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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与突围——2009年小说综述/邵燕君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1月13日 转载)
    
      文学期刊一直是当代文学的主阵地,但这些年来日益陷入边缘化、老龄化的困境。深重的危机不但使逐年的文学收成不景气,更使主流文坛“大一统”的格局面临着“分制”的挑战——在期刊文学陷入困顿的同时,“青春写作”、“畅销书写作”、“新媒体写作”自行其是地蓬勃发展,不但占领了大众市场,更几乎垄断了青年读者。在此变局下,以文学期刊为基地的主流文坛如何应对,不仅是其自身的生存问题,更是在“市场为大”的总体格局下,精英文学如何重新寻找文学场占位和立足点的问题。本年度,一些重要的文学期刊做出明显的调整,“突围”成为了内在的主旋。相信,这也将是未来几年文学发展最值得关注的趋向。
     (博讯 boxun.com)

      老牌文学期刊面向“青春写作”
    
      文学期刊陷入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与读者亲密关系的解体,尤其在青年读者间影响断裂,由此产生的相应结果是作家队伍后继乏人。几年前,“80 后”作家曾有携市场之威叩击文坛的动向,随后,他们很快自立门户。几位“80后”明星作家纷纷领衔创办自己的杂志(如郭敬明主编《最小说》、张悦然主编《鲤》、饶雪曼主编《最女生》等),这些杂志有着明确的读者定位、完整的编创团队、高度标识化的美编风格及其成熟的商业操作模式。尤其令人侧目的是其强劲的读者支持——它们的读者群不但数量庞大(少则十几万,多则近百万),而且建立在严格的市场细分基础上,具有“粉丝”般的忠诚度——与之相应的是传统期刊印数日减(数千到数万份),且核心读者面目模糊不清。这些杂志依托于出版社的畅销书机制,还属于传统的纸媒。几乎在它们兴起的同时,网络写作也加速了集团化、产业化的进程。盛大文学通过一连串的并购行动一统江湖,原本五花八门的网络写作迅速被“格式化”为类型小说。在“百万年薪”的梦幻吸引和“签约作家”的条例规范下,大批的文学青年正在成为网络写手。照此趋势发展下去,原本由文学期刊连接的读者群体和作家后备军群体,至少在青年这一块,将被以各种方式分流乃至截流。面对此危机挑战,以中国作协为代表的官方机构本年度明显加大的应对力度,如继续邀请80后作家、网络作家加入作协、由一向作为青年作家培养基地的鲁迅文学院接连开办网络作家培训班,由《文艺报》与盛大文学合作开辟网络文学讨论专版等。但此番如此有政策倾斜性“纳新”将不再是主流文坛的单向主导,背后更是各文学实体的权力交换和利益联盟。
      培养新人一直是文学期刊的基本任务之一,但在文坛“分制”的格局下,“纳新”也有了新了意味——未必是给新人提供“入场”机会,倒更是提供一个亮相的舞台,进而吸引新人背后的读者资源,或者借鉴新刊的办刊样式,在青年读者中建立自我空间。如此的“纳新”更应该称为“向新”,在此过程中,如何延续传统,如何整合资源,如何在开放的同时,坚持严肃文学的精英立场和“主流期刊”的社会职责,都是需要在实践中反复探讨的难题。本年度,《人民文学》推出的“新锐专号”和《青年文学》的全面改版都在这方面做出了重要尝试。
      《人民文学》的“新锐专号”(第8期)是作为该刊总第600期的特刊推出的,又临近新中国60年大庆,显得格外隆重。虽然编者称这份新锐专号并不是“几零后”专号,但“80后”各种写作力量确实在此集结亮相,并被精心编排:重推的是期刊新人(如头条《莫塔》的作者吕魁,以及王甜、马小淘等作者都与期刊有较深关系),重磅的是偶像明星(郭敬明在《最小说》上连载、年底火爆热卖的《小时代 2》以浓缩版的形式提前刊出,据称由此吸引了大批郭敬明粉丝,当期《人民文学》脱销),殿后的是现在网上栖居的“纯文学”同仁作者(如朱岳、赵松来自黑蓝论坛)。这种编排方式恰验证了文坛的分制格局。在有意选择比期刊还“纯文学”的同仁写作作为网络文学的代表这一编辑方针上,“国刊”表达了明确的精英立场,但此间以选择而回避的价值观念和艺术原则的冲突仍然在郭敬明的《小时代》中凸显出来——《小时代》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金钱奴隶制”采取公然信奉、顶礼膜拜的态度,对时尚流行文本(主要是美国好莱坞2006年出品的根据同名畅销书改编电影《时尚女魔头》,2007年2月译林出版社推出中译本)进行了大规模且常规化的模仿拼贴,这些目前在商业写作内部已自然成立的价值立场和写作逻辑,却与“国刊”理应代表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和文学原创原则直接冲撞。《小时代》登上“国刊”600期纪念号,这种颇具新闻效应的编排使两种写作潜在的本质对立昭然若揭,让人看到,对于已经“自立门户”的新锐力量,主流文坛不能再以简单聚合的方式集结。
      从艺术水准来看,“新锐号”显示的创作质量总体令人遗憾,深层更令人不安。这遗憾和不安不是来自《小时代》——它的成功与否更应该以文化商品的标准来衡量,而是来自与之抗衡的精英文学(姑且用这个概念)创作。无论是期刊新人还是网络“纯文学”社区同仁,都让人看不到足够的活力和冲力。那些在郭敬明身上存在的病症(如缺乏原创性、疏离自身经验、语言泡沫泛滥,等等),在他们身上也同样存在着,只不过变了一种方式。他们的创作笼罩在各种“腔”里,比如“期刊腔”,“纯文学腔”。如果说,郭敬明是模仿,他们则是沿袭。而且,不得不说,前者模仿的背后有数十万粉丝追捧、“新新人类”欲望奔涌的生机,后者沿袭的背后却难掩精英文学日益圈子化、“贵族后裔”缺乏繁殖更新能力的暮气。或许今日文坛之变局,不是新生力量太强大,而是传统力量太衰落。
      在传统的期刊体制中,《青年文学》是专职面向青年读者、培养青年作家的主要青年刊物之一。这些年来也随着期刊整体的老年化、边缘化而陷入困境。本年度《青年文学》全面改版,无论版式、装帧,还是主题、内容,都对《鲤》等“80后”新文学期刊有所借鉴,比如,“主题文学”之于《鲤》每期的核心主题、“城市阅读”之于《鲤》的“沙龙”、“声色”之于《鲤》的“小电影”,等等。借鉴的同时也有自己的特色,其立足点正在于对文学传统的延续,这表现在每期刊物仍以长篇主打,文学作品分量更足,作者队伍范围也更广泛(既有《萌芽》出身的“80后”作家,也有大学文学社团成员,还有一批正处于上升期的“期刊新锐”)。不过,在“广”与“足”的背后也显出“杂”和“散”。比如,“主题文学”,在“神秘”“痛苦”“救赎”等关键词下,作品并没有明显的主题贯穿,作品之间也缺乏有机关联,带有拼凑之嫌。对照之下,《鲤》对主题的选取和设计显然更为认真精心,整本刊物的不同栏目的各篇文章几乎都是围绕当期主题展开,布局得当,搭配严谨。《青年文学》的不足事实上也反映了近年来众多期刊共有的惯常毛病,一方面编者缺乏开创性的编辑思路,同时限于普遍的稿荒,编辑即使有创意也难以实现。这也表明期刊背后缺乏一支拥有足够实力的策划运作团队,缺乏维持高效运转的资金,亦缺乏聚拢人气的明星效应,而这些,恰好又是《鲤》这样的杂志所拥有的。对于《青年文学》这样老牌却后发的青年刊物,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在市场比拼中建立自己的读者群。如果说《最小说》主要面向追逐物质时尚、可称“媚俗”的初中学生群体,《鲤》定位于较为关注前卫文化、多少“媚雅”的高中及至大学群体的话,《青年文学》能否为那些“纯文学”的后裔、高雅文学的爱好者提供一个平台?比起这些靠市场崛起的新期刊,《青年文学》具有远为深厚的传统、体制资源,但也必然受到传统和体制的惯性制约。如何能最大程度地整合资源、挣脱制约,在传统期刊整体老去的格局下重焕青春,走出一条新路,将是一项非常艰难但极有意义的尝试。
      相对于《人民文学》《青年文学》的大张旗鼓,《收获》《上海文学》的“向新”是静悄悄的。本年度,这两个大刊依然面向全国,却有一个悄然的转向,就是“更上海”了。一些新作者,甚至一些不知名的圈外作者的名字开始出现,他们的作品常常排在不起眼的位置,但是,由于特别具有当下海派生活的洋气,让人有新鲜感。如孙颙的《午夜交易》(《收获》第4期,中篇)将故事背景设为高楼深处的期货交易所,故事并不新,但大上海的风云诡谲颇撩动人心;于晓威的《在淮海路怎样横穿街道》(《收获》第4期,短篇),写一对时尚男女如梦游般横穿街道、横穿现实,邂逅、交欢,又体面地“像未曾被占有过似的”回到了彼此的轨道;孙未的《打火》(《上海文学》第12期,短篇)写两个如原子一般漂泊的都市白领因“饭搭子”关系而同吃,再因同吃而同住,却不能进入生活层面(而非肉体层面)的同居关系,因为双方都只求最大的方便而恐惧最小的责任。滕肖岚的《爱会长大》(《收获》第6期,中篇)写“80后”男女在“闪婚”后的婚姻波折中一点点长大成熟;黄雯的《好笑的爱》(《上海文学》第9期,短篇)更称得上是一篇奇文,写摇滚圈里的一位奇女子对她看中的男孩收放自如的追逐,全篇无一语涉及女权主义,却全然颠覆了惯常男女关系中的“看与被看”模式,充溢着一种女王般的控制感。这些小说有的圆熟,有的青涩,但都让人耳目一新。按传统的文学批评标准,它们都是贴近生活的。但由于贴近的是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最前卫时尚人群的生活,因而能捕捉到最新型的人际关系、生活形态,以及生长于其中的新生活姿态。或许这样的作品能吸引青年读者,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打破“纯文学”的圈子化,同时也跨越代际阻隔。
    
      新海外华人作家力作几占半壁江山
    
      近几年来,新海外华人作家的创作实力逐年上升,上年度的中短篇佳作已与大陆文坛有分庭抗礼之势,本年度无论长、中、短篇,都几占半壁江山。长篇主要有:于晓丹《一九八〇的情人》(《当代》第2期)、张翎《金山》(《人民文学》第4、5期)、陈河《沙捞越的故事》(《人民文学》第12期)、张惠雯《完美的生活》(《青年文学》第9期)等;中短篇主要有:陈谦《望断南飞雁》(《人民文学》第12期)、陈河《黑白电影里的城市》(《人民文学》第4期)、《信用河》(《中国作家》第 9期)、袁劲梅《老康的哲学》(《人民文学》第12期)等。这些新海外华人作家大都在上世纪80-90年代出国,如今人在天涯,心怀母语,其沉静的书写,原本只是个人生命的投放,没想到竟会形成如此强大的冲击力。目前,他们的创作已在大陆期刊全面开花,《人民文学》、《青年文学》还分别推出“新海外华人作家专号”(第12期)和“留学文学主题”(第9期)——这也是两个积极向新的文学期刊的突围之举。“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好,收获“新时期”文学的海外果实也好,这些优秀作品确实给整体浮躁匮乏的大陆文坛注入了新的动力。
      在2005年的年选中,我们就以海外作家严歌苓的《吴川是个黄女孩》(《上海文学》第3期,中篇)为头条,该作将女性经验和跨国经验演绎得荡气回肠,堪称当年海内外华人文学中短篇的压卷之作。本年度,再次以陈谦的《望断南飞雁》领衔。这同样是一篇感人至深的女性小说。作家以深切的生命之痛书写了一个以“陪读太太”身份出国的大陆女性南雁在家庭责任和自我实现之间辗转挣扎的心路历程。小说专注于讲述个人的故事和命运,却以血肉之躯撞开了日常生活之下女性困境的坚冰,在中西文化的深层碰撞中探寻女性独立生存的价值和意义,无论在女性文学还是海外华人文学的写作史上都将留下深深一笔。
      在这篇小说里,始终困扰主人公南雁的是一个永恒的命题:什么是生命的意义?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传递基因还是活出自己?这似乎是一个属于人类整体的形而上命题,但对于身为“陪读太太”的南雁却如此具体。她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这说法是来美国后听到的,却与从小母亲的教育深度契合。被期待成为贤妻良母的南雁怀揣着自己的“美国梦” ——她画画的天赋和成为设计师的梦想在中国的高考制度下夭折了,却希望在美国实现,毕竟,这是一个允诺给全世界人“你想是什么就能成为什么”的“自由的土地,勇士的家园”啊!但是到了美国之后,她发现,她的人生程序早已被设定好了,丈夫已经是精英社会的选民,而成功的果实却如同悬挂在悬崖另一端的宝物,她必须协助他全力以赴走钢丝,钢丝之下白骨累累。她一面学英语、考托福、做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一面几乎独自带大两个孩子。她也曾试图把自己套进各种模式,并一度成为人们眼中成功的职业妇女兼家庭主妇。然而,各种人塞给她的“美国梦”都不能压住她“内心的呼唤”。最终,她明白,丈夫的成功仅仅是他的,不可能是他一再强调的“我们的”,她有自己的刀山得上,火海得闯,即使变成累累白骨,也必须死在自己的寻宝路上。于是,她在丈夫即将大功告成,对孩子完成基本生活训练后,毅然出走,独立求学,“我连自己都没活出来,有什么资格做母亲?”这是南雁最终给出的答案。
      和上年度发表的《特蕾莎的流氓犯》(《收获》2008年第2期,中篇)一样,《望断南飞雁》也是一篇靠女性心理逻辑推动的小说。陈谦是自剖其心式的作家,从南雁这个人物身上看得见作家强烈的自我投射。她是那么投入、具体地写“这一个”,却让我们看到了其身后的“那一群”,“那一代”,甚至“那几代”。南雁不是孤立的,她是蘩漪的后裔,从《致橡树》走来,那颗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就播种下来的女性解放的种子,经过社会主义中国几十年的制度培育,终于落在了美国这片最倡导平等自由的土地上,同时,也陷入了最可怕的“无物之阵”,从而触到了性别压迫的本质。南雁不是一个自觉的女权主义者,她要求的不是女权,而是人权,她顺着“人的解放”的路径出发,扎实地推进了“女性解放”的进程。同样,这篇小说也不是一篇自觉的女权主义小说,却在最坚实的生活基础上探讨了女权主义的核心命题。女权主义不在叙述和议论里,却在人物的行动中,正如小说探究生命意义的主题早已内化为人物的人生主题。这样的内化也成就了小说在艺术上最大的成功:它一直贴着人物的血肉写,最后穿透人物,并且随着人物飞了起来,挥动着沉重而坚定的翅膀。
      陈河是一位才华出众的作家,这两年创作颇丰,继去年的《西罗尼症》和《夜巡》之后,本年度又推出了《信用河》和《黑白电影里的城市》两个中篇力作。陈河的文字总是在时间和空间、记忆和现实中游动穿梭,尘封的记忆在跨地域、跨文化、跨制度的冲撞中破匣而出,弥漫开来。
      《黑白电影里的城市》以一个20世纪末进入阿尔巴尼亚的中国药品经销商和一个当地女药剂师的情爱故事,钩沉出中国人的一段特殊记忆:1960-70年代,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阿尔巴尼亚与中国关系极为亲密,《第八个是铜像》《宁死不屈》等一大批阿尔巴尼亚电影风行中国,留下了一份沉甸甸的文化和心理遗产。主人公行走在这“黑白电影里的城市”中,二战、冷战、后冷战三种经验以历史、影像、现实三重意识波纹式地交错叠置。陈河以他擅长的场景描写将这些因素聚拢点出,强烈的熟悉感扑面而来。可惜,作为小说几重脉络的纠结点——当下时空中这对中阿男女的故事讲得多少有点虚飘,否则,其背后联结的复杂命题可以抵达更深邃的空间。
      相形之下,《信用河》虽然没有背负那么悠深广博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蕴含,却更单纯有力。小说将一个情爱故事讲得刻骨铭心,由此精微地呈现了海外华人的生存状态,进而打破了自《北京人在纽约》以来的叙述模式和惯性想象,将新华人社会内部的权力结构呈现出来。这个情爱故事在上一代移民金先生、八十年代技术移民文森特?高和来自新疆仅有临时访问学者身份的阿依古丽之间展开。不难看出,这些人物名字中的文化隐喻,金先生自然代表金钱权力,文森特?高令人想起在80年代的中国曾作为艺术和理想象征的文森特?梵高,阿依古丽这个在老电影里不断出现的美丽名字,在从“文革”走出的一代中国人心目中,更是隐秘的“情欲之名”。小说就在这样一组充满特殊记忆的文化符号中展开,同时,《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不经意地成为背景音乐。于是,我们看到,一个“喜儿”的故事在全球资本主义逻辑下的新版本:为了取得身份,阿依古丽处心积虑地嫁给垂死的金先生,却被老谋深算的金先生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被情欲和自尊所困的文森特未能听懂阿依古丽“提前播种”的暗示,与心爱的人失之交臂。信用和利益,爱情和欲望,古老的冲突在异国文化背景下再度展开。不过,这些沉重的命题都隐身在浓郁饱满的情感叙述里。小说在电影画面般阔大旷远的场景中展开,沉郁的忧伤有如大提琴乐曲缓缓流淌,散发出一种久违的古典小说式的纯净悠深之美。
      在这两个中篇之外,陈河还发表了小长篇《沙捞越的故事》。虽然小说在扉页上称“谨以此纪念二战期间战斗在沙捞越丛林的华裔特种兵”,但作家的用心却不在为前辈华人寻根修史,而是重在对身份认同问题的探讨。此外,小说对东南亚热带森林等自然景观和原始部落生活也做了不少奇观性描写,陈河写景的才华再次显露。不过,总体来说,小说尚在素材和叙述之间辗转,读来像隔着一层发黄的档案纸,不如中篇发自肺腑、气韵生动。
      真正有史诗性追求的长篇创作是张翎的《金山》。作家以令人尊敬的“拙劲”正面强攻了北美华人史,虽然在对历史纵深的把握和对移民原生经验的开掘上尚不尽人意,但毕竟拉起了一个宏大而完整的框架,细节也多细腻感人之处,在有关华人移民史题材的书写史上,《金山》将是一部绕不过去的作品。
      《一九八〇的情人》的作者于晓丹是个新面孔。她90年代中期出国前曾任《外国文学评论》编辑,翻译过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和雷蒙德?卡佛的《你在圣弗兰西斯科做什么》。此番她向母语世界贡献的不仅是外国文学的深厚功底和海外漂泊的情感积淀,更是自己的青春经验——中国的,一九八〇年代的,只能活一次的青春。相对于《金山》的“大叙述”,于晓丹《一九八〇的情人》是一篇彻底的“个人化”写作。主人公毛榛是那么任性、那么倔强,那么大义凛然地特立独行,却也因而那么内在地“一九八〇”。于晓丹的文字深沉、内敛而有力量,她的出现使势头正猛的“海外兵团”如虎添翼。
      旅居新加坡的张惠雯几年前就以带有先锋实验倾向的作品在文坛崭露头角,她的身份更应该是“新锐作家”而非“海外作家”。本年度,她推出的长篇小说《完美的生活》大面积地动用了多年存而未用的留学生活经验。小说写得如蜘蛛结网般细密,有一种苍白中见苍凉的味道。这是首部以新加坡留学生活为背景的长篇,只可惜,新加坡始终作为一个可替换性的背景存在着。究其原因,作品是以作家的婚恋观为核心展开的,生活背景在一定程度上是抽象虚化的,这仍是先锋写作的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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