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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打黑专案组揭秘:有些本地警察并不可信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2月22日 转载)
    
    来源:南方网
     (博讯 boxun.com)

    
    [导读]
    
    生活常态:每天工作16小时以上,已有两名警察累死;打黑专案组成立背景:有些本地警察已不可信;非常之举:临时“关押所”受质疑;回应:“我们没有刑讯逼供”
    
    帅辉的最后一天
    
    11月27日上午,开始对嫌疑人的新一轮审讯;晚上7时,专案组开会,部署下一步工作;
    
    次日凌晨2时会议结束;凌晨5时,准备出发实施抓捕时病发;上午8时许,经抢救无效离世,年仅39岁。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专案组的成员可以时常与王立军(重庆市公安局局长)一起商讨案情,“他拒绝我们叫他‘老大’,他说‘老大’是黑社会性质组织才这么叫的,坚持让我们叫他‘王局’。”
    
    2009年11月28日,重庆警察帅辉去世。20天后的12月17日,当地媒体开始以“因公殉职”报道帅辉的离世。帅辉生前为重庆市奉节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因连续劳累突患心源性心脏病,卒年仅39岁。
    
    警察殉职,本为警界常事。但帅辉的去世信息却是在20天后才被公开,也引发了超乎寻常的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重庆市代市长黄奇帆,重庆市委政法委书记刘光磊先后作出批示,对帅辉早逝表示痛惜,指示要安抚好家属,妥善处理后事。
    
    这一切的背后,皆因帅辉因公殉职时特殊的“身份”----―重庆某打黑专案组成员。在过去的半年间,重庆打黑几乎已经成为一个全民性话题,其雷霆之势持续发酵,但背后关键发力者----―打黑专案组,却一直不被人们熟知。
    
    实际上,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根据重庆警方公布的数字,打黑专案组有245个,涉及警员7000多人,散布于重庆主城区和下辖各个区县之间。
    
    帅辉的去世让各方目光聚焦这个群体。日前,记者与侦办某赌博“大佬”的专案组成员进行了交流,通过十余名专案组成员的“现身说法”,力图揭开外界的诸多迷惑与质疑,让人们对这个被媲美好莱坞版“情报局”的群体,有更多了解。
     成立背景:有些本地警察已不可信
    
    当专案组到来时,“大部分嫌疑人都因当地公安泄密,在得到风声后逃跑了”
    
    当陈雷(化名)跟他的同事们在旁听席上就坐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平头、夹克,普通的休闲裤,跟大多数的旁听者无异。他们坐在偌大的旁听席最后几排,安静、专注,更像是涉案人的家属。
    
    这里是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陈知益、邓宇平涉黑案(26名被告人)庭审现场。此案早先并没有受到广泛关注,但随着庭审的进行,庭内与庭外发生的一切,让有关重庆打黑的所有要素鳞次浮现。
    
    该案26名被告人涉嫌犯罪的活动均在渝北区,但在侦办本案时,重庆市公安局采取了异地调警方式。这也是本次重庆打黑的习惯性动作。陈雷说,这多少有些“不得已而为之”。
    
    今年6月初,陈雷及其同事们接到指令,来到重庆市渝北区侦办陈知益案件。这是一份“苦差”,专案组从几百里外的奉节来到主城,人地两生。
    
    “我们当时只知道陈知益在当地有钱、有地位”,陈雷说,但是当专案组到来的时候,“大部分的嫌疑人都因当地公安泄密,在得到风声后逃跑了。”当地的公安人员似乎已不可信。
    
    在后来的庭审中,这种说法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印证。公诉人在庭审中称,(异地调警前)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要求深挖“二杨”(杨全、杨鸿,本案的被告人),并先后做过两次批示,第一次,办案民警阳奉阴违,未将“二杨”立案;第二次,大部分被告人提前从警方获知了消息,得以逃逸。
    
    此间,重庆市公安局渝北区分局刑警支队三大队教导员蔡书清充当了“内线”角色,陈知益案中,蔡因包庇黑社会等罪被起诉。庭审传出来消息显示,杨鸿等人杀人后,死者之父到处告状,最终找到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王做出批示,要求深挖“二杨”。
    
    蔡知情不理,“二杨”甚至得知了这个消息,杨鸿提前逃逸。
    
    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则愈发离奇。专案组调查得知的一个情节是,某天,蔡书清突然带着一个刑警来到了杨全开办的酒吧(后调查得知,该酒吧蔡亦有股份),告之杨鸿的命案已经了结,公安机关向上级打的报告中,没有涉及到杨鸿等人。
    
    于是,杨全打电话把杨鸿叫了回来,蔡指着同来的刑警告诉“二杨”,“这个就是负责你们案子的警官,今天你们要与他多喝两杯”。再于是,在这个颇具“无间道”风采的氛围中,警匪酒吧“酒逢知己”,觥筹交错。
    
    “公安局异地调警”,正是在此背景之下。在打黑初始阶段的8月,据重庆警方通报,缉捕1544名犯罪嫌疑人,469名逃犯被从境内外追捕。回到本案,最终,专案组去成都抓回了邓宇平,去云南抓回了陈知益,去武汉抓回了杨鸿。
    
    而在陈知益逃跑前,蔡甚至还与其坐在一起“研究打黑”。
    
    选拔标准:政治与业务素质过硬
    
    专案组成员中有刑警有派出所民警,大多数已婚,出发前签订保密协议保证未涉黑,一旦泄密轻则撤职重则追究刑责
    
    尽管便衣轻身,但在庭审第二日,他们的身份还是被“眼尖”的被告人家属认出。很快,被告人就在私底下嘀咕,“他们就是专案组的警察。”走出法庭,一些被告人家属围了过来,不敬的言语劈头盖脸而来。
    
    “心里挺不是滋味的。”专案组人员说,“如果允许的话,我们真想当面与被告人对证,我们有时甚至是用自己的钱给他们买药、买吃的”。不过,他们也坦言,这通常也是为了“让他们尽快配合工作”。
    
    对证当然不被允许,实际上,这也是对于专案组成员心理承受力的一种考验。根据媒体公开报道,重庆打黑的245个专案组由武警、公安局警察、检察官和驻专案组律师组成。
     陈雷说,他们都是由政治部统一选拔,选拔的标准最重要有两点:政治素质与业务素质。其中,政治素质不过关的,坚决拒绝进入专案组,但其未说明具体标准。“专案组成员中有刑警,有派出所的民警,男女不限,不过大多数已婚”。
    
    陈雷所在的陈知益专案组共有50余名警员,由奉节县公安局局长带队,随行的还有一名副局长。专案组成员说,奉节县公安局局长,陪着专案组成员在渝北区度过了4个多月。
    
    “出发前,我们签订了保密协议。”专案组成员说,“保密协议”首先保证“没参与黑恶势力,不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其次,无论是谁问及打黑除恶相关情况,只要对方未参与打黑除恶工作,即便是他们原单位的领导,都必须拒绝回答。
    
    一旦违反纪律泄密,轻则撤职,重则追究刑事责任。据报道,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原法官进修学院院长乌小青自杀两天前,专案组曾召开紧急会议,会上传出消息,一名办案人员因涉嫌泄密被抓。
    
    因此,除自己知晓相关情况外,无论哪一级领导问及打黑除恶相关情况,只要对方未参与打黑除恶工作,专案组成员都要一律三缄其口。一般情况下,专案组成员也无需向领导汇报行踪;即使单位要开会,领导也只是问问:“方不方便回来?”
    
    他们甚至不能将自己的具体行踪透露给家人。专案组成员介绍,出发前,只是告诉家人“出差”,其余的,什么都没说。“进了专案组,像进了情报局。”一名专案组民警的亲戚如此形容。
    
    一个在警方内部流传甚广的“段子”说,重庆市渝北区一个派出所所长半年未回家,妻子一怒之下找到派出所,要求跟丈夫离婚。
    
    不过在言语中,专案组人员很在意世人对他们工作的认同感,他们对庭审选在万州而没有选在案发地渝北区有些遗憾,“旁听席中绝大多数是被告人的家属,没有被害人的家属,现场的效果不理想。”
    
    非常之举:临时“关押所”受质疑
    
    “我们就是租赁了一农家乐,成立了临时监区。”专案组成员说,临时监区的建立“另有隐情”
    
    帅辉因公殉职的当日,乌小青在重庆市第二看守所自缢死亡。乌小青是今年6月开始的重庆打黑风暴中落马的官员之一。他涉嫌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不是他的死,我们都不知道他关在哪里,案子进行到什么阶段。”重庆市法院系统一名官员说。除了专案组不对外公开外,涉黑人员被逮捕前关在哪里,这也几乎是本次打黑中共同的“谜”。多名涉黑被抓人员的家属称,常常不知家人被关在何处,因为他们被以代号关押,专案组也没有固定办案地点。
    
    在陈知益案中,类似的问题也有所显现。陈知益等人多次在法庭上表述,自己的关押地并非看守所,而是被称作“基地”的地方。邓宇平的第一辩护律师说,她接到了有关邓宇平被关押的相关文书,落款是奉节县公安局,不过,当她乘坐了几小时的班车赶到奉节县公安局时,却被告知邓宇平并没有关押在那里。
    
    有消息说,专案组包下了几家宾馆和郊区僻静的农家乐作为办案地点。重庆律师韦峰接受采访时表示,他曾看到一份讯问笔录上面,关押地点一栏赫然写着“临时羁押场所”。这一点,得到了陈知益涉黑专案组的证实。“我们就是租赁了一农家乐,据此改建,成立了临时监区。”专案组成员说,临时监区的建立 “另有隐情”。
    
    陈知益专案组是今年6月从奉节县分批来到重庆市渝北区。“选择农家乐,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它不仅要解决住宿问题,还要适合办公,更要适合关押嫌疑犯,我们将它改建成临时监区,所以,其周围环境与房屋布局的设置都很重要。”
     在官方的说辞中,陈雷口中的“临时监区”,就是重庆公安局渝北区看守所第三(临时)监区。专案组说,临时监区标准合法,分生活区、办公区、关押区,办公区安装了办公桌、电脑,关押室安装了监控录像,外面的围墙拉上了铁丝网。
    
    监区由20余名武警人员守卫,规章制度等都与看守所一样。“我们还请了几名做饭的人员。这些人,也是经过了严格的‘政审’,才被允许前往临时监区做饭的。”
    
    打黑除恶专项行动以来,重庆到底设了多少临时监区?对此,官方尚未公布数据,而陈知益专案组的人员也“说不清”,“我们的是渝北区看守所第三(临时)监区,这也意味着,在渝北区至少就有3个类似的临时监区存在”。
    
    在法庭上,渝北区看守所第三(临时)监区的合法性受到辩护律师的质疑。他们提出,警方违反了程序,没有及时将被刑事拘留的嫌疑人关押在法律指定的看守所。律师还指出,只要是以代号关押的,律师就见不到,除非代号被解密,这在以前没有过。
    
    一些媒体也大篇幅质疑了打黑中出现的涉嫌践踏法律程序、剥夺被告人权利的现象。身为重庆打黑专案组头牌法律顾问的王蕴采说,律师会见难不是重庆才有。她同时表示,侦查中的这些问题,没有反映到专案组来。
    
    专案组倒是不以为然,“侦查期间,我们的行踪与办案都是保密状态,不要说渝北区警方不知道,就连不参与打黑的奉节县公安局副局长们也不知道临时监区在哪里!”
    
    生活常态:每天工作16小时以上
    
    “我们也有老婆孩子,我们也不愿意在晚上工作,可是现实不允许”
    
    陈知益案庭审期间,有辩护律师认为,警方的询问笔录时间不符合常规,因为多份询问的时间都是晚上9时提取而非白天,并就此提出质疑。
    
    专案组成员有自己的感受:难道我们不想朝九晚五,每天只工作8小时?“我们也有老婆孩子,我们也不愿意在晚上工作,可是现实不允许,警方的工作是依据案情进展不分时间开展工作的。”
    
    工作强度大,这可能是“低调神秘”的专案组唯一公开的秘密。此前,据《重庆晚报》报道,每天工作16小时以上,平均每天仅休息3-4个小时,最多休息5小时,是专案组成员的工作常态。
    
    “我们来到渝北区时,陈知益、邓宇平等大部分嫌疑人都因护黑警员泄密,潜逃外地了。”专案组成员说。为此,他们连续4个多月,平均每天工作15小时左右,工作严重超负荷,帅辉正是在这个专案组的岗位上积劳成疾离世。在警方的通报中,记录了其最后一天的工作状态:11月27日上午,开始对嫌疑人的新一轮审讯;晚上7时,专案组开会,部署下一步工作;次日凌晨2时会议结束;凌晨5时,出发实施抓捕。
    
    此时,帅辉同屋发现帅辉脸色苍白,一手捂胸,一手撑着床沿喊痛,并很快陷入昏迷状态。11月28日上午8时许,经医院抢救无效离世,年仅39岁。
    
    这也是重庆打黑除恶专项行动开展以来,累死在岗位上的第二名警察。
    
    重庆官方也多次对外宣称,多月来,打黑专案组成员都在超负荷工作,有的甚至平均每天工作在15个小时以上。这一点,就连频频对重庆涉黑案程序公正提出质疑的律师周立太,都表示认同。
    
    专案组说,这跟异地用警相关。异地用警,最大程度地避免了警匪勾结,使专案工作得以快速有效推进。然而,异地用警,人地两生,办案人员除了依据现有材料外,更需通过细致的调查工作。
    
    不仅如此。此前,重庆市公安局曾表示,打黑专案组成员工作很辛苦,伺机增加工资待遇,并在重庆治安形势基本好转时,组织警员休假。然而,专案组人员说,截至目前,他们工资待遇还没有增加,也没有休假,听完陈知益涉黑案庭审后,他们即将背起行囊前往另一个县城,侦办另一起涉黑案。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专案组的成员可以时常与王立军一起商讨案情。“王立军局长,隔三差五就会过来看一下。”专案组人说,他大部分是来督办案件的,甚至亲自参与案情分析,“他拒绝我们叫他‘老大’,他说‘老大’是黑社会性质组织才这么叫的,坚持让我们叫他‘王局’。”
    
    回应:“我们没有刑讯逼供”
    
    法庭上,陈知益案中26名被告人中的25人当庭否认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指控;19名被告人声称遭遇了警方的刑讯逼供,甚至指责公诉人向法庭提供假口供。
    
    重庆涉黑案开审以来,“刑讯逼供”是一个被常常提及的字眼,黎强案中提过,杨天庆案中也提过,最近的北京律师李庄案中,其涉嫌的罪证中也有“诱导当事人做‘遭到刑讯逼供’的伪证”。
    
    对此,专案组人员一一否认,“我们没有刑讯逼供,真的”;“你们媒体报道时不能只看表象,还需依据庭审的实际情况有个基本的分析判断”。他们也否认使用老虎凳,“网络中那种嫌疑犯只能半蹲着,不能坐下,更不能站起的铁凳子,我们也没有见过”,专案组成员说。
    
    在陈知益案庭审现场,公诉人当庭播放了由专案组提供的视频。该段视频是审讯“3号”杨全等被告人的录像。视频中,杨全坐在了一个铁桌子上,坐姿自然,神情平静。只是手、脚是被固定的。
    
    专案组人员解释说,固定住手脚,也仅仅是为了防止被告人做出过激的举动。但是,当陈知益要求当庭出示“遭刑讯”的证据时,被审判长当庭制止。
    
    而对于如此多人集体声称遭遇“刑讯逼供”,专案组则认为这是一种“默契性跟随”。“这要看19人声称遭遇刑讯逼供的具体环境。”陈雷解释,在第一天法庭调查时,只有陈知益与邓宇平在辩护律师的提示下才说遭遇了刑讯逼供,但当26名被告人一同出现在被告席上时(法庭举证阶段),22号被告人喊遭遇了刑讯逼供,其后的18名被告才依次声称遭遇刑讯逼供的,“这其实是一种默契性的连带跟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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