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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鐘:沈志華筆下的赫魯曉夫與毛澤東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4月09日 转载)
    来源:开放
    
     評中文大學《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博讯 boxun.com)

    
    
    【紅色中國的前三十年是一部獨裁的極權主義史,是一部數千萬人慘死、國家經濟瀕臨崩潰的災難史。作大時代背景的反思,補史料之不足,通古今中外之變,不為尊者諱,不為官方辯,是史家應有之義。】
    
    
     本刊二月號發了一條獨家消息:江澤民接見華東師大教授沈志華,強調「赫魯曉夫是改革家」。這條消息一般讀者可能不會太重視,但是在政論圈內引起關注。報導很簡略,卻是來自可靠的方面。進一步的內容與分析有待跟進。據說,另一位學者楊奎松也參與會見,江和他們「談了很多」。
    
     這信息顯示江有話要說。為甚麼要和沈志華說?為何推崇曾是中共死敵的赫魯曉夫?沈志華是一位怎樣的學者?我們可以作一點背景的觀察。
    
    華東師大匯集現代史研究人才
    
     二○○八年九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了一套十卷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國旅港學者、中大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金觀濤是主持人(不稱主編)。這套計劃六百萬字的鉅著,由十位大陸歷史學者署名獨立寫作,沈志華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他不僅撰寫這部「中大國史」的第三卷,而且,受金觀濤之托在大陸物色另外的多位作者。將臨中國六十年國慶,這套史書令人注目。後來也聽到有國內和海外看過這套書的學者的某些反應,包括對作者選擇的意見和若干內容的侷限性的質疑。
    
     《中大國史第三卷》的敘述時間是一九五六至一九五七,書名《思考與選擇——從知識份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其中涵蓋蘇共二十大、中共八大、波匈事件和莫斯科會議這些涉及中蘇關係的大事。而沈志華教授是當今中國研究中蘇關係、蘇聯史的著名學者。
    
     十年來,當代黨史、國史的研究中,有三位知名的學者是「中大國史」的作者,他們是南京大學歷史教授高華、華東師範大學教授楊奎松和沈志華。他們同屬五○後一代,文革中學生,文革後考入大學。高、楊拿到學位後進入大學教書。高華以一九九九年出版的研究延安整風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最負盛名,成為研究中國現代史的必讀書。幾年前患病,退出中大國史第七卷的寫作。楊奎松為香港人所熟悉的著作是《毛澤東和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他撰述甚廣,近來對「鎮反運動」的研究堪稱獨步,收集大量資料,不僅分析毛稱「殺人七十萬」的出處,而且指出殺人實數「大大超過七十一萬二千人」。他還撰有「中共依賴共產國際資助」等敏感題材的論文。
    
     沈志華則有別於高、楊的書生背景,頗帶傳奇色彩。一九五○年出生在軍幹家庭的他,在文革後曾遭逢坎坷,七八年進了社科院讀研究生,八一年嚴打中,竟涉洩密案入獄三年。出獄後只得下海,做黃金買賣,賺了一大筆錢,四十歲時決計棄商從文,回到學術研究上,九四年出巨資組班赴俄國、美國購買大批蘇聯解密檔案,搞起蘇聯和冷戰研究和出版,聲名大振。華東師大任命他為「冷戰研究中心」主任。他太太李丹慧,亦是一位才女,是他志同道合的拍檔。他說,參與國史寫作,有累積的史料,「有港方出資,何樂不為」。
    
     他們這幾位著述的特徵是,以學術研究的規則涉足一些敏感甚至是被人視為禁區的現代史人物與事件,在史料的收集、選擇和辨識上,下了扎實的功夫,但論述上不越過體制內底線,分寸謹慎。
    
    
    沈志華高度評價赫魯曉夫
    
    
     下面著重談談沈志華著第三卷的讀後印象,涉及某些人物與事件的評價。這些觀感與其說是針對作者,不如說是針對大陸官方和流行性的觀念。換言之,沈著在某些問題上的表述有相當的代表性。
    
     先從蘇共二十大談起。作者指出,中蘇分歧因二十大而開始,但中共指蘇共「全盤否定斯大林」和主張「和平過渡」是「既不準確也不完整的判斷」。作者詳述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形成和出籠的經過,稱報告並沒有「全盤否定斯大林」,報告分析斯大林錯誤根源時也只歸結為「斯大林的性格與道德缺陷」。
    
     秘密報告是在蘇共二十大最後一天即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五日白天宣讀的,沈志華借蘇共解密檔案詳細介紹斯大林死後,蘇共高層對斯大林的態度,尤其是二月一日的主席團(政治局)會議,由國安部高級人員親述證詞,令出席者相信,是斯大林親自設計、領導,鎮壓、消滅異己的恐怖活動。會議決定「向黨說明真相」。赫魯曉夫的總結是:
    
     「斯大林忠於社會主義事業,但使用了殘酷野蠻的手段。斯大林毀滅了黨,他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泯滅了所具有的一切神聖的東西,而讓所有的人都屈從於他個人的意志。」
    
     最後由專門委員會向中央提交的報告,證實斯大林一手策劃推行的三七、三八年大清洗,逮捕一百九十二萬人,處決六十八萬人;十七大一百三十九名中委,被槍決九十八人;黨代表中逮捕一千一百零八人,槍決者八百四十八人。審訊中使用「酷刑和最野蠻的拷打」。沈志華引人注目地引用蘇共前中宣部長雅可夫列夫的話說﹕
    
     「斯大林殺死的共產黨人比世界上所有法西斯獨裁者所殺死的加起來還多。」
    
     沈志華的結論是:蘇共二十大及對斯大林的批判,不是個人或小集團謀求權力的行為,而是社會變革、時代前進的需要,是集體的決定,為共產國家提供一個擺脫斯大林模式的歷史機會。
    
     上述可見,沈志華對蘇共二十大及對斯大林的批判是明確肯定的,這無疑是給赫魯曉夫辯誣,恢復名譽,作為一位中共體制內學者,做到這一點很是難能可貴。但也顯示了與他前面「沒有全盤否定斯大林」的說法相矛盾。對一個殺人如麻的暴君的否定,還有甚麼必要作全盤與否的爭議?
    
    
    對「非斯大林化」求全責備
    
    
     中共對「非斯大林化」的反應,是沈志華第三卷的重心之一。基本上以中文資料來源為論述依據。包括下列可議之處:
    
     被極大神化的斯大林形象幻滅後,在蘇聯引起的思想迷惘和疑惑,社會的分裂和混亂(還有書中未提及的歐美左翼親共社群的震盪,退黨潮),原是應有之義,也是一個社會突破迷障後的必然過程,但作者在評析中抱怨蘇共揭露斯大林問題「面太廣、速度太快」、「不慎重、欠穩妥」、甚至指赫文化素養不高。乃至讚揚中共中央那兩篇〈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文章,比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高明。
    
     其實,這兩篇當時中國人必讀的文章,完全是在為斯大林的罪行曲予辯護。說無產階級專政史無先例,錯誤在所難免;說斯大林只是犯了嚴重錯誤,是思想方法問題;說個人崇拜不是社會主義所獨有等等,作者亦看到這些問題,卻沒有指出問題的實質。進而得出令人詫異的「在蘇共二十大提出的原則問題上,中蘇之間並不存在任何重大分歧」的判斷!
    
     作者所據是,因為在斯大林問題上,毛過去受過斯大林壓制,現在揭了蓋子,毛揚眉吐氣了。毛不服蘇聯建設模式,現在可以自行其是了。而在蘇共「三和」的對外路線上,稱和中共韓戰之後的和平共處外交路線也是一致的。
    
     事實上,蘇共二十大提出議會道路(工人階級可以爭取社會中的穩定多數奪取政權而不必發動革命)後,毛一直耿耿於懷,終於在中蘇論戰中,將此定為現代修正主的彌天大罪。眾所周知,「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是毛畢生信仰的核心思想。在五七年其時,中蘇尚未分裂,毛反修的凶器只是藏而不露而已。
    
     再說斯大林問題,毛當時說過「不反對批判斯大林」的話,但是有更多的話透露他內心的憤懣和不安,而且中共從未公開譴責斯大林濫殺無辜,只說到「肅反擴大化」為止。到了中蘇翻臉之後,九評以至文革,赫魯曉夫被徹底妖魔化、萬惡不赦,其軌跡明顯是來自毛對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內心仇恨,無需求證,千千萬萬中國人是這一過程的見證者。
    
     筆者和王若水等人有不約而同的看法,認為毛發動文革就是要鏟除身邊隱藏的赫魯曉夫,以免他死後,遭到斯大林一樣的「鞭屍」,他不知道他就是中國的斯大林嗎?書中曾兩次提到毛曾說「斯大林統治之黑暗不下於歷史上任何最專制暴虐的統治」(胡喬木透露),據此判定毛的確有心開創一個人人輕鬆愉快的政治環境。這能說明甚麼?有行動證明這種反省嗎?事實上毛的獨裁、暴力革命論,正是在斯大林死後逐步達到頂峰。只是那黑暗的形式不同而已。
    
    
    斯大林對中國革命的建議值得反思
    
    
     毛多次批評斯大林在中國革命問題犯錯誤,出了不好的主意。這種被中共一直引以為豪的批評是值得推敲的。斯大林作為共產國際的領袖,曾經粗暴地干預他國共黨事務這是事實。但是對待中國革命他似乎有一種另類思考:不完全信任這個由農民組成的革命黨。
    
     沈著中提到兩件事,一是二戰後「斯大林堅持主張中共與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在中國建立民主共和國。」毛去重慶談判,就是奉斯大林指示而為(國共內戰中,斯大林也曾主張國共隔江而治,反對中共渡江)。另一件就是所謂「米高揚報告」,即一九四八年四月斯大林答覆毛請示中國革命勝利後,要仿蘇聯一樣建立一黨制,除中共外「所有政黨將從政治舞台上消失」的電報。斯大林表示不同意毛的看法,認為中國革命成功後,應該和其他反國民黨的反對派政黨建立長期合作的聯合政府,中共掌握領導權。米高揚認為中共後來的政治協商制度即是由斯大林指示而來。
    
     沈志華在第三卷中,據史料查詢證實,米高揚報告確有其事。而且在第四章中,引用史料,說明毛和周恩來都曾有改變「一個黨,一個鼻孔出氣」,「學習西方兩黨制」的想法。在波匈事件發生後,毛提出的「雙百方針」(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更使許多歐美人和中國內部人士迷惑以為中共會吸取教訓走向民主自由。
    
     金觀濤在這套國史的總序中強調「歷史反思意識」。我們看到不少大陸學者和網絡作家,三十年來,對中國二十世紀史,中共六十年統治史研究都有不少突破性的貢獻,充滿反思精神,包括對中共發動的那場暴力奪取政權的革命必要性的反思(中國農民都說「革命革了幾十年,一覺回到解放前」)。那麼,斯大林上述對國共合作避免內戰和中國不適合一黨制的建議,有沒有歷史回顧上的價值呢?「中大國史」的作者們顯然沒有興趣回答這個問題。
    
    
    為毛的核戰狂言辯護實無必要
    
    
     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筆者向來也認為是中共歷史上相對最好的一次黨代會(至少它那以大會發言為主的議事程序中共至今不敢恢復)。沈著三卷看到了一九五六年是社會主義國家發展道路上的十字路口,稱八大抓住了歷史主題,有許多非凡之舉。但是,作者卻借此再次貶低蘇共,說「中共八大就對共產黨自身而言,許多主張與動議甚至超過了蘇共二十大」。然而,可以相信,共產主義運動從一八四八年算起,如果它終將最後劃上句號的話,蘇共二十大都將是一個空前絕後的里程碑,它不僅勇敢地打碎了二十世紀一個大獨裁者的偶像,而且顛覆了當代共產理論的一系列教條。中共八大不過是小巫見大巫而已。蘇共二十大的輝煌高度,正是蘇聯後來能實現民主化轉型的預兆——這些看法,當然涉及價值觀的不同取向。
    
     沈著壓卷的第十章描述毛在五七年莫斯科世界共產黨大會上的發言。就是那段著名的談核戰爭的狂言。沈志華詳盡考證了毛說「原子戰爭死掉一半人類,可以換來全球社會主義」的那段話。發表中共九二年的版本和蘇聯檔案中的速記文本,指出文字有差別,但主旨是一致的。毛這段話的意思是,有人要打核戰爭,我們不必怕,人不會死絕,全球二十七億人,死一半吧,或一半多,把帝國主義打掉了,只剩社會主義,不要多少年,又會生出二十七億,或更多……言外之意,死那麼多人無所謂。
    
     據說當天會場上聽眾一片寂靜,會後則是各國的強烈憤怒。毛如此犯忌是因為,那時全球尤其是從二戰過來的歐洲,反戰情緒極濃,他們絕對不能接受一個領導人這樣輕鬆地談論人類的死亡,而核恐怖也正當其道,蘇共中央特地請物理學卡皮察證實,美蘇核戰足以毀掉整個地球。因此,毛的狂言不僅顯示專制帝王般以百姓為芻狗的殘忍心態,而且暴露了中國人的無知和粗鄙。而毛這種心態是和他按比例殺人,餓殍數千萬無動於衷相連貫的,並非偶然失言。遺憾的是,毛的這些醜聞,迄今在大陸沒有人敢於批判。而在沈著國史三卷中,對此,也只是解讀一番,說是「外國人不理解毛那種哲人的思維和詩人的語言」,蘇共以此指責中國好戰、挑動核戰「無疑是有意歪曲了」。
    
     而毛本人,回到北京之後,不以為恥,反而一狂到底,說蘇共和平共處的總路線忽視了世界革命和戰爭問題。還在會議上高談「真打原子戰,不見得是壞事,是壞事也是好事。因為二十七億,死剩九億,也好辦事。」以中蘇關係的角度而言,我們批毛是基於一個簡單的邏輯﹕毛明知蘇共的前車之鑒,卻變本加厲地推行斯大林主義達到極致,死不罷休。而這種暴君性格的形成早就有跡可尋。
    
    
    對作者的挑選有侷限性
    
    
     最後,談談對「中大國史」作者人選的意見。金觀濤在總序中對十卷作者人選的條件,談到兩點﹕
    
     一是必須掌握盡可能完備的史料,特別是檔案文獻——既是史家,豈有不掌握史料之理?在官方檔案嚴密控制的背景下,可以理解史料要求的重要性,但一部成功的史書絕不只是史料的堆積,尤其一部國史,現可選用的史料已非貧乏,高華利用非官方檔案的公開資料寫成傑作《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已是明證。而史家解釋史料角度之差異,影響史料之發掘與採用亦絕非等閑之事。
    
     二是強調親歷者的重要。稱作者皆是三十年巨變的親歷者,完全了解事件的社會氛圍,是比西方史家的優勢——中國人寫中史的長處,誠不容置疑,但「親歷者」這一標準未必盡然。有道是,修史保持一定時空距離是必要的,於宏觀的歷史場景而言,親歷者有可能失去必要的客觀性。例如,紅衛兵寫紅衛兵,還是老師寫紅衛兵?其觀感之別,可想而知。
    
     中大這套共和國史宣稱是「非官方版」,以顯示與中共官史的區別。筆者雖未讀完已出各卷,但覺得以所見之處,仍有可疑足跡。既然不設主編,讓各卷作者「有更大的自由,並表達多元的價值」(金觀濤)那麼作者人選就事關重大。在文革後三十年來,中國史學界存在不同價值觀的流派,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現在應選的十一位學者,就其著作與背景而言,有幾位可以認為是中共史學的代表人物,他們治史的成就,至少在大陸有主流性的影響力。林蘊暉、韓鋼、卜偉華、蕭冬連,都有過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或國防大學任職的資歷,這有利於獲得比一般學者更多接觸官方檔案的機會。但是他們這種官方學者的背景是否造成學術判斷(價值觀)的侷限?我以為不能忽視。
    
     試以林蘊暉教授(1932—)論,這位資深黨史專家是第二卷、第四卷的主筆,也是沈志華倚重的師長。翻閱他所著第四卷《烏托邦運動》,寫五八至六一年大躍進運動全過程,有未夠客觀的感受。其導言列舉人們關注的九個問題,竟無一涉及毛的責任。對於廬山會議這樣一場殘酷迫害誣陷黨國忠良的重大事件,最後只歸納為制度、鬥爭方式的錯誤和悲劇,也不觸及毛的責任。在史料選用上,突出林彪的醜惡,卻對周恩來、劉少奇為彭德懷所痛斥的表現,避而不提,為尊者諱。江青上廬山已找周劉私下溝通,書中則特別強調毛鬥彭之前未見過周劉……都感到有護毛之嫌(林教授的評毛觀點上網即知,和蘇共評斯大林大異其趣,甚至認為毛發動文革是為了實現一個完美的社會主義——無異於典型的官方框架)。這樣規模的一項國史工程,在一國兩制的香港實施,納稅者本可對其非官方素質期待更高,卻令人感到失望。
    
    
     總之,香港中大這部「國史」面對一個嚴重的挑戰,那就是共產中國的前三十年,是一個以專政、殺戮為特徵、以文革浩劫而結束,國家被拖到「經濟崩潰的邊緣」(中共自評),數千萬人死於無辜的歷史,是中國也是人類史上罕見的一個獨裁者禍國殃民的災難史。史家們怎樣記錄和解釋這段歷史?雖然香港很自由,我們並不指望看到另一部《第三帝國的興亡》誕生,但是會很好奇,看看這部「倚重檔案、考訂詳盡、辨析充分、觀點開放」的著作,如何擺脫官方意識形態的束縛?如何避免春秋筆法?如何通中外之變、成一家之言?如何處理毛那些大話空話漂亮話和那些無法無天的暴行之間的關連?不錯,有你看不完的故事,告訴你一個偉大領袖犯了錯誤,在社會主義不成熟的條件下(極權二字免談)。
    
     本文借「中大國史」第三卷,重心放在中蘇關係上(而回避卷中反右派運動篇章)的另一個思考是,從赫魯曉夫到毛澤東的歷史研究,至今仍是中國學界政界遠未完成的課題,而這項研究缺乏的不是史料,而是史家充分發揮才智和勇氣的社會條件。這項研究也不是如怎樣評價秦始皇和乾隆帝那樣,而是直接關係到中國政治發展遲早要面對的批毛問題與中國未來民主轉型的「以史為鑒」。現在江澤民肯定赫魯曉夫,若屬實,那已超越許多官方史家,不過,正如一位上海行家所說:「江澤民如果要補這一課,已經太晚了。」他透露,江會見沈志華,官方支持華東師大這個研究中心的意向,應是沒有疑問的。
    
     (2010-3-16 香港)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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