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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农民杨友德造土炮抵制拆迁 写遗书望孩子继续维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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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6月09日 转载)
    
    武汉农民杨友德造土炮抵制拆迁 写遗书望孩子继续维权
    武汉农民杨友德造土炮抵制拆迁 写遗书望孩子继续维权


    (新京报)在杨友德家周围,四处都贴满了标语,内容全部和维权有关。
      56岁的杨友德,喜欢把维权叫战斗,或者说“打仗”。他说“打仗要有战争策略”。
       在他的家里,摆着物权法和一本厚厚的法律政策全书。很多条款,他能全文背下来。
      为了留下证据,他和村里负责人的谈判,他都会记下要点。而他说,他最核心的证据是“法律政策”。
      他喜欢用维权、话语权、平台,这样的词语。
      他会说维权比生命还重要。当他的妻子说,害怕报复时,他吼了她一句,“什么时候了,还考虑这个”。
      他说他妻子动不动就哭,就担心。5月25日,用土炮“开始打”施工队之前,妻子浑身发抖。他说不要怕。他的亲戚们都作为他的帮手,负责打110求助。他说到现在只有他一个人拿烟花打过仗,他不想连累亲戚。
      他已经能很精确地使用礼炮,100米怎么打,80米怎么打。包括不同的礼炮会有怎样不同的射程。他说这些都是练出来的。
      当他站在吊楼上,演示他如何对付来施工的队伍时,他说,有时候站在那上面,他也发抖。他不知道接下来的是什么。
      是自己被拉下来,是伤了别人坐牢,还是房子和土地都被推平———在后果出现之前,他说“我只能拼了”。
      新京报:什么时候决定造这个土炮来保护房屋?
      杨友德:2009年12月份,他们通知我说要强拆我的房屋和土地,我才想到了这个办法。
      新京报:为什么会采用这样的办法?
      杨友德:对于强拆,我看到很多人用消极的抵抗办法。比如往自己或家人身上浇汽油,把家人烧死。我不愿这么干。我觉得这是不相信共产党的表现。我和他们不一样,我不想伤害自己。
      而且我相信是下层瞎搞,上层是光明的。所以我不会烧死自己。
      新京报:你觉得他们是消极抵抗,你呢?
      杨友德:我觉得他们是不负责任的,受害的是家人。我听了他们的经历之后,很难受。我不是消极的,我曾经想到过死。但是我死,必然是他杀,我不会杀我自己。
      外面强拆死亡的人,都是被拆迁人。轮到我身临其境的时候,我也在想这个问题。第一我不想死。不想死,又不想放弃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个办法是逼出来的。
      新京报:怎么会想到用礼炮?
      杨友德:我们这个家庭兄弟六个,没有进公安局的犯罪记录,我们是守法的公民。有些事情太违法的,不敢干。烟花,我估计还打不死人。
      我们既要守法,又要保护自己,就要会想办法,看到利害关系。这个火炮不指望保护,只是推迟的作用。起码有了烟花,他们不敢和我争,我是在争取时间打110。
      新京报:想这个花了多长时间?
      杨友德:就几天时间就想出来了。虽然我是个农民,但是我也有自己的办法。礼炮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东西。有情的时候是为了欢迎,有气的时候是用来对付。
      新京报:你觉得这个办法管用吗?
      杨友德:对这种拆迁,我希望用这个来阻止。虽然我把握不大,但这个指导思想比肢体接触好,肢体接触相当于送死。我也想过,如果我阻止不了,我也许就被打死了。为了这个我还写过遗书。
      新京报:遗书的内容是什么?
      杨友德:我的遗书是写给我儿子的。我告诉他,我死了之后,你不能可惜,不要管尸体。还是要依法维权,拿回我们应得的钱。
      新京报:写遗书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
      杨友德:我是为了防止万一。人到了50多岁,也看了很多事情,想好也要想坏。遗书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
      新京报:你说让他依法维权,你觉得自己现在是在依法维权吗?
      杨友德:我这种方法,讲起来和国家的治安管理条例不符合。但我没有办法,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方法。
      新京报:为什么说是非常时期?
      杨友德:一个是他们强大,他们主动。我们弱小,我们被动。
      如果说他们一个月攻打一次,我们一个月都会提心吊胆,不能睡觉,不能生产。这种折磨,只有经过抗日战争的人才晓得那种恐怖。我们就生活在恐怖当中。
      新京报: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稍有不慎,会死人,这样就犯法了?
      杨友德:对。我想过。我想了如果犯法了,我就受法律制裁。我在受审判的时候,我仍然会揭露他们办事不公。到时候我起码有说话的机会,比自杀强。
      新京报:那个吊楼有多高?
      杨友德:本来是三米,后来我为了对付他们,增加了五米,有八米高。
      新京报:那么高是为了瞭望吗?
      杨友德:不仅仅是为了瞭望。最重要的是,他不能轻易把我从高空打下来。我在高空有砖头,有石灰,也有烟花礼炮,居高临下,可以抵抗。
      新京报:有几箱烟花?
      杨友德:两箱,48响。在房子里我还准备了一箱。如果我被控制住,我的亲兄弟来了可以拿起来和他们打。
      新京报:打炮时想得最多的是什么?
      杨友德:瞄准他们,调整礼花弹的高度和角度。那个时候脑子里是空白的,就想着打炮。我好歹是个初中生,50多岁的人了,我始终记不起我发了多少炮。
      新京报:打炮之前会有什么准备吗?
      杨友德:我有一个喊话器。我打之前会喊,我正在向你们开炮,希望你们不要再进攻。我说这些,是希望伤亡能减低到最小。
      如果他们停止,我绝对不放炮。即使放炮,我也不冲着人。情况太危急,我为了镇住他们,一进入火力范围我就开始打。但是都是打到高处,或者打到人群的后面爆炸。
      我不想伤人。我用礼炮,一个是希望他们停止,另外也是希望110快来。
      新京报:5月25日那次冲突,持续了多长时间?
      杨友德:从下午三点到五点。直到他们最后一个人都撤走了,我才下来。事后我很高兴,我既没有伤到人,土地和房子也保住了。
      新京报:这是唯一一次用吊楼打炮吗?
      杨友德:是的。2月6日那次,虽然也用了礼炮,但是用手推车,而且不是一个炮一个炮单放,是一起放,一会就打光了。结果被他们抓到了。
      所以第二次我就研究了策略,炮要分开打,人要在高处。一个战斗,什么细节都要考虑。
      说实在的,我能成功也是有原因的。他们命贵,他们怕死。我命贱,不怕死。这样我才有了机会。如果他们不怕,我十个吊楼也会被他们拆掉。
      新京报:你不怕死?
      杨友德:不是不怕死。是只有不怕死,才能破釜沉舟。
      新京报:如果还有下一次呢?
      杨友德:有下一次我还会这样守着。把我的烟花没收了,我就去买。如果他们逼我逼到最后,我也只能照着人打。我没有办法。
      新京报:你平时每天都呆在这个吊楼上吗?
      杨友德:外面有亲戚朋友,如果有保安在集合,挖土机在挪动,我得到这个信息,就会24小时呆在上面。吃饭就用吊桶吊上去。睡觉就在上面的躺椅上睡。
      新京报:站在吊楼上往下发射炮,是什么样的感觉?
      杨友德:打仗没开始之前,有点害怕。但是真正开始,就不害怕了。我的头脑还是很清醒的,就是要守住我的家。能守一分钟是一分钟。
      我是打完了才后怕,想着早点结束这种生活。
      新京报:这一二十亩地对你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杨友德:这是我后半生的生活来源,太重要了。没有地,我就只能流落街头要饭。
      新京报:你想要的是什么?
      杨友德:我只有一句话,这是我的核心。第一我是农民,靠土地生存。你征收我的土地,我没有意见,但要按政策拿回我的补偿费。不这样做,我就只能去偷去抢。我一个人去偷去抢,法律可以来制裁我。大家都去这么做,这会是个社会问题。
      农民靠土地生存,不管什么时候,我都是这个要求。我不多要,按政策给我应得的。
      新京报:你有没有想过其他的办法?
      杨友德:我们想过很多。用烟花是唯一的。第一,他们强大,不阻止不行。他们给我的是霸王条款,没有谈判的平台,没有我的话语权。第二,不守住,将来是一分钱得不到。这是唯一的办法,现在我依然认为这是唯一的。
      我和他们讲过理,也上访过。
      新京报:没用吗?
      杨友德:我不能再上访,我去上访,房子和土地就没了。只要一个小时,整个地就挖平了。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守住。我跟他们打交道太深了。我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只有保护现场才有话语权。
      如果地被推平了,我去上访,人家跟我要证据。我的证据呢?证据被推平了,谁承认?
      新京报:尝试过去法院吗?
      杨友德:法院这条路我走不通。我没有钱,打官司要诉讼费,我拿不出来。我也跟他们说过,让他们去告我。我是被告的话,我就不用拿诉讼费。但是他们不告,我也没办法。
      新京报:你还相信法律吗?
      杨友德:我相信。我相信法律条文都是好的,只是有些人执行的不对。我看了好多法律和政策,不看我没勇气,心中没有底,法律和政策让我心里有了底。
      新京报:你说你觉得自己不是钉子户?
      杨友德:我不是。我觉得钉子户是想多要。我不是,文件规定多少我要多少。我是农民,我希望按政策补偿我。我所有的行为都是维权。
      什么叫钉子户?门上没有眼硬往里插,那是钉子户。我是门上有眼,有政府规定的条条框框,我按规定插上去。我怎么能叫钉子户呢?
      新京报:你采用这种方法不怕有人说你是暴民?
      杨友德:我不同意。一个人在暴力的方面,你要看他产生的环境。我不是强买强卖,国家有法律有政策规定,我不是多要, 我不是暴民。
      还有人叫我刁民,我也不是刁民。我要回自己的利益,维护自己的利益,我并没有把别人的东西抢为己有,我不是刁民。
      新京报:在整个过程中,你绝望过吗?
      杨友德:伤心有过,绝望没有。大家明明是一样的人,却同地不同价,我会觉得伤心。
      新京报:我看到你在房前屋后贴了很多标语?
      杨友德:这是我发泄内心压抑的一种方法。
      新京报:对这个事情,你最期待的结果是什么?
      杨友德:我希望能按政策给我补偿。然后我好好活着。如果是这样,我就去买台电脑。我听说网上很多人支持我,我以后也要上网支持别人。
      新京报: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杨友德:我是一个喜欢交朋友的人,官方说我是个刁民。老百姓说我是个好人。我靠土地吃饭。我不贪国家的任何费用,我没有任何违法记录,我还送孩子去了军队。
      新京报:你觉得自己倔强吗?
      杨友德:我就是一个农民。农民是朴实的,这是堂皇一点说,其实就是说,农民是比较愚笨的。
      新京报:你们村子里大部分人最终还是同意了补偿标准,为什么你一直要坚持?
      杨友德:有两种情况。完全靠土地为生的家庭,不管怎么样,都是要抗争的。有的人不抗争,因为他们不是百分之百的农业人口。也有很多人后期“投降”了。但是他们投降了都有一些出路。
      我百分之百是农业人口,一切生活来源都是土地。而 我“投降”没有出路。
      他们把我当作鸡,把群众当作猴子。我以前上访投诉过他们。他们是把我杀了给别人看,所以我没有选择。
      新京报:你觉得自己能守多久?
      杨友德:不知道。有一天算一天。现在有媒体关注,总比原来强。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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