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风强、孙礼静因上访被以“寻衅滋事罪”二审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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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风强、孙礼静因上访被以“寻衅滋事罪”二审维持原判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7月11日转载)     （维权网信息员成淮天报道）7月6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陈风强、孙礼静以不开庭形式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裁定。

     陈风强广东省罗定市人，孙礼静陕西省西安市人，因长期在北京上访而问题得不到解决，于2009年2月与5月先后四次参与在一些公共场所打横幅、撒传单、唱上访歌、拍摄以表达上访诉求的活动，结果被崇文区检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起诉，崇文区法院一审判处陈风强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一万元，判处孙礼静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陈风强与孙礼静不服，提起上诉，二审被维持原判。 (博讯 boxun.com)

    下面是二审判决书及莫少平、马纲权代理辩护词：

    关于孙礼静涉嫌寻衅滋事犯罪上诉一案

    二审辩护词

    （孙礼静的辩护律师提交）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受被告人孙礼静丈夫李宝文的委托，并经孙礼静本人同意，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指派我们在孙礼静涉嫌寻衅滋事罪上诉一案中担任其二审辩护人。我们将忠实地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5条规定的辩护人的职责，依法维护孙礼静的合法权益。

    接受委托后，我们认真审阅了北京市崇文区人民法院崇刑初字第00083号《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一审判决”），仔细研究了一审判决所依据的事实与证据，并详细听取了孙礼静对一审判决的意见，现提出以下二审辩护意见：

    辩护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孙礼静构成寻衅滋事罪的定性与法律适用错误，且“一事再罚”、程序违法。

    具体理由如下：

    一、一审判决将孙礼静的行为认定为寻衅滋事的“共同起哄闹事”行为，属于定性错误

    一审判决认定“孙礼静明知他人在案发现场聚集滋事，仍积极参与并以穿状衣、喊口号、拉横幅、唱上访歌等方式共同起哄闹事，属于共同犯罪”，定性错误：

    1、在孙礼静2009年8月26日的《讯问笔录》中，公安机关问孙礼静“你为什么跟着喊口号、唱上访歌”，孙礼静回答“因为我受了很多磨难，我看到这种情景，所以我就跟着唱歌、喊口号”。

    2、在孙礼静2009年8月27日的《讯问笔录》中，公安机关问孙礼静“你为什么要和上访人员喊口号、举横幅、堵路”，孙礼静回答“因为我觉得他们的行为‘反对贪官，反对腐败’，我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对的，符合我的心愿，所以我支持他们”。公安机关又问孙礼静“你为什么要编这些上访歌？为什么教给别人唱”，孙礼静回答“发泄心中的愤怒，反对贪官，反对腐败”。

    3、在孙礼静2009年9月17日的《讯问笔录》中，公安机关问孙礼静“你为什么在那里高喊口号，唱上访歌”，孙礼静回答“我就听见他们高喊：打倒贪官，铲除腐败我才去的”。公安机关又问孙礼静“你都不知道什么原因聚集那么多人，为什么还要过去”，孙礼静回答“我就是听有人喊：打倒贪官，铲除腐败的口号，我觉得人多才管用，这样人民的呼声中央才能听到，当时我也很兴奋我才过去的”。

    4、在孙礼静2009年11月12日的《讯问笔录》中，公安机关问孙礼静“你去的这些地方是接待信访的地方吗”，孙礼静回答“不都是”。公安机关又问孙礼静“你明知不是接待上访的地方为什么还去”，孙礼静回答“就是为找政府讲理，问他们为什么不清除腐败，不抓腐败分子……”。

    5、在孙礼静2009年11月13日的《讯问笔录》中，公安机关问孙礼静“你聚众打标语不是犯法吗”，孙礼静回答“不是，我一直在上访，我是被逼无奈才去的，难道贪官可以杀人放火，老百姓不可以点灯”。公安机关又问孙礼静“你应当用正当渠道上访”，孙礼静回答“该去的地我都去了，一点用都没有，所以我只能这样喊口号，打标语”。

    由此可见，孙礼静在“5.11事件”、“5.25事件”、“5.27事件”中，虽有穿状衣、喊口号、拉横幅、唱上访歌等行为，但这些行为是在上访问题长期得不到合理合法解决的情况下，为强烈表达其诉求而采取的一种无奈手段，不存在“无事生非”的问题。并且，这些行为的目的是希望引起国家领导人重视反腐，关注、解决上访问题，而不是为了寻求满足耍威风、取乐等“流氓动机”。而寻衅滋事的“起哄闹事”行为，恰恰是出于“流氓动机”的“无事生非”行为，因此，孙礼静的行为与寻衅滋事的“起哄闹事”行为有着本质的区别，一审判决的定性存在严重错误。

    二、一审判决认定孙礼静构成寻衅滋事罪，适用法律错误

    1、从犯罪主客观要件来看，孙礼静的行为不符合寻衅滋事罪的主客观特征

    寻衅滋事罪的主观特征表现为：为了满足耍威风、取乐等不正常的精神刺激或其他不健康的心理需要，而公然藐视社会公认的行为规范，即所谓的“流氓动机”。寻衅滋事罪的客观行为方式，是指出于取乐、寻求精神刺激等不健康动机而人为的制造事端，即所谓的“无事生非”。

    如前所述，孙礼静在“5.11事件”、“5.25事件”、“5.27事件”中，虽有穿状衣、喊口号、拉横幅、唱上访歌等行为，但主观上不是出于“流氓动机”，客观上也不是“无事生非”，因此，其行为不符合寻衅滋事罪的主客观特征。

    2、一审判决认定孙礼静“寻衅滋事”的地点，不符合我国刑法第293条规定的公共场所的特征

    我国刑法第293条第4项规定寻衅滋事罪的客观行为方式是“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至于什么是“公共场所”，该法条虽没有明文规定。但是，从我国刑法第290条的法条来看，“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对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加的，方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论处；同时，从我国刑法第291条的法条来看，“聚众扰乱车站、码头、民用航空站、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聚众堵塞交通或者破坏交通秩序，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情节严重的”，对首要分子，方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罪”论处。由此可见，前者“扰乱社会秩序”的场所，针对的是相对封闭型的供特定多数人从事特定生产、生活、学习等场所；而后者“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场所，针对的是供人们生产、生活、休闲、娱乐等一切活动所开放的场所，这种场所的出入无需限制和过多的约束。我国刑法第293条寻衅滋事罪规定的“公共场所”，应和刑法第291条规定的“公共场所”，具有同一含义，即指“车站、码头、民用航空站、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

    具体到本案，“5.11事件”的事发地在“珠市口西大街25号拆迁楼附近”、“5.25事件”的事发地在“陶然亭桥西侧永定门信访接济站门前”、“5.27事件”的事发地在“国务院新闻发展中心门前”。这些事发地，都是相对封闭型的、供特定人从事特定工作的特定场所，而不是那种出入无需限制和过多约束的完全开放式的“公共场所”，即不是我国刑法第293条规定的公共场所。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孙礼静“寻衅滋事”的地点，不符合我国刑法第293条规定的公共场所的特征。

    3、从犯罪主体要件来看，既然一审判决认定本案是寻衅滋事犯罪，那么，应该追究所有参与人员的刑事责任，而不应仅仅追究孙礼静等三人的刑事责任

    我国刑法第293条规定的寻衅滋事罪的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凡年满l6周岁且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构成本罪。换句话说，寻衅滋事罪的主体不区分首要分子和非首要分子、积极参加的人和非积极参加的人、煽动的人和被煽动的人，只要是参与的人员，均须以寻衅滋事罪论处。具体到本案，既然一审判决认定本案是寻衅滋事犯罪，那么，应该追究所有参与人员的刑事责任，而不应仅仅追究孙礼静等三人的刑事责任。

    三、公安机关对孙礼静“5.27事件”中的行为已经作出行政和刑事处罚并已结案之后，又以同一行为去追究其刑事责任，不但使国家公行为失去公信力，而且有违“一事不再理”的刑法原则

    2009年5月28日，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以孙礼静“于2009年5月27日14时，在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门前，身穿状衣并高喊口号，造成群众围观，阻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人员进出，扰乱了单位秩序”为由，作出京公（东）决字[2009]第0901351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其行政拘留十天。2009年6月7日，公安机关就孙礼静的同一行为，又撤销对其采取的行政拘留措施，转为刑事拘留。2009年7月7日，孙礼静被公安机关予以释放。事隔一个半月之后即2009年8月24日，北京市公安局崇文分局又以孙礼静的同一行为，再次对其予以刑事拘留。显然，孙礼静的同一行为，承受了国家公权力的反复追究。

    既然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已于2009年7月7日将孙礼静予以释放，这就充分说明，本案已经结案。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结案的话，那么，公安机关应当继续进行对孙礼静进行羁押，或者变更强制措施，改为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正是由于公安机关行使的是国家公权力，而公权力的行使具有公信力，因此，如果允许公安机关“朝令夕改”、“反复无常”，那么，不但有违“一事不再理”的刑法原则，而且必将使国家公信力丧失殆尽，程序公平与正义也将荡然无存。由此可见，公安机关对孙礼静“5.27事件”中的行为已经作出行政和刑事处罚并已结案之后，又以同一行为去追究其刑事责任，不但使国家公行为失去公信力，而且有违“一事不再理”的刑法原则。

    四、本案程序存在着违法之处

    1、侦查机关不按规定及时履行告之义务，剥夺了家属的知情权

    孙礼静于2009年8月24日被北京市公安局崇文分局刑事拘留，但其家属未收到任何关于孙礼静被拘留的书面或口头通知，致使其家人无法及时了解孙礼静涉嫌的罪名、对孙礼静采取强制措施的机关、孙礼静被羁押的原因和处所。由于本案不存在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因此，公安机关的做法，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64条第2款的规定“拘留后，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拘留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或者他的所在单位”。

    2、侦查机关未转达孙礼静申请聘请律师的请求，剥夺了孙礼静获得辩护的权利

    根据2009年8月25日孙礼静的《讯问笔录》，公安机关问孙礼静“这是《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你有什么要求”，孙礼静的回答是“我申请聘请律师”。但是，公安机关并未转达其请求，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0条规定“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提出聘请律师的，看守机关应当及时将其请求转达办理案件的有关侦查机关，侦查机关应当及时向其所委托的人员或者所在的律师事务所转达该项请求”。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孙礼静依法不构成寻衅滋事罪，请求贵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宣告其无罪。

    孙礼静的二审辩护人：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

    莫少平律师

    马纲权律师

    2010年6月23日


    （图文版本请见维权网原文） (博讯 box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