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宏年：“六四”二十一周年隨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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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5月29日 转载)
来源：参与 作者：車宏年
山东网友纪念“六四”二十一周年
（参与网2010年5月29日讯）：
山東 車宏年
“六四”二十一周年就要到了，人們永遠不會忘記二十一年前，中國政府動用武裝部隊，大批坦克、裝甲車開進北京，鎮壓了“反官倒，反腐敗”的愛國學生和市民。世界人民也永遠不會忘記，“六四“因為它與東歐的巨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世界世世代代的人民談起東歐社會主義陣營巨變的這一歷史，就必然想起中國的“六四”，想起“六四”就必然談起“柏林墻”。
兩星期以前，當局動員我到廣西住一段時間，我說：“我不去了。”前兩天又來了，我還是沒有答應。我提出了要去就去世博會，他們不語。因為他們去年這個時候，在他們的陪同下去了廣西，我在廣西待了幾天就待不下去了，就回到了濟南，于是又在他們的陪同下去了青島，直到過了六四。
二十一年來，當局在這一日子到來之時，總是對異議人士進行“關照”，如此“關照”下去能行嗎，能三十年、五十年嗎？“六四”已經犯了反人類罪，再壓著這段歷史，怎么向后人交代？盡管現領導人沒有參與鎮壓，但壓著這段歷史，讓后人怎么評說？歷史這一關就過不了。破罐子破摔，是對子孫后代的不負責任。糾正錯誤，才能體現所鼓吹的高度責任感和科學發展觀。
作為現代政治家，誠信不是講講而已，重要的是落實在行動上。取信于民也不是說著玩的，讓民以普選的方式來加以檢驗。寬容不同政見，而不是以言治罪；容許不同觀點的存在，才能找出自身的不足。多黨的存在，更加鍛煉自身黨的廉潔和能力，而不是自殘、自相殘殺。所謂民主最重要的就是包容、接納和妥協，而不是鎮壓、排斥；妥協可以緩和社會矛盾，不使激化；使一些問題的解決向好的方向發展，讓方方面面能接受和滿意，而不是簡單粗暴地鎮壓。妥協是現代社會發展的潤滑劑，它不僅在矛盾和沖突中起著作用，緩和與反對派的緊張關系，避免雙方支持者發生激烈沖突，而且在多黨不存在多數的情況下，完成組成聯合政府。如果不放棄仇恨和排斥思維，喊民主法制也只能是空喊。我們看到在專制下，半個世紀過去了，民主政治、依法治國、司法公正、社會正義都沒有確立起來。
我上面不是說想起“六四”，就必然談“柏林墻”，談起東歐的巨變，就必然想起“六四”。要發起全社會從上到下都來談，專家要談，老百姓也要談。不僅我們自己要做異議人士，讓廣大老百姓都來做異議人士。中國沒有戈爾巴喬夫、葉利欽式的人物，也完全可以完成社會轉型，東德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昴納克就是一個榜樣。
“六四”二十一年了，在人生的進程中是有些漫長，但它在歷史的進程中只是一瞬間。前蘇聯赫魯曉夫1953年—1964年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在蘇共二十大上，作了《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揭露斯大林在大清洗中的暴行。并在全国范围内平反了近千万人的冤假错案，苏联的知识分子也从斯大林时代的政治恐怖中获得解放，政治氣候較為寬松了。東歐的國家如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法克政治气候也得到了宽松，前苏联和东欧几个国家的知识分子空前活跃，产生了一大批的异议人士，一些最著名的异议人士也是在这一时期产生并公开活动了。然而在中国这一时期正经历镇反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国是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期鄧小平上臺，政治氣候較為寬松，知識分子思想得以釋放，這一時期一些著名的異議人士也產生了，中國在邁向民主的道路上遇到了“北京六四事件”。而東歐那時遇到了“匈牙利十月事件”，1953年10月20日召开的波兰统一工人黨中央全会，波兰顶住了苏联的压力，选举了主张走波兰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哥穆尔卡为第一书记。这极大地鼓舞了匈牙利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在22日的集会上，他们提出了以反对苏联模式和苏联控制为主要内容的“十六点要求”，同时决定在23日举行静默游行声援波兰人民。被蘇軍鎮壓，事件共造成约2700匈牙利人死亡。下達鎮壓命令的正是赫魯曉夫。從1953年10月到1989年10月“柏林墻”倒塌，經歷了36年。
前蘇聯的解體，與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巨變這一鏈條有關聯，民主浪潮勢不可擋。正如山東大學一位俄羅斯專家所言：戈爾巴喬夫站在樹尖上，却用斧子砍這棵樹，如果他不把這棵樹砍倒，蘇聯人民會把他從這棵樹上吊死。
在寫這篇文章要結尾時，我不能不提六一兒童節要到了，我為生活在這一國度的兒童，我的心在流血，毒奶粉受害兒童圖象總在我的腦海出現；四川地震豆腐渣教學樓倒塌，那些兒童扎堆死在樓梯的慘狀，總在我的腦海出現；社會矛盾的加劇導致數次砍殺兒童的悲劇；接種疫苗兒童中毒慘劇的發生。為什么專制者們還在唱同一首歌，嗚呼，誰來救救孩子？！
2010年5月29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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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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