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评论] 页面有问题?请点击打印板-》打印版                  [推荐此文给朋友]
[博讯主页]->[大陆新闻]
   

俞梅荪:因法结缘 为法患难——江平与我交往26年及为我无罪辩护而败诉(修订稿)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8月07日 转载)
     江平在1956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到北京政法学院任教,1957年28岁被打成右派分子,长期劳动改造,历经磨难,九死一生。50岁重返法律界,在此期间我有幸与先生结缘,一同走过26年的风雨历程,往事历历在目。
    
     2010年1月23日下午2时至10时,北京《律师文摘》杂志《永远的校长—江平教授八十华诞庆贺文集》(编入本文)首发式,200多人到会祝寿。主席台上江平,一脸凝重,作了《中国的法治处在一个大倒退的时期》讲演。 (博讯 boxun.com)

    
     杭州会议 初识江平
    
    上世纪70年代末,拨乱反正,百废待兴,我国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开始从“人治”向“法治”转型。历经“反右”和“文革”无法无天的深重灾难,当过农民、工人、保险公司职员的我,经北京西城区职工大学法律专业学习,考上北京大学法律系芮沐教授主持的经济法学专业。在校期间,我联系实际依法办案出了成果,在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的内刊发表论文,1984年8月毕业时被选拔到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从事立法工作。
    8月20至27日,我在杭州参加全国经济法制工作会议暨中国经济法研究会成立大会。中央各部、省市区政府和人大分管经济法治的负责人、最高法院和检察院及其省院经济庭负责人、有关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400人到会。国务委员谷牧到会要求加快经济立法。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法规中心总干事顾明提出,用立法开拓前进,为改革廓清道路。江平发言,要加快经济法的研究和学科建设,促进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顾明当选中国经济法研究会会长,最高法院副院长任建新、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江平等当选副会长。
    一位外语学院毕业生欲到中国政法大学工作,邀我一起见江平。他语重心长地说,学校急需外语人才,法学很有发展,但要耐得清苦做学问。初识江老师使我受教诲。
    江平的左腿有疾,行走不便,1957年因提出民主与法治观点而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而成敌我矛盾,在北京郊外劳动改造时,整个人被卷到驶来的火车底下,虽侥幸活下来,却失去一条腿。他气宇轩昂,思想超前,见解独到,使人肃然起敬。因家父在反右派运动被迫害致死,使我对江平多有一层景仰之情。
    会议结束,我回到北京,《工人日报》社理论部主任胡天纯送来即将在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绝密)复印件,要我为顾明起草关于依法开展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政论文。我按照杭州会议精神撰文,经顾明审定,该报头版头条发表。此文被编入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贯彻全会精神的学习辅导材料,社会各界开始认识新兴的经济法治建设对改革开放的促进作用,这使我深感舆论导向对法治宣传的巨大作用,从而对善于抓住热点问题的资深记者十分钦佩。
    
     促建法治 风雨同舟
    
    我担任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综合秘书组副组长、组长,分管立法的规划和进度,包括面对学界和国内各大报社。每年在一些会议上总有几次见到江平,他的发言和见解,总使我颇受启发。
    1985年7月,我受命起草《“七五”立法规划草案》,从全国报来的立法建议中选出300项列入规划,经由赵紫阳、姚依林、李鹏、谷牧、陈慕华、张劲夫、宋平、乔石、胡启立、田纪云等批示同意;邓小平和胡乔木由秘书转告赞同;采纳钱学森、朱鎔基等部长和专家的立法建议;采纳法学界江平等教授的意见。规划中包括由国家保密局长沈鸿英、国家安全部长凌云、公安部长王芳分别要求制定的《保密法》、《国家安全》、《警察法》。(见《1988年法律年鉴》)
    1988年,顾明和江平担任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并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平是迄今为止担任这一要职的唯一法学家。顾明曾就读东京法政大学,1933年参加革命,1952年起长期担任周总理的秘书,曾协助周总理探索依法治国,依法管理经济,是开明的学者型官员。两人满腹经纶,敢于创新,具大家风范,在法律委员会享有威望。从那年起,我担任顾明的秘书,与江平的接触多了一些。
    1989年“6.4”事件后,改革开放停滞,法律界萧条。江平因“6.4”被免去校长职务时作诗:残肢逆遇未曾摧,乌纱抛却田园归;宠辱应似花开落,忧国何分位尊卑……。他坦然地对我说:“这样更好,我摆脱校务,有更多的时间致力于立法和研究工作。”他经常带着研究生和教师参与全国人大的立法和调研活动,为法律委员会增加了有生力量,又为学校开辟社会实践的难得机会。他为人为学很正直,其格言是,只向真理低头。
    1991年秋,由顾明、江平、李慎之等组成全国人大《行政诉讼法》执法检查团到地方视察。在贵州期间,法律委员会委员黄玉昆将军(原总政治部常务副主任,从事军事法治工作),在遵义视察,当年长征途经此地的他热情接待慕名而来的访民,接下各种状子,认真研究,请教江平,敦促当地政府解决问题,被顾明尊称为“青天大老爷”。检查团对民营企业被行政司法部门乱摊派、乱抓人、乱整人而倒闭的实例进行分析总结,顾明和江平对此提出批评及改进的建议,为地方经济的健康发展出谋划策,却被省人大某副主任当场顶撞,省委书记刘正威来找顾明,请求对地方工作给予理解和支持,此行使我深感推进法治之艰难。
    
     上海《文汇报》老总求看“密件”
    
    长期以来,我国的立法是由领导和专家关起门来起草和商议,法律草案是保密的。顾明积极提倡开门立法,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请教外国专家,集思广益,开启立法工作的一代新风,江平亦是积极的推动者。顾明认为,除了对国家将要调整某种物价的信息需要保密,不然则会冲击市场,其他信息都是可以公开的。
    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改革开放复苏。9月,中共十四大召开前夕,《十四大报告》(征求意见稿)发至中央各部、各民主党派、群众团体。《人民日报》、新华社等都有此件,并跟踪报道各方面的讨论情况。为把握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宣传口径,中共上海《文汇报》党委书记兼总编辑张启承专程来北京,要看这个报告。该报驻京首席记者兼驻京办主任王某向我求援,说是如我不给看,他就去朱镕基副总理办公室找秘书李伟索要,我推辞不下,感到这是符合《报告》提出:“判断一切工作的是非得失,要以是否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新政策,应予支持的好事,也不违反保密原则,而给他们看了。
    由于《报告》很长,外人不便在顾明办公室耽搁,王某来接我携文件乘《文汇报》专车到该报驻京办,因机要文件不能离手,只能当着我的面看,不能复印。他们只抄录两行字:要发展市场经济、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发挥知识分子作用,这三个新政策。
    “十四大”期间,王某发表三篇社评文章,该报的相关报道数十篇,社会反映很好,受到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和副总理朱鎔基的称赞;中央十四大新闻领导小组通报表扬仅三家媒体是《人民日报》、新华社、《文汇报》,王某还获奖。
    1992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宣部联合发文指出:“邓小平南巡,特别是十四大以后,新的改革开放开始了,要汲取‘6.4’舆论失控的教训,中央机关要加强对新闻单位的指导,新闻单位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我感到做了一件大好事,多年来,支持党报搞好政策和法治宣传是我的一项重要职责。
    
     法律体系应对挑战
    
    1992年10月底,“十四大”刚结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刘政召开座谈会,探讨如何为发展市场经济服务。商法学家谢怀轼针对刚案发的“河北省衡水县农业银行100亿美元备用信用证诈骗案”,以不久前深圳建设银行600万美元备用信用证诈骗案,在美国耗费200万美元请了最好的律师打官司耗时一年而败诉为例,讲解票据欺诈的操作手法,并认为,此案必败无疑。他强调:“我国的外汇储备仅为200亿美元,一个县支银行的损失竟要达100亿美元。听说上海和广州的地铁项目也有此类诈骗,如不遏制,国民经济将面临崩溃!竟要比闭关锁国的十年‘文革’更甚,这怎么得了啊!”他一改往日的轻声细语,而慷慨陈词,近乎声泪俱下。江平和与会者无不震惊,会场闷住了。没想到,一个月后我从绝密文件看到,通过国际刑侦组织,追回98亿美元备用信用证,其余仍在追索。我及时提请《文汇报》王某,在上海浦东开发大规模引进外资时,要注意国际犯罪新动向,加强法治宣传,防止此类诈骗。
    根据“十四大”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我撰文提出:“市场经济运行新机制呼唤传统理论、观念、方法的发展与变革。判断法治建设工作的是非得失,只能是以是否有利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标准,不能再以传统的唯上和突出政治教条等为标准。”这被法律界某权威人物否定,一些人认为这一提法太敏感,有自由化之嫌。此文在《文汇报》发表,江平和刘升平(我北大的恩师)鼓励我继续深入做下去,江平要我担任由其主编的《中国市场经济法律问题丛书》编委。
    1993年初,沈太福的长城机电公司运作一些国家领导人支持,聘请经济和法律专家组成顾问团出谋划策,开展大规模的民间集资,加上新闻炒作,发展迅猛,集资达十亿元而案发,被政府取缔,各方损失惨重。该公司曾邀我顾问被拒绝。我向沈的秘书、律师和法律顾问指出,向民间集资是非法的,以发展科技项目为由转而把集资款用于房地产开发更是违法,要其悬崖勒马。案发后,学界和新闻界不少人抱怨说,现在发展市场经济了,政府不应直接干预企业行为,把新兴的民营企业整垮,使参与集资的百姓损失惨重。我解释说,朱镕基副总理到会指示专案组,要地方政府通力协调,努力提高返还款,而达95至98%,减少百姓损失,避免把怨气转向政府。我把有关文件给《文汇报》王某看,以正视听,要其加强法治宣传。
    一年间,经王某反复要求,又三次接我到其单位,给他看文件,其中大都是发至县团级的红头文件,他作为党员正处级干部,在上海《文汇报》总部(司局级单位)都是可以看到的,这些政策不久均陆续发布而贯彻实施。
    王某每次给我500元,从报社“资料费”开支,是为还我曾先为其办事和购物的花费,还要我疏通关系为该报社在北京采访打开局面;约我按“十四大”精神撰文。该报首发我的《建立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论文,此文多次被有关会议印发并获奖。
    
     促进国家安全立法出台
    
    1993年元旦过后,国家安全部副部长余放来电话,求见顾明,要汇报国家安全及其立法的起草情况,希望该法草案能在2月22日本届人大最后一次常委会上得以通过。顾明主管立法十分繁忙,由于他在法律委员会的一票尤为重要,我积极促成其听取了余放的汇报,使我认识到保卫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努力协助顾明促进该法草案的顺利通过,其中包括江平作为副主任的重要一票。
    全国人大换届,顾明73岁不再连任,江平63岁未能连任,这是他俩鼎力支持的最后一项立法。
    该法的出台,对保卫国家安全工作给予极大支持,使其各项工作有法可依。
    
     成《文汇报》替罪羊
    
    1994年1月31日上午,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田处长等五人到中南海,要接我出去午饭并答应一小时送回。我问是否为国家安全立法?他们说是。三九严寒,我连外衣都顾不上穿就匆匆上了车。
    我被送到东城区写字楼的小房间。一人问:“知道为什么把你找来吗?”我茫然答:“不知道,你们找我来有什么手续吗?”他说:“你要什么手续?我们都有。”另一人问:“你是否有什么保密问题?”我说:“我是单位的保密委员,担任秘书后更加重视保密工作,从不把文件带回家,不会发生任何泄密问题。”他问:“你和上海《文汇报》驻京办事处有什么联系吗?”我说:“有啊,为支持该报搞好‘十四大’和法治宣传,曾给其主任王某看有关文件而使该报的宣传工作取得成效。”他们说我谈得好。次日,说要送我到条件更好的旅馆住两天。
    结果,我被崭新的奔驰警车送进北京南苑机场旁边的大红门南路47号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看守所,在阴森寒冷的牢房,历经11个月刑事诉讼程序。
    北京市国家安全局预审员周文二级警司说我给《文汇报》人看的是“十四大报告”《送审稿》,又说是《讨论稿》。我解释《送审稿》是写作班子报政治局的,《讨论稿》是政治局讨论的,《征求意见稿》是征求各部门和党外民主人士意见的,同样是绝密文件,前两者的范围更小,顾明和我都看不到,我只能看到《征求意见稿》,两周后,“十四大”召开而登报解密了。
    周文拿出被《文汇报》人偷印的有关文件的复印件:“100亿美元信用证诈骗”和“沈太福案”等机密文件,我惊骇不已,痛感工作疏忽,当负联带责任。接连数日,周文要我承认是王某经我同意而复印并给了钱,还说《文汇报》人都是这么说的,要我承认而对我有利。他反复动员且软硬兼施。我说,“即使是一万个人这么说,我也不能违背事实”而一再拒绝。
    几天以后,周文要我在《逮捕证》上签名,所填逮捕地点,竟是我家地址。
    时隔一月,周文破例单独进入牢房,与我谈话。他突然说:“你给《文汇报》人看的是《讨论稿》,又说是《送审稿》。”我疑惑地问:“嗯?”他出示一页《讨论稿》,我说不是此件。他要我在其笔录上签字,好几个“嗯?”字,竟都被写成“嗯!”字。疑问词成肯定词,我拒绝签名。他翻到最后一页,让我看到我所说的“不是”字样,并反复说服我在每一页签了名。可见警方没有证据而找来伪证,七拉八扯故弄玄虚,懵我签字而成为所谓证据。看来《文汇报》人并未复印《征求意见稿》。
    我被禁看任何法律和书籍,无法对照有关法律条文来思考案情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4月初,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检察员奚继军审讯,说是《讨论稿》,我说是《征求意见稿》。他说,“只要你把机要文件给别人看,就是犯罪。”我说是为支持该报社搞好政策和法治宣传而取得成效。他觉得事出有因,很蹊跷,要求尽快把报社给我的“资料费”使用情况写出来。
    5月初,我接到《起诉书》(94,京检分审字第154号):“被告人俞梅荪利用职务之便,多次将自己经管的《十四大征求意见稿》等提供给《文汇报》驻京办主任王XX,并收受2,500元(笔者注:实为2,000元),事实清楚,证据确实,足以认定。俞目无国法,违反保密法规,向他人泄露国家重要机密,情节严重,触犯刑法第186条一款,构成泄露国家秘密罪。为严申国法,保护国家利益不受侵犯,提起公诉。──代理检察员李磊森、奚继军。”李磊森从未露面。
    一个月后,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张存英审讯,我按其要求赶写的《案情自述》,交由狱警转交,后被告知已经送达,事后我无意中发现被遗弃在值班室的乱纸堆里了,为此被狱警训斥并罚站,直至下午才让吃午饭。先前写给奚继军的“资料费使用情况”也被遗弃。
    两位律师朋友王志强(原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张友渔的秘书)、刘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探监告知案情:《文汇报》王某把文件复印后给香港《文汇报》记者,被上海安全部门查获。目前王某仍活跃在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活跃在北京新闻界。我感到冤,很想请德高望重的江平为我辩护,因犯案自卑而难以启齿,请刘斌只告知我被起诉了。
    
     江平救我 义无反顾
    
    7月15日酷暑,我被押出牢房,方知是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看守所开庭,我意外地见到江平来担任我的辩护律师,又惊又喜,羞愧难言,低头不敢看他。
    公诉人奚继军宣读《起诉书》,要求法庭追究我的刑事责任。
    审判长张存英宣读证人证言:“《文汇报》驻京办王某和唐某说,每次都是俞梅荪主动把文件送来,要我们复印,并为此而收了500元。”
    所谓证人的信口雌黄使我震惊和愤怒。我对法官说,“他们是盗印文件的作案人,是主犯;我是失窃人,连从犯都不是。尤其是唐某,我不认识,没见过。钱是我先前为他们办事的花费而还给我的,与看文件无关。”
    江平辩护:“我看到俞梅荪在这里受审,感到非常痛心。他在中南海工作十年,勤奋好学,是有名的‘工作狂’,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省部级机密文件)曾多次介绍他关于依法进行治理整顿等立法观点,习仲勋常务副委员长曾给予高度评价。他发表不少论文,还多次获奖,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做出不少贡献,这是有目共睹的。”
    他说:“《文汇报》作为党的全国性大报社,王某是资深记者,由上海党组织派驻北京担任首席记者,经常到中南海参加会议和采访国务院领导人并了解中央精神,采访党代会,每年采访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他所了解掌握的都是中央的相关内部情况,再根据宣传口径,加以报道。俞梅荪作为顾明的秘书,指导党报搞好政策和法治宣传是其工作职责。”
    他指出:“依照法律构成此罪的必要条件是‘情节严重’,其要件有三:动机不良;社会危害;手段卑劣。依此衡量俞梅荪的行为:
    1、动机不良。俞梅荪主观上不存在泄密的故意,动机是好的。王某以请求俞对《文汇报》给予支持,准确把握中央精神,以搞好宣传报道为由,多次向俞求援。两人并非私交密友,只是工作关系。起诉书所提2500元,是王托俞办事的钱,与看文件无关。
    2、社会危害。王某在看了俞的文件后,根据这些文件精神,写出好几篇宣传文稿在党报上发表,其中有的还获奖,取得很好的社会效果,还受到朱镕基等领导人的称赞,这与俞给王看文件的初衷恰好一致。
    3、手段卑劣。手段并不恶劣。这些文件并非是俞梅荪采取卑劣手段获得,反而为防止泄密而一再强调不得复印和口头外传。”
    “俞梅荪因工作疏忽,文件被人偷印,依照我国《刑法》第186条和《保密法》的有关规定,他的行为不构成犯罪。证人证言和书证均有问题,根本站不住脚。”
    65岁的江平慷慨陈词,长篇叙述,天气闷热,室内没有空调,因辩护的紧张和激动,他满脸通红,大汗淋漓,衣衫湿透。
    
    左面,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看守所正门(北京南四环路外大红门南街47号)。
    右图,看守所背面,炮楼后面是牢房;1994年7月,江平冒着酷暑到此出庭,为我作无罪辩护。
    
     审判长为江平的辩护叫好
    
    审判长张存英说:“江平辩护得多好啊,给我们大家上了一课。”公诉人奚继军采纳辩护意见,当庭撤销对2,500元(笔者注:实为2,000元)“赃款”的追究。在要我作最后陈诉时,我泣不成声,感动得说不出话,断断续续的说了一句:“谢谢江老师,因我工作疏忽,给在座的各位司法人员带来很多麻烦,很对不起!”
    庭审结束,我仍在抽泣。张存英当着江平对我说,“江平先生辩护得好,你没事了。”书记员高洁请求说,因为家里有急事,过两天再把《庭审笔录》整理后送来给我审阅签名。
    十天后,一个不明身分的陌生人送来高洁的《庭审笔录》,其中的一些关键之处都被歪曲了,没有把公诉人采纳的辩护意见记录在案,律师的辩护只简单的记录几句且出入很大,我拒绝签名。那人另外找来一张纸,把十几个谬误之处记下来,答应将由高洁更正,软硬兼施,非要我先签上名不可。
    8月2日,书记员高洁送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1994,中刑初字1331号):“本院认为,被告人俞梅荪身为国家工作人员,违反国家保密法规,多次、大量的泄露国家重要机密,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泄露国家重要机密罪,应依法惩处。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指控俞梅荪犯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检察机关起诉犯泄露国家秘密罪不妥,依法应定俞梅荪犯泄露国家重要机密罪,俞梅荪的自我辩护,以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根据,理由不充分,均不予采纳。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查获之赃款人民币2,500元予以没收。──审判长张存英、代理审判员曲远、刘香。”后两人从未露面。
    《判决书》把《起诉书》上的《征求意见稿》改为《讨论稿》,还加重了罪名;不仅没有减去公诉人当庭撤销对“赃款”的追究,还说成是“查获”赃款。我愤怒指出,所谓证据和证人证言失实并颠倒是非,质问“赃款”是从哪里“查获”的?《庭审笔录》是否已更正?高洁从我手中一把夺回《判决书》,喝斥道:“我是来向你宣判的,不是来与你理论《庭审笔录》的。”四个狱警围上来不准我说话。江平的辩护被判为“缺乏事实和法律根据”。
     人道关怀与法的精神
    
    王志强和刘斌两位律师来探监说,顾明曾对审判长张存英指出:“文件不是俞梅荪直接泄露境外,且并未造成严重后果,将文件外泄的王某尚且未作处理,那就更不应该对俞作刑事处罚,法律应有统一性。”
    他俩和江平找到《文汇报》王某了解情况并取证,要为我的上诉作无罪辩护,还将致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兼中央政法委书记任建新。我与任建新及其秘书常有工作交往。顾明不愿为此给任建新打电话说情。顾明对秘书一贯严厉,我没有指望他会保我,况且只需依法办案而不需要谁来保。
    江平了解到我家陷入困境,因家父在“反右”中被迫害致死,“文革”中我和弟弟从小在上海老家受冲击被歧视,致使弟弟自杀未遂而患抑郁症且留下病根;因我被捕,弟弟受惊吓而旧病复发,住进上海精神病医院。江平在《上诉辩护词》反映这个情况,请求法庭一并考虑,并致函任建新:
    
    任建新同志:
    鉴于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对俞梅荪泄密案判决有误,我们特向您报告,以便顺利更正。
    俞梅荪,现年41岁。原在国务院办公厅工作,捕前系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顾明同志的秘书。1993年,俞在上海《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王XX的多次恳求下,出于对党报工作给予支持的目的,将所保存的一些文件给王参阅。王安排他人与俞谈话,借机躲开俞的视野,在俞根本不知道的情况下,躲在另外房间将文件偷偷复印,随即将文件正本交还俞。后王将部分文件泄露给他人,被上海市国家安全机关查获。俞因此而受到牵连,于今年1月31日被北京市国家安全机关拘留,随后正式批捕。今年8月初,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泄露国家重要机密罪判决俞梅荪有期徒刑三年。
    我们在接到俞梅荪的委托后,查阅了该案的全部案卷,先后四次会见俞,并向有关人士作了调查,还同一审法院的审判人员多次交换意见。我们认为,按照国家法律法规构成此罪的必要条件是“情节严重”,所谓情节严重,要件有三:1,动机不良;2,危害后果严重;3,手段卑劣。(笔者注:与前述一审辩护同而从略。)
    除上述法律要件之外,还有几个方面的因素请予考虑:
    1、泄密的对象不同。王XX是中共上海《文汇报》驻北京的首席记者(党员正处级),多次采访党代会、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经常接触一些党和国家最高层领导人。从政治上讲,应当说王是可靠的;从业务上讲,更早、更准确地领会和把握中央精神,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及王本人工作的职责所在。
    2、王XX泄密在上海案发后,经有关政法部门审查,认为情节轻微,并未对他作出刑事处罚。他偷偷复印文件,又将文件泄密于他人,其手段与情节较之俞梅荪要严重得多,但对两人的处理结果却悬殊相当大。顾明曾对审判长说(笔者注:与前述同而从略)。
    3、俞梅荪在中南海十年,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常常废寝忘食,是有名的“工作狂”,表现非常好。习仲勋副委员长曾给予高度评价,与他相识的同事、领导都有共识,众口皆碑。
    4、俞梅荪的家庭状况也应重视。俞的老母76岁,体弱多病。其父早年去世。其弟有精神病史,因俞被捕而受惊吓,旧病复发,不能自理,住进医院。俞还有八岁的儿子,一家全凭俞的支撑。如果俞不幸入狱,这个家庭将面临极大的灾难,此节也望顾及。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俞梅荪的泄密行为,在主观上完全是为了更好的宣传中央精神,动机是好的;他泄密的对象是党报的高级记者,并未造成什么恶果;手段并不恶劣。因此,严格按照法律衡量,情节并不严重。依照我国《刑法》第186条和《保密法》有关规定,俞梅荪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故此特向您报告,请求给予支持,以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性,避免错案发生。
    此致敬礼!
       江平、王志强,1994年8月9日
    
     审判长拒绝传证人到庭对质
    
    9月底,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葛志勤审讯。他说:“前几天,江平来法院,要为你辩护,但他的律师证尚未年检而差一个月,依法根本就没有辩护资格。我为了照顾你,勉强让他进来了。”(后来得知上世纪50年代葛在北京政法学院培训,听过江平讲课。)
    我说,我被司法人员一路坑蒙拐骗,枉法加害,所谓犯罪事实被越搞越大:主要罪证《讨论稿》和《逮捕证》上的逮捕地点都是假的;公诉人明明撤销对“赃款”的追究,法庭竟不作记录,却在《判决书》上写成“查获”;偷印文件的作案人栽赃陷害,竟成证明我有罪的证人。
    我请求与所谓证人(作案人)王某和唐某当庭对质,尤其是唐某,我根本不认识,没见过。
    葛志勤挥着胳膊指着我厉声训斥:“我见过唐某,人家是党员老同志,是好人,他见过你。你是坏人,他不会冤枉你,你要老实交代。”
    我绝望地站起来,握着拳头冲到他面前,指着他怒吼:画地为狱,议不入(即使是地上画的监狱,也不要走进去);刻木为吏,期不对(即使木头刻的法官,也不要与他对质)!愉(随意)为一切,不顾国患,此世之大贼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狱;败法乱正,离亲塞道,莫甚乎治狱之吏……。
    我吟诵《路温舒尚德缓刑书》(汉代文),逐一对照司法人员的种种劣行而怒骂,句句直指葛志勤等司法人员,越说越愤恨。
    葛志勤哑口无言,态度缓和下来,双方无话可说而沉默了。
    之后,葛志勤说:“你很有学问,出去后再听你说这些。你的工作很有成绩,江平为你说了很多好话,我会全盘考虑。”他又说自己年迈且有糖尿病,办案辛苦。他问了几个简单的问题。(后来得知,江平把《文汇报》作案人的证词及我的《建立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论文的盖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徽公章的获奖证书,送给葛参考。我被捕后,此文不断被《人民法院报》、《中国改革》等十多家报刊刊载,直至年底。)
    书记员林兵兵眼睛瞪着我,递上《庭审笔录》要我签名。只有两页的记录,我却看不进去,只感到与我说的完全不对路,看来是她编写的,但我脑子一片空白,无法提出意见,只好匆匆签了名。
    临别时,葛志勤和气地说:“我要重新考虑你的问题。”并问:“你相信我会重新审理此案吗?”
    “不相信!”我怒气冲冲,嗤之以鼻。他愣住了,面露尴尬。之后,我被狱警押走了。
    我日夜期待开庭审理,江平到庭辩护,必胜无疑,但却迟迟未开庭。
    
     据理力争无果 江平再次败诉
    
    11月10日,葛志勤送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1994,高刑终字238号):“经本院审理查明(笔者注:照抄《判决书》又加)‘俞梅荪亦供认不讳’;本院认为:俞梅荪的辩解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根据,俞梅荪上诉无理,予以驳回。原审法院根据俞梅荪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后果及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对其所作的判决,定罪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审判长葛志勤、审判员刘振声、郭翠英。”后两人从未露面。
    此前,葛志勤拿着签收单,要我先签字,再给《裁定书》,我意识到他会溜之大吉。几经要求,我仍不签,他只好把《裁定书》给我。我质问:“怎么还是《讨论稿》和小偷作证?我什么时候‘供认不讳’了?”
    葛志勤指着《裁定书》说:在这里加了你的上诉意见:“让王某看文件是为了宣传党的十四大路线,是办好事,不构成犯罪”;“王某以报社名义给的资料费”;把“查获”赃款改为“追缴”。加了江平的辩护意见:“俞主观上不存在泄密的故意;未造成严重后果;手段不卑劣,俞的行为并不构成犯罪。”这对你有利啊!
    真是大害小帮忙,自欺欺人,我与他争执起来。他怒斥:“你是犯罪分子,要老实点。”我愤怒之极要揍他。五个狱警迅即围上来,逼着我签了字。葛拿到签收单,扭头便走。我上前拉他,被狱警拦住,押回牢房。
    我的左胸部隐隐作痛,患有严重心脏病的老年难友蔡复(关押两年而未起诉的冤案者)给了几粒“速效救心丸”,我因从未患过心脏病而谢绝了。晚上疼痛加剧难以入睡,蔡复劝我试试。我服药后,果真缓解。在睡梦中,我分别找到这几个枉法加害我的仇人,把他们统统杀死了。同态复仇,杀人偿命,是人类的生存权力的最后一搏。
    《判决书》、《裁定书》、《辩护词》所依据的1979年《刑法》第186条:“国家工作人员违反国家保密法规,泄露国家重要机密,情节严重的,处有期徒刑……。”依据1988年《保守国家秘密法》第32条和1993年《国家安全法》第三和四条规定的泄密罪均为:“向境外机构、组织、个人,提供国家秘密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我并未涉及境外,而且依法,中共《文汇报》人与我负有同样的保密义务。我因公指导中共《文汇报》而取得成效,却被治以泄密罪,是驴头不对马嘴。《国家安全法实施细则》第14条:“国家安全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严格依法办事,不得超越职权、滥用职权,不得侵犯组织和个人的合法权益。”
    《宪法》第五条:“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刑事诉讼法》第14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世界人权宣言》第六条:“人人在任何地方有权被承认在法律前的人格,有权享有法律的平等保护,不受任何歧视。”
    根据1979年《刑法》第188条(或1997年《刑法》第399条):“司法工作人员徇私舞弊,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故意颠倒黑白做枉法裁判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依法应该判刑的恰恰正是这些枉法加害我的各方司法人员。
     狱中的激愤和遭遇
    
    11月16日,茫茫大雪刚停,我被押往朝阳区豆各庄北京市第二监狱,是重刑犯监狱,关押的都是被判十年以上的服刑者3,000名,其中大半是无期徒刑或死刑缓期执行者,不少人是杀人抢劫强奸犯。
    见到沈太福的同案犯《科技日报》记者孙树兴。我问,在沈案发前半年,我曾向沈的秘书和律师多次发出要其悬崖勒马的警告,不知是否传递到沈本人知晓?答:“沈未必知晓,沈十分倚重其法律顾问的意见才越做越大,他从未认识到自己在犯罪。”4月15日,沈从安全局看守所我隔壁的204牢房被拉出去枪毙了。他和我一样,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而举证申辩,任由司法人员依法宰割,至少罪不该杀。
    1995年3月22日,最高法院申诉庭某副庭长和刑事审判庭审判员等三位老同学探监,破例优待在没有铁栅栏的接见室会面。
    这位副庭长说,“你被《文汇报》王某算计了,人家是有预谋的,你上当受骗。只要你把文件给人看了,就是犯罪,法院的判决是公正的,刑期不长,是慎重的。”
    我问,“骗子没被治罪,怎么是公正的?”
    他说,“主要事实没有出入,不要申诉,关键是要早出去,因你母亲有病,弟弟又在住医院。”
    我说,“即使家里着火,天塌下来也与我无关了,这是狱警不让我给重病中的母亲打电话问安而反复强调的。我不出去了,要把牢底坐穿;我不申诉了,连上诉都是多余的。”
    他说,“不要忘记你是干什么来了,要好好改造。”
    “改造什么?”我拍着桌子,痛陈各方司法人员的坑蒙拐骗,弄虚作假。
    他根本不听,说是主要事实成立,就是犯罪,无法翻案。
    我说,“这是那些狗官判的罪,江平为我无罪辩护。”
    他说,“律师算什么,关键要看法官的。”
    我说,“什么?连江平都不算什么了,法官算个屁!”我气得嗷嗷大叫,使出浑身之力连连拍案而起,愤然离去。回到牢房,感到手腕伤痛,因拍案过猛所致。
    我在监狱第15中队担任班长,带领全班服刑人员月月超额完成各项劳改指标;我兼任第五大队扫盲班教员,在全监狱两次统考中,我的20多位学生都囊括大队、中队、个人三项第一名;我半夜里还冒着危险奋勇制止一起囚徒群殴事件。1995年底,我被评为全监狱劳改积极分子。
    
     坚持事实 拒不认罪
    
    1996年初,中队长石长青一级警司对我说:“你可以出狱了,按监狱规定,对劳改积极分子必须减刑八个月至一年,你还剩11个月,赶快交一份认罪书,我们马上向法院提交《减刑建议书》,由其裁定减刑。”
    我疑惑地问:“《刑法》第78条明明规定: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第72条:根据悔罪表现,可以缓刑。依法我只需‘悔改’而不是‘悔罪’。对判处缓刑的人,才需要‘悔罪’。我可以悔改,但我根本没有犯罪。况且,江平为我作无罪辩护,你要我悔什么罪呢?!我明明无罪,法院却判我有罪,是违法的;现在你们又要我无罪认罪,同样是违法的;我无罪而违心认罪,更是违法的了。”
    石中队长被问住了。
    次日,第五大队副大队长郭政二级警督来开导说:“尽管《刑法》已经发布十多年,规定减刑只需‘悔改’而无需‘悔罪’,但我从来没有遇到不认罪就能减刑的。现在社会上大家都在违法,你无罪而认罪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说:“人家不懂法律,被你们懵了,违心认罪,情有可原。但我是搞立法的,一字之差,只能死在这里了。”
    在此前后,不断有全国人大、国务院、司法部的一些秘书同事、老同学为使我提前出狱而疏通关系,并来狱中动员我赶紧认罪。我对顾明的前任秘书张师兄说:“江平为我作无罪辩护,却被判为‘缺乏事实和法律根据’而受辱,我怎能认罪而再使江平受辱呢?”
    张师兄说:“那我请江平来要你认罪?你认吗?”
    我说:“即使江平来,我也不认罪!”
    母亲在心脏病的重症之中,听说我不肯认罪而出狱,很是气恼,来监狱看个究竟。母亲一来,大队长、中队长、小队长都围了上去,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你儿子表现很好,可以马上减刑回家,但他就是不认罪。”“你叫他认罪吧!让他马上回家照顾你!”
    我勃然大怒,指着一群狱警吼道:“我根本就没有罪!为了我妈,我可以认罪。”“妈,只要你发话,我马上认罪,我是为了妈而认罪的。”
    母亲见我大义凛然,一身正气,不再说什么了,回家后精神大振,一再表示要等我回去!她的病情也奇迹般地好转了。
    因拒不认罪,我担任的班长和教员被撤,受到狱警各种莫名其妙的非难和处罚,还威胁刑满也不释放了。
    
    人治之恶 法治之痛
    
    1997年1月,刑满出狱,我到派出所报到,看到监狱方填写的《劳改鉴定书》是片面理解法律而拒不认罪,违反监规,表现很坏。现我又因不认罪而被社区李警员训斥,与其争执。数月后,我发现户籍被其悄然注销而抗议,被数位警员围住,经激烈抗争,韩所长为我恢复户籍,但将此记录在案。居民委员会王主任在为我申请最低生活保障金时,被社区华警员一票否决,至今仍无任何生活来源和医疗保障。
    出狱后,我撞见最高法院院长任建新的后任秘书而追上去问:“为什么偷印文件的《文汇报》人没事,我是被偷的人反而坐牢?”他说:“《文汇报》人,有上海市委出面保,你被判刑是因为没有人保。”他说完扭头就走。
    国务院办公厅机关党委副书记宋林芬老领导得知我的冤情,要我务必去找《文汇报》社党组织,要其澄清事实。我到上海求见《文汇报》社党委书记兼总编辑张启承被拒绝。张启承传出话:“你是北京法院判的,与《文汇报》无关,《文汇报》只接待北京的司法人员。”张书记正是党组织法人团伙作案的主犯,该报社以我坐牢为代价的“十四大”宣传成果,却成了他在“十四大”之前上台后的政绩和资本(已获国务院表彰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兼任上海市新闻学会会长),俨然成了上海新闻界的领军人物。几年后,张启承退休,我去求见其后任石俊生;石退休后,我又去求见其后任吴振标,都拒绝接触;我要求每月先给500元生活费,均不理睬。
    我出狱时,《文汇报》驻京办主任王某(本案“证人”实为作案人)已调回上海总部升任国内记者部主任。他说是,没有把复印的文件送给香港《文汇报》等境外媒体,而是上交报社党委保存,所以没事;证词里的那些诬陷我的话,他根本没有说过;从未提及每次给的与本案无关的500元,是警察向其核实的。《民主与法制》杂志创办人79岁的郑心永辗转找到其原在《文汇报》任职时的老部下唐某(“证人”实为作案人)家中,唐某很紧张,拒绝透露任何情况。王某在致最高法院申诉庭的自述案情真相写道:“无论是俞梅荪还是我,在这整个过程中,我们的主观动机都丝毫没有要泄露国家机密的想法,更没有要出卖国家情报的想法。只想从正面帮助党和国家做好宣传报道工作。从实际后果来看也确实没有泄露国家机密。为此,我衷心恳请有关部门能重新审理俞梅荪一案,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1997年11月,该信寄往最高法院申诉庭,杳无音讯。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博讯相关报道(最近20条,更多请利用搜索功能):
  • 北京大学右派校友在春节联谊会维权请愿纪实/俞梅荪(图)
  • 因法结缘 为法患难——江平与我交往26年及为我无罪辩护而败诉/俞梅荪
  • 俞梅荪:刘晓波被警方拘禁150个小时仍无说法(图)
  • 端午恰逢右友节 /俞梅荪 (图)
  • 刘衡西去 精神犹存/俞梅荪(图)
  • 缅怀右派分子家父,反右维权任重道远 /俞梅荪
  • 端午恰逢右友节/俞梅荪
  • 漫天大雪祭英魂——紫阳的三周年忌日纪实/俞梅荪
  • 黄河清:琴心剑胆男儿行之2——反右五十周年纪念活动中的俞梅荪
  • 黄河清:琴心剑胆男儿行(一)——俞梅荪悼包遵信逸事
  • 俞梅荪:紫阳两周年忌日祭拜系列文
  • 俞梅荪:彭真委员长像读《毛主席语录》那样读《宪法》的启示(修订版)
  • 俞梅荪:彭真像读《毛主席语录》那样读《宪法》的启示(组图)(图)
  • 俞梅荪:太石村选举人大代表两轮投票前景未卜


    点击这里对此新闻发表看法
  •    
    联系我们


    All rights reserved
    博讯是畅所欲言的场所、所有文章均不一定代表博讯立场
    声明:博讯由编辑、义务留学生、学者维护,如有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另外,欢迎其他媒体 转载博讯文章,为尊重作者的辛勤劳动以及所承担风险,尊重博讯广大义务人士的奉献,请转载时注明来源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