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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走出在“钟摆”中不断损害农民利益的怪圈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2月12日 转载)
    
    对话人文学者钱理群:重建精神家园的背后:理解“变”与“不变”
     (博讯 boxun.com)

    重视乡土知识培育生命之“根”
    
    东方早报:现在正是春运高峰期,但对于更多“漂一族”或“蚁族”而言,在回家的同时也有一种“春节恐归症”,作为长期关注农村文化与教育的学者,您如何从文化与教育上看待这一现象?
    
    钱理群:其实现在的回家只是一个“团聚”的概念而已,中国农村和原来已完全不一样了。当下中国农村出现了一些触目惊心的教育和社会现象:一是大量的学生“辍学”;另一方面,大批的辍学生和失业的大、中学校毕业生,游荡于农村和乡镇,成了新的“流民”阶层的主要来源。家庭亲情和教育的缺失,学校教育的无力和无奈,社会风气的影响,使得许多“留守儿童”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非常消极,中国的农民工为了生计奔波,也为城市建设做贡献时,他们的子女却面临沦为游民的危险:这实在是残酷而不公。
    
    乡村文化的衰败,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担忧和焦虑,比如故乡传统生活方式的消亡与崩溃,传统乡间伦理价值秩序的解体,而我们的思考和追问还要深入一步:乡村文化的衰落、乡村教育的文化缺失,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
    
    前段时间,我读了上海《热风学术》上刊载的学者贺雪峰的关于湖北京山农村老人自杀的调查,震动很大,我觉得必须了解中国农村真正发生了什么,包括教育、经济、文化等方面。今天的中国是特别需要“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当然,必须充分地吸取历史的教训,既不能把农民简单地视为“被启蒙”的对象,也不能把知识分子看作“被改造”的对象,而应该在新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更为平等、合理的关系。我觉得春节回乡的一些知识分子或年轻人无妨多做一些农村调查,角度多了,调查深了,我们才能知道农村真正发生了什么。
    
    东方早报:针对衰败的农村现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沈从文等人曾提出民族品德的重建问题,您也提出“乡村文化、教育的重建”,并认为应当为年轻一代营造这样的精神家园,培育这样的生命存在之“根”,那么,到底该如何重建呢?
    
    钱理群:沈从文在《长河》中曾提出“变”与“不变”,也就是说,面对新的社会人事变化,农村有变的一面,但也有不变的一面,我认为“乡村文化、教育的重建”背后的话题就是如何理解“变”与“不变”的话题,“变”可能带来灾难,作为数千年来农民稳定生活的一些基本伦理,应当有一些是不变的。
    
    本土文化资源的发掘、培育,和外部文化资源的引入、培育,应该构成乡村文化和教育“重建”的基本内容和任务,二者都是不可或缺的。
    
    东方早报:回到您说的“根”上,其实即使在乡村,很多年轻人对“乡土之根”也知之甚微了。
    
    钱理群:所谓“根”,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教育积累,包括很多的乡村知识,乡村经验其实是一种巨大的财富。对一个小小的村落而言,乡村知识未必具有普世价值,但自有其存在的道理——比如,有的地方生小孩就要种一棵树,看起来是原始风俗,但其中其实有一种乡村知识里的生态平衡,对于这些乡村文化,必须给予尊重,尊重自然形成的那些乡村知识,并在尊重的基础上学习——现在确实很多人不知道乡土知识了,所以需要进行乡村教育,要让孩子从小懂得这些。
    
    学习乡村知识不仅对农村孩子重要,对城市孩子同样重要,我自己就常常感到缺少乡村文化经验,中国文化里的“脚踏大地,仰望星空”的那种意境只有有过乡村经验的人才能真正体会。
    
    超越农业与工业文明的二元对立
    
    东方早报:您所说的这些其实都可以被理解为农业文明,但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在一些精英人士看来,农业文明更多地被视为落后的象征,而农业文明的衰落也被认为是农村城市化(现代化)的代价;另一种倾向是,农业文明往往成为怀旧的理由而被理想化。
    
    钱理群:我们过去有一种观念其实是错误的,比如说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相比就是落后等观点,以农村文明的衰落作为农村城市化(现代化)的代价的主张,其背后是有着三个理论观念支撑的:其一,是 “农村”与“城市”,“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二元对立,二者具有不相容性,必须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其二,就是论者所说的“文明进化论”:“采集文明、渔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是一个直线的进化运动,后者比前者具有绝对的优越性、进步性;其三,这是一个取代以至消灭一个的过程,后一种所谓“体现了历史发展方向”的文明,只有通过前一种“已经落伍于时代”的文明的“毁灭”,才能取得自己的“历史性胜利”。正是这三个观念,长期以来,一直支配着我们对文明问题,农村、城市问题的认识,影响着我们的现代化想象,以及社会发展的设计、规划、行动,以至造成了许多今天我们越来越看清楚的“文明病”。因此,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就必须对这些几乎不容置疑的前提性观念,提出质疑。
    
    在这样的观念下,三农问题就被简化为一个纯粹的物质贫困的问题,所谓“新农村建设”也仅仅变成“盖房修路”的慈善之举。而我们这里讨论的深层次的精神、文化、教育的问题,以及未能涉及的农民权利问题,就通通被遮蔽,或者被虚化、空洞化了。更危险的是,在这样的“农村、农民观”指导下的乡村建设,不是流于形式,“雨过地皮湿”,就可能变质,形成对农民利益的新的损害。
    
    另外,当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工业文明、城市文化的弊端时,又有人自觉、不自觉地将农业文明、乡村文化理想化,这是从一个极端跳到了一个极端,但其内在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却是相通的。其实,这样在“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间来回摆动,正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中的一个很值得认真总结的现象,无论是过去的“农业社会主义”,还是今天的“城市取向”,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都主要是由农民来承担的:中国农民的命运,实在是“多灾多难”。
    
    因此,我们要真正走出在“钟摆”中不断损害农民利益的怪圈,就必须根本改变“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跳出“现代化 /反现代化”(它内含着“工业文明/农业文明”等一系列的二元对立的概念)的思维模式。这是问题的关键,首先要确认他们都有“自己的独立存在的价值”,而且都积淀了某种“普适性”的价值(如农业文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及人与人关系的和谐的强调,工业文明对科学、民主、法制的强调等)。但同时,又各自存在着自己的缺憾和问题,形成某种限度,也就为另一种文明的存在提供了依据。我们必须超越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对两种文明所积淀的人类文明的普适价值都要有所吸取,同时对其各自的缺憾有所警戒。这样就能够在两种文明、两种文化、城乡之间寻找互补与平衡。
    (东方早报)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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