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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海大地震40年:文革中鲜为人知的万人浩劫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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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1月06日 转载)
    
    来源:南方都市报
     时间定格在1970年1月5日凌晨1时零37秒,光点记录地震仪的指针已经出格,想要做出准确预测颇有难度。在紧张的分析之后,余美轩向位于昆明下马村的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做了汇报:7.8级。
    
    鲜为人知的万人浩劫,“文革”时期的抗灾图谱
    通海大地震40年:文革中鲜为人知的万人浩劫
    
    
    40年前,通海大地震震中高大公社(现高大乡)五街村的受灾现场
    通海大地震40年:文革中鲜为人知的万人浩劫


    
    手拿红宝书的灾民。受灾后当地仍沿袭了震前的“早请示晚汇报”传统,只是忠字舞不再跳了。
    通海大地震40年:文革中鲜为人知的万人浩劫


    
    40年后,通海县高大乡政府仓房内还存有十余袋当年未发完的红宝书。
    
    警报器响了,短而急促的声音把熟睡的余美轩惊醒,悬在空中的灯泡在不停摇晃,她感觉有点头晕,立刻警觉到是附近发生了地震。
    
    在昆明北郊黑龙潭的地震台,当时被人们称作“夫妻台”,常年守在这里的是余美轩和她的丈夫潘保德。
    
    时间定格在1970年1月5日凌晨1时零37秒,光点记录地震仪的指针已经出格,想要做出准确预测颇有难度。在紧张的分析之后,余美轩向位于昆明下马村的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做了汇报:7.8级。
    
    此时,在昆明以南100余公里处,以玉溪市通海县高大公社五街村为震中,一条长约60公里、宽约20米的断裂带,已如刀切一般沿北西方向将大地撕开。1777平方公里的土地成为重灾区,在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成片的民房被夷为平地。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死亡人数过万人的大地震,较唐山尚早6年,史称“通海大地震”。但因灾情本身受到有意的遮蔽,长期以来外界对其知之甚少。那是一个革命的年代,灾后救济与重建也具有了鲜明的革命特质。地震发生后第四天,新华社才刊发不及400字的电文,称“昆明以南地区发生了7级地震”,“毛主席林副主席亲切关怀受灾人民”。死亡数字、震级,甚至地震发生地点,都曾是讳莫如深的机密。
    
    昨天,是日,当地举办了盛大的纪念仪式。和40年前刻意的遮掩有所不同的是,现在的通海和云南希望全国都能正视并关注那场万人浩劫。
     地震前夜的通海:“抓革命,促生产”
    
    对30岁的张玉华而言,1970年1月4日与往日并无特别的不同。她的丈夫吴广喜和其他6个社员去山上砍树已经有一个多月了,留在村里的她参加了生产队在晚上8时许召开的会议。
    
    5 个小时之后,张玉华所在的云南省通海县高大公社五街村将成为夷平整个村庄的地震震中;但此刻,她没有感受到任何预兆。“抓革命,促生产”,晚上开会是很平常的,而且一开就到半夜。晚上11点多,在确定次日集体上山砍伐用来烧石灰的木柴之后,大家就散去回家,有的吃点夜宵,有的径自睡去。
    
    元旦刚过不久,1月4日的《人民日报》和《云南日报》头版都被毛泽东主席的头像所占据,右下角写着“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伟大的统帅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举国尊仰毛主席的局面一如既往,较为不同的是,毛主席与“亲密战友”林彪的合影也占据了后面的一个整版。
    
    林彪在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被确定为毛主席的“接班人”。“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进行,全国性的“武斗”高潮刚刚落幕,余美轩所在的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也是派系林立,地震台的山头曾被武斗者占领,并埋下地雷;距中苏边境武装冲突(“珍宝岛事件”)事发不及一年,“要准备打仗”、“深挖洞、广积粮”、 “提高警惕,保卫祖国!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等口号此起彼伏并落实到每个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
    
    在通海县高大公社陶茂生产队,作为民兵营长的李庭有,时常带领大家到山头挖好的防空洞内,进行应对“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侵略”的演练。
    
    1 月4日这一天晚上,张玉华开完会回家就和三个女儿在一张床上睡着了,她最小的女儿出生才三个月。而劳动了一天的吴广喜没有睡意,他和一个社员在山上搭建的茅草房里下象棋。李庭有也在开会,岁末年初,生产队要评每家每户的工分总数,午夜12点左右他回到家,妻子已经带着两个孩子在一楼房间内睡着了。
    
    这是一栋土木结构的二层阁楼,原是地主的住房,新中国成立后没收并分给了包括李庭有家在内的4户贫农合住。李庭有时年45岁,他的儿子已经七八岁了,女儿只有三四岁。喜欢男孩的他把熟睡的儿子抱起,与他一起上了二楼。他很快进入了梦乡。
    
    “赶快躲起来,苏修放原子弹了”
    
    恍惚间,李庭有感到阁楼向一方晃了一下,又晃回来,然后整体下沉。房子倒了!
    
    正在下棋的吴广喜听到“轰”的一声响,茅草屋外竖立的木板齐刷刷倒地,一个腌咸菜的坛子也滚跑了。他本能地想起身看看发生了什么,但人刚站起来就扑倒在地。 “我当时就认为是地震,很挂念家里面。我们在几百米高的山上,受到的震动还这么大,在平地上的家人受到的损害应该更严重。”吴广喜说。
    
    他提议下去看看,但只有一个社员附和他。两个人提了一盏煤油灯,沿路向五街村赶去。余震时常来袭,他们的身体随之摇摆。山体的塌方挡住了去路,他们又绕路前行。在村口的碾房,他们看见一个倒地呻吟的白姓社员,事后得知他很快死去了,但当时吴广喜无暇顾及,他只想赶快回家。
    
    地震发生的刹那,吴广喜的爱人张玉华尚在睡梦中。一声巨响后,她听到自己女儿哭喊的声音。“我被压住了,不能动。我不懂地震,以为是被电住了。”张玉华回忆,那个没有月亮的寂静深夜,突然间哭喊声一片。
    
    住在隔壁的小叔没有被压住,他喊着“嫂嫂”,并把压在她们身上的土木移走。“我让他赶快救女儿。大女儿被刨出来的时候,已经不会哭叫----―晕过去了。”张玉华的肩与腿部也受伤了,她坐在断壁残垣中无法走动,小叔给她找了根木棍,支撑她走到附近的一个草垛躲藏起来。住在附近的嫂子,已把她的三个女儿转移到这里。
     “天太黑了,但村里人喊:不能点火!那时中苏关系不好,大家都说,赶快躲起来,苏修放原子弹了。”张玉华和十四五个受伤无法跑动的村民躲在草垛里,手脚便利者则跑到山上将自己隐藏。
    
    吴广喜这时也提着煤油灯赶到村里,“整个村子都被平掉了,村人哭的哭喊的喊。”嘈杂声中,有人让他把煤油灯灭掉,因为苏联开始侵略了,“不能暴露目标”。但他没管那么多,他回到了家,看见自己平日睡觉的那张床被一堵墙压扁,“如果在家,我就死定了。”
    
    李庭有的妻子和女儿,就是这样被压死的。他和儿子在二楼,与瓦片梁柱一起倒地,但侥幸生存下来。到处都是美帝和苏修打到中国来的耳语,作为民兵营长,他也感到有些惶惑,“有人说,我们每天都挖防空洞,怎么还被炸成这样?”
    
    “如果当晚抢救,可多救很多人”
    
    张玉华记得,当时有一个小孩,说他父亲被压住,但人还活着,请求大家去把他父亲刨出来,但不知是害怕余震,还是害怕帝国主义的轰炸,没有人去。后来他的父亲死了。
    
    在张玉华的视野所及,除了同屋与隔壁的亲属互救,地震来袭的那个深夜,村民们“基本上没有去救人”。因为处于敌人来袭的恐惧中,不让点火,也无人组织救援。
    
    待到天亮,村民们才开始相互救济。此时距地震发生已有五六个小时。有人从废墟中爬出来,也有尸体被零散堆积在路边。张玉华一家五口全部幸存。她的丈夫吴广喜,去自己的妈妈家寻找亲人,发现妈妈和弟弟都已长眠在土木中。他的妹夫吴正平是生产队长,一家12口人,死去了9个,其中妹妹两天前刚生过小孩。
    
    房屋大抵都是土木结构的,平房居多,所以救起人来相对容易。大家缺少相应的工具,就用双手刨。“活着救出来的也有,但不多。如果当晚抢救,就可以多救很多人。”吴广喜说。
    
    据介绍,吴广喜所在的五街上村原有人口597人,死亡者194人,加上8名外来人口共202人遇难。牲畜死亡2/3以上,伤者无数。
    
    李庭有生活的陶茂村,原有人口357人,死亡者167人(含外来人口17人)。
    
    按照事后公布的数字,在整个高大公社,共有7847人,死亡人数1777人。另外两个重灾乡镇,分别是峨山县的小街乡与建水县的曲江乡。其中,建水县的曲江乡,是死亡比例最高的地方,高达30%。
    
    据云南省地震局退休员工王景来介绍,当曲江的人们正在紧张抢救被埋人员时,忽有人传附近的玉溪东风水库坝体倒塌,曲江地处水库下游,有被水淹的危险,救灾群众心慌意乱,很多人逃离救灾现场。随后查清水坝并未倒塌,等到救灾人员第二次返回现场时,拖延了抢救时间,伤亡加重,使曲江死亡人数多达4600多人。
    
    曲江人员死亡比例是震中高大公 社 的 近3倍(后 者 死 亡 比 例 为11.3%),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抢救拖沓,贻误了时机。而从高大公社村民的描述看,即便在那里,救灾仍难称及时。
    
    据云南省玉溪市(地震重灾区以玉溪市为主)地震局资助出版的《一九七零年通海地震》(刘祖荫等主编,北京地震出版社1999年版),地震发生当天,2时30 分大致圈出了受灾范围,凌晨4时向中央做了汇报。昆明军区及时向所属部队发布命令,哪里有灾情,就在哪里救灾,5时许各项救灾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凌晨,省政府召开紧急会议,正式成立抗震救灾指挥部。
    
    但并非每一个重灾区都及时获得了救援。本报记者在高大公社五街村从部分村民口中了解到的情况是,部队参与当地抢救的时间是在地震发生的次日中午,医疗队比部队来得更晚些。
    
    高大公社五街上村的吴广喜说,他的岳父在地震中受重伤,等到第三天医疗队赶来,尚未来得及抢救,就过世了。
     周恩来:我还要向他们道歉呢!
    
    在 1月5日凌晨4时接到来自云南的汇报后,中共中央于7日下发了慰问电。慰问电全文约300字,内称:“党中央极为关怀,向遭受地震灾害的广大革命群众致以亲切的慰问。中央相信,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灾区广大革命群众,一定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云南省和当地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国家的支援下,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
    
    慰问电提到地震发生地“通海、峨山、建水、华宁地区”的名字。1月9日,《云南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慰问电全文,但《人民日报》只于同日转发新华社电,称 “我国云南省昆明以南地区”发生了一次“七级地震”,中共中央立即向受灾地区的人民群众发了慰问电云云。此后,新华社与人民日报再未就通海大地震做过任何报道。
    
    中央媒体的语焉不详,使通海大地震不为更多国人所关注。当时奉行的是“内外有别”宣传策略,直接面对灾区的《云南日报》,就做了持续一个月的报道;报道以宣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战胜灾害”为主基调。
    
    据《云南日报》1月10日报道,灾区的各级革命委员会,最迅速地把党中央的慰问电传达给每个贫下中农和广大群众。灾区人民感动得热泪盈眶。
    
    “党和政府对灾民是关心的。解放军是亲人。”时至今日,吴广喜仍然这么认为,他感恩解放军与医疗队。他们参与救人和掩埋尸体,搭建简易房,发放食品和衣物,还给受伤的群众医治;他的爱人张玉华就在医疗队住了40多天院。
    
    不过吴广喜也承认,作为灾民,他们很少见到前来慰问的县及公社领导,遑论更高级别者。
    
    “每天早上和晚上,大家都被集中到空地上,拿着红宝书喊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吴广喜回忆,受灾后仍沿袭了震前的“早请示晚汇报”传统,只是忠字舞不再跳跃。
    
    并没有中央领导到灾区视察慰问。据云南省档案局档案资料记载,在地震发生一个月之后,2月6日深夜,周恩来总理在国务院会议厅听取全国地震会议部分代表汇报时,表达了对未前往云南灾区慰问的愧疚:“我还要向他们道歉呢!忙了一些。邢台(1966年曾发生大地震----―记者注)去了两次,云南一次也没有去,群众会责怪我,为什么对河北那么好?!我是动了念头的,不是没有动念头,想去,可是事情多,实在走不开。”
    
    小干部跟着大干部喊,不要外省救济粮
    
    第二天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地震工作会议全体代表时说,“我们几次地震在人民中没有造成恐慌,有的国家打电报来要支援我们,我们感谢他们,但不要他们的物资,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我们内债外债都没有,不向他们化缘,我们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生产、重建家园,这是毛主席的思想。”
    
    中央慰问电中的“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被归结为“十六字方针”,成为灾区震后重建的指南。当时的《云南日报》和各地汇报材料中,涌现出很多轻伤不下火线,在救灾和重建中表现优异的先进模范。
    
    当时五街村树的典型是积极参与救人的社员吴家龙,他因表现优异而在灾后入了党。另一个更常被提起的英雄是当时的高大公社革委会主任李祖德。这位当年被云南日报专题报道过的红人,如今不为村民们所乐见。吴广喜还记得他手捧红宝书,在广播里宣扬:高大公社人民地震压不弯腰,我们不要国家救济,自力更生。同时被其他村民提及的还有,他拒绝了中央用于灾后重建的木料援助。
    
    云南省革委会与昆明军区在 1970年5月所作的《抗震救灾工作总结》中说,“我们紧紧抓住慰问电这个活的毛泽东思想,立即组织部队、医疗队、慰问团和一切抗灾人员五万多人的大型宣传队……大造革命舆论……部分群众在受灾后产生的悲观泄气、依赖救济等错误思想,顿时一扫而光,纷纷提出不要国家救济粮、救济款、救济物资。”灾区还采取忆苦思甜的方式,提高灾民阶级觉悟。
     “小干部都跟着大干部喊,不要外省救济粮。”吴广喜说,每个慰问团下来,他们都会收到红宝书和毛主席像章。在《人民日报》刊发新华社电的1月9日,云南省革委会秘书组即要求把已接受的金钱与物资捐献全部退回,红宝书、毛主席像章和慰问信除外。而红宝书实在太多,分发不完,以至于现在的高大乡政府仓房内还存有十余编织袋。
    
    在拒绝金钱与物资捐献的同一天,云南省革委会和昆明军区开始响应中央号召,要求全省军民“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加强战备”。吴广喜记得,震后各种政治会议仍然频繁。当时最流行的口号是“备战、备荒、为人民”。
    
    灾民的生活很困苦,每天“早请示”之后,就去从事生产。作为典型的通海县高大公社,在拒收救济粮之外,每年还照例上缴国家百万斤公粮。
    
    “前辈泪迹留后人,眼含热泪写碑文”
    
    在进行了大约一个月关于“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人民无所畏惧”的报道之后,有关地震的消息也在《云南日报》销匿了,但当地灾民的记忆仍然无法从地动山摇的那一刻移开。
    
    1975 年9月,“文革”尚未结束,通海县高大公社五街上村就将纪念凝成了一块石碑。据当地村民说,村干部最初拟向村民摊派修碑的款项,未果,但纪念碑仍然如愿被砌在了一堵墙的凹处。除了简要叙述灾情,他们还将194名本村死难者的姓名永久刻在了碑上。新中国对通海大地震的第一次勒石纪念,以这样的方式横陈在一个受伤乡村的一角,碑末还有这样的诗句:后辈儿孙须牢记,前辈泪迹留后人。自力更生立壮志,披星戴月建家园。全村干群同意定,眼含热泪写碑文。人人都应同保护,不许损坏碑和文。
    
    6年之后,几里外的陶茂村也立了一块记有全村死难者名单的碑石。在通海大地震的重灾区,类似的纪念物应该还有多处。
    
    而官方第一次立碑,是在1982年的7月,云南省地震局与通海县政府,在该县秀山接近最高处的凤仪亭内,立了一块“通海地震记事碑”,上面刻有中央的慰问电,并首度公布了官方认定的死亡人数:15621人。
    
    这块记事碑上,地震级别由1970年新华社电的“七级”升格为“七点七级”,目前尚不清楚何以产生这样的变动。当时在昆明黑龙潭地震台的余美轩说,历史记录就是7.8级,“北京没有数据,得听我的上报。”她还记得,美国地震台当时向世界宣称,中国西南发生8级以上地震。
    
    凤仪亭记事碑的凭吊者,以当地人居多。就全国而言,有关通海大地震的林林总总,仍遮盖着一层雾一样的面纱。立碑只是一种静悄悄的纪念,官方真正大张旗鼓对外发声,还要再等18年。千禧年姗姗而来的时候,通海县政府开始知会记者参加有关地震30周年祭的报道,那一次,有关15621人死亡的信息,才正式经由媒体发布出去。
    
    但在2000年的1月5日,地震的级数仍沿袭旧说----―7.7级。对原初记录7.8级的回归,是近几年的事情。其实,因为当时地震仪已经出格,所以7.8级也大抵只是一个估算的数值。但对历史记录的尊重,显示出一个时代渐远讳疾忌医的窘态。而在告别革命之后,通海大地震,而今终于成了一个开放的可供镜鉴的话题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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