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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枉法裁判 湖北鄂州农民打官司十余年无果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2月16日 转载)
    (新世纪新闻网特约记者李飞北京报道)9月11日,记者在北京碰到了湖北鄂州到北京上访的农民刘兆赵,他向记者讲述了他因为房产官司而奔波11年的经历。
    
     谈房色变 “亲人”反目成仇 (博讯 boxun.com)

    
    刘兆赵,现年65岁,生于湖北鄂州乡下,出生后不久生母便因病逝世,伯父无儿,于是被生父送给其伯父抚养,伯父、伯母实为其养父母。养父原为国民党时期国营招商局职员,负责驾驶轮船。因居住需要,养父在武汉的汉阳江边亦建筑有一键砖木结构房屋,刘兆赵和养母也经常在空闲时光到那里居住。养父于1953年在驾驶轮船途中以身殉职,其生前还收养有一对母子,养子与其没有血缘关系,母子二人后来也一直在该房屋居住。刘兆赵一直称女的为小妈,称他的儿子为哥哥。养父逝世后,后事由刘兆赵和养母一手操办,而养父后来收养的母子两人则均未参加。
    
    1998年,长江流域发生了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水,武汉三镇备受威胁,刘兆赵养父在汉阳天符街的住房也因为距离提防太近而需要作为防汛通道拆除。在未与刘兆赵进行任何商榷的情况下,就与主管部门私下签定了房屋拆迁协议书,并全额领走拆迁补偿费用于购置新房。直到是年长江水落,农事稍减的初秋,刘兆赵到汉阳去看望小妈时,发现已人去楼无,才得知此事。在找到小妈的新址后,刘兆赵起先试图与对方协商解决房屋问题,但哥哥却一反常态,命令自己的儿子将他赶出去。
    
    无奈,协商不成,只有诉诸法律。1998年10月,刘兆赵的一纸诉状递到了汉阳区人民法院。这之后,经过两次开庭审理,但下发判决书却推迟到了次年的6月24日(《民事判决书》1998年阳民初字第743号),结果是刘兆赵败诉。刘兆赵因为请不起律师,所以采取自诉的方式打官司,从记者和他的交谈中了解到,他虽然不是法律方面的专业人士,但对相关的法律条文却是掌握得非常充分,对其理解也非常深刻。
    
    初审判决书上称其判决结果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之规定。该法律条文的原文:“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事实上,刘兆赵“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时间只能是1998年得知该房屋被拆迁以后。
    
    法律人士认为,对被告人的实质性侵权时间只能界定为其与有关部门签定该房屋拆迁协议并领走拆迁补偿费的1998年防汛期间。所以依法计算,原告刘兆赵从得知房屋被被告人私自处理到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实际上只有几个月不到的时间,不存在丧失时效的问题。
    
    理直气壮 难逃败诉厄运
    
    一审判决结果出来后,刘兆赵不服,遂于1999年6月底上诉到了武汉中级人民法院。1999年11月23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终于作出了终审裁定,结果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判决除了对一些基本事实与一审有相同的认定之外,判刘兆赵败诉的法律依据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二审判决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无论被害人刘兆赵知道与否,其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民法通则》实施之日起计算为2年,在此诉讼期间内刘兆赵没有主张民事权利。”但是,记者在翻看了《民法通则》后,完全找不出包含“诉讼时效期间,应从《民法通则》实施之日起计算为2年”内容和意思的法律条文。
    
    记者查阅了有关时效方面的规定。1987年5月22日最高法院对《民法通则》的时效的批复中的三款(全文):第一款:人民法院审理《民法通则》实施前发生的民事案件,无论是已经受理尚未审结,还是今后受审的,凡《民法通则》实施前法律政策已有规定的则适用原来的法律政策,《民法通则》实施前法律政策没有规定的,则可参照《民法通则》的规定;第二款:《民法通则》实施前,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当事人提出申诉,或者按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仍应依照原来的法律政策处理,对于上述诉讼时效期间,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第三款:《民法通则》实施前,民事权利被侵害尚未处理的,无论被害人知道与否,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分别为《民法通则》的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或136条的一年。
    
    显然,终审判决的法律依据只有上述第三款的前半部分,而后半部分和前二款均被视而不见。而《民法通则》第58条则规定:“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最高法院针对该条的司法解释有四种:1.民事行为自始就不发生效力;2.民事行为当然不发生效力,既不论当事人是否已经知道无效的情况,不论当事人是否提出主张,也不论经过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的确认,该民事行为都是当然无效的;3.民事行为的无效,以后的任何事实都不能使之变成有效;4.民事行为完全无效,既完全不被法律所承认。
    
    这样的判决结果难以让上诉人刘兆赵接受,于是,他又于1999年12月初就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结果向武汉市人民检查院申请抗诉,不料,抗诉又被否决。2002年12月底,刘兆赵再次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再审申请,同样,直到2001年12月4日,才下发了《驳回再审申请通知书》。该通知书对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的法律适用性以及判决结果没有丝毫的异议,虽然名刘兆赵又拿出过有力且适用的法律依据。
    
    一败再败 维权之梦不灭
    
    自2001年开始,刘兆赵又不顾家人的反对以及村民的劝止,毅然决然地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就此案提出申诉,没想到,省高院既不予立案,又不能给出拒绝立案的理由。直到2009年岁末,省高院仍然拒绝为他的事情立案,所有的这一切,令一个年逾花甲的农民欲哭无泪。
    
    这期间,为了讨回公道,2007年冬天,刘兆赵顾不上严寒,奔赴北京上访,他去了全国人大和最高院等机构,虽然最后案件得到了高层的重视,要求湖北省高院认真处理此事,但该院立案庭却一直拒绝立案,只是让民四庭法官负责调解。民四庭法官郭载宇曾一度请刘兆赵喝酒,并在酒后劝告他息诉,并表示只要写个保证就可以领回之前两审的诉讼费。
    
    2009年12月6日,刘兆赵再度赴京上访,但在12月13日,再度被驻京办截回老家。刘兆赵希望通过媒体曝光引起社会和有关部门的关注,还他公道和法律尊严。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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