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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不掉垃圾真相——中国环保公害揭秘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2月16日 转载)
    来源:亚洲周刊
    
     中国用西方已逐步淘汰的垃圾焚烧发电技术处理城市垃圾,产生大量有毒气体二噁英,大大增加了癌症发病率,成为严重的环保公害。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居民掀起抗议风潮,捍卫生存环境。从政策支持、保护性补贴到税收减免、项目进口差价,背后深藏的利益链不断被揭出。深受垃圾焚烧毒害的广州李坑村民静坐示威,抗议不顾百姓死活的新项目继续上马。中国的垃圾处理战略亟待改弦换辙。 (博讯 boxun.com)

    
    中国城市化发展也要面对堆积如山的垃圾,各地方政府近年开始加大引入西方已逐渐淘汰的焚烧垃圾发电的处理方式,但产生大量有毒气体二噁英,影响居民生存环境,甚至增加了癌症发病率。简单焚烧垃圾的方式造成的危害遭到质疑,背后的利益关係不断被揭示出来,学术界形成「主烧派」和「反烧派」,争议中揭开了垃圾烧不掉的真相。
    
    北京奥北志愿者研究小组提供的国外研究数据表明:美国的医疗垃圾焚烧厂数量已经从一九八八年的六千二百座,减少到二零零八年的五十七座,萎缩九成九﹔全世界拥有垃圾焚烧炉数量最多的日本,也从高峰期的六千馀座下降到一千二百八十座。欧盟不少国家甚至提出禁烧令,并提出在二零一零年实现不向环境中排放焚烧污染物。有学者指「美国和日本近十年都没有增加一台焚烧炉,那麽他们继续生产的焚烧炉去哪了呢?」他分析,最直接的一个巨大市场,就是亚洲发展中国家,中国无疑是其中一个最大的市场。可以查证的是,极力主张学西方採取焚烧处理垃圾的学者所举的数据,大多是零五年以前的。
    
    受影响的民众也加入反对的行列。去年末,广州政府要在番禺居住区建垃圾焚烧厂,遭到民众的抗议反对,虽然被称为民生工程的番禺会江村垃圾焚烧项目宣布暂停。不过,会江周围的居民为维护自身生存环境的行动却没有停止,他们继续商议,准备联名向三月参加北京「两会」的代表呼吁,希望政府改变思维,取消鼓励垃圾焚烧优惠政策,尽可能实现分类、无害化、垃圾资源循环处理,而不是简单焚烧。近日,广州白云区李坑垃圾发电厂附近千多居民连续两日静坐,抗议该厂影响周边居民健康,不顾居民反对又开工第二期。当局派出百多警员戒备。中国垃圾处理走上了相悖之路:处理城市垃圾反而更恶化了环境,本是民生工程的垃圾焚烧却得不到民众支持。
    
    零九年,围绕着垃圾焚烧,中国各地发生了不少起居民为生存环境而发动的抗争活动。围绕番禺会江村的垃圾焚烧项目,政府和居民间的博弈还没有结束,北京六里屯、上海江桥、南京天井洼、江苏吴江,这一串地名维繫的垃圾焚烧争议拉锯战还在进行中。三月,北京朝阳区上千民众发起和平请愿活动,反对在高安屯垃圾掩埋场再兴建垃圾焚烧场;四月,上海江桥垃圾焚烧厂周边敏感地区居民兵分二路从东西两方向垃圾厂进军,到达厂大门口后,悬挂标语、口号,进行和平请愿活动,他们的口号是「团结起来,为生存环境不被恶化而抗争!」;十月,反垃圾焚烧厂投产,江苏吴江万人街头抗议。期间,汉口、海南、深圳等地,政府投资建垃圾焚烧处理厂,都遭到当地民众的抵制和抗议。垃圾焚烧这一单纯的环境问题,在中国,背后是一场利益的博弈和城市管治智慧的较量。
    
    曾参与及见证利益集团在中国推动垃圾焚烧项目的一位番禺居民向亚洲週刊透露,十多年前,就有以海归人士为核心的利益团体,包括学者、企业家、国外的设备供应商、投资者等组成,「由学者出面,以研讨会的形式游说高官及地方政府,採用国外进口设备,用BOT的经营形式建垃圾焚烧厂。」这位曾经的参与者如今居住番禺丽江花园,不幸成为番禺会江垃圾焚烧的直接受害者。他表示,当时参与游说和研讨的专家都明码标价,收一万五(约合两千一百九十五美元)到二万的出场费,以「正面叙述」支持垃圾焚烧。一般的程序是,先说服地方高官,然后撬动环保局长。
    
    零九年十二月三日《南方週末》报道:反对建垃圾焚烧鑪的番禺居民发现,出席二零零九年十月三十日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厂媒体会的四位专家,其中的一位专家舒成光的身份后来被公开,他是美国卡万塔(中国区)副总裁,这是一家全球最大的垃圾发电企业,两年前开始积极进军珠三角地区的垃圾发电市场。
    
    公众最为不满的并不是专家们支持垃圾焚烧的意见,而是对这些支持意见背后的利益悬疑。这四位专家中还包括清华大学的聂永丰教授,他也同样被民众查根究底了一回。结果发现,二零零零年,聂永丰等人申报了一项名为「一种立转炉式生活垃圾热解气化焚烧炉」的专利,这一消息被披露后,他被公众指责为「锅炉专家」、「利益相关者」。聂永丰澄清表示,以前发明的是气化炉,主要用来处理医疗废物,日垃圾处理能力只有百吨左右,根本不可能用在大中城市,最多以后可能在一些城镇使用。
    
    垃圾焚烧背后的利益链
    
    不愿透露姓名的这位番禺居民称,垃圾焚烧项目背后还有着一条深深的利益链,项目进口的是二手设备,六成价格报价八成;欧盟规定,这些设备向中国出口可享低息甚至无息贷款,但中国是全额支付,利益集团一下子掌握了数亿资金;要求政府给予垃圾焚烧项目的政策和资金补贴;组织专家出国考察,一个专家一万欧元(约合一点四万美元)的零用花费由设备供应商支付;只要和政府签下垃圾焚烧对电价和垃圾补贴的合同书,一个垃圾焚烧项目就能拿几千万的中介费。谁理得清垃圾焚烧背后这麽多盘根错节的利益关係?该知情者表示:「一些垃圾焚烧项目签定后,中间会有一家莫名其妙的公司,是利益相关的很重要的公司。」
    
    
    在番禺项目上,政府角色与商业力量的界限同样是模煳的。《东方早报》刊登陈言文章称:番禺项目的投资方是广州环投公司,由广日集团和立信企业分别出资百分之五十一和四十九。从工商注册资讯上,广日集团是广州市政府全资企业,已被授予广州范围内全部垃圾处理的垄断专营权。至于立信企业,表面上为私营企业,但实际上可不简单,涉足多个行业,包括通信、电力、互联网、税务、交通、物流、彩票、电子支付、呼叫中心、传媒等,比如在税务业务上,其提供两套解决方桉(产品):电子纳税申报管理系统和实时税控,这不是一个没有背景的私企能承揽的业务。
    
    文章指出,就广州环投公司而言,这个只有五十多人的公司控制着十数个项目,投资总额过百亿元人民币。从资本回报率看,与财团中石油、中石化相比之下根本不算什麽。当然,广州环投公司只是一个壳,是利益输送的管道,真正的实体和玩家是广日集团和立信企业,后者更值得关注。
    
    近年中国垃圾焚烧项目大干快上,原因之一自然是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居民的生活改善,中国每年产生的城市生活垃圾已经超过一亿六千万吨、工业固体垃圾高达八亿吨、其中化学品危险废物近一千万吨的垃圾,对城市产生重压。北京、上海等一批特大城市的城市垃圾的增长速度达到百分之十五至二十,已经成为城市管理的巨大负担。
    
    传统的垃圾堆填令全国城市被侵佔了五亿多平方米土地,而有些就根本是随意堆放。据北京市区航拍观测,从三环路到四环路周围分布的五十平方米以上的垃圾堆有四千七百多处,侵佔了土地,造成污染,也有观瞻。据悉,中国三分之二以上城市已陷入「垃圾围城」之境,全国城市历年堆存垃圾高达六十六亿吨左右。
    
    一直以来,有一批学者和专业人士主张借鑑西方发达国家採以焚烧发电处理垃圾的方式,他们的主张影响决策部门。二零零零年以后,国家陆续发布了一系列鼓励垃圾焚烧产业发展的政策。二零零零年二月,国家经贸委、国家税务总局下发《关于公布〈当前国家鼓励发展的环保产业设备(产品)目录〉(第一批)的通知》,其中包含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成套设备;二零零六年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在「装备製造业振兴的重点」中,包含了环保及资源综合利用装备,其中包含固体废物处理装备。零七年,国家发改委发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桉》,其中明确指出︰鼓励「在经济发达、土地资源稀缺地区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大力研究开发和推广利用先进的垃圾焚烧技术,提高国产化水准,有效降低成本,促进垃圾焚烧技术产业化发展」。零一年,中国垃圾焚烧处理项目仅三十六个,日处理能力约六千五百二十吨;零七年,垃圾焚烧处理项目总数已达六十六个,每天处理能力约为四点五万吨。
    
    最终形成中国垃圾焚烧处理战略决策的是国家零七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十一五」规划》,确定中国「十一五」期间将建设生活垃圾焚烧厂八十二座,新增处理能力六点七万吨左右,投入资金近千亿人民币。同时,国家针对垃圾发电还採取多项优惠政策:保护补贴电价每度零点二五元;发电量全部收购;免除了增值税的徵收,并在所得税上享受减免政策;国家会以垃圾处理补贴方式向企业支付服务费,即所谓的垃圾处置费,每处理一吨政府约补贴一百人民币以上。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章元持坚定的「反焚烧」观点,他指出,「垃圾焚烧的反对声音自零六年以来一直持续至今,之所以各地政府部门一直强力推进,除了利益因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政府决策与民意之间的差距」, 赵章元对亚洲週刊表示,最初国家制定「十一五」规划时,对垃圾焚烧的认识还不全面,还仅了解其宣传层面的意义,于是「大力提倡垃圾焚烧」,但制定之后,人们才逐渐对其危害性加深认识。
    
    反对声音弱小
    
    零九年三月十五日,清华大学第七届固废高级沙龙的主题就是「北京市垃圾处理问题的战略思考和建议」,参加沙龙的与会专家提出,在面对垃圾围困的情形下,应该由政府高位介入,宁可迁移居民,也要力挺引进垃圾焚烧技术。赵章元反对的声音虽然弱小,但却坚持,他认为:「目前,就世界范围来看,对生活垃圾的处理方式主要也就两种,一是填埋,一是焚烧,因此主烧派在推进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时,都会强调这一现实压力,但在西方国家已经验证了焚烧有污染之后,能否跳开这一发展阶段呢?」他认为,垃圾焚烧产业在西方已是夕阳产业,「我们不能再接受对方转移污染产业时的二次兜售」。「尤其是在目前中国环保管理能力还有较大欠缺基础上,再不能走垃圾焚烧这条路了」,他认为垃圾分类、资源化才是未来解决垃圾难题的唯一可行之道。
    
    「十一五」规划中新建焚烧炉的投资必须在二零一零年底花掉,而且,国家政策的鼓励也让民营投资者看到了巨额的利益分成,政府的鼓励政策和优惠措施都保证了投资者的收益。不仅是北京、广州、南京、苏州,在中国,几乎每个省都在建设或准备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一次从未有过的共性投资、而且借以环保的名义,在如此大的范围内疾风疾行,背后是巨大的利益驱动。赵章元批评说:「这些年焚烧项目遍地开花,一些地方官员被利益击中了。」
    
    
    据广州媒体计算,番禺会江焚烧项目的利益是处理一吨垃圾政府会补贴一百四十元;每发一度电还拿补贴零点二五元。以广州李坑垃圾焚烧厂为例,一吨垃圾可发电四百度以上,则处理一吨垃圾补贴为一百元。总计番禺项目处理一吨垃圾得到的补贴是二百四十元。一天处理二千吨,补贴获利就是四十八万元,一个月是一千四百四十万元,一年就是一点七三个亿。此外,垃圾发电项目还享受增值税「即徵即退」的优惠,并能享受一定的所得税减免,加上税务优惠安排等,政府垃圾焚烧鼓励政策给企业的补贴收入十分惊人。
    
    为了利益集团的巨额利益,民众的利益被牺牲了。网名「阿加西」的番禺居民告诉亚洲週刊,他查到,最早番禺的垃圾焚烧项目第一选址点不在会江,是在溪桥的石基临边村,当时全是农地、荒地,那里有一个垃圾填埋场,最后被否定了,说选址离大学城太近。但这个点离大学城的直线距离五公里以上,而现在的选址距离小区二公里多。「实际上是因为,大学城完成后,周边地还空着,将来要卖出去,建了垃圾焚烧厂后,地价卖不高了。实际上,政府在与民众争夺利益。」
    
    广州抗议成功
    
    番禺区和广州市政府在零六年决定在番禺大石建一个日处理二千吨垃圾的焚烧发电厂,但官方一直秘而不宣,公众并不知情,直到零九年九月底随着媒体的报道而广为人知,随即引起极大争议。
    
    因为官方的选址周围是人口稠密的居住区,仅仅诸如丽江花园、华南碧桂园、广州奥园、南国奥园、祈福新村、星河湾等大型楼盘的居民就超过三十万,再加上钟村镇与大石镇及会江、上滘、厦滘等已经城镇化的众多村落,总人口在七十至百万之间。从全世界的范围看,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将垃圾焚烧项目建在人口如此密集的地方,西方国家基本上都是建在工业区。这成为番禺项目争议的一个主要焦点。
    
    就在番禺居民在为自身的生存环境与政府博弈时,零九年十二月初,广州李坑垃圾发电厂周边的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永兴村的村民致函总理温家宝,吁请国务院尽快调查环境污染致癌事件。村民表示,由广州威立雅固废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兴建的广州市李坑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从零五年五月投产以来,村里的环境受到严重污染,癌症病患者持续增加。据村民统计,一九九三年至二零零五年,有癌症病例九例,鼻咽癌和肺癌佔两例。垃圾焚烧厂投产后至今,癌症病患突然高发,短短四年时间,就发现癌症患者六十二例,其中死亡四十二例。其中,四十五例是鼻咽癌和肺癌等呼吸系统的癌症。
    
    居住在李坑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附近,居民长期闻到焚烧垃圾的恶臭和刺鼻的气味,晚上睡觉不敢打开窗户,阳台也经常铺满黑灰,井水也已不能再用来饮用。村委会范姓干部告诉亚洲週刊,农村习惯有病不同人讲,怕被人歧视,「癌病患的数字远高于目前公开的这些。」垃圾焚烧发电厂周边虽然有绿油油的菜地,但当地村民都不吃自己种的菜,低价卖给菜农拉到广州去卖。面对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村民曾向政府提出抗议,都被政府派出公安和武警镇压下去,几十个村民被抓。儘管当局承诺,没有村民同意第二期不开工,但零九年九月,在武警护卫下,新厂还是开工了。
    
    早上五点至八点,晚上七点至十二点是焚烧高峰期,李坑村居民告诉亚洲週刊,每天约五百车垃圾进去,烧剩约四十车垃圾灰出来,过滤后製砖。现场所见,经焚烧的垃圾很多尚未完全变成灰烬,连塑料都没完全溶化。
    
    据悉,中国有些焚烧单位从利益考虑,用煤代替添加剂,燃烧温度不够,以至垃圾不能充分燃烧。
    
    香港理工大学土木工程系蔡宏教授表示,垃圾处理是科学的系统工程,并不是说垃圾焚烧一定不行,需要因地制宜作出选择。但「焚烧效率必须提高,百分百的可燃物体会变为二氧化碳和蒸气,一般不会达到百分之百,有些挥发性的有机物,部分是巨毒的。所以我们常质疑,空气中有股难闻的味道,周围的癌症发病率特高就是这种东西祸害。需要提高燃烧效率来减缓」。
    
    分类是垃圾焚烧前提
    
    垃圾在焚烧过程中会释放出七十五种有毒物质,其中最毒的二噁英能进入食物链、甚至进入母乳,引发癌症。世界各地的垃圾焚烧污染事件,让各国都加强了对垃圾焚烧厂的管理和监控,并将垃圾的源头减量和分类回收作为焚烧处理的前提条件。
    
    蔡宏教授指出,不要急急忙忙赶时间上项目,即使需要建垃圾焚烧项目,也要认真评估,「能回收的,尽量回收,能填埋的尽量填埋,在战略上按科学程序一步步考虑,作出恰当的选择和处理。中国垃圾处理需要作出综合科学考虑。」
    
    专访:香港理工大学土木及结构工程系副教授(研究)单羿博士
    
    拾荒者是环保先锋 .纪硕鸣
    
    拾荒者带来启示,垃圾分类回收是国际大趋势,三藩市十年内要做到「零垃圾」;日本的住宅小区从上游就注重垃圾分类;新加坡採取集中分类,由专业人员处理。
    
    
    无论是世界上的哪一个城市,哪一个角落,当人们匆匆地走过城市的大街小巷,大家都不会很留意这个地球上生存着一群拾荒者。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江西九江有个农村的孩子为了生存,只得到九江城里加入了捡荒者的行列。他将那些破烂分门别类,卖给废品回收站,给自己一个温饱的生存空间。后来,他成立了废品回收站,不断扩大行业范围、经营品种,成了亿万富豪。
    
    人们不会想到的:就是这样的一群弱势群体,他们却是环境保护、资源再造的重要贡献者!香港理工大学土木及结构工程系副教授(研究)单羿博士接受亚洲週刊访问时表示:「以上讲述的不仅仅是一个创业者的故事,更应该从中看到和感谢的是这一群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拾荒者,他们虽然因生活所迫以拾垃圾维生,然而就是他们在无意中却成为了垃圾处理最上游的分类者,对我们的社会环保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单羿指出,目前国际上对垃圾处理主要有三种方式:卫生掩埋、焚化处理和资源回收。先进国家的垃圾定义是「真正的垃圾是无法处理掉的」,她表示,任何物体在被定义为垃圾之前,必须努力的试着回收处理它,让它有再使用的机会。
    
    城市垃圾是废弃物,但当中仍然有许多可以回收再用的资源,如塑料、金属、纸张、木材等,即便是吃剩的食物也可用作动物饲料的蛋白源。单羿说:「分类不仅可以重複使用资源,更能减少垃圾处理中产生的相关污染。」单羿是香港理工大学的环保博士,又在美国普渡大学作博士后研究。她指出,西方发达国家对垃圾处理,更重视分类、回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目前在垃圾回收转化率上已接近百分之五十的水准,其中三藩市更已经达到百分之六十八。三藩市的目标是在二零一零年实现百分之七十五的垃圾回收转化率,二零二零年,三藩市将基本做到「零垃圾」。
    
    单羿表示,垃圾分类回收一般有两种方式,在日本的住宅小区,从上游就注重垃圾分类,家家户户不是设一个垃圾桶,而是设好几个,玻璃、纸张、金属、塑料、食物等分门别类很细,收垃圾的垃圾车也有不同的门类分别,然后送往不同的废品加工厂。而新加坡是垃圾集中分类,由专业人员在垃圾场处理,有些採用自动的分检方式,如金属可用磁石吸,塑料等漂浮物可放入水中分类。新加坡地处热带,树木茂盛,经常有大量剪下的树枝,单羿说,香港一般会将这些树枝推入堆填区,也有的送去焚烧。而新加坡却是回收处理,将之加工成为複合板的原材料,「既环保又节约资源,不仅可以减少砍伐树木,而且具社会、环境、经济等多重效益。当然,背后需要管理和政策配套」。分类后,已没有经济价值的固体废弃物,可採取堆填或焚烧的处理方式。
    
    单羿强调,发达国家对垃圾堆埋极为重视。所谓固体废弃物,是指水份含量不超过七成的废品。这些含有水分的垃圾加上雨水,堆埋的垃圾会产生渗透液,其毒性比垃圾本身的污染浓度还要高。所以填埋场一定要加以严格的设计和管理,要做好防渗透处理,就像建游泳池一样,还必须将这些渗透液输导出来作适当的污水处理,以免污染地下水;并且要设计疏导沼气的管道,以免垃圾产生沼气后,遇火种发生爆炸。产生的甲烷可供燃烧。单羿认为,严格地设计和管理垃圾填埋场,可以用上几十年,若干年后,废弃填埋场又可以用做公园、停车场、物流中心等。
    
    上世纪六十年代起,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普遍使用焚化炉来处理垃圾。单羿指出,焚化可使垃圾体积、重量减少,可以将垃圾对地下河流的影响降到最低;焚化产生的效益也颇可观,可以发电,产生蒸汽,经过高温燃烧和粉碎的垃圾渣能製成「新型牆体砖」等。然而,焚化炉排放有毒的物质,对人类环境与健康构成严重威胁。焚化排放的二噁英(戴奥辛、dioxin)污染问题一直备受关注。二噁英是一种无色针状晶体剧毒物质,可经皮肤、黏膜、呼吸道、消化道进入体内,有致癌、致畸性及生殖毒性,可造成免疫力下降、内分泌紊乱。
    
    视城市条件焚烧或填埋
    
    不过,经过分类回收固体废弃物可减少垃圾的再污染,单羿说:「如果有条件用填埋场,应该是比焚化较好的选择,因为焚烧要用燃料,耗能及产生二次污染,焚烧产生的二噁英污染大气,暖化气候。」但她强调,最终经分类回收处理的垃圾是选择填埋还是焚烧,不是看废弃物,而是要看城市本身的条件。
    
    专访:百达金融集团董事局主席魏强
    
    从体制上扫除垃圾危机 .纪硕鸣
    
    中国垃圾处理应鼓励国企、民企、外资多元化投资,创造「垃圾商业圈」,禁止焚烧法。昆明书记仇和推动的民营方式,应予推广。
    
    
    发生在中国大陆的垃圾处理「主烧」与「反烧」之争越演越烈,表面上似是一场垃圾处理方式的技术之争,其实并不简单。对中国垃圾处理研究、关注及参与多年的百达金融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魏强接受亚洲週刊访问时,非常尖锐地指出:这场争执的背景由来已久,中国已面对一场严重的「垃圾危机」!
    
    从九十年代开始引进的西方焚烧方式已逐渐成为中国的主要垃圾处理方式,而这些方式早已被西方及亚洲一些国家淘汰,并已立法禁止。但为什麽中国大陆偏偏「反其道而行之」,魏强指出,在明明了解焚烧方式会产生致癌重害物的情况下,一些政府及主办官员不顾民生、不顾民意,更不顾对环保的责任,仍然不断引入,不断增长!他认为这里反映着体制、利益、意识与政治方面的问题。以下是访问的主要内容:
    
    中国的垃圾问题为何仍是灾难重重,症结何在呢?
    
    归根到底还是体制。体制问题还反映出三个症结:垃圾处理的投资体制一直单一、呆板,基本上是依靠政府财政投资及补助。这不仅加重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同时使很大一部分的城市由于财政困难而削弱了垃圾处理项目的投资力度。国家对垃圾处理问题的法令,至今尚未进一步完善修订与推广普及。零八年五月,建设部等三部门共同制定发布了《城市垃圾处理与污染防治技术政策》;零二年国家发改委先后发出计投资(2002)1591号与计价格(2002)872号档,对垃圾处理产业化发展与实行收费制度等提出有关政策要求;零五年全国人大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零七年建设部又颁发157号令再次强调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与无害化等等,儘管上述可见中国政府已在制订政策法令上对垃圾处理作出了努力,但离垃圾这一巨大的社会问题的充分认识与有效解决还远远不够!
    
    问题主要在哪里?
    
    中国垃圾问题,不只是环保问题,同样是一个城市的经济问题、生产力问题,也是城市的民生问题、民意问题、和谐问题。美国现任国务卿希拉里夫人零七年五月在会见中国垃圾专家时说「我们可以不研究飞机,但不能迴避垃圾」。中国有些城市正因为处理垃圾不当而引发了居民的公开抗议,甚至造成了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危机」。其实,各地政府对垃圾本身的认识不充分、不专业、不全面、不到位。
    
    在机制上该如何改革?
    
    要尽快制订垃圾处理多元化投资机制。要从以政府财政投资为主变为国企、民企、私人、外资多元化投资。政府要为这些投资提供各种实实在在的服务与支援。如特许经营保护、土地优惠、税收优惠、手续简化、收费保障、银行支持等。中国政府为「救市」提供四万亿人民币来促进扩大内需的十大重点领域中第五项,就是城市垃圾处理!各级政府应当抓紧这一大好时机,创造各种优越条件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进入「垃圾商业圈」!银行应组织专项低息或贴现贷款;有条件的政府也可在财政部门的指导下,试点发行「垃圾地方债券」。
    
    对垃圾的处理该怎麽做?
    
    目前中国城市纷纷选择焚烧法的设备功能均无法让焚烧法零排放,即仍难以阻止「二噁英」的严重污染。为此,我们呼吁中国官方应从民生、民情、民意、民利考量,尽快抓紧制定「焚烧法禁止令」并通过全国人大立法,在「十二.五」规划中对这一禁止令作出全面安排。在焚烧法禁止的同时,政府应大力扶持与推广资源化、无害化、清洁化的垃圾处理方式。可以由环保、建设、城管、科技等部门及有关专业人士联合组成一个全国范围内这类方式的全面调查与审核,选择与确立几种合适中国国情又具有先进的技术,给予扶持与规范,制订更完善、更先进的标准化工艺与设备发展方桉。另外,对已经建成和在运行的垃圾焚烧工厂和发电工厂也应进行无害化技术改造。
    
    有没有可操作性?
    
    在上述改革中,政府的主导性作用显然是第一位的!中协国际有限公司目前正在昆明市与政府合作推广「昆明模式」,就是在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仇和的支持下,让昆明市的全部垃圾处理,在政府主导作用下,主管部门城管局的积极配合下,实行「民营化」投资与管理,并全面推广资源化、无害化、清洁化的垃圾处理方式。「昆明模式」的提出与实施,反映了解决中国垃圾问题的一条很有希望的出路。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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