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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觉醒者》李昌先生的“几句话”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1月21日 转载)
     1987年初,老友耀邦辞去总书记一职;紧随其后的是又一次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浪潮。在此期间,我先后在广西北海和河北秦皇岛等地作调研。不慎病倒,住进医院,强迫休息,月余后病情好转。为消遣而浏览旧体诗文,感触颇多,赋诗一首,题为《病中吟》:
    
     (博讯 boxun.com)

    
     病中翻阅宋代词,满纸慷慨辛酸泪。
    
     自是人间多离愁[1],总为国事积弊非[2]。
    
     中华巨变我逢时,风虎云龙逐春水[3]。
    
     老来犹堪话桑蔴,踏遍青山不觉累[4]。
    
    
    
     这是1987年5月下旬我七十三岁时写的诗。古人云:“文以载道,诗以言志。”诗的涵义与范泓君为我晚近三十年所著《党内觉醒者——李昌在改革年代》一书内容甚为契合。谨录于此,是为代序。
    
    [1] 第三句:离愁,说的既是古人,亦包括今人和自己。1987年1月,老友胡耀邦被迫辞去总书记的职务,自己远在外地未能前往慰问。
    
    [2] 这“离愁”不仅因其个人的远行,更关乎国事之积弊。
    
    [3] 自庆生逢其时,能够在中华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时代潮流中奋力与时间比赛。
    
    [4] 尽管进入耄耋之年,关怀国计民生,无论在什么岗位仍持不倦工作之意。
    
《李昌传》序/黄华

     李昌同志是我党和我国知名的青年工作领导者、教育家和思想家。他早年投入抗日救亡和革命工作,是一位坚毅、勇敢又善于将党的政策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的革命者。加以他为人耿直、诚恳,朴实无华,我十分敬重李昌同志。
     我与李昌的友谊开始于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李昌是清华大学的积极分子,我是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成员。他较早投身革命,曾于1933年在上海加入共青团。“一二·九”那天,他担任纠察队的工作,在“一二·一六”,他是清华的先遣队员。在北平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中,李昌显示了他坚强、勇敢的斗争精神。“一二·九”之后,北平各大中等院校组织南下宣传团,我们都在由清华、燕京等校学生组成的第三团,李昌是三团先遣队队长。他带领先遣队的同学为大部队打前站。南下宣传团不顾当地军警的堵截、骚扰和包围,坚持做了一些宣传、发动群众抗日的工作。李昌的机智和出色的组织能力,在运动中表现十分突出。
     我们返回北平后,成立了北平民族解放先锋队。李昌先后但任清华民先的大队长、北平民先总队长和全国民先总队长。他在工作中表现出民主作风、创新精神和出色才干,受到了广大同学的拥戴。
     我记得在1938年,李昌和我在武汉任中共长江局青委委员。当时,长江局书记王明做出了以民先队作为全国统一的青年团体,把别的青年团体如青年救国团并入民先队,以与国民党三青团对抗的决定。长江局青委书记宋一平不同意王明的这个意见,并同我们二人一致认为,在抗战初期各地进步青年以满腔热情建立的多种多样的团体宜予保持,以便更有利于贯彻青年运动的统一战线方针,而不宜以民先队来统一全国的青年团体。我们推崇李昌统稿,形成了《关于统一战线的方针问题》一文,分送长江局和中央青委,得到了中央的同意。
     1940年,我们在延安中央青委工作。值得一提的是,李昌在对边区青年工作考察研究后建议:青年工作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但同时,应注意青年工作的特点,尊重青年组织的独立性。我也持相同的意见。事实证明,这个意见不但是正确的,而且是及时的。
     早在1940年,李昌就提出了建立青年团的主张。这个卓有远见的创意在1949年4月得到实现。李昌也被调回青年团工作,担任团中央常委、书记等职。
     1953年,李昌被毛主席任命,去哈尔滨工业大学担任校长。在11年期间,他把一个设施陈旧、条件简陋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建成为那个时期全国最好的大学之一,培养出大批人才,为祖国的国防工业和航天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正担任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的李昌被假革命势力严重冲击,受到了种种不公正的待遇。但是李昌始终坚持党性原则,不屈服于极“左”的压力。
     1975年,李昌恢复工作,与胡耀邦一起整顿中国科学院。粉碎“四人帮”后,李昌在科学院才得以施展抱负,做出了不少令人敬佩的业绩。他主张为“四五”运动平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制定科学院发展规划,创办了我国第一个研究生院,倡导精神文明建设。这是他晚年工作中值得称道的一段。
     1982年李昌出任中纪委书记。这是一个不轻松的职务。一方面是当时党内不正之风和违法乱纪的现象相当严重;另一方面是在新的时期出现了纪检工作如何服务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以体现出改革开放方针政策的问题。当时围绕是否开除雇工党员党籍的问题,社会上和党内都有争论。随着个体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发展,不少经营工商业的党员雇工开始超过7人。有一些同志主张将那些超标(内部掌握的标准)雇工的党员开除党籍。李昌在中纪委常委会上坚决反对这种意见,认为党员雇工,可以发展经济,解决我国十分突出的就业问题,合法致富体现了党的改革政策,应当允许。李昌这种只唯实的态度是他的一贯作风。争论最终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得到解决。实际上,至今还没有企业家党员因雇工超标而被开除党籍。
     在离休后,李昌一直关心着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从事关于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思索和研究,十分关注反腐倡廉和法制建设,多次向中央提出书面建议。年迈的李昌依然保持了青年时代的理想和热情,还是那么正直、善良、睿智和勤勉。虽经历种种磨难,他对党和人民仍是无比忠诚,对历史和现实中的问题无时不在深沉地思考。
     《李昌传》是一本记载我党多项工作所走过的光辉历程的著作,是表现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不知疲倦地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好书,它即将完稿付梓,我高兴地以这篇短文表示祝贺。
    
在《李昌传》首发式上的讲话/冯兰瑞

    
    各位校友,朋友们,同志们!
    
    为了《李昌传》的出版,哈工大北京校友会热情举行这样一个隆重的首发式,我们非常高兴!首先要感谢同志们,在百忙中放弃了星期天的休息,前来参加这个会。特别是哈工大老校长杨士勤和一些老教授远道而来,我们非常感谢!听了大家的发言,作为传主家属,使我很受感动,很受鼓舞!
    
    《李昌传》从策划、撰写到修订的过程正如作者说的,很不客易,甚至可以说很难。这些,作者已在“后记”中详述。我要补充的是,文革后李昌恢复工作,“要把‘文革’丧失的十年补回来”,抓紧当前,全力以赴,不愿费时回忆(他只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写过一篇回忆“一二·九”的文章),我也无可奈何,贻误了时机。2002年下半年,为了让他同意写传,我同孩子们商量,成立了一个由我牵头的撰写组,请周士元同志执笔,还请了几位对他比较了解的同志,两位研究历史、党史的专家担任特别顾问,这才获得他同意。不过此时他已88岁高龄,健康状态每况愈下,对往事、特别细节的回忆越来越困难了。
    
    本应二十年前就该做的事,这个时候才开始,无疑增加了难度。他早年很多事情只有一个线索,只能靠访问其他知情人和查阅档案资料来重现。特别要感谢国家档案馆、国家图书馆、《中国青年》杂志社以及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等单位同志的支持,找到了不少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重要文献资料,使我们撰写工作得以顺利的进行。
    
    
    
    不论怎样,在许多老朋友、老同志的关怀下,经过撰写组、特别是作者的幸勤劳作,还有哈工大出版社的努力,李昌唯一的一部全传《李昌传》,终于出版了。这里,我特别要感谢哈工大前任副校长强文义教授,他积极推动本书的出版,并对最后的定稿提出了意见,这种敢于担当的精神,令我钦佩。
    
    尽管此书还不免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总是以确凿的史料将李昌的生平如实地记载下来了。病中的他看到新书,看到老友黄华同志写的序,很是兴奋。
    
    《李昌传》的出版对我来说,是了却一桩心愿。除此之外,在协助作者修订补充的过程中,也使我增加了一些对传主过去历史细节的了解,弄清了一些问题。时间有限,这里只简谈三点。
    
    一是1935年“一二·九”游行示威是否是自发的问题。这是一个长期没有解决的悬案。延安整风前在中央青委内部有争论,《共产党人》发表文章,“自发论”受到批判,坚持“自发论”的李昌调去华北工作。这段历史过去我也不清楚。阅读《李昌传》初稿才引起重视,同时有位老战友也提出了问题。这就不由我不关心了。于是着手收集材料。看了当年一些亲历者的口述记录和书籍,又向当事人黄华同志请教,并得到党史研究专家的帮助,将基本情况疏理清楚,写成专文,载《炎黄春秋》今年第一期,同时作为附录收入本书第三章文末。
    
    二是关于重建青年团。大家知道,历史上共青团曾一度撤销(1936)。1940年李昌从工作需要出发,向中央打报告提议重建青年团,名叫“民族解放青年团”,引起毛泽东的重视。但1941年中央决定不采纳这个建议,并在正式文件中明确记载。那么,1948年何以又要建团呢?其间转折的过程我也是在修订此书时才弄清楚的。这方面的资料是团中央原青运史研究中心负责人郑洸同志提供的。
    
    三是关于1980年代在中科院推动管理科学的事。
    
    《李昌传》初稿提到这件事,阅后感到太简单。对于李昌在中科院工作期间,那样执着地要建立管理科学学部,遭到强烈反对,在只有钱三强副院长支持他的情况下,退一步还要成立管理科学学组,这个问题究竟如何看法?需要调查研究。必须找到当事人访谈。于是,我首先翻阅八十年代老报刊,在《走向未来》第一期上发现了线索,随即打电话。从范岱年同志开始寻找,辗转找到了当年中科院管理科学学组的骆茹敏和汪敏熙两位,了解到一些重要的情况,又得到汪敏熙写的稿件(请参阅本书第九章附录),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基本搞清,也才理解李昌当年倡导研究管理科学的意义和难处。其实李昌重视管理科学是一以贯之的,早在1956年就在哈工大建立了工程经济系,后来发展成管理学院,是我国最早建立的几所管理学院之一。去年(2008)年底,中国管理科学学会首届评奖,颁给了他一个特殊贡献奖,这是对他推动管理学科建设的一个肯定。如今,国内管理科学很受重视,管理是大学里最热门的专业。事实证明,李昌当年在中科院建立管理科学学组之举,是不能简单地视为失败的,而是一个创举。
    
    总之,《李昌传》如实记载了他九十多年漫长的革命生涯,记述了他数十年如一日地为民族振兴和人民福祉而奋斗的主要的业绩,以及他在经历曲折和磨难时仍不放弃追求自由、民主理想的、坚定不移的历史责任感。离休以后,他还坚持工作。正如黄华在序言中说的,“年迈的李昌依然保持了青年时代的理想和热情,还是那么正直、善良、睿智和勤勉。”近两年,他已卧床不起,而思考的仍然是国家大事。
    
    今天,我们庆祝《李昌传》出版问世,同时庆祝他九五大寿,祝愿他健康长寿。
    
    谢谢大家!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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