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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水:探访最好的血汗工厂——富士康大本营(图)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6月06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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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探访富士康大本营,现标题为博讯编者加
    
    
刘水:探访最好的血汗工厂——富士康大本营

    
    刘水
    
    富士康是打工者的天堂,也是他们的地狱。
     ——题记
    
    
    5月26日晚11时多,在我实地采访电子制造业帝国——富士康(FOXCONN)龙华工业园大本营仅仅5个小时后,一位与我同籍的甘肃省庆阳市23岁工人贺某,从富士康龙华工业园C2宿舍楼7楼阳台跳楼身亡。惨烈的富士康“十二跳”。其背后一定隐藏着“合理性”逻辑,只是不被外界明察和理解。
    “为什么是富士康?”这是许多人的疑问,包括笔者在内。几乎所有学者、专家和富士康以及官方给出的结论,显然没有解开这个迷津。这是笔者改变行程,赴深圳富士康龙华大本营展开独立调查的初衷。
    
最好的血汗工厂

    
    国际通行对血汗工厂有这些定义:低工资和福利,超长工作时间,无休止加班,管理严酷,雇用童工,工作、居住和饮食等环境恶劣,企业文化单调,甚至毫无企业文化可言,职位上升通道甚少,技能培训机会较少。相较于中国大陆其它血汗工厂,富士康贴牌(OEM)生产国际知名电子品牌的电脑、手机、玩具、MP4、MP5以及新业务LED,在那些曾有或长或短富士康工作经历的工人口中,富士康都有一个响当当的口碑,也是一个标杆。他们几年间辗转不少工厂,会做出中肯的比较。
    尽管如此,也无从改变富士康血汗工厂的色彩。这同样来自于中国大陆社会平均收入,与富士康台湾背景下社会平均收入的比较。有人会说,现代工业和资本,追逐最低成本和利润最大化,无可厚非。但站在劳工立场考量,他们作为社会成员的权利和尊严,早已被侵蚀底线。中国贫富悬殊基尼系数,远超国际警戒线0.4,高达0.5,何况低人权、低福利劳工创造的财富全部流入政府、权贵和财阀的口袋,而劳工的血汗工作仅能维持温饱且不能分享到社会福利,这对于两三亿劳工极端不公平,也不正义。
    富士康龙华工业园区位于深圳市宝安区龙华镇油富、油松村,这里是富士康在中国大陆开设的无数工厂的大本营,附近不远尚有一处观澜工业区。龙华工业园占地面积巨大,四面围墙,里面装载着45万名工人,东南西北四座大门,还有数量不等的专门通道,各座大门功能不同,有的专供人员出入,有的是货运通道。偌大的园区内厂区、生活区分隔开,绿意盎然,井然有序;园区内有通勤车,在厂区与生活区之间穿梭,专门接送员工上下班;运动场庞多,单是餐厅就有几十个,大型超市有好几个。
    每个出入园区的人员,穿着白色、红色或深蓝色工作服T恤,胸前都挂着几张IC工作卡。有部分员工租住在园区外面,有的组成简单的家庭,下班后换掉工服,匆匆回家;住在园区内的员工,下班后可自由支配时间,有的穿着工服,三三两两结伴外出吃饭、逛街,有的坐在马路人行道上聊天。园区外四周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流,几乎都是富士康员工青春蓬勃的面孔。
    在富士康龙华园区南门外,随机采访三位5月21日刚进入富士康的新人。他们穿着深蓝色T恤工服,胸前挂着工作牌,坐在人行道上一座报亭前的矮木凳上悄声聊天、吸烟。他们培训一周时间,就将上岗。现在已经取消严苛的军训,每天集中学习厂规厂纪等知识;每间宿舍住宿8人;有基本工资。其中一位20岁左右、河南籍李昊,倒很爽快,滔滔不绝、眉飞色舞说道起来。他从龙华另一家电子厂,应聘进入富士康,听老乡说富士康各方面都不错。他笑嘻嘻地说,昨晚梦见有人跳楼自杀,几次惊醒。旁边一位年龄较大的同伴低着头提醒,你别乱说。然后与另一位同伴站起身默默离去。
    李昊说,现在园区内显要位置都张贴着心理求助热线电话,对入职新人富士康没有采取心理抚慰措施,也没限制员工之间彼此传播跳楼消息。问他从哪里获悉同伴跳楼自杀消息,他摸出手机说,下课后看手机新闻得悉的。正与他聊得起劲,原先离开的两个同伴,远远喊叫他的名字,他马上打断话题,口里念叨着“不好意思!”,匆匆跑去同伴那里,几个人结伴离去。
    一位曾经在富士康工作3年的老员工张娟娟告诉笔者,在富士康上班期间,不准携带手机、MP4等私人电子品进入工作区域。一方面出于流水线工作需要,另一方面防止蒙混偷窃电子产品。张娟娟初中毕业,15岁从江西农村来到深圳,年龄太小,假冒表姐的身份证,进入富士康。她说,现在富士康加班能拿到7、8元/小时加班费,相当不错了。在她现任职业务经理的电池厂,工人加班费仅有1元/小时。富士康普工月基本工资大约960元,执行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其它大多数工厂基本工资难以与深圳最低工资标准持平。
    笔者有两位远亲后辈,正在或曾在富士康打工。一个初中毕业,20岁从部队复员后,即进入富士康工作,至今已有8年时间。一步步从流水线普工,升迁担任某分厂中层管理者职位。据他介绍,像他一样在富士康工作多年并获得升迁者,大概只有万分之一的机会。另一位,初中辍学,曾在富士康龙华园区做过半年仓管,后自动离职。他们都是在富士康收获了爱情和家庭,现在各育有一个儿子,上幼儿园了,都交给家乡父母抚养。俩人的妻子,3、4年前都曾享受了富士康三个月带薪产子假期,产后返回富士康继续工作。这在当时中国大陆外资厂非常稀罕,其它工厂女员工在怀孕后期,只有离职走人一条路可选。
    即使今天,已经离开富士康多年,辗转数家工厂打工、现准备开厂创业的其中一对夫妻都会说,富士康的工作环境和工资福利待遇,综合而言都是最好的。他们对早期富士康入职培训,连续几小时在太阳下站军姿的军训,和车间“内保”的严厉都记忆犹深。
    这次赴深期间,有机缘参观了两家电子厂的流水线和行政办公区,其中一家规模宏大,员工数万人,设有多家分厂。套上鞋套进入近千平米宽敞的车间,以我多年前做记者采访珠三角工厂的眼光,这家工厂车间光线充足,中央空调,地面洁净,机器声细微。我俯身在流水线工人头顶,仔细观看他们操作,许多人专注于工作,居然没发觉;办公大楼,装修颇有品味,各部门办公室都是大开间小隔断。这家工厂单是工作环境已属上乘,但陪同参观、曾在富士康工作过的一位工程师告诉我,富士康比这里还要好。
    笔者曾在深圳收教所,有几个月流水线工作体验,手工生产欧美订单的劳改产品圣诞礼物。铅皮屋顶车间里,高温,拥挤,空气污浊,在定量的压力下,大脑丧失思维,只有手臂在机械地重复动作,对外界的声音失去反应。因此,我完全能理解流水线,对劳工体质和心智年复一年的摧残。
    富士康工业园区辐射的几十平方公里,新建的工业区,一个个拔地而起,吞噬了土地、河流,工业区连缀成一座崭新的城镇,望不到一片农田。厂房、宿舍楼与土著居民专租给打工者的民房,色彩明丽、造型别致,还有公共设施和绿化带,一点不亚于深圳老城区。以居住人口和面积而言,这里被工业区连缀在一起的几个村庄,其现代化程度,甚至远超过内陆省份许多中等规模的城市,但是,这里显得冰冷而生硬,缺乏人文气息和城市生活细节,难以让外来打工者找到归宿感和认同感。
    
为什么最好的血汗工厂自杀者最多?

    
    进入富士康工作,是许多从乡村进入城市的普通打工者的梦想。即使密集发生震惊世人的“十二跳”,也无法阻止他们的脚步。他们像候鸟一样执着,只因没有退路。
    脚步匆匆,汹涌的下班出厂员工;无所事事,站在马路边的发呆者;汗流浃背,拎着大包的求职者……完成了封闭围墙内与开放社会的对接,尽情展示着工业和资本的血腥、赤裸裸,而制度为他们一路大开绿灯,实施了庇护。
    富士康“十二跳”,从自杀身亡者和幸存者、从富士康内部,永远找不到完整答案。答案在门外,像魔鬼一般游荡。
    26日,富士康总裁郭台铭,邀请海内外200家媒体记者,参观富士康龙华园区。他说,频发员工自杀事件,是社会问题,也是个人问题;你们这些大陆媒体记者,不也是打血汗工,有没有签合同,工资有没有保证。郭台铭此番言论,虽有推脱富士康责任之嫌,但不能否认,他道出了中国社会的扭曲和悖谬。
    富士康每道大门外都永久矗立着一座红色警示牌:
    敬告
    本厂区经政府批准合法设立,未经许可不得入内,违者送警法办!
    
富士康科技集团

    
    台资企业或者说外资企业,被中国大陆本土同化程度可见一斑,紧控的“敌我”意识取代了人权和法制。笔者在富士康几座门外盘桓几个小时,发现门口都设置几台自动刷卡机,员工出入都须刷卡,还围拢着4、5名保安,抽检证件。
    原本打算进入富士康园区采访拍照,试图还原真实的富士康,但没能成功。于是站在富士康南门外大约20米远拍摄园区内景,被一位眼尖的保安发现,他疾步走过来,接连厉声质问:“你为什么拍摄?”、“你是哪个部门、单位的?”答:“门外属于公共区域,你也管?”保安语塞,转身返回岗位。
    在南二门外换证大厅,向值班女保安咨询能否进入园区。一位女保安告知,你有富士康部门级职位的熟人来门口带你,同时需要查验、登记你的身份证,并填写登记卡,才可以进去。这在意料之中,所以特意选择在工人下班时分,赶到富士康采访。
    富士康出于保护自有物权和基本管理需要,门卫严厉,尚属合理。外人别说插翅难入,即使越墙而入,不偷不抢,只是想非正途参观园区,富士康也没有权力限制公民人身自由,“送警”或者说报警是富士康的权利,但是否触犯法律被“法办”,富士康说了不算。凭一句“送警法办”,可见富士康的法盲和自我防范意识,可以此作为解读富士康的一个小小注脚。
    南门外十字路口栏杆上,悬挂着当地政府机构制作的大幅布制红色宣传标语:“不要把身份证与银行卡放在一起”、“借你银行卡,骗你没商量”
    园区周围街头、天桥上,四处张贴着打印在8K纸张上的富士康招工启事,年龄、工种、工资和福利待遇一应俱全。其中年龄要求:16.5——28岁;工资福利待遇:底薪1080元/月,每周5天、每天8小时工作制,正常加班8.3元/小时,周六、周日加班12.6元/小时,节假日加班16.5元/小时,月收入1800——2200元以上;包吃包住,免费洗衣,等等。
    几位富士康员工称,普工待遇没那么高,但也差不多,那要看工厂订单如何,这些招聘启事,是职业介绍公司忽悠不知情者,骗取中介费。一位原富士康员工、熟悉招募内情者告诉笔者,富士康动辄一次招工几百、几千人,生产淡季裁员也有这个数量,一些有实权的老员工,会与人事部门或中介公司,串通起来私自招募,从中赚取每人几百元介绍费,他们也有能量安排部分人员进入富士康工作,承诺的待遇有些夸大,但不完全是假的。至于能拿到多少收入,那要看具体在哪个部门工作、何种职位。他说,应聘者年龄太小他们会出主意,鼓励使用假身份证,冒名顶替。只要能赚到中介费,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有的人打工几年,阅历和经验丰富,熟悉与富士康相关的电子产品操作技能,他们看重富士康的工作环境和薪资待遇,即使初中或高中毕业,他们也敢花费几十元定制一本假的大学本科毕业证,也能蒙混到富士康低层管理者职位。
    在天桥上拦住穿红色T恤厂服、20岁的富士康普工任雪,她来自四川地震灾区,两年前高中毕业考上大专,哥哥本就在读大学,家庭困难,她放弃读大学,远赴异乡,打工赚钱供哥哥读书。她说,男孩子社会压力大,不读书怎么能够成家立业娶媳妇,女孩子还好说。听闻笔者说起富士康已经发生“十一跳”,她有些吃惊:“真的吗?见鬼了!”她每天忙忙碌碌,没空闲关注身边究竟发生多少次跳楼了。
    
富士康背影里的中国

    
    接受采访的富士康员工和部分外界人士,普遍有两个看法:密集自杀背后,有人“搞鬼”,他们认为有商业竞争对手,高价收买员工自杀,以此搞垮富士康;在仿效和暗示心理作用下,选择自杀,以从富士康获得他们以为的高额赔偿。也有人认为,八零后、九零后二代农民工,一则普遍缺乏承压能力,二则缺乏父母之爱、在留守儿童阴影下长大,心智不健全。一位接受笔者采访的富士康男员工嘀咕,恐怕有邪教教唆,说完,他又自嘲道,我是瞎猜的。这些都是外部观察点,但不是核心因素。
    几连跳发生后,富士康采取措施防止员工跳楼。宿舍门窗加装钢栅栏,阳台门全部上锁,16人一个小组,互相帮带,每两小时逐级汇报一次员工动态,外请心理辅导师开设心理干预热线,建立员工发泄室,法师念经祈福,缩短加班时间等等。
    加班虽说是自愿,但岗位不能缺人,不得不加班,因此,强制加班就成为不成文规定。加班能够获得更高收入,他们几乎都愿意挣取加班费。流水线上毫无工作乐趣可言。流水线普工每月总收入不过一千多元,虽然相较其它工厂高出几百元,但比起深圳高昂的消费水平,有的还要寄钱回家,资助其他家人,千多元收入往往入不敷出。所以,几十万富士康普工,若按社会平均生活水准,他们维持在吃得饱、有衣穿、有公寓住的生存底线。富士康包吃包住,能按时领到工资,这些对外来打工者颇有吸引力。
    5月25日,富士康员工收到公司下发的“不自杀协议”,有部分员工明确表示拒签。次日郭台铭在富士康龙华大本营表示收回协议,同时表明强悍态度:为防止抚恤金过高,变相鼓励员工自杀,富士康将会修改抚恤金额度。
    这些措施只是治标不治本,让外来工找到工作乐趣,拥有成就感和归属感,才是根本之道,但这不是富士康能够独自解决的。
    富士康发生“十二跳”事件,戴尔等电脑客商,迫于社会舆论压力,已撤回部分订单;富士康关联公司的纳斯达克和港股股票也已呈跌势;台湾工会组织已在台北街头抗议血汗工厂富士康。
    笔者以为,人在极端恶劣环境下,反倒怀有较高期望值,希望活得更好,这就是为什么工作环境和工资福利不如富士康的其它血汗工厂工人,不会如此密集自杀的原因。而富士康尽管各方面比其它工厂要优越,但是,工人收入与家庭需求和社会购买力相比,仍是入不敷出。深圳二线关外1、2万/平米高额房价,以他们每年2万多的低廉收入,不吃不喝,也需要工作50——100年才能买得起。在最好的血汗工厂富士康,作为知识和技能先天不足的底层打工者,他们的个人发展空间,已经走到尽头。这让他们感到前景黯淡,容易产生挫败感,进而对人生绝望。
    难以融入城市,又不甘退回贫瘠乡村,陷入两难境地。不成文的强制加班制度、枯燥单调的流水线工作、个人情感等问题成为导火线,都会将原本低沉绝望的精神状况,拉进最为脆弱无助的境地。自毁肉体,于是成为最后的血酬赌注和解脱方式,以回报家人。我理解并同情这些悲惨的生命,但不得不说,自杀获利,以另种面目显现中国社会深处隐秘的“血酬定律”,而这恰恰是富士康“十二跳”主因所在,这就是我寻找到的答案。
    5月29日,全国总工会出台《关于进一步做好职工队伍和社会稳定工作的意见》,称要加强对青年职工心理疏导,化解矛盾。这可视为官方迫于富士康“十二跳”和广东南海本田车厂工人罢工停产等事件压力,公开做出的间接回应,但是隔靴搔痒,于事无补。说到底,跳楼自杀、罢工停产,都是劳工生存处境和人格尊严被挤压、歧视到极端,而在生与死之间采取的维权手段。独立工会呼之欲出,保障数千万产业工人基本人权,立法赋予劳工组建工会,强化劳工谈判权,才是化解之道。奴工,不应该是两亿中国农民工被权力和资本双重压榨下的唯一标签。
    他们无法抵御家庭和社会,编织的“有钱便有一切”的价值观现实,还有家庭贫穷的追索,也充满改变命运的憧憬。笔者随机调查,高达90%以上富士康员工来自乡村,绝大多数初高中(技校职中)学历,不乏小学学历,实际上流水线对技能知识要求并不高。然而,出身农村、学历低等先天劣势,让他们在机会起点上就输了一大截,根源在于不平等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而罪恶的户籍制度又脱胎于政治制度。
    因穷上不起学,或者说不能接受更高等级的教育;大学毕业生收入跟流水线工人不相上下;上大学不如早辍学打工。这是农村出身者的现实处境。几乎所有工厂对求职者都有学历和年龄要求,最低也要初中毕业,年满18岁,但是,政府对农村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即使九年制义务教育也落空。乡村普遍存在的家庭教育致贫现象,昭示着中国乡村早已告别耕读传家的自我救赎传统,中国社会陷于赌徒式的恶性发展怪圈。
    城乡二元制度,造就对农民的教育歧视、户籍歧视,甚至省域歧视,这种制度性歧视,已经司空见惯,被社会普遍视为合理和接受。早先的出身和血统等级观念被模糊化,在今天中国换个面目出现,以权力和财富为两个圆心,划分出圆圈交错的无数个阶层等级,优越特权与受歧视群体不断细分,越往圈外就意味着越被边缘化。阶级意识依然流淌在每个中国人的血液里。政府60年来对农村严重亏欠结出的恶果,在以经济拉动的社会转型初期,终于被二代农民工吞咽而下。
    中国式阶层现象凸现,在于将基本人权抹杀,不是出自机会均等而是特权。教育权是天赋人权之一,人人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为民众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这是政府的义务之一,但是,今天已经将乡村教育根基彻底摧毁了。
    城乡隔绝造就的廉价劳动力,以低人权和低福利优势,支撑起中国GDP。富士康“十二跳”,不管自杀者是出于工作压力,还是个人情感等等原因,这不仅是向富士康发出无声的抗议,更是一个个弱小者向社会不公发出的强烈抗议,尽管他们并不自觉。
    如果官方延续一贯的以政治高压压服劳工权利诉求的老套路,那么劳工以和平和卑微的方式反抗与社会普遍存在的不公,留给双方理性博弈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几天采访结束最后一晚9时多,笔者徘徊在下榻的宾馆楼顶天台纳凉,这里与富士康帝国仅有几公里距离。俯瞰10层楼下,头晕目眩,我在空洞朦胧的夜空中勾勒着跳楼者的相貌、神态和姿势。恰好楼下宽阔笔直的工业区大道上,附近某家5万人大型鞋厂工人,晚加班后返回宿舍区。他们穿着浅蓝色工服上衣,三五成群,细小得像蚂蚁一样,脚步匆匆向一个方向游动,从头望不到尾。他们的身影浮现在明暗交错的路灯光下,面目模糊,毫不起眼,像他们的未来一样充满未知。中国大陆劳工中的绝大多数人,在流水线上被榨干青春,数十年后年老将不得不返回故乡。贫瘠的乡村是他们最后的归宿,现制度已圈划出他们的命运轨迹。
    他们来了,他们看见了,他们被国家征服了——这些被写进宪法的国家主人。
    
    注:应被访者要求,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2010年5月28——30日于旅途中
    
    原载2010年6月3日《中国人权双周刊》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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