玉孝的工作,串通好弄头我,我越想越气,以后就不再叫刘为我代理了。
    
    07年4月到7月初之间,我数十次找过徐刚局长,均未联系上,7月10日左右,我又去找,在门口我问保安有没那位局长在,保安告诉我陈局长在,中午时分,我见到陈局长,问他有没有功夫,他回我没有功夫,当时把小吕叫来,叫我星期一打电话找他。周一我打了好几次电话无人接通,我很气愤。到07年8月21日,听人说有8家记者在文峰饭店。朱××与我早早就赶到文峰,跑饭店传达室还有一段路的地方,二人坐在地上喊冤,传达室的保安听到,跑来问我们什么事,我说我们有冤,要找人为我们伸冤!过了一会儿,徐刚跟孙局长来了,叫我起来回家去,我的事他会帮助解决的。我们也就起来了。回去的时候,路过中院信访局,想进去看看,碰巧遇到一个老上访户,他告诉我,我的事中院是不可能帮我解决的。由此,第二天十点多钟,我又去了文峰饭店,就在路上碰到徐局,我就告诉他昨天在中院信访局门口听到一位老上访户告诉我,我的事中院领导不可能解决。徐局长一再说,会帮我解决的,我就返回了。07年8月23日11点左右,政府小吕开了车子到我摊位上来接我,说是到市政府谈谈,当时我也约了老刘一起去。到了政府,我的大女儿、大女婿、房管局的花主任、徐、李二位局长、小吕及两位女主任共10人,在谈的过程中,李局长对我说,你这件事情我帮你调解,你承认不承认,不承认下午就叫你大女儿、大女婿没有班上!我当即发火要走,后来小吕把我拉住,一直谈到一点多钟,没有结果,我最后说,你们调解公正合理,我可以不上访,如果不能公正解决,我仍要上访。
    
    08年1月16日,我正常去北京上访,因我的事在信访局小秦手上,上访多次,毫无落实,我要求向高层领导反映,小秦无办法就打了张公函给我,11点40分左右,我从信访局出来,准备打车走路,突然有个人要来抢我的包,包里当时装有2万元现金,我以为遇到强盗,当时吓昏了,躺在地上喊冤,过了刻把钟,市公安局、和平桥派出所钱斌来问我出了什么事,我把事情经过说了遍,他们带我上车带到北京办事处21层。然后居委会来人按我回到南通,后来我打听到当时抢我包的人原来就是抓访的官员。
    
    08年2月27日,我去市房管局上访,等了一个多钟头,无人过问,到下午一点多,有位领导吃好饭,过来上访的姚汉清对我说,这是拆迁办的周主任,在传达室里,我问周主任,你们拆迁办为什么写材料回复北京法律研究院,周主任当时态度对我很恶劣,对我说:你告去!我2月28日又到房管局,还有其他人,房管局领导始终不理睬上访的群众,等到9点多,正好,缪局长开的汽车出门,因无人理我们,我们就拦了缪局长的汽车。局长下车后,叫保安写了张条子,下周四接待,局长没有表示任何承诺,拆迁办周主任还叫我们去告,我感到不对头,3月4日,我就买了车票再去北京上访,并向市公安及公安分局打了招呼,请不要再抓我,这是周主任叫告的。
    
    08年4月1日,南通有9个人去省信访局上访,接待了七个上访人员,唯独我和朱桂英不接待。我们两人气的上了省政府,省政府派人把我送到信访局,当时南通市府朱其建处长在场。在省信访局谈到晚上七点多。我们出来以后,看看天已黑了,天包不早了,也乘不到车了,就想找周处长帮帮忙。当我们看到朱处长在一家饭店,坐了一桌子人正点菜,我们恳求他想法帮忙,他听后非常恼火!说:“买票给你回去,以后你们上访还要跑得快!”听到这席话,我们简直心如刀绞,太伤了我们的心,只好忍了又忍,当晚我们只好在省信访局的围墙外坐了一夜,连夜饭都气得没吃,第二天我们自己买票回家了。
    
    08年4月20日,我一个人到省法院、省人大、省公安厅上访。
    
    08年6月12日,我又到省法院、省信访局。在省信访局有市政府的陈局长接待我,我原本想上北京,在陈局长的劝说下,我回了南通。我坐汽车行到九圩港,觉得头昏眼花,头晕难受,发生呕吐,吐了一袋子,为了让领导能理解民生,弱势群众上访的艰辛,我也不愿不停上访,希望我的事早点解决,我就把吐在袋子的东西带到政府给领导看,朱其建处长看了,当时他就大声骂我,这是我上访以来第一次遇到接待骂人的领导干部。
    
    08年6月12晚,我与朱桂英坐车子到北京上访,在火车上,又碰到南通其他上访的人。到北京后,正当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碰到了民警,问我们做什么的,到哪里去?我们告诉他,我们是南通的,前来北京上访的。他叫我们站在路边上等等。过了会儿来了一辆车,说是送我们到国家信访局。我们就一起上了车,那里知道把我们送到了派出所,进行了登记,又把我们送到了马家楼。在那里等了个把小时,南通崇川政府的孙局长、区法院的周礼,还有不认识的人,强行把我们拉上了车,送到南通驻京办事处。徐刚局长对观音山的李小云发火,问李小云到北京来做什么的?小云说:“镇长叫我要钱就上北京要,我就来了。”又问奚美珍,奚说:“是关区长叫我来的,他们抢了我的房子!”当时我看了徐局长今天在发火,过会儿我们写了今天的事情经过,交给孙局长,请孙局长替我们问问,今天我们犯了什么法?他复印了一份拿走了,就是不肯帮我去问。6月24日我上六七点,崇川区翁局长就把我们接到南通送到如意宾馆,到达时间大约早上2点多。派出所钱斌来做我的材料,一共写了四五张纸,也复印了一份我们上北京的事情经过,之后又做三至五次材料,叫我签字,我说,不识字不知写的什么东西?他说没有什么,就是你们上访的事情,我就签了。之后我了解到其他人都不曾签。
    
    08年7月16日,钱斌、李华晚上6点多,告诉我要被判刑,问我要不要请律师,我说不要,南通的律师请了也是没用的。7月18日晚上,他们又来了,问我要不要叫我家属来,我同意了,把我儿媳和二女婿叫来行了。7月21日下午2点劳教委在没有通知我儿媳、二女婿到场的情况下,召集了十几个人开会,我认为他们说话不守信用,答应好通知家属,最后开会家属都未到。我问他们,说我上访犯法,钱斌二次说谎骗我,是不是犯法?7月23日到关押我的房间里来说,我的材料送到省里给领导看了,你没有犯法是不会判你刑的。7月26日,政法委来人,做我工作,给我二套房子,二个车库和8万元,我不认可,我要我的平方。他们说我不服就送我去劳教。7月29日翁局长带6个人到宾馆来,叫二个居民区主任和一个保安出去,里面只有我和另外一个保安,翁局长问我想得怎么样了,我说没有什么可想,还是原来的说法,不然我房子也不要,钱也不要,我要我的人权。翁局长就发火,说我五代人也不得翻身,我气得哭了一夜不好睡觉,一个公务员就是如此对待我们老百姓。7月31日,他们就把我送到看守所劳教。9月28日,我就申请复议。
    
    10月7日,和平桥派出所陈连生到看守所,问我劳教服不服?我说:“不服”。
    
    12月17日,陈斌与张主任也到看守所看我,说是政府叫他二人来做工作,要把我的事情解决,解决好了就放我早点回家。我说好的,房子的事归房子解决,附属设施按附属设施进行。送我到看守所劳教是你钱斌害我的,我要个说法!钱斌对我说:“我吃的政府”钱斌对我说:“我吃的政府的饭,是为政府办事的,我也没法子!”市政府的正付领导12月30日到看守所来看我,对我说今天来看看我并来把我解决问题。他们说:“市的商量了,给我二套房子、两个车库,20万现金”。我坚持要平方,最后在他们再三劝说下,我看在王局长是新上来的干部的份上,应给他一个面子,同意了他们解决办法。我说先回去,过了正月半我还有事要找找你二位领导,他们同意了,并叫张主任写了个协议,叫我签字,当时看守所的丁所长也在场。写好后,我在上面签了字,十多分钟后两位领导就回政府了。在看守所关押期间,儿媳、大女儿曾多次看我,大女儿、三女婿及张主任也来过,戴局长跟市政府小吕也来做过工作,我说:“房子拿好后,为房不上访不上诉了。”回家过年后,正月十九就打电话给王局长,他回我不空。2、3、4月份之间,我多次打电话给王局长,他一直回我没有空。我急了问他到底什么时间有空,他说下星期再说,一直到09年8月18日,他一直未和我见面,我很气,打算09年8月20日买票去北京。09年8月19日,徐局长打电话叫我到市政府拿房子,我就和儿媳去了,当时我心情不太好,有点不高兴,徐局长问我怎么回事,我就问他,今天几时了?他说今天就是叫你来拿房子的,他说:“房子的钥匙在小吕处,8月21号给你,钱要等一步,暂时没有。”当时我发火了,我说:“房子先等等,先把12月30日签的协议给我。”8月24日我就空手上了北京。(因我上访材料放在包里,关在如意宾馆时给翁局长没收了。)8月29日在北京高院门口遇到杨局长,他问我来做什么的?我说:“政府工作为,说话不算数,市府二位领导到看守所与我谈好,写好协议,承诺给房子、车库、20万现金,已超过八个多月了,不能兑现,钱还要叫我等等。”杨局长找我打电话问王局长。王局长电话中叫我回家到通后拿房子拿钱,我答应等一天回家。9月1日上午,杨义买了车票,让我回家,我请杨义写个东西给我,他就写了个条子。10号左右,我打电话问杨局长多时回南通,杨局长说15号左右。20号我打电话问杨局长什么时候有宛,他答应21号见我。9月21号,我和高桂林去了,我向他要12月30号我签的材料,他说:“我懂了。我帮你问问。”我们就回家了。9月29号下午2点多,杨局长打电话给我,是我老公接的,通知我到崇川区政府拿房子、车库还有5万元,另外15万元走帐上走,补贴房子的差价。3点多我打了电话给杨局长,我要在看守所的协议,凭协议拿房子,我要他过了国庆节给我,他答应了。
    
    10月9号上午9点,我打电话给杨局长,他叫下午去。下午去后,拿了份材料,我一看材料就觉不对头,材料变成打印的,我签字的材料是手写的。我请杨局长读给我听,结果读的内容与签的协议内容不相同,是开联合会讨论的内容。房子、车库连关押总共20万的相关照顾。我听后当场大哭。找王局长去问,王局对我说,已经给你照顾20万了,你大女儿已签字同意了,我气得哭回了家,回家后就把这份材料给大女儿看,问她为什么要签字,她看了对我说,妈!你不要哭了,这上面我没有签字,签字的不是这份材料。晚上我说对他们说:“明天早上你们都不要上班了,和我到政府去”。第二天上午我们到了杨局长那里,大女儿问杨局长,你昨天给妈的材料我没有签字,当时签字的不是这个内容,为什么变了?我儿媳说:“这个材料她也没有签字。”三女婿也说:“为什么政府要骗一个不识字的老人!”杨局长问:“房子拿不拿?”我坚持要12月30日签字的协议,协议拿不到不要!杨局长就说:“这个协议不在政府,在公安局要律师去取。”
    
    10月15日,就请了瑞慈律师事务所张律师,到政府问了张主任协议到底在哪里,张主任告知在市公安局。结果到市公安局问没有,后来又到崇川分局问,也没有。又找了张主任,这个材料是你写的,到底存放在哪里,最后答应帮我去问。到10月16号,我再问了张主任,他告诉我到崇川区公安局找候科。找到候科他把律师叫到办公室谈了一个多钟头,叫我在外边等。等了一个多小时,候科打电话请示了政府,才到外面复印一份给我。11月13号,杨局长到端平桥我的摊位上,通知我拿房子,约我17号下午,拿了二份材料问杨局长,一份假造的,一份真的,按那份材料给我?按假材料给我,我不会要,按真的,你们要把损失补贴要到位。杨局长不好回答。
    
    09年11月,我正常到北京上访,并多次打电话到政府,问怎么解决,都没有明确回答。
    
    为了依法保护我一家人的合法财产不被侵占,这么多年来我不停地上访,受尽政府各部门的欺骗,更受到无数次关押,结果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面落下一身疾病,真是有冤无处诉,有理无处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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