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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交警“设陷阱”非法夺取车主上千万(图)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1月11日 转载)
    
    今年全国两会上,广东省国资委主任刘富才自曝亲历电子眼陷阱,引发与会代表及网上大量车主共鸣。与此同时,2008年12月20日公安部发布了修订后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也将于2009年4月1日起开始施行。而由江苏省连云港市公安交警违规、违法执法而引发的一起车主告交警“测速陷阱”的行政案件,确好在这个背景下显得异常较劲。
    2009年3月7日,江苏连云港“苏GK0380”车主刘成忠坐在记者对面,显得渺茫无助。
    “我现在矛盾得很,啥也不想说,这个事情把我弄得脑子都疼。”
    “我今天还在车市上转了一圈,想把这车子卖了,换一辆新车。”
    “换了新车,车牌号也就换了.......”刘成忠自言自语地说。
    刘成忠如此烦心的事,是一起告交警“测速陷阱”的案子。
    遭遇“测速陷阱”
    2008年6月14日上午,刘成忠驾车正前往连云港市灌云县的路上,突然接到连云港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新浦二大队的卢小姐告知电话“苏GK0380”车于6月10日15点59分在204国道瀛洲路段超速行驶,请收到通知后,到连云港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新浦二大队接受处理。
    刘成忠平素是个不温不火的人,做事慢慢腾腾,开车也这样,一时有些纳闷。从连云港市、县往返要经过204国道瀛洲路段,刘成忠经常开车走这个路段,但并没有留意到此路段有固定测速电子警察。而以往他也听到过有车主在这个路段被测速。
     他在咨询了卢小姐详细的“超速24%,罚两百元,到交巡警支队新浦二大队交款”情况之后提出质疑。“在城南路段好像没有看到测速仪?”但是卢没有正面回答他。
     当天下午,刘成忠从灌云回连云港市区,他特地留意了一下测速路段。
     在瀛洲南路段右侧,具体位于五圩查报站北约1.5公里、南城西山脚下,果然有一台小型电子眼测速仪隐藏在路侧花池背后,“斜眼向北略有偏西”,从南向北的过往车辆不注意观察不到。
    在人行道边的草坪上,一位年约50多岁,穿着保安服装的男工作人员坐在太阳伞下看守着这台仪器。
    据守候测速仪器的保安介绍,自己是连云港交警支队新浦二大队雇来的,除阴雨天外,基本上天天都在这里进行测速。 保安说,“每天有两百多辆车超速,数据有效的,也就是除超速10%以外不作处罚外,可以开出罚单的有一百至一百五十辆左右,每辆车罚款从五十至上千元不等。”
    他暗地算了一笔账:按照每天有一百五十辆车超速经过,那么这台测速仪就可以“创收”可达两叁万元之多,这还是单道计算,如果以正反道计算,那么每天至少可以开出四到六万元罚单,一个月下来,就是二百万元左右。但保安说,只放了一台,没有那么多机器,并说这台是小型的移动式的。
    江苏省公安厅有规定,移动测速必须放置在制式警车上公开测速。那么他们这样做“合法”吗?
     质疑“合法测速”
     6月14日下午3点左右,刘成忠驱车来到连云港交警二大队。
     在超速处理窗口,刘成忠看到工作台上排满了因“超速”接受处理罚款的告知单,这里一律称作《交通违法行为告知单》。
    刘成忠要求调阅“苏GK0380”车6月10日15点59分在204国道瀛洲路段超速行驶情况,最后,通知他的卢小姐从电脑里查到给他打印了“违法通知单”,刘成忠又一次质疑“移动”测速的合法性。
     正在此办公室的二大队长薛大队长声称该路段的测速行为完全合法。“我们是合法的,是有上级批文的,是省公安厅批的。”
    按照相关法规,被超速行车辆司机,有权质疑执法部门测速方式、测速仪器检定制度的合法性,并有权查阅相关文件。
    但当刘成忠提出看看该交警大队“违规”测速的批准文件以及测速设备检定合格证时,薛大队长却以每天接受处理的人员很多,没有准备备查资料为由,拒绝了刘成忠的要求。“到现在也没有一位被处罚人员提出过要查验文件资料,要看资料可到支队去。”
    刘成忠在这个路段跑车已有好几年,经常听到有车主和出租车司机对这段路测速有所抱怨,也曾听说连云港交巡警支队近两年来因违规测速,多次被媒体曝光的事情,这次他们又“明知故犯”的不按规定使用“移动式”测速仪进行测速,让自己的款不明不白的就被罚了。刘成忠认为:按相关规定,便携式移动测速仪应该安装在制式警车上,而这段路上的测速点只放上一个仪器,任何警示标志都没有,还隐藏在树草背后,明显有“测速陷阱”嫌疑。
    为此,刘成忠向相关法治媒体投诉,在媒体配合下,刘成忠于2008年7月11日得到了交警为了证明此次“测速合法”的相关文件。
    一份是江苏省公安厅交巡警总队给常州的《关于移动式测速仪被固定后能否作为安装的固定电子监控设备使用的批复》的文件,刘成忠认为就其文件表面就能看出文件不能对此次“测速问题”具有约束性。“一是文件制定日期为2008年6月24日,而‘测速事件’却发生在6月10日;二是文件是一份没有公章的下载件,不具备应有的法定性。”
    第二份文件是测速仪的《检定证书》,刘成忠请相关内行看出了多处破绽或疑点。
    刘成忠说,“《检定证书》共3页,第一页页码黑体字(1),第二页页码宋体字(2),第三页页码华文仿宋体字(3),这样的《证书》明显是拼凑的。其次,从检定证书检定内容上发现,检定单位的检测仪器(运动目标模拟装置RD-4)有效期是2008-05到2009-05,由此可见,该检测仪并不能检测2008年5月以前的仪器,而此《检定证书》的时间却是2008年3月24日,这明显证书是伪造的。”
    刘成忠的怀疑基本得到了验证。2009年元月20日,刘成忠托南京的朋友前往省计量研究所查询此证书的“存根”。结果此编号证书(L2008-2120996)存根上显示为:送检单位连云港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新浦二大队,检定时间为2008年6月23日,有效期一年。而二大队提供给刘成忠的检定证书上的送检单位却是连云港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沿海高速二大队,检定时间为2008年3月24日。
    “我们‘测速事件’发生在08年6月10日,而测速仪的检定合格时间却是两个礼拜后的6月23日,他们的执法怎么以合法,所以当我按规定要求他们提供检测仪的检定合格证书时,他们无法提供,后来无法回避的情况下,只能造假。”
    刘成忠由此加剧了对这次“测速合法”的怀疑。
    决定起诉交警
    因为刘成忠对测速的合法性一直怀疑,交警方面既不承认他的理由,也一直未作更“有效的法定性”答复,所以刘成忠就一直没有去交这笔罚款。但是今年元月7日上午的一件事却改变了刘成忠的想法。
    刘成忠说,那天上午10点40分左右,他和外地来的两位朋友刚从宾馆出来准备开车去灌南县,在市区一加油站突然被连云港新浦二大队的警车堵住,理由是他没有后牌。“当时我从后备箱内拿出后车牌对他们说,我后牌松了怕掉下,准备修一下上的,他们不听解释,说一定得处罚。”刘成忠还说,“他们还硬要检查我车的后备箱,当他们看到后备箱里两位朋友的包时,他们立即要打开。我说是朋友的,不能打,他们坚持要打开。我没办法,只得将包拿到朋友面前,他们最终还是当着朋友的面打开了包并进行了检查。”车上两位朋友莫名其妙地问检查的警察,查车牌为何突然改查行李,检查的警察冷冷地说,这是例行公事!“不知道他们公事有多大的范围!”刘成忠愤愤地告诉记者。
    当然,包是查不出问题的,可刘成忠没挂后牌,警察是不可能听从他解释的,最终,他们按最高处罚上限对他处罚了200元并记6分。
    对于此前很少发生这样“冲突”的刘成忠,这件事后一直处在担忧中。他细想,觉得交警对他这样,缘于对他“抗拒”测速处罚并敢于对隐性测速合法性质疑的报复!
    想到这里,平素不温不火的刘成忠突然憋了一肚子气,他决定起诉交警。“元月12日,我去二大队交上了‘测速’的200 元罚款,随即就委托了律师准备诉状。”刘成忠说。
    2009年元月13日,刘成忠以对方违反了公安部出台的《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工作规范》;国家《计量法》;《机动车雷达测速仪检定规程》;江苏公安交管部门2007年1月31日出台的“透明执法”苏公厅〔2007〕61号规定四项内容将江苏连云港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新浦二大队起诉到连云港市新浦区人民法院。
     庭辩“合法测速”
    2009年2月11日上午9点,连云港市新浦区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公开审理,众多同机参与了旁听。
    庭审期间,原被告进行了激烈的庭辩。
    被告认为对原告违法行为的取证是合法的,其主要理由是该路段两端设有“进入雷达测速区”告示牌及限速标志牌,测速仪是经过检定合格的,故不存在所谓的执法陷阱。
    而原告刘成忠则认识,被告纯粹是以“固定电子眼”的羊头,卖了“移动式电子眼”的狗肉。以此混淆视听,偷换概念,以牟取非法暴利!
    刘成忠说,路两端设有“进入雷达测速区”告示牌及限速标志牌,这是为使用固定电子警察测速而规定的。而被告在该路段使用的测速仪是安徽蓝盾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LDR-8A型便携式移动测速仪,这种移动测速仪进行测速,省公安厅、公安部都有明文规定、规范。第一,省公安厅,苏公厅〔2007〕61号《“透明执法”五条措施》中规定,使用流动电子警察测速的,一律使用制式警车公开测速。第二,2006年1月1日公安部制定并实施了《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工作规范》,对测速设备及查处方式都做出相应的规定。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需要在路肩上设置测速点的,应当在测速点前方200米处设置警示标志、警示灯。测速点与查处点之间的距离不少于200米。移动式测速仪不按照部、省厅相关法规文件的规定进行测速,都属于违规违法行为。
    关于被告拿出的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给常州的批复,并特意提出“批复中明确使用移动式测速仪固定在某一点段进行测速,应视为固定测速”的证据,原告刘成忠认为,这份文件足以证明有以下问题:一是被告承认使用了移动测速仪;二是文件是没有公章下载的非正式的文件,不能产生相关法定效果;三是文件是批给常州的,不是批给连云港的,更不是全省下发的;四是即便文件有其法定效应,但文件是2008年6月24日下发的,而原告被测超速是在6月10日,应该不在文件约束范围内;五是退一步讲,即使文件是真的,也在全省下发,但从文件的抵触约束权上看,是否与省公安厅和公安部相关文件规定相抵触,如有抵触以国家文件规定为准。显然,上述文件是与公安厅“五条措施”和公安部文件相抵触的。
    至于答复中的“使用移动式测速仪固定在某一点段”也是表述模糊,是绑在树上,或者固定于公路上方的横杆上,还是固定于路肩上,或者是只要固定,什么地方都行?至于固定一词也值得推敲,是相对暂时固定,还是相对永久固定,或者像规定中的永久性固定?
    “事实上,本案中的移动测速仪是雇用人员进行‘朝放夕收’,至于地点更是随意性很大。这种违规的测速就能称为‘固定测速’吗?回答是:肯定不能!”
    令原告更没有想到的是,审理期间,被告又提供了一份与首次提供给他不一样,同时也与省计量检测单位存根不一致的第三种版本的《检定证书》,证书编号(RL2008-2120996)。
    综上,刘成忠认为,连云港交巡警支队新浦二大队此次测速没有合法性,其行为违法违规。
    因案情特殊,法院没人当庭判决,只得宣布暂时休庭,择日再审。可开庭的第二天即2月12日,主审此案的李法官却主动找原告刘成忠谈话,要求他与交警方面和解协商处理。刘成忠说,由于他对撤诉没有表态,他的车也卖不成了,因为他的车档案一直在他们手上不给,致使他的车无法过户。
    2009年3月22日,刘成忠在法院的协调下同意对“违规测速”案撤诉并与被告达成如下协议:1.被告同意将原告(苏G-K0380)轿车的所有违章网上记录全部删除,不罚款,消除原告驾驶证的扣分记录;2.退还原告200元罚款,承担律师费及相关诉讼费用1000元;3.原告因考虑多方关系,同意撤诉协调处理,但被告的下属部门以后不得对原告进行打击报复,如被告不守信用,原告保持行政诉讼权。
     取缔“恶意执法”
    “6.10测速陷阱”案最终以调解结果而告终。
    尽管不能算是完全的胜诉,但从行政诉讼角度,从法律理论意义上,原告的确胜了。不管连云港交警方面在此次测速事件中是全部违规还是部份违法,但只要其中一个环节是不合法的,那它的行为显然就是“非法”性的。因而,它经不住遮掩、推敲,经不住质疑、责讯,更经不住法律的审判。因而,连云港交警部门此次行为逃脱不了“非法性”,其败诉的命运是注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刘成忠状告连云港交警部门“测速陷阱”案,对结束连云港交警部门屡撤屡设的“测速陷阱”并让它就此正式寿终正寝起到了决定性的里程碑的作用。
    在记者追踪调查中,许多专家认为这样的“非法”执法行为,必须迅速纠正。如果全国有类似连云港交警的这种执法有罚款和警察的利益因素在其中,这种行为就有布设“执法陷阱”之嫌,可能是一种“恶意执法”。交警部门当以此为戒,司机们也有理由质疑并通过相应途径纠正违法,并通过相关程序追回被非法罚去的钱财。
    北京市政协委员刘永泰指出,目前交管部门用于公路管理的电子眼存在诸多问题,电子眼的安装使用缺少规范,弊端多多。有的电子眼安装隐蔽,有的虽然架设在公路上方,但并没注明“前方测速”字样,有的是固定与移动测速点设置混淆不清,这与“阳光执法”的要求相悖,同时也不利于人性化执法的开展。“电子眼装了,有助于解放警力,协助提高道路交通执法效率。但是,对电子眼协助执法取证中相关社会问题的调查研究决不能放弃,不能一装了之。违章罚款毕竟只是交通管理的一个手段,不是目的,不能为罚款而罚款。否则,就与法治精神相背。
    不过,令人欣喜地是,公安部2008年12月25日宣布新修订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已经在今年的4月1日正式实施。新规定对电子眼测速作了阳光性的规定,相信“恶意执法”会在新规定中“无处遁形”。 
    ●后记
    近日,发生在上海的“钓鱼执法”事件,终于在媒体和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下得到如愿的结果,当事人孙中界也以剁指请求清白最终换来了公正。然而,当孙中界每每看到断指后愈合的伤口,那摧心裂肺的历史一幕在其心灵上产生的隐痛怎么会让他尽意忘记,同样让我们每位有道德良知的公民不得不从一次次的血的教训中又多了一份对社会公平正义担忧与思考。
    事实上,人们一次次承受着诸如孙中界面对政府执法部门给予不公处理时的无奈,一次次通过媒体舆论显示社会的公众力量,而一些执法部门长期屯积的自身背后的利益黑洞,却始终增长对民众权益的漠视,甚至不惜对公民人格、尊严的践踏!
    本文中的主人公刘成忠从遭遇“测速陷阱”到通过媒体维权,再从他认为的“交警报复”到起诉“交警”,最后尽管是通过法庭调解,在“交警”给予退回罚款,消除扣分及违规记录后撤销起诉而算是胜诉的情况下却又无奈的变卖了车子,并决定不再在这片土地上从事驾车行当。整个过程,愰若演戏,台前幕后,潜词暗影,直将公平、正义的法律演变成“精彩绝纶”的“妖魔化法律”。
    连云港交警部门有常年违规测速的历史,在“执法经济”、“一本万利”的利益驱动下,迷失了执法尊严,忘记了为人民服务的灵魂。对于人民的舆论批评和媒体监督,始终采取置若罔闻,致使“测速陷阱”屡撤屡设,并任其滋生泛滥。不但长期不按相关法律规定进行合法测速,而且为了抵抗媒体正当监督,甚至不惜知法犯法,伪造测速仪假合格证书为其测速不合法寻求开脱。令人更为难以置信的是,连云港交警部门,因“违规测速”、提供前后不一的检定文件而面对法律感觉理亏时,请求法庭给予庭外调解,并以抹掉原告包括此次“违规超速”在内的一切其他交通违规记录作为给予原告的撤诉条件,这充分说明了,公共的执法权力,已经被他们肆意肢解,切割成“唯经济是图”部门化权力,切割成“唯部门利益化的”个人化权力。而政府的公信力、法治的尊严度、社会的公德意识在他们眼里已经降为次要,抑或是一钱不值。
    当然,连云港交警部门能坚持长期“违法测速”,也有其广泛的“执罚经济”理论根据,陕西就有一位完成不了“罚款任务”而自杀的警察,这说明了把为民执法与自身经济利益结为一体,这样的执法必然妖魔化,在利益的驱动下,牺牲掉的只能是大多数人的利益,从而与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背道而驰。
    法治,应该依法而治,执法者正大光明地执法,守法者获得法律的保护,违法者心甘情愿接受处罚。
    上海“钓鱼执法”事件中的孙中界的激烈抗争和本文中的刘成忠,都是想维护自己的权益,他们表达了每个公民对自己权益的维护,客观上也是对公民权益的整体维护。但他们结果有共同之外的不同,孙中界彻底的胜利了,“钓鱼执法”也到此为止了;而刘成忠的胜利还包括“错误的胜利”,交警部门为了不受公正的审理,连他的应该罚款的记录也给“随意”地抹去了。刘成忠虽然偶然的胜,却从中看到了这种“随便性”是他后来的潜在危险。所以他卖了车,也没能阻止连云港“测速陷阱”继续。
    我们这个社会多一个孙中界,就多了一分维护公民权利的力量。写在法律上的权利,只有变成我们每个人生活的信条,才有可能变成我们的实际行动。孙中界做到了,他虽是一个“小人物”,但他不妥协的精神,比我们很多外表光鲜的人要强得多。正是孙中界的激烈抗争,才有了“钓鱼执法”事件的真相大白。
    然而我们是不是非要到“开胸验肺”、“自断手指”等激进的事件惨烈出现后,才引起社会警觉,引起重治?
    转载(http://www.xjaqjy.cn/news.asp?id=2075)
    
江苏交警“设陷阱”非法夺取车主上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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