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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血泪维权路——中国起诉一府两院者刘杰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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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4月30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博讯记者 老王耶 刘丹
    
     刘杰系黑龙江省逊克农场二分场26队农工,因投资上百万元承包开发土地建起的畜牧养殖场,自1996年12月始,被农场单方撕毁合同后,又被一再抢劫,并且还被农场操控法院将她推上被告。为维护自身的权利,刘杰被迫通过黑龙江农垦与地方的一级级法院、人大、政府、党委的上诉、上访,走完了现社会法律、政策所提供给公民追讨正义的一切途径,虽然期间法院也给出过胜诉的判决,然而最终获得的结果却是一次次更深的迫害,一场场更猛烈而彻底的抢劫。不得已,刘杰于2001年、2004年、2005年先后控告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与国务院,并从2003年始,每年发起几百人到几千人联名,3月向中国人大、政协两会上书,9月、10月向中共党代会上书,就保护信访人权利、废除信访制度、设立宪政审查机制与成立宪法法院等问题提出议案、呼吁。至今,刘杰维权已经走过了十年的血泪历程,见证了中国极权统治下公民权利被一再剥夺而无法求得社会有效救济的现实。记者就维权过程的有关问题专访了刘杰女士。 (博讯 boxun.com)

    记者(以下简称记):
    刘杰(以下简称刘):
    
    记:刘杰女士,您好!请问您是如何从一个农家妇女被逼上维权之路的?
    刘:我是黑龙江逊克农场的农工,1994年7月,适应国家及农场加快肉牛建设需要,扶持养牛大户,鼓励兴办家庭牧场的政策,我与逊克农场签订了划荒地一千亩,兴建养牛场的合同。为此我投资了上百万元,经过两年多的艰辛努力,将畜牧场建起,并按合同要求得到顺利发展。1996年,农场场长单方撕毁合同,欲将我的养牛场收回转给他亲戚承包耕种,几次派人强行进入农场抢占,在被我们据理阻止情况下,12月19日,场长调动农场公安、法院及场部工作人员强行闯入养殖场将当年产出的十三万多斤种豆全部抢走,并于第二天指使法院用一天完成取证立案,告我们欠农场油料钱。事实是当年农场要我们用自己的农机为其垦荒250亩,以完成农垦局分配给各场开垦任务,我们按协议完成垦荒后,不仅不给我们劳务费,还以我们垦荒用油料为名来抢劫大豆,在我们根据合同追问场部时,场长居然说不要我们垦出的土地,也不要油料现金,就是要大豆,可见他们意在阻止我们生产,达到抢夺畜牧场的目的。20日晚,一个头天受命跟来拍摄抢劫现场的农场电视台记者刘松涛,前来我家告诉真相说:“场长19日晚上委托26队队长给了来参加抢劫的法庭庭长一万元钱,让他立案起诉你们,并要我们配合污陷播你们赖帐,我顶不住了,他们免了我的职。我可能有生命危险,因为我知道场长贪污得比下面曾假死以逃避一千八百万元追查的分场场长还多,并且他在省里、农垦总局都有人,你们只能到北京去告,看能否告动。”听到这个情况,21日,我的大学刚毕业的大儿子就动身前往北京举报,,并且从此再不敢回到农场,而刘松涛在此后半个月失踪,至今杳无音讯。1997年1月10日,我被来参与抢劫的法庭庭长判处败诉,并不给我宣判书。就这样我在被抢,又被告,生产经营没法持续下去的情况下,被迫走上了向各级部门上书申诉的维权之路。
    
    记:从1997年您被逼上维权之路,至今已经整整十年了,十年来您主要通过了哪些维权途径来追求正义?
    刘:这十年回想起来真是一场不醒的恶梦!为了寻求一个正义的答案,我用尽了所有能够想到的方式,走过了社会提供的所有权利救济途经。从1997年我无端被抢又被告后,就向黑龙江地方政府与农垦各级部门,不断通过上书、直接上访的形式去申诉冤情,由于此前我根本不了解法律,没有得到法院判决书,各级部门没法接待,法院也没法上诉立案。直到1999年,我在黑龙江省人大一个处长的指点并发文给法院索要下,才得到判决书,并到佳木斯农垦中院上诉。在那里由于被农场派人追杀而躲避到开庭的半年中,我在律师的指导下自学了法律,懂得了利用法律来维护权利的途径,这奠定了我后来一级级上告、上书的法律基础。我在通过各级法院逐级上告的同时,也还利用人大、政协、政府、党委一切上书、信访的途径,利用当地政府及农垦一切重大开会时机,不断向各级部门及领导申诉自己的冤情。从1999年3月两会期间,我来到北京上访后,接触到了北京的一批有良知、有正义心、对社会有责任感的如赵岩、李柏光、杜钢健、张思之、沈岿、戴煌、张祖桦、萧瀚、焦洪昌等等的学者,他们真诚的帮助与从法理上对我案件的剖析,及通过一些媒体对我案件的报道与呼吁,也为我维权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后来我又一步步走到上告中国一府两院,并多次上书全国人大。可以说在中国无论通过法院的上诉,各级部门的上访,理论的探讨支持,舆论的呼吁声援,最后联名上书全国人大,上书中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应该说现社会和平、理性维权能走的路我都走到顶了,能用的工具我也都用尽了,然而正义却离我依然遥远,公道对我却只是个书面概念。
    
    记:在历时十年的维权中,您受到过哪些打压?
    刘:我维权的过程是一个依法捍卫公民正当权利的过程,却也是个一再被剥夺的过程。我先后被农场指使公安、法院与农场干部直接抢劫八次:1996年12月19日,抢去种子大豆十三万多斤;1998年秋,畜牧场打下的粮食全部被拉进26队场部,后被队长私自卖掉,不见分文;1999年1月15日,法院以追债为名,将畜牧场所有资产查封;2000年秋,我牧场所种粮食又被强行拉入26队场院卖掉;2001年6月1日,在黑龙江中院判我胜诉10天后,农场再次动用原来参与抢劫的公安、法庭及连队干部三十多人,对我畜牧场实施疯狂的打砸抢,将三十三头优质奶牛抢走,上百万元农机农具砸毁作废品外卖;2004年底,将我牧场土地抢走卖掉。后于2005年3月两会,我联名700人上书提案,又才土地要回;2006年12月,抢劫三万五千多斤种豆;2007年5月,强占牲畜场土地播种。
    在维权的十年中,我除了大部分在畜牧场的时间是受到监控、软禁外,我在上访中四次被投入拘留所,几次差点被他们害死。2001年6月13日,我在最高检被毒打后送入昌平收容站,第二天将我强行押上车,送回黑龙江省委、省政府上访上访收容关押10天,伤势得不到治疗,后经朋友保释方得出来;2002年3月7日,我在最高法院内被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及农垦截访人员毒打后拖出200多米远,后押送到农垦驻京办事处201房间,第二天早晨,四个人将我打昏,后强行送上列车押回黑龙江省委、省政府收容站,在我拒绝关押时,又一次将我打昏扔入,两天后我才醒来,他们几次准备将我打死送入火葬场,后得里面一烧锅炉者发现,打出电话将我救下。一个月后我在朋友援救下出来,去医院检查,结果是右臂脱节,左眼外伤性白内障;2003年11月,我带着国务院公函,被截访问人员打昏后,抓回投入省分流中心14天;2004年10月,在国务院信访办门口,截访人员将我抓住强行押送回省农垦,投入他们私设的拘禁地关押7天。
    我在维权中亲历了从被剥夺财产权,到被剥夺基本的自由权,再到被剥夺申诉上访权,甚至几次差点被剥夺了生命权,这种为了维权而带来更大权利被侵害的情况,是中国维权群体的普遍现实。
    
    记:漫漫十年路,您从来没有停止过追索正义的脚踪,那么在这过程中,您主要有哪些重大维权举措呢?
    刘:为了讨回公道,1999年前,我基本在黑龙江省内各级部门与法院奔走,然而事实证明这根本没法给我解决问题,相反还一次次招致打压,这使我认识到要解决黑龙江农垦的问题,得到北京去寻求最高权力与司法机构的救助。然而当我在北京依然被多次毒打,几次差点被迫害死时,尤其那次在高检中被公然毒打后,使我更进一步看清中国司法途径的腐败、罪恶,深刻认识到中国社会制度性罪恶对民族的危害,于是我决定用状告一府两院来警示权力腐败与制度罪恶。2001年10月,我状告最高人民检察院违宪侵权,成为中国首次民间宪法诉讼案;2004年2月,我又以行政不作为和行政违宪,状告国务院,要求撤消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大型国有企业内设立政府与公检地机构,这也是中国第一个告国务院的案子。2005年2月,向全国人大法工委提出违宪侵权审查,状告一府两院。在这些状告最高检、最高法与国务院均得不到立案后,我看到中国不从制度上改革,就别想能从法制上讨回公道,甚至连告状都无门,于是我设法通过人大立法与向国家最高领导人上书来试图改变中国现状。2005年元旦,我发起联名356人给总书记胡锦涛上书,呼吁关心中国上访者权益保护;2005年2月,我又给人大法工委提出违宪审查,要求审查一府两院的违宪行为;2005年3月,联名700人向全国人大、政协上书提出司法违宪审查与行政违宪审查两项建议,同时提出改变信访制度和设立宪政审查机制、成立宪法法院的议案;2005年9月,联名2000人向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上书,建议维护上访人诉讼权、人权等合法权利;2006年3月发起联名3446人,上书人大、政协,提出废除信访制度,废除劳动教养制度,设立宪政审查机制和成立宪法法院等议案;2006年10月又向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上书,呼吁加大反腐力度,早日解决上访问题,促进社会和谐;2007年3月,我又发起联名1010人,向人大、政协上书,再次坚持提议废除信访制度,废除劳动教养制度,要求设立宪政审查机制及成立宪法法院。
    
    记:在这十年维权生涯中,您最感动的与最伤心的人与事主要有哪些?
    刘:十年,对人生来说的确不是个短暂的时间,在这十年中我见证过中国的良心,看到过人类赖以生生不息的善良之根,同时我也见证了人性的恶与制度的罪,我的几次濒临死亡与得到拯救,正是人类善与恶、正义与邪恶、法与非法在我身上鲜活的反映。
    首先我将终生感戴与铭记那些在我维权路上真诚同情、关心与帮助过我的人,他们是我的精神依靠,与生存下去的力量之源。在这个过程中,许许多多不知名的人,他们有的在我生命受到威胁时,在我生活面临绝境时,在我精神面临崩溃时,伸出援助之手,我在此向他们致以由衷的感谢!在我维权路上,除了前面提到那些学者给予了我无私的关怀与帮助外,还有几个普通的人让我终生难忘。其一、就是我们农场的电视记者刘松涛,他选择宁可失去工作,甚至生命,来抵制罪恶的污陷,以捍卫自己的良心与人间的正义,其实我们此前并不相识,虽然他的失踪、或者被害,不一定完全是由我案件导致,但他的正直与善良,对我的帮助与提醒,是我终生不能释怀的;其二、在佳木斯的律师姐妹,她们热情而无私的帮助,使我免于了被农场雇凶杀害的危险,并引导我学习法律,从此懂得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权利;其三、黑龙江省人大信访办的一个处长,他曾多次在我被农场及当地政府有关迫害、关押时,打电话告知我的亲人,并利用自己有限的权力,让有关迫害我的人不敢最后将我制死;其四、在最高检察院我被一个韩姓工作人员殴打伤残送去昌平收容站的路上时,那韩姓人居然两次掏出枪来对准我脑袋,旁边一个同去的小个子检察院接待人员将他的枪按住,使我免于可能被枪杀的危险。也许有人觉得那只是威胁,未必有危险,但真正了解上访群体不幸的人,就知道那种屠杀是随时可能发生的,因为在最高检、最高法等信访口,众目睽睽之下都可以经常看到公然将人打死,更何况这是在郊区的车上呢?所以那个小个子的举动是真正在救我的命;还有最高法院几个法警,也多次在我被截访殴打时,将我从危险中救下。
    
    至于在维权路上碰到的罪恶那就数不胜数了,可以说整个维权历程,都是洒满血泪的历程。在这个路上那一张张狰狞、伪善、欺诈、残暴的嘴脸,实在是中国极权统治下官僚的众生相。其一、我所在农场的场长、法庭庭长、逼场长、公安局长、检察长等一批批基层官僚,他们利欲熏心,抢劫、欺诈、伪证,以及穷凶极恶的雇凶追杀我,长期派人监视、软禁我,多次到北京来阻截我,绑架毒打我,让很多描写犯罪份子的书,在他们面前都变得黯然失色,他们是制造我冤案、加深我痛苦的元凶;其二、省委信访办的三个接待员,他们在接到我农场贿赂的每人两万元后,多次声言要将我投入劳教,并跟农场勾结企图诱捕我。他们在地方党政接待部门的作为,生生再现着中国地方信访工作中的大多数工作者嘴脸;其三、我在农垦中院上诉时,主审的庭长与和议庭的几个法官,有一次公然要将我从三楼推下来摔死。事后有知情者劝告我千万别再去找他们,因为他们已经接了我农场送去的钱,随时可能致我于死地。这些顶着法官外衣,干着罪恶勾当的人,的确也是中国法院的缩影;其四、最高检察院一韩姓青年,他在2001年6月13日用镣铐我将毒打几次昏迷后,在用车强行送我去昌平收容站的路上,两次掏枪出来对着我的脑袋,直接告诉我:北京以后你别想再来了,你对方给我一百万,我毙了你。将我送到昌平收容站后,因我浑身是血,收容站拒绝接收,那个韩姓与一个马姓的处长两人都说拉到郊外去整死算了,并直接警告我说:整死你算个啥,我们一年整死二百四十多个,怎么啦?那种完全将整死人当儿戏般的言语,让我毛骨悚然。我从亲见他们接访与截访人员一再公然将信访者在信访窗口、大厅打死的事实,相信他们的确可以说到做到,为此我只好跪求收容站将我收下。这些中国最高检察院接访人员的凶残与丧失基本的人性的形态与言语,终生烙印在我的脑海。
    在十年维权路上,我认识到中国极权政体之下人的起码人性,在权力与利益的腐蚀中都会丧失,人类的良心存在于官僚体制之外,那些在官僚体制中艰难保持自己善良的人,做好事就象做贼一样,并且我接触到的个别体制中好人,也常常是受尽打压,郁郁不得志的。这种汰优选劣,纵恶灭善的机制,怎么会给社会带来正义呢?社会怎么会有希望呢?
    
    记:在十年的维权路上,您一直在寻求中共现体制提供的途径来讨要正义,在跟中共现体制中的官僚打交道中,他们对中国维权情况与你们上访有什么认识吗?
    刘:中共体制内那些接待上访维权的官僚们,他们有的几十年在接访窗口工作,对中国上访维权情况应该说是了解的,他们的一些话的确经典地再现了中国维权的困境,也警示着我们上访维权群体。这些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有几个。其一是国务院信访接待办的一个老处长,他说在信访口工作了二十多年,他对上访维权者的形容是:一哭、二闹、三笑、四罩。所谓一哭,就是第一次到北京,总算到了天子脚下,到了权力最高部门,应该找到清天大老爷了,自己的沉冤应该有希望得雪了,于是激动得哭泣;二闹呢,就是在第一次拿到最高司法权力机关的信回去后,事情还是得不到解决,只好再次到北京来时,悲愤交加,大闹一通,斥骂下面不听,上面不力,民间疾苦无处可解;三笑,即是第三次来到北京时,一切已经看透,在走投无路中,只能再次前来努力,指望能有万一的奇迹出现,这种绝望下的刺激,常常使人神经出现麻木或错乱,以致见人就只有傻笑了;至于四罩,那就是多次上访后已经成为地方权力忌恨而打压的对象,为了逃避截访人员的追杀或关押,他们只好戴上大口罩,来掩盖面目。其二是在最高检察院时,一个殴打我的工作人员,边用脚踢我,边恶恨恨地说:看你还来不来北京上访?别以为谁会为你主持正义,共产党中不会有清官的,你别做梦了,我打死你就是白打!其三是我在拿到国务院的公函下,被抓回到黑龙江拘留所关押,在放出来后,我去省委信访接待办,接待人员根本就只看了一眼公函,连收都不收,就说:国务院的,我们这是黑龙江,那个不好使的,你去叫家宝、小涛来给你解决问题吧,还找我们干吗?结果我的那份公函竟至今还没有送出去。其四我在拿到中院与高院的胜诉判决回到我们当地农场,结果在再一次遭遇抢劫后,我质问那些参加抢劫的干部:为什么妄顾法制,敢公然对抗法院判决,不仅不执行赔偿,还敢进一步抢劫?结果他们说:上头叫抢就抢,不抢就下岗!什么法不法的,我们农垦不信那一套!国家政策与法律,到我们这不好使!
    唉!这就是中国官僚机构中人员对维权侵权的认识。
    
    记:您在通过长达十年的维权奋斗,目前您再一次面临被剥夺,这种终点与起点的重复,甚至更被侵害到起点之下的现状,让您有什么感慨呢?
    刘:中国社会现实提供的一切权利救济途径我已经都走尽了,从我的维权经历,就力证了中国公民权利被侵害后救济的贫乏,说明中国根本没有建立起保护公民权利的法律机制,中国是一个赤裸裸权力高过法制的国度。在这种制度下要想讨回一个公道,求得一个正义,那就是痴人说梦!我之所心近年来一直给中国人大上书,就在于要冲击中国的制度,警示中国公民权利的危机,同时也向权力显示一个公民的不屈服。十年维权虽然什么也没有维到,应该说还进一步被剥夺得赤贫,在身心伤害上的确非常人可以想象,然而我并不后悔,原因是在这些来自权力的灾难中,我看到了这个民族深层的苦难与危机,我感到了一个个体面对民族灾难的责任,我看到了人生的使命,也看到了生命的意义,我虽然痛苦,甚至日日行走在死亡的边缘,但是我很充实,我对未来充满期待,也充满信心。我坚信正义、真理必将最终战胜邪恶、荒谬!为了明天,为了后代,不至于再承受我们这样的苦难,我们必须抗争,直到将这个社会的罪恶从根本上结束!
    
    记:十年血泪维权,您对中国维权出路有什么认识呢?
    刘:这十年维权的经历,使我深刻认识到:其一、中国现体制没有给公民提供有效的追讨正义的途径,一切维权者,基本上都是因为权力的腐败导致权利被侵害,而向一个侵害个体公民权利的权力去讨还被侵的权利,那无异于与虎谋皮;其二、要想真正维护公民的权利,只有改变现行的体制,将权力真正置于宪法的监督与规范之下,所以我一再呼吁设立宪政审查机制,成立宪法法院;其三、要想将权力置于宪法之下,权力不会自动回到宪法授权规范内去,只有公民权利意识觉醒与为了权利坚决斗争,通过公民的抗争,才能将权力逼回到它自身的框架内去;其四、公民个体的抗争力量是微少的,面对强大的极权政体与罪恶的统治集团,公民必须懂得联合,一个个被侵权的个体只有不断走向联合,才能最终结成一种抵抗权力侵害的力量。
    (这篇稿子是2008年国内知名记者采访的宪政第一人刘杰一案的记录,但因有关部门的干涉至今未能发表,现转给博讯以供人们参考)
    
    曾被迫上诉国务院的刘杰遭当地农垦部门组织的第三、第四次抢劫
    黑龙江逊克农场职工刘杰曾因承包荒地投资上百万元办畜牧场,当地农垦领导意欲强占其土地而单方撕毁合同,并编织债务借口,先后于1996年12月与2001年6月动用农垦系统的公安与法院对畜牧场实施抢劫,将场中粮食、牲畜与机械农具全部抢走或毁坏,逼得刘杰一再上访,最后于2003年被迫起诉国务院行政不作为。2005年,中国人大责令黑龙江农垦退还刘杰承包开垦的860亩土地。2006年12月,当地农垦又以刘杰不缴纳每亩每年115元承包费为由,第三次对畜牧场进行了抢劫,将全年三万五千多斤大豆全部抢走。按照国家有关农业政策规定,不仅没有农业税,而且每亩每年政府还补贴二十几元作为支持农业生产。然而黑龙江农垦不仅将国家补助款扣留,而且还将农垦的土地以每年五、六十亿元的高额租金往外承租,现在竟然还对自垦承包的畜牧场动用公安、法院机构实施抢劫。虽然110在接到刘杰一再报警后,赶去截下了被抢走的大豆,但没有归还当事人,也没有对抢劫的主使与参与者予以立案处罚。刘杰为此上书、上诉有关人大、法院及省委巡视组,但均不予以处理及立案。本月初正值黑龙江春播季节,当地农垦居然指使一批人前去强占刘杰的耕地播种小麦,至今还剩一百多亩土地,目前仍在被进一步侵占。眼看最后一点耕地面临被剥夺,刘杰的爱人被逼得走投无路,要去找人拼命,然而当地公检法对此居然不予理睬。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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