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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王永来袭童案被遮蔽的动机(图)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5月19日 转载)
    
    来源:《财经》调查
    
    
    
    
潍坊王永来袭童案被遮蔽的动机

    
    ......
    
      权力的傲慢
       王永来的作案动机,看得见的部分当然是,他耗尽毕生积蓄并举债修建的新房要被强拆,但他的故事并非简单的能以“官逼民反”逻辑蔽之,因为他的房子违建在了“18亿亩红线”内的基本农田之上。
       根据我事后辗转获知的情况,这座违建房拿到了合法的房权证,而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村委会出具虚假证明,骗取了房管部门颁发的房权证。
       有此背景,虽然王永来举债建房要被强拆其情可悯,街道办(实际上是镇政府)近乎人身威胁的强硬态度显得咄咄逼人,但平心而论,后者的强拆,其实是一种执法行为。何况在执法权的合法性方面,后者也确实获得了国土执法部门的委托。
       但这些内情,忠实执行系统内部神秘指令的当地宣传部门并不愿意让我知道,哪怕这些情况的公开,某种意义上其实是在为他们“脱罪”。
       我去街道办采访时,一位分管社区工作的副主任得知我没有记者证(因跳槽故,旧证上交,新证暂未发下来)后,很火大:你连记者证都没有,没资格跟我说话!我问,就算只是个普通群众,来问问情况总可以吧?回曰,那么多群众,都来问,我们接待得过来吗?
       好吧。对待记者尚且如此,对待强拆对象的态度可以想见——事实上,正是事发前一日街道办另一位副主任的强硬表态,成为了引发这起血案最显而易见的触点。
       尽管如此,我并不赞成将街道办强硬的执法方式与这起校园血案之间建立直接的因果关联,那是一个过于专业化的讨论。
       收起对粗暴傲慢的基层权力者的反感,回到事实本身,通过梳理一下与建房有关的时间节点,会发现弱势者王永来本身也有瑕疵:
       2009年3月,在取得了村委会出具的并无法律效力的土地性质变更通知后,王永来开始建房;4月或5月,包括王在内,村里15户同时在基本农田上建房的村民,即被当地土地执法部门发现并处以口头停建通知,部分村民自觉停建,包括王在内的部分村民顶风偷偷建房,这意味着此时,他已知道自己所建之房确属违建;但6月,王将房子偷偷建好后,仍通过村委会出具的虚假证明从房管部门获得了合法的房权证。
       显而易见,在“骗取”房权证过程中,王永来即便不是一个合谋者,也至少是一个知情者。但是,王得以如此的前提在于,村委会的造假。
       我粗略掌握的背景是,由于该村管理混乱,几年未召开村民大会,对于村委会成员的构成,很少有村民能完整说出,村里的各项大权由此实际掌握在村委会主任之手。而出具加盖了村公章的虚假证明,绝无可能绕过他进行。
       至于这种证明的价码,我辗转听到的或许不尽准确的数字是,上万。
       瞧,追根溯源,悲剧的尽头仍然是肆意的权力。
    
       一个人的恐怖主义
       福建南平,广西合浦,广东雷州,江苏泰兴,山东潍坊。这几起因形势相近而被联系在一起的血案,由于作案动机不尽相同,并非都具有可比性。
       具体到这个案例,王永来的伤人和死亡,在村里有着复杂而多重的解读。其中一个阴谋论的解释,并不支持上述“报复说”,一个村民宁愿相信,王永来并非在报复社会,他此举是在以幼童的鲜血和自己的死亡为代价,引发社会舆论的注意,借以保住自己的房子。
       “那他自己死了,保住房子有什么用呢?”
       “可以留给儿子啊。”
       ——中国农民的逻辑,有时候现实得可爱。
       看完我的初稿,昌平在MSN上问我:你如何判断这事?偶尔性的吗?防不胜防?
       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回:
       ——这种事情,他的犯罪门槛和成本是很低的。只需要一把刀,设法进入校园即可,而相应的防守成本却很高很高。
       ——犯罪者和受害的孩子,都不是特定对象,你没法预防。即便把校园守得像铁桶阵,那还有放学的时候呢,广西合浦不就是这样吗?
       ——这种事情的犯罪者,跟贩毒啊赌博啊之类的犯罪不同,他平时可能就是一个不起眼的老实巴交的农民,比如王永来,村里人无论如何都想不到他会做这种事。
       袭击的对象是无目的的非特定对象,这是定义个人恐怖主义的一个事实要素。实际上,类似的新闻并不鲜见,编者按提到,2004年至少七起校园凶案造成100多名未成年人死伤,此外,我印象里好几年前就有几个城市连接出现过公交爆炸案。其中一个关于公交爆炸案的报道提到一个让我感到不寒而栗的细节:在公交爆炸前的一霎那,凶手脸上浮现出的,是笑意。
       把所有类似的案件都归结于个人恐怖主义可能并不科学。在社会急速变动产生的利益分化中,被抛离出主流社会的失落人群,因生活际遇的不如意和各种心理因素造成的极端个案,就不应归入此列。还有的情况,纯粹是精神疾患或先天性犯罪人格也是例外,美国还有德州电锯杀人狂,十二宫杀手呢。
       我这里乐于讨论的还是那个“强势/弱势”的逻辑:这个逻辑支配下的个人恐怖主义的恶性膨胀,并不表明犯罪者强大有力,而恰恰相反是一种弱势者的挣扎,因为不通过此举,他们的遭遇无法被人们所关注。
       而这背后体现的,正是个体利益表达渠道的缺失。人们发现自己与这个国家的纽带,一方面是如此地强韧,以至于让你无以遁逃(比如纳税,不论大人小孩,购买行为即纳税);另一方面又是如此脆弱,以至于在你遭受到来自底层权力(考虑到权力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故有必要加以区分)的侵犯时,找不到一个能够维护自己利益的依靠。
       无所慰藉,无所依赖,无所凭峙。有理由相信,无论是在高房价下苦苦支撑的知识白领,还是在自家楼顶引火自焚的被拆迁者,他们复杂内心感受的共同交集,一定饱含被动与无力之感。
    
    
       
    张鹭手记:潍坊袭童案被遮蔽的动机
    
    
       怨恨与权力结构
       如果我们认同韦伯的著名论断,现代资本主义除了是一种经济制度以外,同时也是一种精神结构,那么,形成这种精神结构的内在动力是什么?
       现代哲学人类学的奠基人马克斯·舍勒的答案是:(对于旧制度的)怨恨心态。
       这种反应性的情感,建立在他者行为的先行理解之上。舍勒进一步深入剖析:一,在产生此种情感以前,必须曾经受过他人的伤害;二,对他人的伤害不能立即作出相应的反击,必须隐忍;三,隐忍因于一种至少是暂时的“无能”感和“软弱”感。
       而怨恨感跟与其相近的报复感、恼恨感的区别在于,怨恨感并不针对具体的特定对象,它并不产生于某一特定具体的诱因,也不随特定诱因的消失而消失。这种怨恨心态下发酵出的启蒙思想,催生了以暴虐而著称的法国大革命——大革命过后,法国逐步进入资本主义时代。
       但在托克维尔看来,就以法国大革命为例,这种怨恨感的源头还是权力的作祟:
       在王权中央形成了一个集行政、立法和司法权于一身的统一权力机构,有中央政府派出的各省总督总揽了地方政府的全部权力,中央集权制的政府几乎达到了对全国的全面绝对控制;更有甚者,旧制度实行官员保护制,专横地庇护大小官员。这样,中世纪各地区、各人民团体和个人的政治自由权利也统统丧失了。
       由于中央政权摧毁了所有中间政权机构,因而在个中央政权和个人之间,只存在广阔空旷的空间,因此在个人眼中,中央政府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所必须的唯一代理人。
       如此的后果是,人们对中央集权政府的绝对依赖,而这种绝对依赖又很容易转变为另一个极端:当中央政府不能满足人民心愿时,便产生人们对中央政府的极端仇恨。
       保留托克维尔的理论模型,但去掉具体背景。比如,把“集权”换成“极权”,“中央政权”换成“政府”,“中间政权机构”换成“公民社会”,托氏的结论是不是一样有效,舍勒无特定报复对象的“怨恨说”是不是一样灵验呢,不然的话,何以“冤有头债有主,出门左拐是政府”?
       作为对比,在许鞍华导演纪录片风格的《天水围的夜与雾》中,嫁到香港贫民窟的大陆妹在遭受家庭暴力后,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去找区议员——谁叫你是我们一票一票选出来的?你有义务为我解决问题,不然下次把票投给你的竞争对手。
       若我们能理解,国家权力结构的安排与其城市规划存在必然联系(莫斯科和北京共同的“摊大饼”城市发展模式,恐非“如有雷同纯属巧合”所能解释),那么,沿着舍勒和托克维尔的理论进路,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是,国家权力结构与其民众的日常生活秩序与社会心理结构同样有着隐匿而深远的关联。
       当然,我们也得承认,即便是在现代民主制下,那姑娘最后还是被丈夫砍死了。但是请仔细看,虽然同样是对血案的反思,深入到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的生活细部,连细节都不同。《天水围》血案折射出的不过是现代民主制的冷漠一面而已,属于吃饱了撑着型的“富贵病”。
       而托克维尔模型的现代版呢?其可怕之处在于,它在事前决策和事后担责时的成本太低。你陷入一个无物之阵,不知找谁申诉,只能任由恐惧、焦虑在内心发酵成愤怒,并在一个临界点爆发。然后,本该为此担责者,正如托氏描述的“官员保护制”那样:工作思路没有大问题,只是方法不当,被组织上安排暂时避下风头,风头过后继续原地或异地,留任或升迁。
       但别忘了,事实的另一面是,那些看似被动、无力、软弱、无能的人,一旦要兑现起他们“怨恨感”来,成本同样很低呢。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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