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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六四后曾上书批判赵紫阳:有許多重大失誤(图)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5月26日 转载)
    吳敬璉在七千字上書中說:“幾年來趙紫陽同志偏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的發展戰略和改革方針,在工作指導上有許多重大失誤。這些失誤多年累積的結果,是經濟體制紊亂,經濟結構惡化,需求總量失控,國民經濟的‘老本’損耗嚴重,同時,國家的調控能力,特別是中央政府的調控能力極度削弱。”
    
    吳敬璉六四後上書批判趙紫陽
    
    外參特約記者 鄭雨祥
    
    “前幾年,趙紫陽同志對經濟工作的錯誤指導,引起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分配不公和腐敗現象。這些日益積累的經濟和社會問題,激起了各階層群眾的普遍不滿,而一撮陰謀份子又利用群眾的這種正當的不滿,挑起了動亂和暴亂。”這是《外參》記者最近獲得的一份吳敬璉上書中的內容,文末所標明的寫作時間是:1989年6月14日初稿,7月12日修訂。
    
    趙的失誤導致國民經濟“老本”損耗嚴重
    
    吳敬璉是中國名聲很大的經濟學家。這篇由他執筆整理的七千字上書,開門見山指出:“目前經濟形勢十分嚴峻,一部分經濟學家深感憂慮,認為需要及時採取有力的措施。最近討論過幾次,現將討論中提出的意見綜合如下”。
    
吴敬琏六四后曾上书批判赵紫阳:有許多重大失誤

    上書共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緊迫的經濟形勢”,第二部分是“近年來的主要失誤”,第三部分為“需要採取的措施”。
    
    吳敬璉描繪“緊迫的經濟形勢”說:“1988年夏季爆發的深刻經濟危機,經過十三屆三中會議以後幾個月的治理、整頓,到今年初,雖然淺層問題(如群眾對物價暴漲的恐慌心理)有所緩解,但深層問題(如機制混亂、結構惡化和效率下降)尚未轉機,而且由於要壓住必需品價格漲勢,財政增支減收因素大量增加,有購買能力的需求(表現為流通中廣義貨幣量M2,即現金加各項存款)繼續膨脹。這意味著可能導致物價暴漲的因素仍在積累。從四月中旬開始的學潮、動亂和暴亂,不僅造成了數十億元的直接間接經濟損失,而且對國際收支產生了消極影響。因此六月份財政已出現某些險情。”
    
    他列舉了原定的74億元赤字將成倍突破、銀行債臺高築、內外債還本付息高峰將逐步來臨等等險情,披露數字說:今年(1989年)財政的內外債還本付息支出 150億元,1990年將一躍為430億元,1991年490億元,1992年將超過500億元。外債還本付息高峰今年就已經到來,全年預計需要支付 117億元美元。他警告:“今年經濟發展的短期前景相當嚴峻”,“從中期觀察,這種經濟形勢很有可能要繼續保持一段時間”。
    
    吳敬璉認爲,克服眼前的經濟困難,爭取財政經濟情況好轉,“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且是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他將矛頭集中到趙紫陽身上,:“幾年來趙紫陽同志偏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的發展戰略和改革方針,在工作指導上有許多重大失誤。這些失誤多年累積的結果,是經濟體制紊亂,經濟結構惡化,需求總量失控,國民經濟的‘老本’損耗嚴重,同時,國家的調控能力,特別是中央政府的調控能力極度削弱。”
    
    在上書的第二部分“近年來的主要失誤”中,吳敬璉系統地批判了趙紫陽的錯誤。
    
    他說:面對目前嚴重的經濟疾患,首先應當科學地分析十年來先有五年(1979—1983年)順利發展、然後逐漸陷入困境的全過程,對病因、病程作出正確的診斷。對症下藥,才能藥到病除。
    
    吳敬璉寫道:“1984年以後,出現了一些大的失誤。這主要是長期主管經濟工作的趙紫陽同志,在發展和改革兩個方面,都推行了自己的一套急功近利,只求短期速效,損壞國家長遠利益的方針。一方面對必要的根本性改革回避敷衍;另一方面卻又熱衷於推行種種似是而非、有嚴重負效應的‘新措施’,朝令夕改,花樣不斷翻新,使廣大幹部和群眾無所適從。”
    
    趙紫陽經濟方針造成五條危害
    
    吳敬璉認爲,趙紫陽推行的方針共有五條造成危害最為明顯:
    
    第一條,把社會主義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片面等同於“破除舊的條條框框”和“放活”。在破除原有的各種規章制度,打亂指令性計劃秩序的同時,不努力建立初步的市場關係和基本的市場秩序,並在此基礎上運用財政、信貸等經濟杠杆,建立指導性的間接調控機制。這種作法,使國民經濟管理缺乏一定的章法,中央的調控缺乏必要的手段。趙紫陽同志還以“容許探索”為名,鼓勵各級地方政府和各部門自行“變通”中央的政策和盲目進行“撞擊反射”式的試驗。在錯誤的輿論導向下, “燈論”廣為流行,爭相傚法“打擦邊球”的錯誤做法,使各種違章違紀行為合法化,造成了國民經濟的混亂。
    
    第二條,用對地方、部門、企業和個人“讓利”和對各級政府主管部門“分權”,取代對經濟管理體制的系統改造。這種做法,使國民收入分配急劇向個人傾斜;由於連年大量“讓利”,形成了國家財政(包括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困窘,捉襟見肘;同時由於“工資侵蝕利潤”現象普遍發生,企業的生產資金和擴大再生產投資並沒有得到保證。在政企不分的情況下,地方、企業不去認真改進經營管理,而是致力於尋求特殊優惠和挖國家的老底,來代替改善經營管理的艱苦努力。這樣國民收入分配傾斜的結果,一方面讓少數人發了大財,另一方面由於在經濟效率並無顯著提高的基礎上大量“讓利”,近兩年已難以為繼,部分群眾生活水平開始下降。從國民經濟管理看,由於在依靠行政力量協調國民經濟的格局並未打破的條件下不適當地削弱了中央政府的職能,過度地向各級地方政府和各個部門分權,一方面國家對宏觀經濟的調控能力急劇下降,維持國民經濟有秩序運轉所必要的宏觀總量平衡(包括財政收支平衡、信貸收支平衡、外匯收支平衡)狀況趨於惡化;另一方面又使條塊分割加劇,在國內市場上,各地方、各部門相互封鎖,互挖牆腳,勢成割據,各種爭奪物資“大戰”愈打愈烈,在國際市場上,賤價傾銷,“自相殘殺”,肥水外流。
    
    第三條,曲解中國經濟改革要通過市場平等競爭秩序的建立和按勞分配原則的貫徹,保證勤於勞動和善於經營的人“先富起來”,以便在效率提高的基礎上實現普遍富裕這一基本政策。趙紫陽同志不是致力於通過等價交換和多勞多得來獎勤罰懶和獎優汰劣,而是廣泛採用“吃偏飯”、“給特殊政策”等非規範的辦法,對個別地區、個別部門、個別社會集團乃至個別人“給好處”。特別嚴重的是,長期維持價格和其他方面的“雙軌制”,造成了社會核算基準的扭曲;與此同時,我們的輿論導向和政策導向,事實上都在鼓勵“工農兵學商、一起來經商”的行為。這為“官倒”、“私倒”利用價差、利差、匯差等大發橫財大開方便之門,打擊了正當經營的工商業和誠實勞動、勤懇工作的勞動者,使社會分配不公的現象日益加劇。而在分配不公受到愈來愈多的評判的情況下,趙紫陽同志卻親自出馬鼓吹“腐敗不可避免論”,並為官倒行為作辯解。於是,近年來腐敗現象在幹部隊伍中迅速蔓延。在國家的財政經濟狀況十分嚴峻,連續兩年1/4以上的城鎮居民生活水平下降的情況下,奢侈之風卻在各級官員和高收入社會階層中愈刮愈烈。分配不公和腐敗蔓延,引起了各階層群眾的強烈不滿,這也是這次動亂中那麼多群眾能夠輕易地被挑動,同情、支持甚至參加反政府活動的重要原因。
    
    第四條,在1984年糧食大豐收後,由於連續的通貨膨脹造成農產品價格相對偏低,農業生產已經出現問題。但在當時,領導上對整個農業的形勢堅持作“樂觀”估計,采取了某些不適當的農村經濟政策和在計劃生育問題上“開小口子”等錯誤的做法。趙紫陽同志在農業開始走下坡路、農業物質技術遭到削弱和農民種糧積極性急劇下降的事實已經十分明顯的情況下,仍然粉飾太平,認為糧棉生產已經“過關”,只是流通環節存在問題。與此同時,采取了向農村加工工業急劇傾斜、拔苗助長的所謂“以工補農”政策。這種政策既打擊了城市大工業,又並未真正起到扶助農業的作用。相反,由於農業同非農產業間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反過來,又打擊了農民種田的積極性。而在缺乏平等競爭、不能做到優勝劣汰的條件下對鄉村企業的發展要求過高過急,加上地方財政包乾制度的影響,使大量設備差、效率低的小企業發展起來,與國營大中型企業爭原料、爭能源,致使全社會的經濟效益明顯下降。社會經濟效率的下降,又大大降低了國民經濟對大量農業勞動力向城鄉非農產業轉移的承受能力,影響了社會安定。
    
    第五條,在近五年改革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由前五年的改革促成的經濟繁榮顯然難以為繼的情況下,趙紫陽同志越來越多地依靠吃老本、“超分配”和通貨膨脹來支撐過高的增長速度和維持表面的繁榮。1986年以後,他一直對“通貨膨脹有益論”和“緊縮(需求)有害論”採取支持的態度,反對對有購買能力的需求進行有效控制。直到1988年夏季,在嚴重通貨膨脹已經一觸即發的形勢下,他仍然聽不進專家學者的勸諫,繼續抵制和阻撓對經濟環境進行治理,公然主張“用通貨膨脹支持高速度”,終至釀成1988年秋季嚴重的經濟危機。在黨中央作出治理、整頓的正確決策後,趙紫陽同志又極力推卸他多年來推行通貨膨脹政策、導致宏觀經濟失控的責任,硬說通貨膨脹是由1988年中央關於價格改革的決定引發的。
    
    吳敬璉還說:“他(趙紫陽)的‘智囊’班子,則散佈流言蜚語,阻撓治理整頓,其後更借機製造事端,煽動動亂,把經濟危機推向社會政治危機。”
    
    獻計獻策糾正趙紫陽的惡果
    
    在吳敬璉所執筆上書的第三部分中,深感憂慮的經濟學家向中央决策層獻計獻策。他列出了兩大類措施:“可以立刻採取的措施”和“帶根本性質的對策”。
    前者,當務之急是“近期內做幾件人民群眾普遍關心的事情”,包括嚴肅查處貪污受賄、投機倒把等犯罪行為,特別要抓緊查處大案要案;進一步清理整頓公司,特別是流通領域的公司;堅決制止高幹子女經商,建立近親迴避制度;取消高級幹部的“特供”;堅決禁止小轎車進口和削減高檔消費品進口,等等。在雙軌制還未取消的情況下,實行物資、資金、外匯計劃分配公開化的原則,所有貸款指標、物資調撥、外匯額度的分配情況,都要開列清單,公之於眾,禁止領導個人批條子和代人說情。還要對執行治理、整頓計劃的情況立即作一次全面檢查。對壓縮投資和行政開支,壓縮計劃外企業未“到位”的,發出黃牌警告,限期實現。重申原定的投資、信貸控制指標,要求有關部門千方百計地加以實現。
     
    
    第二類對策,是吳敬璉等經濟學家關注的重點。他寫道:“現在形勢緊迫,時不我待。我們考慮,利用平息暴亂以後有利的政治態勢和中央較為集中的權力,推行某些強有力的措施,用三年左右的時間把通貨膨脹率壓到5%以下,儘快把經濟關係初步理順,還是有可能做到的。”
    
    他指出,“雖然實施這些帶根本性的措施,會有不少思想認識上和實際利益上的阻力,而且容易造成某些社會震動,但不實行這些措施帶來的風險更大,因而勢在必行。”
    
    是哪些“帶有根本性質的措施”呢?吳敬璉列出了四大項,每大項又列出了若干條目。這四大項是:
    
    1、改變導致經濟管理混亂、經濟結構惡化的財政大包乾、外貿大包乾和信貸切塊包乾制度,重建能夠有效運作的宏觀管理體系。
    
    2、在克服行政性分權、地區部門各自為政帶來的惡果的條件下,行政手段和經濟手段雙關齊下,調整產業結構。
    
    3、企業承包制要轉向規範化的經濟核算制,要保證國家原有資產只能增加,不能減少。要根據企業規模和經濟特點,建成不同類型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經濟組織。
    
    4、價格是商品經濟的基本參數,價格體系不合理,商品經濟難於正常運轉,各種經濟調節手段也缺乏有效運作的基礎。
    
    在論述價格改革時,吳敬璉再次批判趙紫陽說:“其實,當時關於價格改革這一關非過不可,不能繞開也不能長久拖延的判斷不錯,只是由於趙紫陽同志堅持在繼續實行通貨膨脹政策的條件下‘闖關’,才導致了重大挫折。”他認爲,如果在改革的步驟方法上精心設計,並在收緊貨幣供應方面采取強有力的措施,實行價格改革還是具有可行性的。
    
    吳敬璉在文中强調:“為了爭取民心,堵塞亂源,除了加強政治思想工作外,還要十分注意加強經濟工作……必須在短時期內作出顯著的成績”。
    
    成果累累的經濟學家
    
    吳敬璉1930年1月24日出生於南京,1948年考取金陵大學文學院,因病於1950年正式入學,入學後轉入經濟系學習。
    
    1952 年高等院校調整,金陵大學經濟系併入上海復旦大學經濟系,1953年大學畢業。
    
    從 1954年起,吳敬璉在中國科學院(後稱中國社會科學院)擔任研究實習員,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1955-1956年,他跟從後來在柯西金時期成為著名改革派經濟學家的前蘇聯專家阿?畢爾曼學習,研究企業財務和國家財政問題。
    
    1979年開始,吳敬璉研究的重點逐步轉向關於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經濟發展的歷史和現實的比較研究方面,逐步形成了對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和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的想法。
    1983 年,他赴美國耶魯大學做訪問研究員。
    從1984年開始至今,吳敬璉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1984-1988年,他擔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常務幹事;1986-1987年,他還擔任國務院經濟改革方案辦公室副主任。
    
    他還是全國政協委員、財經委副主任。2005年,他榮獲首屆 “中國經濟學獎傑出貢獻獎”。
    
    吳敬璉出版過很多著作,如《經濟改革問題探索》、《中國經濟改革的整體設計》、《通向市場經濟之路》、《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市場經濟的培育和運作》、《現代公司與企業改革》、《構築市場經濟的基礎結構》、《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戰略與實施》、《改革:我們正在闖大關》等,還有《吳敬璉選集》《吳敬璉自選集》多種。
    
    《外參》記者給吳敬璉先生發出電子郵件求證關於這篇上書的情况,截至發稿仍未得到回音,希望下一期能向讀者提供吳敬璉先生的答覆。(《外參》第1期)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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