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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重建党天下 以六四血祭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1月24日 转载)
    
    倘若说,文革是一场几乎亡党亡国的悲喜剧,那么文革的终结,则有如一场闹剧。一个弱智领袖,伙同一个长有魏延脑后骨的大内总管,与一个以擅长阴谋诡计而成为元帅、并且以喜欢写诗著称的半吊子军头联手,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毛泽东的遗孀,毛泽东的内侄,毛泽东的追随者,被一网打尽。毛泽东生前随口编造的“四人帮”一词,成为失败者的罪名。顷刻间,毛泽东的家天下灰飞烟灭,举国上下一片欢庆;极其好笑的是,毛泽东却依然伟大。
     (博讯 boxun.com)

    由此再反观毛泽东除掉林彪后留下的权力真空,是多么巨大。由此也可见毛泽东为什么在临死之前,要处心积虑地暗害周恩来和朱德。由此更可见,毛泽东为什么独独不对邓小平斩草除根。因为毛泽东相信,邓小平不会成为赫鲁晓夫。具有历史决定性的十届三中全会,既证明了毛泽东的担心,又证实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心。毛泽东担心他死后有人反攻倒算,果然,三中全会上陈云拍案而起。虽然胡耀邦率先发难,但没有陈云振臂一呼,很难有与会者们的群起响应。肯定“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冤假错案,非议毛泽东;四人帮倒台之后,这些一直没有被提上议事日程的实质性大事,终于被揭开。这不仅出乎华国锋的意料,也不在邓小平的预设之中。邓小平确实不愿成为中国的赫鲁晓夫,他非但没有准备什么秘密报告,甚至在党内外汹涌澎湃的反毛倒毛批毛浪潮跟前,硬是以所谓三七开之类的含糊措辞,死保毛泽东的地位,让毛泽东的画像得以继续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就历史的进程而言,邓小平确实顽固透顶。但就权力斗争的谋术而言,应该承认,邓小平行事老倒。尤其比起华国锋,邓小平无疑棋高一着。
    
    在要不要倒掉毛泽东的重大选择面前,邓小平的精明盘算,恰好是华国锋的愚蠢之处。这就好比蒋介石在政治路线上再不认同孙中山,也不能不打孙中山的旗号,捧住孙中山的灵牌;邓小平再不想继承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理论,也不得不维护毛泽东的九五至尊,不得不保住毛泽东的灵位。这除了党性的忠诚,还有利害关系的考量。倘若蒋介石当年一脚踢开孙中山,还可以另起炉灶,重新建立一个什么党。但邓小平要是否定了毛泽东,怎么可能另外建立一个执政党?不管毛泽东如何无情地把共产党踩在脚底下肆意作践,不管党内官僚对毛泽东有多么痛恨,共产党一旦从地上爬起来之后,还得继续高举毛泽东的大旗。邓小平深知个中奥妙,只是苦于跟蒋介石一样,既缺乏理论素养,又没有文化根底,只好推说不争论。
    
    华国锋不懂其中的道理。华国锋不明白毛泽东把至高无上的权杖交到他手里的良苦用心:不是要把天下交还给共产党,而是要华国锋替毛家把江山给坐稳当。老实巴交的华国锋,显然没有读过《资治通鉴》之类权力斗争的宫廷秘笈,看不懂先帝的遗志;非但没有替毛家坐稳江山,还一转身把江青和毛远新送进大牢。可怜的华国锋,或许连唇亡齿寒、螳螂捕蝉那样的成语,都没读懂过,竟然都不明白前脚把江青一伙除掉、后脚自然会轮到他下台的权争常识。不知华国锋在和邓小平一起筹划十届三中全会之际,是否曾为自己的资历和能力捏过一把汗。可能没有。要不然,不会在难犯的众怒面前,那么的麻木,那么的束手无策。反倒是邓小平,出访五天归来,一看会议形势,马上随机应变,一把抓住历史的机会,摇身一变,从右倾翻案的主角,变成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从权位的高低来说,这样的角色理当由最高权力者来扮演。华国锋假如有点头脑的话,完全可以在群情激愤的情势下,抢在邓小平前面发表一个顺应众议的讲话,并且把不愿平反冤假错案的责任顺手推到正在国外访问的邓小平头上;一箭双雕,既坐稳了英明领袖的位置,又除去了心腹大患。由此可见,历史根本不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而是由历史人物决定的。就历史人物而言,机会是均等的。关键只是在于,谁比谁更有本事,成为人物,而不是被历史淘汰。
    
    或曰:那样的责任套得到邓小平头上么?须知,中国的政治斗争,从来都由赢家说了算。谁占领制高点,谁就成为真理的化身。不要说坐在九五之尊位置上的华国锋是否具有李世民的本事,即便有点韦小宝的聪明,也足以把邓小平重新打入冷宫。平反冤假错案,首先要放出笼的,就是一大群被毛泽东关进笼子的党内官僚。谁最忌讳群僚出山?当然就是与他们平辈的邓小平。华国锋完全有机会以邓小平嫉妒他人复出为理由,一面放出刘少奇、周恩来的旧班底,一面把邓小平重新推倒在地。然而再顺应潮流,迎合民心民意,放弃阶级斗争为纲,转向发展国民经济。当时,整个权力转换的重心无非在于,其一,发展国民经济;其二,重新回到党天下。前者是需要大张旗鼓宣传的,后者是只能做不能说的。谁能抓住这两条,谁就得了民心党心,谁就可以坐拥天下。权争有时好比赛跑,谁能够抢得跑道,谁就最终胜出。中国式的政治游戏,其实就这么简单。
    
    仅就对手的不堪一击而言,邓小平相当幸运,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便坐上了九五之尊的宝座。邓小平玩弄权术当然不是毛泽东的对手,但对付华国锋这样的低能弱主,却绰绰有余。三中全会上把文革定性为浩劫,既满足了党内群僚否定文革的强烈要求,又回避了对毛泽东的直接否定。邓小平后来坦承,如此决议其实是搞了中庸,自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又表示,要将如何评价毛泽东,留给后人担当。当时党内有人提出,对毛泽东的评价应该是:开国有功,建国有过,文革有罪。当然,这些功过罪孽,都是相对于共产党而言的,并非基于民众的利益,更非发自民众的心声。可是,即便如此,邓小平也不愿正面回应。邓小平的主政风格直率明了,从不云遮雾障,不玩痞子游戏。比起出尔反而、变幻莫测的毛泽东,邓小平的面目显然要清晰得多。但邓小平顽固起来,绝对无法通情达理。
    
    撇开意识形态的包装,邓小平的政治形象与蒋介石十分相像。拙于言辞,敏于行事;天生的生意人头脑,外加一付小肚鸡肠。蒋介石讨厌痞子运动,邓小平厌恶红卫兵和造反派。蒋介石站在富人一边,邓小平不好穷人立场。彼此的根本区别也许在于,蒋介石有志家天下,邓小平要的是党天下。两人的最大共同点乃是,都是倾向于国家主义的独裁者。具有这种特性的独裁者,在外交上必定亲美亲西方。就像蒋介石的四一二大屠杀,是做给英美政府看的一场政治秀;邓小平的向越南开战,一下子拉近了与美国的距离。邓小平的访美,邓小平的头像登上《时代》杂志封面;这种公然向美国亲近的姿态,无声地宣告了毛泽东向第三世界乱撒银子的外交时代已然终结。但不要以为这是邓小平在向英美国家献媚,撒切尔首相误读了邓小平的这种姿态,结果在香港回归中国的谈判上,领教了邓小平的国家主义立场。邓小平向英美国家要的是伙伴关系,不愿再像毛泽东那样,在国际上扮演丐帮领袖。
    
    邓小平在治国和邦交上相当务实,绝没有毛泽东的小农意识和乡下人的虚荣,倒是有点接近李鸿章或者袁世凯。邓小平深知,国家要富强,行事要低调。由此定下不出头、不扛大旗的外事方针。用一句上海话形容:闷声不响大发财。商业文明是实在的事业,市场经济是人类生存竞争本然意义上的营作。这都是不言而喻的道理,根本不需要诉诸意识形态的花言巧语。没有理论头脑的邓小平,倒是有着本能的直觉。可见,邓小平当年追随刘少奇,并非是一种政治利益的需要,而是一种务实的本性使然。但邓小平在平反了刘少奇的冤案之后,对刘少奇的自由经济思想却始终讳莫如深。也许是说多了刘少奇,有个把毛泽东怎么办的问题。或者是,既然已经有他邓小平主持改革开放,不需要再另外请出一尊亡灵。
    对比毛泽东的治国无能和整人无情,邓小平上台后的一系列举措,确实给社会给民众带来巨大的解放。但这样的解放与其说是历史性的开拓,不如说是稍许缓和一下国民悲惨境遇的松绑,借用共产党的术语叫做,宽松。毛泽东的极权统治,其专制程度远甚于历代封建王朝。当年毛泽东历数封建社会的罪恶,不过是四大绳索: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及至毛泽东坐了天下,绑在国民身上的,岂止四条绳索?从中央党政衙门到省、市、地、区到乡村的公社生产大队小队三级制,到城市的街道党委乃至居民委员会;加上人事档案制度,户口制度,公检法一条龙式的立法司法执法一体化,层层叠叠,编织成一张无形的天罗地网,把几亿民众死死罩入其中。所谓公仆一律享有特权,所谓人民,亦即工农兵学商外加知识分子臭老九,则必须老老实实服从公仆的管教。这叫做“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数亿人口,等级森严。人民之外,尚有被称之为地富反坏右的黑五类贱民,随时随地让人欺凌作践。更有以思想改造为名的各式各样洗脑方式,剥夺所有个人的思考权利。这叫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除了精神上的白痴化运动之外,还有基本生存上的种种禁忌。且不说其它,就连到自由市场上买几个鸡蛋,都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嫌疑。假如马克思见了这种他所设想的乌托邦社会,没准会目瞪口呆:马克思当年批判的普鲁士帝国,比起毛泽东帝国,其专制程度乃是小巫见大巫。
    
    毛泽东的极权社会,且不说比之于民主国家,即便比之于人类历史上最野蛮的社会形态,都更野蛮更专制。毛式专制统治,有违于人类社会的基本常识。见识过如此穷凶极恶的专制,方才明白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治,究竟是什么意思。任何有智慧有人情味的治国方式,不以给民众套上多少绳索为荣,而以减少对民众的束缚见长。专制统治,通常诉诸没完没了的层层加码;无为而治,则是尽可能不对民众有所强加。农民自然会种地,工人自然会做工,商人自然会做买卖,根本不需要统治者以任何主义的名义横加干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说穿了,无非就是让农民自己去种地,让工人自己去做工,让市场自行运作。亦即是说;不过是给捆绑得像只棕子一样的社会,做了几下减法而已。非常简单。当然,邓小平的减法仅限于农民种地工人做工,倘若有人要求除去束缚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信仰自由、集会自由以及免于恐惧的自由的条条框框,邓小平马上面孔一板:这怎么可以?
    
    邓小平最为致命的软肋,同样也是蒋介石的致命伤:听不得不同意见,容不得不同政见。面对人权,邓小平跟所有的独裁者一样,是个天生的恶棍。早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邓小平这种恶棍秉性已经展露无遗。或许正是这样的秉性,才使毛泽东认定,邓小平不可能成为赫鲁晓夫。曾经追随过刘少奇的邓小平,骨子里却具有与毛泽东一样的冷酷和残忍。借用一句毛泽东对他的评价叫做,是个开钢铁公司的冷血打手。邓小平上台后的立威方式乃是:先跟越南人打仗,横尸遍野;然后镇压民主墙运动,万众噤声。一九八三年,邓小平又在全国范围搞了一次所谓的严打,其狂捕和滥杀的规模,堪比当年毛泽东建政之初的镇压反革命。事实上,邓小平的这种铁腕,正是对毛泽东的亦步亦趋。区别在于:毛泽东一面杀人,一面演说;邓小平只嗜杀,不言语。就此而言,邓小平以向越南开战讨好美国,也许只能讨得某些美国政客的欢心,并不能赢得美国民众的掌声。戈尔巴乔夫从阿富汗的断然撤军,才真正让美国人刮目相看。
    
    不管邓小平如何死保毛泽东,依然挡不住民间对毛泽东的愤恨。七九年底八0年初的那场民主墙运动,首先想要冲破的就是重新评价毛泽东的禁忌。既然毛泽东的班底已经一网打尽,为何毛泽东的罪孽不能论说?江青及其文革同伙,没有毛泽东的撑腰,何以得掌大权?这是一个在阳光底下众所周知的事实,再迟钝的人也弄得明白。邓小平再不想做赫鲁晓夫,中国民众也无法像文革时期那么容易被愚弄。再说,邓小平本人对毛泽东也并非毫无怨气可言。这也是为什么民主墙初起之际,邓小平曾经表示支持的原因所在。邓小平不能容忍的是,民主墙逐渐走向要求民主,从而相对于共产党发展国民经济的四个现代化,提出了第五个现代化,政治的民主化。
    
    就政治的策略而言,在中国社会刚刚从毛泽东的家天下回归到共产党的党天下之际,马上提出政治民主化,显然激进得不无鲁莽。但以现代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衡量,这又恰好测试出甫坐天下的邓小平,在政治上到底能够走多远。邓小平的回应是,一下子从七八年复出回到了五七年反右。真相毕露,本性难改。面对民主政治的诉求,邓小平就连一笑了之的幽默感都没有。就算邓小平不善言辞,难道说一句慢慢来都不会么?须知,当时在民主墙上以张贴大字报的方式提出这个诉求的,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青年电工,并非章伯钧罗隆基那样的人物。这就好比《红楼梦》里的贾母,突然面临一个小丫环的挑战。这在贾母可以于谈笑风生之际,轻轻挥去;但在邓小平却以小题大做的方式把事情越闹越大,最后竟然判了人家十五年徒刑,弄得魏京生名扬天下,让当年的章伯钧罗隆基们黯然失色,几十年的右派好像白当了一样。比起毛泽东喜欢玩弄在精神上把对手击垮的思想改造,没有思想的邓小平总是粗制滥造地制作一个接一个的政治明星。能够跟毛泽东在精神上对抗的,唯有林昭那样的圣女。但在邓小平没头没脑的专制底下,哪怕资质再平常的人物,只要抓住一个被邓小平点名的机会,就会被夸张成曼德拉、瓦文萨、哈维尔那样的领袖。邓小平制作的政治异见明星,很少经得起时间的磨砺。原因与其说在于被造就者太平常,不如说邓小平每每面对异见时,实在太紧张,没有一次不失控。
    
    更让邓小平紧张的,是面对党内的不同意见。从某种意义上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被推着走的。这是邓小平与曾国藩李鸿章们的最大不同之处之一。曾李一代,开创现代化进程,胸有成竹,从容大度。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却瞻前顾后,鬼鬼祟祟。前要顾忌到毛泽东的灵牌和地位,后要防范党天下一不小心被民主政治所颠覆。倘若没有党内改革力量的不断推动,邓小平也许就在他七五年复出时的整顿范围内,重整一下国民经济,并没有多少宏图大略可言。
    推动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党内力量,主要有两股:一股是以胡耀邦为代表的党内民主派,一股是以赵紫阳为代表的党内商业文明派。
    
    胡耀邦可能是共产党内一个饶有意味的人物。这个红小鬼出身的革命者并没有多深的文化学养,却与五四新文化所倡扬的科学民主精神天然相通。在胡耀邦身后站着的,当然不是陈独秀胡适那样的新文化开拓者,而是在历次党内政治运动中吃尽苦头的知识分子。他们被统称为党内改革派,或者党内民主派。这些人至少都在文革中受过迫害,有的早在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反党分子,有的在五七年被打成右派,有的受到胡风一案的牵累。他们有关被党剥夺个人独立思考和言论自由权利的最早记忆,来自延安整风的红色恐怖。他们大都是当年受了五四新文化感召,一腔热忱地投奔延安的知识青年。他们对毛泽东的专制,深恶痛绝。他们因此成为毛式专制最坚定的批判者。他们同时又具有传统知识分子的儒家原教旨主义人格,兼济天下,忧国忧民,为人正直,为政清廉。他们不以权高位重自得,而以两袖清风为荣。这批人对党内民主的渴求,基于刻骨铭心的历史教训,基于毛泽东专制带给他们的切肤之痛。也正因为经历过党内的残酷斗争,所以胡耀邦才会不遗余力地平反冤假错案。这可能是胡耀邦最突出的政治成绩:给受难者应有的公正。
    
    倘若说,胡耀邦的威信来自坚决彻底地平反文革冤案,那么赵紫阳的政绩在于断然回到刘少奇的自由经济。赵紫阳是个与商业文明天然相通的人物。假如没有共产党的革命,出身于地主家庭的赵紫阳,很可能带着一个商人的头脑走进某个大城市,开创一番经商或者办企业的奇迹。套用一下共产党的术语,赵紫阳可说是混入革命队伍的一介商贾。像其他共产党人一样,赵紫阳也做过血淋淋的革命事业,诸如斗争地主、镇压反革命之类。而且,基于自己的地主成份,赵紫阳还必须做得比别人更残酷,才能表示出对党的忠诚。但这并不是赵紫阳的本性。赵紫阳的本性,应该是做个出色的生意人。正是这种生意人的本性和生意人的头脑,使赵紫阳在毛泽东时代刚刚结束之际,便展现出他的治国才能。
    
    众所周知,当时在地方上不动声色地回归刘少奇路线的,并非在四川主政的赵紫阳一人。与赵紫阳齐名的,还有安徽的万里。赵紫阳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能够形成一整套自由经济的思路。别人只是简单地回到刘少奇的“包产到户”,赵紫阳却能够别出心裁地想出联产到户,从而形成“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农村改革模式。务实的赵紫阳,同时又有高瞻远瞩的目光,一眼看出沿海城市之于中国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当赵紫阳向邓小平递上中国沿海地区发展战略的蓝图时,邓小平应该是喜出望外。邓小平虽然和赵紫阳同样务实,但毕竟是个外行。想要扮演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经济发展的战略眼光,不可或缺。赵紫阳之于邓小平,无疑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补缺。正是这样的补缺,使邓小平对赵紫阳另眼相看。
    
    邓小平此后搭出的班底,应该说是最理想的组合:胡耀邦出任总书记,赵紫阳担任总理。一个掌虚,一个务实;邓小平只消居中做个协调者,打打桥牌,抽抽香烟,喷云吐雾之间,就可以轻轻松松地把国家搞定。事实上,胡赵当政的那段时间,也确实是中国自49年以来最美好的时光。经济在复苏,生活在改善,人文空间在渐渐地扩大起来;人们的眼界变得开阔了,知识分子开始学习如何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毋庸置疑,这是中国人花了巨大的代价才换来的;可是,只持续了短短几年的时间,便告结束。
    
    无论是胡耀邦还是赵紫阳,他们和邓小平的共同点既在于结束阶级斗争、致力国民经济,又在于共同维护党天下的政治体制。他们的思维方式很难突破共产党人的局限,更不消说,还带有毛时代留下的历史阴影。党内民主派的致命弱点在于:其一,他们要的只是党内民主,并非是两党制或者多党制的民主政治;其二,他们头脑中的民主只是抽象的理念,或者说类似于平等、博爱那样的理性精神,而不是可以诉诸操作的政治程序;其三,他们对于商业文明虽然并不反对,却又茫然无知,就像他们对于西方的价值体系,只认同马克思主义,不知道还有更加广阔的人文世界和更加深邃的人文传统。非常有意思的是,党内民主派的这种弱点,同样是党外知识精英所短。无论是在思想解放运动中拔了头筹的郭罗基,还是声称民主不能指望恩赐、只能靠自己争取的方励之,其人文根底几乎都没有超过青年马克思的人文框架,就像周扬、王若水,只能在马克思主义的范畴里谈论人道主义。党内民主派和知识精英对于民主这种极其粗浅的共识,极大地影响了后来发生的六四学生运动,致使整个学潮只把民主只当作口号,茫然于民主是一种什么样的操作程序,茫然于民主的操作程序理当如何实现。
    
    民主与其说是一种理念,不如说是一种政治操作的程序。就民主政治的历史而言,民主大都通过自上而下的和平改革实现,很少经由暴力革命达成。因此,说民主是要争取的,犯了两个常识性的错误。其一,民主不是像共产主义乌托邦那样,是一个通过奋斗去获得的什么成果,而是一个经由各方政治势力折冲协商、自然而然妥协成的政治运作程序。其二,争取民主的说法,由于把民主当作一种理念,很容易流于毫无操作性可言的空洞无物,还不如为自己争取一张选票来得切实。当所有的民众都要求一张属于自己的选票时,那么即便不提民主一词,民主也已经在其中了。要求一张选票的诉求,不是把民主当作理念,而是让民主成为可以操作的程序。政治游戏的奥妙,不在于理念的如何美好,而在于游戏规则的切实改变。倘若一九八九年的中国人知道民主其实是政治操作的程序、而不只是一种理念,知道民主的程序在历史上通常是经由改革而“恩赐”的,而不是通过造反有理争取到的,那么那年的历史进程就会很不一样。
    
    假设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最高权力构架没有跟邓小平发生冲突,更没有被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号称中顾委的元老权贵集团给灭掉,演进到后来,会自然而然地形成党内民主派和商业文明派的互相冲突和彼此制衡。党内民主派的优势在于道德标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标高有成为商业文明批判者的趋势;在诸如平等、博爱、如何关注弱势群体、如何关注失业人群之类的问题上,与商业文明派分道扬镳。党内民主派的这种政治走向,既有类于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又跟同治中兴时的清廷清流势力相近。同样可以对照的是,以赵紫阳为代表的商业文明派,会越来越接近同治中兴时代的曾国藩李鸿章们。务实者治国也同时致富,务虚者忧国忧民之际,以两袖清风的道德优势,成为指手划脚的批评者。彼此互相制约,形成一种实做和言说的平衡。倘若没有邓小平的存在,赵紫阳和胡耀邦、商业文明派和党内民主派,很可能会发展出如此一派有类于同治中兴式的政治局势。可叹的是,中国人连这样的中兴气象都没能享受到。其中的戏剧性,又可归结为:成也小平,败也小平。
    
    应该承认的是,邓小平虽然具有独裁品性,但并非毛泽东专制百分之百的继承者。邓小平至少从三个方面,试图走出毛式专制的历史阴影。其一,不让子女和家人染指政治权力;其二,倡导退休制度,废除终身制;其三,强调集体领导,终止家长制从而杜绝家天下的可能。邓小平与党内民主派尤其胡耀邦的一个很大不同在于,从来不从理念上思考问题,而是擅长于从程序上着手操作。当邓小平告诉胡耀邦他所设想的退休计划时,绝对不是在像毛泽东那样演戏,而是坦诚,而是信任。不善言辞的邓小平只是忘了同时告诉胡耀邦,这样的政治设想只能诉诸只做不说。比起深谙政治操作之道的邓小平,胡耀邦天真得几近孩童。
    
    渴望党内民主、并且行事也有民主作风的胡耀邦,由于缺乏民主乃是程序自然生成的政治常识,由于不懂政治、尤其是中国政治,通常只能做、不能说的奥妙,手舞足蹈地把邓小平的退休设想四处传播。同时,在接受一个跟他一样天真的境外记者的采访当口,又稀里糊涂地透露自己和元老集团某公的南辕北辙。倘若是两个性情中人私底下的谈天说地,这场采访无疑相当生动,并且童趣横生。无奈这番无心快语传到元老集团诸权贵的耳朵里,却成了听者有意,不仅成为胡耀帮犯上的把柄,而且给胡耀邦的政治生涯连同邓小平的退休计划,双双造成致命的后果。仅就新闻而言,无疑极具爆炸性;但政治人物的任何不慎,都会酿成难以挽回的意外事故。邓小平退休计划首先要触犯的就是元老集团的权势,胡耀邦只消有点政治斗争常识,就会避之惟恐不及。在媒体跟前的如此口无遮拦,与其说是泄露了不该泄露的机密,不如说是暴露了自己是个政治上的糊涂虫。在中国这么个具有几千年专制历史的国家,最高权力的任何动静,全都敏感得有如政治地震,并且还会造成牵一发动全身的不测后果。能做不能说的事情一旦诉诸言说,那么设计得再周到,也不得不放弃从而不得不流产。仅就个人的人格而言,胡耀邦无疑是个人情味十足的政治领袖。但问题在于,历史不是由人格创造的。
    
    邓小平设想的退休计划,用民主政治的标准衡量可以说平淡无奇;但置于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历史,置于毛泽东帝王式终身专制的前车之鉴,置于如何启动党内民主的操作程序,无疑是个举足重轻的政治举措。再从现实的政治利益上考量,这个退休计划显然会触动一大群党内官僚尤其是元老集团的切身利益。基于观念的争执,最后都可以找出理由存疑;但来自利益的纷争,是无论如何不可能调和的。民主,倘若仅仅是一个理念,人人都可以高歌入云。但民主一旦触动当权者利益,谁也不肯相让。即便是很高兴邓小平退休的胡耀邦,一旦面对共产党要不要退休的尖锐课题,也很难像接受邓小平退休那样乐意。毛泽东的家天下被否定之后,共产党的党天下已然成为党内各派、各个利益集团的共识:无论请谁退休,也不能请共产党退休。
    
    赵紫阳也同样不愿让共产党退休。八十年代后期,知识界和半官方的智囊们曾大力宣扬新权威主义。不管这个主义是否把最后的目标定为实现民主,也不管这个主义的现实针对性是否在于请老权威邓小平退休、让新权威赵紫阳登基,其用意也在于,继续维护党天下。在六四二十周年纪念前夕出版的赵紫阳秘密谈话录音中,赵紫阳为自己、为六四学生运动所作的最大辩护是:没有人想推翻共产党。学生没有这个意思,知识分子也没有这个意思,他赵紫阳本人当然更不存有这个念头。赵紫阳没有说错。举国上下,整个学生运动连同卷入的知识分子乃至平民百姓,都把这场席卷全国、震惊世界的学潮,自觉或不自觉地置于认同党天下的共识底下。这与其说是悲剧,不如说是喜剧。
    
    虽说邓小平的政治人格接近蒋介石,其政治能力却有如袁世凯。邓小平与毛泽东、孙中山等造反有理之徒的根本区别在于,不喜欢依靠群众运动推动历史前进。邓小平的取缔大鸣大放大字报,可以说是害怕群众运动,也可以说是对自己充满信心。邓小平理解的党内民主无非是:退休制度,集体领导,轮流上台。这可能是邓小平重建党天下的基本构想。邓小平相信自己能够做到这一步。这一步无论就党内民主而言,还是就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而言,都应该算是稳妥的,踏实的,低成本、高效率的。因为不要说普通民众,即便是自以为最精英的知识分子,都还不曾弄明白民主究竟是怎么回事。不要说八十年代的中国民众和中国知识分子,即便到了二00一年,中国人依然茫然于民主到底是什么。他们对美国乘客面临恐怖分子劫持飞机时投票表决是否反抗,大为惊讶:民主,原来是这么回事!平心而论,庞大的人口基数加上低劣的人文基础,邓小平以党天下为前提所跨出的这一步,似乎并不算太小。
    
    问题在于,历史的脉膊从来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且不说太多的偶然因素,就以汹涌不已的人文思潮而言,党天下的历史合理性也正默默地遭受着越来越强烈的质疑。因为民主政治,在中国依然算是开创,但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里,早已成为世界潮流。许多共产党国家,都在不约而同地被这股潮流推向民主政体。
    
    一九八四年十月的国庆游行队伍里,学生向站天安门城楼上观礼的邓小平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遗憾的是,邓小平只看到对他赞许的民意,没看到这声招呼背后的潜台词:赶快管管学校里那些不学无术的领导,改改陈腐的教育体制吧!八十年代的中国大学生,处在一种前所未有的张力之中:一方面是社会的天之骄子,一方面是校园里的低等贱民;一方面接受着一波又一波的思想解放冲击,一方面忍受着从衣食住行到知识习得再到思想自由的重重压抑。其时的大学党委书记,基本上沿袭毛时代的人事方针和治校模式,清一色的大老粗,党委领导一切。难得轮到个把知识分子当权,只消稍有改进,便成为改革开放的明星;匡亚明方励之等名流,就是这样斩露头角的。至于学校机构,更是臃肿不堪。不要说学生怨声载道,就连八十年代毕业留校的青年教师,都被校园里的生存环境(比如筒子楼)和陈腐制度(比如职称评定)压迫得怒气冲天。八十年代的莘莘学子,因此成了最具革命性的一个族群;致使八十年代的中国高等学府,不知不觉地变成引发社会震荡的火药桶。
    
    及至学生运动爆发,高高在上的邓小平却只知道使劲压下去,根本不明白,根子并不在于学生要跟他邓小平过不去,而是被学校压得受不了。解压的关键,与其说在于权力最高层是否实施政治改革,不如说在于学校当局能否平息学生的怨恨和怒气。受了沉重压抑的学生,没头没脑地把气撒向街头,撒到广场上,不管找到什么借口,都会兴冲冲地拉起游行队伍。因为只有走向社会,才能恢复他们天之骄子的尊严;被堵在学校里,只能永远感受没完没了的屈辱。一九一九年的五四学运,起因于政府丧权辱国的外交失败。八十年代的学生运动却是缘自学生在学校里过于压抑,哪怕没有借口,也要找出借口上街游行。一九八六年的上海学运,起因不过是学生和纠察在公众场合发生了冲突。这样的冲突,在校园里曾经发生过无数次;这样的冲突,引发出学生在校园里遭受种种屈辱的记忆。学生运动的这种起因,邓小平不知道,学生也不会说。学生需要在政治上文化上提升自己游行动机的品位,不愿降低到不过是因为自己在校园里受气。邓小平则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把历次学生运动,全都等同于当年的红卫兵运动,从而动辄站到学生的对立面,成为凶神恶煞。从某种意义上说,邓小平和学生运动的过节,其实是一场无焦点冲突。学生和邓小平在要不要民主问题上发生冲突的说法,乃是事后的追加。事实上,彼此谁都说不清楚什么才是民主。一个只做不说,一个只说不做。邓小平永远也说不清楚,他的努力其实就是在迈向民主,只是以他的方式,以他认为最适合中国的方式。学生只知道民主是个叫起来十分响亮的口号,并不懂得民主程序应当如何操作。学生更不知道,民主不啻是政治制度,同时也是生活方式。上街争取民主,远不如在日常生活中习得民主更加意味深长:哪怕一起反抗歹徒,也需要投票表决通过。
    
    倘若学生运动和邓小平之间,纯粹是彼此间的误解和误读,那么并非是个无解的历史死结。问题在于在两者之间尚有各种冲突,各种利益纠葛,错综复杂地搅作一团。其中,尤以元老权贵集团与邓小平、与胡耀邦、与赵紫阳之间的你死我活,最为醒目。
    
    以中顾委名义凌驾于最高权力形式之上的元老权贵集团,既代表各自的家族利益,又代表邓小平时代的党内既得利益官僚。这类集团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无数次,每次都代表了最腐败最反动最凶残的一方。邓小平在放手让儿女致富之际,还得考虑考虑对国家应负的责任;这些元老权贵基于纵容自己家人谋取权力、掠夺财富的考量,在权争中全然聚焦于自身的利益得失,根本不在乎有无道德操守,有无党纪国法。他们本能地痛恨以胡耀邦为首的党内民主派。因为这些人物过于清廉,从而对照出元老权贵们的形象太不堪。他们可以容忍赵紫阳的致富经济,但前提是首先让他们的子女富起来。他们施压邓小平,不让他以退休名义,把整个元老权贵集团一古脑地拖下政治舞台。就此而言,胡耀邦的失言,实在是既大意又轻率。胡耀邦或许以为,大家都是革命同志、革命战友,并且全都受过毛泽东专制的迫害,没有什么不可以商量的。胡耀邦倘若抱有如此天真的善意,那么真是大错特错。且不说他人,即便是当初被他从囚笼里平反出来的山西革命老醋,一旦事关切身利益,根本不念旧恩旧情,照样落井下石,无情打击。
    
    权贵集团的重拳出击胡耀邦,在邓小平应该是挥泪斩马谡。不管怎么说,被泄露的退休计划触犯了全体权贵的利益,那也是一种众怒难犯。邓小平不得不做一下一百八十度转身的政治体操。这在毛泽东是得心应手的事情,可以做得天衣无缝,诸如打高岗、反右派,但在邓小平却做得笨手笨脚,竟然找了个纵容学生运动的借口,罢免胡耀邦的总书记职务。胡耀邦对学生运动的温和姿态,不过是重复了当年北洋政府善待五四学运的方式,并且同样诉诸爱国的名义,邓小平却硬是将胡耀邦与学生运动捆绑到一起。让胡耀邦与学生运动共进退,邓小平由此埋下了八九年学生运动的伏笔。
    
    不管事后如何申辩,赵紫阳面对胡耀邦的下台,心情复杂微妙。赵紫阳的经世之道,有类于晚清的洋务大臣李鸿章:报效国家的同时,并不拒绝香车宝马,那根高尔夫球杆挥得比谁都来劲。因此赵家公子随着邓家儿女有样学样地步入官商行列,对于赵紫阳来说,并不突兀。只是与胡耀邦的自甘清贫对照起来,有些难堪而已。再说,胡耀邦在政治上的天真,正好又是赵紫阳的有所不为。其实,不要说在朝的当权者和肉食者,即便是按旁观者的眼光来看,天真的胡耀邦在共产党这个诡异透顶的官场是否胜任也确实成问题。但这对赵紫阳来说,却无法如此旁观。道理非常简单:唇亡齿寒。而且殷鉴不远:华国锋粉碎四人帮、接着又被他人驱逐出局。长于以商业文明头脑治国的赵紫阳,面对变幻莫测的政治,显然不像是个行家。当年曾国藩面对左宗棠咄咄逼人的挑战,远甚于赵紫阳捉襟于胡耀邦的对照,却能够如如不动,始终不与左氏计较。倘若曾国藩处在赵紫阳面临胡耀邦被罢免的境地,很可能会在邓小平面前长跪不起:您老人家把我也一起拿下吧。这在政治上叫做同进共退,在攻略上叫做以柔克刚。遗憾的是,赵紫阳于此所作所为,正好相反。早在一九八四年,赵紫阳就背着胡耀邦给邓小平以及元老集团写信,对胡耀邦不指名地有所微词。更不用说及至胡耀邦落难之际,赵紫阳跟着落井下石。当赵紫阳在一九八七年倒胡的生活会上,解释他一九八四年那封信的微言大义之信时,竟然指责胡耀邦有野心。并且借题发挥,说什么老一辈健在时,他赵紫阳已经难以与胡耀邦相处;将来老一辈不在了,他赵紫阳只能辞职,云云。赵紫阳如此落井下石之际,可能忘了当初华国锋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政治命运。赵紫阳不仅不懂得什么叫做唇亡齿寒,而且也不懂得什么叫做以柔克刚。邓小平的政治人格一向以至刚著称,偏偏朝中没有一个至柔可加克之。赵紫阳做不到,胡耀邦就更不用说了。
    
    元老集团的还击,不止在于除去胡耀邦,同时又放出代表他们利益的李鹏,顶入赵紫阳转任总书记之后留下的总理空缺。去胡入李,不止是胡耀邦的悲剧,也对赵紫阳构成极大威胁,更是邓小平权力布局的滑铁卢。李鹏者,周恩来夫妇的养子也。这厮继承了周恩来什么都不是的品性,却丝毫没有周恩来什么都是的本事。李鹏入阁,重启共产党白痴治国的祸患。而赵紫阳的转任总书记,则有如狗逮耗子、猫看门一般的错位。赵紫阳是个长于治国的重臣,并非是个具有力挽狂澜气魄和雄才大略心胸的政治伟人。在八九学运所激起的权力角逐中,赵紫阳的作为仅仅是守住了道德底线,无论之于改变政治格局,还是之于创造划时代的历史篇章,全都乏善可陈。至于赵紫阳手下的幕僚,可谓鱼龙混杂。既有六四后身陷囹圄、矢志不移的铁骨铮铮之士,又有在海外坑蒙拐骗、吃喝嫖赌的鸡鸣狗盗之徒。手下跟班的良莠不齐,多多少少折射出赵紫阳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的复杂性。
    
    胡耀邦猝死引起汹涌的学潮,没有人感到意外。邓小平早在两年前就把胡耀邦的名字和学生运动拴到一起,学生闻讯无动于衷才是天大的怪事。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权力高层人人如临深渊,没有一个不在为即将到来的权力变局提心吊胆。这场权争的关键,在于开明派和保守派双方,谁能占领邓小平这个制高点。倘若说,邓小平象征着权力顶峰,那么赵紫阳和李鹏的拼搏则在于抢占邓小平。这本当是场一目了然的龟兔赛跑。也即是说,无论从哪方面看,赵紫阳都应该是兔子,而李鹏应该是乌龟。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居然是李鹏胜出;不仅争取到了邓小平,还先发制人地把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作为兔子的赵紫阳在干什么?在金日成的宫殿里睡大觉。
    
    赵紫阳在当初设想沿海经济发展战略时,确实胸怀大志。赵紫阳在八九年面对着一场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学潮时,却耍了官场小聪明。作为一国之主,不管是名义上的,还是实质性的,一旦面临天灾人变,断断乎没有按照日程表出访的道理。有牛崽之称的小布什,在历届美国总统行列中并不算是个高智商人物,但他也懂得,国中一发生飓风之灾,马上取消既定的出访。发生在八九年中国的那场学潮,举世瞩目,哪怕是放到整个人类历史上,也算得上一场政治飓风,赵紫阳竟然有空如期出访朝鲜;从而因为这场无关紧要的出访,丧失了不该丧失的先机。
    
    身处权争中心的赵紫阳不会不知道,元老集团除去胡耀邦之后,马上着手下一步的倒赵步骤。赵紫阳非常清楚,就算没有八九年的学生运动,他的政治地位也已岌岌可危。元老权贵先是籍口电视片《河殇》发难,接着又由李鹏伙同姚依林出面挑衅。面对元老权贵的步步进逼,邓小平顶住压力,一再表示:总书记不能换,非但不能换,还要继续做下去。按照赵紫阳本人的回忆,邓小平始终坚持要让赵紫阳至少担任两届总书记的职位。鉴于这样的局面,赵紫阳的政治方针理当十分明确地始终与邓小平站在一起,进则同进,退则同退。尤其在学运甫起之际,赵紫阳的全部精力,理当聚焦于学生运动和邓小平之间的沟通和理解。然而,赵紫阳却玩弄了一下官场上的雕虫小技,竟然在关键时刻出访朝鲜,从而把学生运动推给李鹏。赵紫阳在回忆录有关此举的解释,是相当无力的。就算赵紫阳以此想让那个低能儿出洋相,也应该考虑到人家会不会乘机利用这个空档,争取到邓小平发话。
    
    一九八九年的赵紫阳,不管事后如何解释,从客观上说,确实处在最为关键的历史位置上。这年的赵紫阳,有两个选择,或者化解冲突,或者出奇制胜。前者是以柔克刚,通过各种渠道、尤其是通过邓家儿女,在邓小平和学生之间做足沟通,以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个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首先,邓小平本人始终不愿意听凭元老权贵将赵紫阳排除出局。邓小平对学生运动确实是有偏见的,但对赵紫阳却是相当信任的。赵紫阳在自己的回忆录里也坦承邓小平对他的信任。其次,即便邓小平发话,形成了四.二六社论,并不等于完全无可挽回。邓小平的心态是矛盾的,既发了话,又对李鹏把他推到前面十分恼怒。赵紫阳倘若利用邓小平对李鹏的这种不满,将李鹏置于死地,并非完全没有希望。再说,邓小平的儿女在赵紫阳回来后发表五四讲话之际,还特意打电话希望赵紫阳在讲话中添加邓小平关怀青年人的意思。赵紫阳本当抓住这个时机,疏通邓家儿女,给邓小平一个转弯子的机会。因为邓小平再不喜学运,但毕竟是个务实之人。倘若赵紫阳能够平息学运,邓小平乐得顺水推舟。但赵紫阳却没有这么做。
    
    赵紫阳的另一个选择乃是,狭路相逢勇者胜;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前一个选择是以继续维护党天下为前提,哪怕牺牲自己的政治前途,也要找出和平解决的途径。古代的贤明君王,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会向对方自首:请拿我一人治罪,放过所有的臣民。就算赵紫阳没有这种气度,还可以继续争取邓小平。不管邓小平对学生运动有多深的偏见,不管邓小平是否听信谗言、对他赵紫阳已然不满,也要把身段放到最柔软的程度。这不仅为国家的前途,也为千百万学生和百姓的安危,忍辱负重。至于后一个选择,当然是抱定玉石俱焚的决心,扮演后来叶里钦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此举虽然风险巨大,但无论胜负如何,全都功德无量。倘若赵紫阳的目光不是聚焦于官场上的纷争,而是能够投向风起云涌的民心民意,再审视一下可以争取到的各种力量,放手一搏,并非完全没有胜算。遗憾的只是,赵紫阳连想都没有想过这样的念头。
    
    八九年的这场学生运动,无意间动员起来的社会力量,盛况空前。这场全然自发的运动本身,规模之大,前所未有。如此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其理性,其温和,其秩序井然,历数五四以来的所有学生运动,也是前所未见。当年只是一群北大学生闹事,就又是烧楼,又是打人。如今全国各地学生通通上街,都不见有任何暴力事件发生。如此组织良好、温文尔雅的学生运动,赢得了空前的响应。举国上下,从来没有这么齐心协力地支持一个由学生仔发动的群众运动。在学府里备受欺压的大学生,一下子成了全社会的宠儿,成了最可爱最受欢迎的人。当年毛泽东发动文革,用尽心计,使尽花招,也没有得到如此真心实意的拥戴。赵紫阳只消一个转身,振臂一呼,不费吹灰之力,便可拥有火山喷发一般的群众资源。过去是毛泽东费尽心计地想要得到如此一场运动,此刻是全社会被动员起来的亿万民众,热切地盼望着出现一位领袖,带领他们创造一个全新的时代。如此炽热的民意,同时也影响到党政军各级实权人物。从后来的军队抗命,可以看出军队并非是邓小平及其元老集团的御林军。至于当时各个省市的地方大员,更是只作壁观,不行压制。江泽民在上海不过是给《世界经济导报》施加了一点压力,马上转身连连自嘲,说自己弄不清楚上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此时此刻,全国上下,都在期待赵紫阳有所表示。令人遗憾的是,千呼万唤,赵紫阳偏偏不肯站出来。遥想当年,光绪皇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尚且敢作敢为。可叹今朝,堂堂一国之主赵紫阳,半世人生,历经风浪,却瞻前顾后,畏首畏尾。
    
    赵紫阳被官场权争所困的头脑里,可能连一秒种都不曾闪现过:登高一呼,背水一战。在党性和民意之间,赵紫阳本能地选择党性,或者说,奴性。由此顺理成章地,在苟全和担当之间,赵紫阳又本能地选择了苟全。以柔克刚,需要忍辱负重。苟全却只消把责任轻轻推开,便可全身而退。纵观赵紫阳在八九学运期间的全部作为,一以贯之:不愿负责。赵紫阳比邓小平害怕学生运动还要害怕有所承担。赵紫阳先是把责任悄悄地推给李鹏,等到李鹏及其元老集团伙同邓小平把学运定性为动乱之后,赵紫阳又把责任推给邓小平。赵紫阳向到访的戈尔巴乔夫透露邓小平垂帘听政与其说是泄密,不如说是卸责。赵紫阳甩动高尔夫球杆的手臂很有力量,可是担当历史命运的肩膀,却十分脆弱。
    
    当赵紫阳把责任推给李鹏时,李鹏以白痴式的无知无畏,成为学生运动的凶恶死敌。当赵紫阳把责任卸给邓小平之后,邓小平当仁不让地决定戒严。从推卸责任的角度来说,赵紫阳与其说是失败了,不如说是成功了。他在回忆录音里谈及五月十七日到邓家开会,被告知邓小平和元老集团决定戒严云云,不过是在指证罪责,并非因此有所愧疚。以赵紫阳的智商,竟然还斗不过白痴般的李鹏,这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是匪夷所思的。赵紫阳只消稍许有一点勇气,有一点责任感,就能找到许多办法,让整个事变至少不朝最坏的结局发展。但赵紫阳首先考虑的是如何让自己撤出,从而让全家安然无恙。赵紫阳最后跑到天安门广场向学生告别,可说是如释重负。在一个非常需要领袖的历史关头,站在领袖位置上的人却开了小差,而且开得非常漂亮,开得中国人民根本看不懂。对赵紫阳来说,他想要全身而退的目的,完全达到了:罪责由邓小平来负,鲜血由学生和平民百姓来流。就赵紫阳和李鹏的权争来说,赵紫阳失败了;但就由谁承担责任而言,赵紫阳成功了。邓小平一身污血,赵紫阳干净得一尘不染。这可真是叫做:进一步,风险重重;退一步,海阔天空,外加高风亮节。生意人的头脑,果然盘算精明。
    
    赵紫阳的成功卸责生动地表明了:什么都没做的人,才是最道德的人。赵紫阳此后只消牢牢地守住自己的道德优势,便可成为继胡耀邦之后的又一个良心标高。赵紫阳确实做到了,致使中国人民只看见赵紫阳的道德操守,根本不管一个最应该负责的人有没有履行职责。中国人民有时候对领袖的要求很高,比如面对以挨枪子的代价拿回一个亿的李鸿章;有时候又对领袖的要求很低,只消人家在道义上表示一下就被感动得热泪盈眶。显然,赵紫阳本人深谙其中奥妙,在事后的跟人谈话和回忆录音里,没有一句谈及自己为何不肯有所担当,没有一个字流露因为自己不肯承担而导致六四血案的内疚。赵紫阳想要向世人说明的只是:邓小平及其元老集团强加给他的罪名,如何的不成立。其实,这样的罪名成立不成立,跟承担了六四血案的学生和平民百姓,又有什么关系了?被杀害的学生和平民根本不知道这种罪名,活着的承担者又根本不把由屠夫强加的罪名当回事。赵紫阳唠叨的学生运动如何不想推翻共产党,不过是在向党表示清白;无论是当年的学生还是将来的民众,都不会有兴趣聆听。赵紫阳根本就没有反省过,他曾让举国上下的学生以及数亿民众对他的期望完全落空,他曾错失一次把中国带入现代民主政治空间的历史机会。赵紫阳甚至都没想过,假如他当时抛开与邓小平之间的恩恩怨怨,挺身而出,忍辱负重一下的话,本来至少是可以避免流血的。赵紫阳却只为自己抱不平,只为自己怨声载道。这也许是生意人头脑天然具有的局限性。
    
    在赵紫阳与李鹏及其元老集团的对决中,争取邓小平是关键。在学生运动及其站在学生后面的千百万民众与邓小平及其元老集团的对峙中,赵紫阳能否有所担当是关键。赵紫阳一旦隐身退避,那么学运和民众的命运,也就只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邓小平对知识分子的蔑视,对学生运动的仇恨,整个元老权贵和既得利益集团对要求清查官倒、惩治腐败的民众的深恶痛绝,通通经由机枪扫射和坦克碾压,获得了痛痛快快的发泄。当年的北洋政府面对五四学生运动,被打了人,被烧了楼,照样低声下气,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九八九年的中国学生,不仅不要求共产党下台,而且还禁止任何人喊出这样的口号,甚至将挑战暴君的三位平民,押送公安局;理性到不可思议的地步,温和到难以想像的程度,结果换来的,却是机枪加坦克的血腥镇压。早知如此,北什么伐,战什么争?袁世凯再不济,袁氏身后的北洋政府再无能,也不至于反动到这种地步。孙中山的战争毁掉了什么,共产党的革命又带来了什么,一九八九年的屠杀,解说得清清楚楚。
    
    与血腥镇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民众空前的众志成城。整个民族的精神面貌,心理状态,道德水准,在那些个日日夜夜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净化。这个从来没有真正欢笑过的民族,在那些日子里,开怀而笑。就连男女老少的眼神和表情,都跟往昔大不一样。不再是委琐的,可怜的,东张西望的;而是开朗的,祥和的,从容不迫的。习惯于互相仇恨的中国人,一下子变得友爱无比。不止是游行的学生感觉到了什么叫做尊严,所有的民众,都在那些日子里体验了有尊严的时刻。中国人从来没有如此充实过,如此自豪过。鲁迅嘲笑过的国民性,在那些日子里荡然无存。可以说,此乃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的最大奇迹。
    
    但反过来说,敢对这样的民众开枪,也算是一大奇观。无论什么样的政府,面对这样的民众,就算在利益考量上不能接受,也难以悍然屠杀。因为这是与整个民族为敌,向整个民族开枪,并且杀死的不仅是无辜的平民,而且更是这个民族的灵魂。一个民族的灵魂,通常见诸这个民族的伟大作品,比如莎士比亚戏剧之于盎克鲁撒克逊民族,曹雪芹《红楼梦》之于中华民族;很少有机会通过一个非常的历史事件,见诸整个民族的民意民情。当年北洋政府为什么不向五四学生开枪,因为他们看出学生运动含有民意在其中。以邓小平及其元老权贵的文化根底,莎士比亚戏剧和《红楼梦》自然无缘相识,就算见识过也看不懂。但他们难道连北洋政府的榜样都学不了?倘若连北洋政府的人文水平都及不上,那当年还闹什么革命呢?满清入主中原之后,还知道学习汉人文化。共产党执政之后,怎么连起码的常识都丧失殆尽?
    
    六四开枪,打掉了共产党革命的历史合理性,打掉了共产党执政的文化根基和民意基础。人民军队的谎言从此完全戳穿。从巴黎公社开始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因为六四血案而告终结(随后发生的苏东波并非偶然,而是顺理成章)。共产党闹革命时的烈士鲜血因此全部白流。也许是本能地感觉到了这样的后果,即便在共产党内部,也有不少人坚决反对开枪屠城。其实,那些元老权贵未必不明白,这毕竟是在作孽;血案过后,一个个躲得远远的,颇有君子远庖厨的不沾血腥。邓小平最后独自一个,出来接见屠城部队。身高与镇压巴黎公社的梯也尔差不多的邓小平,在由一群政治侏儒组成的元老集团里,却鹤立鸡群。在政治赌桌上,所谓赢家,有时不过就是敢于担当的同义词。
    
    赵紫阳面对的权贵集团,看上去张牙舞爪,实际上只有邓小平才是劲敌。邓小平接见屠城部队的亮相,与其说在庆祝胜利,不如说在承担失败。不仅是共产党的失败,也是邓小平的失败:作为人权恶棍的邓小平,枪杀了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将来的史学家论及这段历史及其邓小平,最公允的论断也只能如是:他虽然向学生开了枪,毕竟主导了八、九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或者,他虽然主导了八、九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但毕竟屠杀了学生和无辜平民。八九年的邓小平,以一介屠夫形象,扮演了一个悲剧人物。正如袁世凯一世英名,毁于称帝喜剧;邓小平改革开放,折于六四血案。
    
    就政治博弈而言,六四的屠城,其实也是邓小平与邓小平的自相残杀。先是人权恶棍击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然后是总设计师通过南巡讲话向人权恶棍扳回一城。经过这两个回合,邓小平算是对重建和维护党天下,履行了鞠躬尽瘁的义务。倘若说,当初胡耀邦倒台后,元老权贵推出李鹏实施白痴治国,邓小平还只是打脱门牙和血吞;那么六四除掉赵紫阳,换上江泽民,邓小平却实在难以下咽。结果,邓小平错上加错地隔代指定江泽民以后的接班人。倘若说退休制是向党内民主进了一步,那么指定接班人却又朝后退了半步。六四后的邓小平,有如林彪事件之后的毛泽东,已然迟暮。好在他还能走动,走了个南巡,向元老集团发难。只是今非昔比,邓小平早已失去了胡赵时代的权威。南巡讲话只争得了继续改革开放的朝政方针,在权力布局上也只是增加了一个朱镕基。邓小平属意的李瑞环,始终无法取江泽民而代之。江泽民以韦小宝式的油滑,在邓小平面前把个身段做到软得不能再软的地步,终于保住摇摇欲坠的权位。由此可以想见,假如八九年赵紫阳为了学生和民众,也能够在邓小平面前以柔克刚一下,结局将会是如何的不同。
    在共产党的革命史上,毛泽东以消极抗战拯救过共产党。在共产党的执政史上,邓小平以六四血祭,完成了党天下的重建和维护,给了共产党一张当政末班车的车票。至于当政者持着这张车票能够乘到哪一站,唯有天知地知共产党知老百姓知。中国的老百姓有如一川河水,被愚弄的时候很混浊;但一旦警醒,又会像八九年那阵子一样的清澄明亮。关键在于,中国的知识精英,有没有本事把这条被六四开枪弄得混浊不堪的河流,重新变得清澈如初。如初不是如共产党当政之初,应该是如清末民初。更为遥远的,是如商周之交之初,如《山海经》之初。
    
    邓小平以后的中国,与慈禧太后归西后的清朝末年,不无相像。专制集权在日渐一日地式微,半梦半醒的改革开放朝政,比满清的新政还要有气无力。清末民初,尚有一派欣欣向荣。邓小平之后,整个国家呈现出的,是一幅人欲横流的末世图景。举国上下,没有人活得有尊严,没有人生存得有安全感。处在权力顶峰的人君,有如坐在火山顶上。权贵们一面沉缅于骄奢淫逸,一面惴惴然民众怨恨。整个社会有如撞上冰山的沉船,不知什么时候,纸醉金迷的良辰美景,会突然烟消云散。而在这巨变发生之前,又像是眼下的一切被什么魔法停格了一般。想要变革不知从何变起,想要造反又不知从哪里着手。甚至刻意讨好官府的混混们,都不知道自己的拍马溜须究竟拍在了臀部,还是拍上了马蹄。一会儿说不,一会儿含泪;一会儿牛皮哄哄要崛起,一会儿假装不高兴。如此的语无伦次,折射出朝廷已然步入老年痴呆。所幸的是,国际环境倒是空前有利。外患重重的年代,一去不复返。只是国运虽好,国家却依然匍伏在日暮途穷的专制集权底下。
    
    清末民初的变局,其实是对商周之交的历史回应。当年历史是如何从诸候联盟变成中央集权的,此刻正在重新变回去。基于时间和空间的旋转性,历史的循环是很容易的,一如河水打个旋涡。不要以为人类从洞穴时代进化到日新月异的电子时代之后,再也退不回去了。只消一场原子战争,就可以让人类重新回到洞穴里。历史说漫长很漫长,说短暂又很短暂。既然昨天是从诸候联盟一步误入中央集权的,难道明天就不可能从中央集权走向民主联邦?毛氏家天下说倒就倒,邓氏重建的党天下难道真会世代相传?八九年春夏之交的中国,没能实现民主,却已经闻到了自由的芬芳。而自由,乃是民主政治必不可少的人文前提。能够将民主作为政治程序而操作自如的,必定是具有独立人格、能够自由思想的人们。乐观也罢,悲观也罢,历史的这一页,早晚要翻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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