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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老红军、老干部为遵义驻京办一案集体发声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0月27日 转载)
     记者 李新德 侯力
    
     (博讯 boxun.com)

    “为了我那死不瞑目的老父亲,为了遵义那数百名集体签名的老干部,就算让我死,我也要把流失的巨额国有资产要回来!”望着火车车窗外的蔼蔼暮色,贵州省遵义驻京办副主任张抗美坚定地说。行驶了一天一夜,火车在傍晚时分进入贵州境内,车窗旁的张抗美静静地坐着,像是陷入了无尽的沉思,紧皱的眉心、嘴角的细纹似乎正在讲述她多年上访的艰辛和苦难。
     从北京乘火车到贵阳,然后倒车至遵义,共需要30多个小时,象这样的旅程,张抗美往返了一次又一次。让她始料不及的是,为了追讨驻京办在京购买办公用房时多付的100多万购房款,8年来,这归家的旅程走得一次更比一次艰难。
     7月中旬,记者先后接到北京律师蒋援民、张宾、任大农等人发来的邮件,信中讲述了一个老红军女儿,现任遵义市政府驻京办副主任张抗美代表遵义的数百名老干部(有老红军、老八路、老专家、老教授),为了追讨流失的100多万元国有资产,坚持8年不断上访的事情。后来在律师们的帮助下,记者找到了张抗美,为了进一步了解事情的真相,7月底,记者和张抗美登上了开往遵义的列车。
    张抗美在遵义驻京办已经工作了十几年,作为一名曾获得过贵州省“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的老红军的女儿,她从小就接受了父辈们实事求是的道德教育,更秉承了父亲作为一个老革命者的坚忍不拔精神。否则,很难相信在这充斥着暴力威胁和精神虐待的8年中,她能够坚持不断的奔走四方、大声疾呼。
    
     事情的开始要从1998年底讲起,那年,北京市有关部门在调查一起经济案件过程中,暴露出她们单位——贵州省遵义市政府驻北京联络处(原贵州省遵义地区行政公署驻京联络处。简称“遵义驻京办”)于1995年在北京市购买办公用房时,多付款100多万元的问题。
     当年,北京的办案人员出于正义,在办案过程中为遵义提供了购房时各种购房多付款的证据。中国法学界几位著名刑法专家和北京的几家律师事务所对所有证据进行分析论证后,给遵义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中明确指出:“遵义驻京办当年购房只需197.82万元,而实际上支付了310万元,多付款121.96万元是既有法律依据又有事实依据的,这严重损害了遵义人民的合法权益,遵义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收回该款,挽回国有资产损失,并严肃查处多付款中存在的腐败问题。”
     在了解了事情真相后,一直对工作尽心尽力的张抗美认为收回多付款是自己的职责,就按照法律专家和律师的意见去组织收回款项,但让她始料不及的是,遵义市主要领导对于追讨款项的正当要求不但不支持,还对她打击迫害:调离了她在北京的工作,撤销了她副主任的职务、停发工资数月,克扣了她为开展工作垫付的几万元报销款;并且还不惜牺牲工作为代价,有组织、有领导的对她分管的工作进行恣意破坏。其间,更遭到部分与多付款问题有牵连的人的集体殴打,张抗美的背部至今还留下一个碗口大的伤疤,未能痊愈。后来在上级领导的关注和老干部们的呼声中,遵义市勉强恢复了她在办事处的工作和副主任职务,补发了工资,但对几万元的报销款,先是借口经费紧张过一段解决,后又要求她在遵义市纪委对这个问题的《调查报告》上签署“同意”的意见后,才给报销,这理所当然的遭到张抗美的拒绝后,至今未报销。打人凶手也没有得到处理,连她被打伤后治疗的医药费都没有责成打人者支付。
     1999年的春天,在遵义开展的“三讲”教育活动中,悲愤的张抗美将此事告诉了她的老红军父亲以及遵义的部分离退休老干部和部分在职党员干部,于是,士在会上要求遵义市领导在“三讲”教育活动中解决这个问题。
     在多次口头反映无果的情况下,遵义的几百位离退休老干部自发的以集体签名的形式,联名呼吁支持张抗美,并不断向上级组织举报、上访。
     张抗美同志的父亲,老红军张光昭生前曾不顾90多岁高龄,多次自费赴京上访,这位曾受到不同时期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并合影留念的老红军反映的问题,也多次引起中央高层多位领导同志和国家有关机关的重视,一次次批示甚至打电话要求严肃查处。
     在遵义的采访中,自1937年起参加革命,现年88岁的革命老干部眼含着热泪告诉记者:“这都是人民的财产啊,一定要收回来!我们跟张抗美也不沾亲带故,支持她收回款完全是为了老区人民和维护党的威信啊!遵义对法律专家的意见不采信,不去收回款,还声称花了几十万的巨款去调查案子。这件事很不正常!”
     然而,老干部们的呼吁、张抗美的奔走,换来的是遵义市以组织的名义,给签名的老同志们“作工作”、“打招呼”,甚至威胁。为此,老干部和他们的子女们都感到很大的压力。
     更猖獗的是,2002年的7月,在中央高层多位领导几乎是同时在老红军张光昭的上访信上作出重要批示的情况下,遵义市还以召开大会的形式,将部分签名支持收款的老同志们召集起来施加压力,会后要每个人都签名,表明对此事的态度。企图掩盖问题的目的昭然若是。
     “这个案子改变了我后半生的命运,我现在生命的意义就是完成这个任务。我个人受点委屈还算了,累及这么多老同志和家人,让我深深感到不安。尤其我那可怜的老红军父亲及1941年就参加革命的母亲,在他们最后的日子里,都是在为我提心吊胆的精神状态中渡过的。1999年底,母亲在得知我在北京遭到迫害时,让人抬着她去找相关领导反映情况。2001年8月,当得知我在联络处遭到打击报复致伤后,母亲病气交加,离开了人世。我因伤重在京治疗而无法返遵奔丧,未见我母亲最后一面。”张抗美背对着记者,哽咽着。
     随后,她长长地出了口气,接着说,“当然,我们今天力尽千辛万苦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依法办事的举动,如果对改变某些地方长期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现状;对重视法律、尊重法律证据、推动国家的法制进程;对遏制腐败现象的继续滋生;对打击腐败分子和包庇者的嚣张气焰等方面起到小小的作用,也是值得的。”
    2003年元月,在这位老红军去世前的一段时间里,张抗美返遵伺候在他的病床前。老父亲眼里噙着泪水,拉着自己小女儿的手,憧憬着彻底查处这个案子、获得胜利的那一天,却始终没有说一句言退的话……
    在一份由张光昭同志亲笔写下的“临终备忘录”里,记者看到这位革命了一辈子的老红军仍在恳请各级领导关注,老干部们继续支持,并希望能尽快收回多付款项的言语。
     1930年8月15日参加红军队伍,由江西兴国出发参加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现已90多岁高龄的原遵义地委(现遵义市委)王书记激动地告诉记者:“每次获知张抗美同志的情况,我都会直接把相关材料转给信访局,然后直接交到市委书记的手里。我们有责任帮助老百姓追回流失的国有财产,何况100多万呀,遵义老百姓的血汗钱呀,谁敢作主说扔就扔了,遵义人民不答应!”
     在八年上访的过程中,张抗美得到了北京市、贵州省、遵义市社会各界人士的长期支持。“如果不是这些好人的帮助,我根本坚持不了这么长时间。当年真的好苦啊,有问题的人和包庇他们的人公开叫嚣着‘张抗美告诉你,这个案子有问题,但我们可以把它操作成没问题,等有关部门结了案,看你们怎么活!’。听到这些话,我几次想在遵义驻京办自杀算了啊!但我一想起我父亲和老同志们期盼的眼神,我的斗志马上就来了。”
     八年中,在京的老干部们一直关注着这个问题的解决,奔走呼吁,不厌其烦的向中央领导反映情况。有的还来不及看到结果,就已经作古。
     八年中,北京的多位著名法律专家和多家律师事务所、律师们(仅2004年11月,在全国又一个“12.4”法制宣传日即将到来之时,北京三家知名律师事务所和数名律师以集体盖章签名的形式,为张抗美同志提供无偿法律援助)一次次的调查取证,论证,并联名出具《法律意见书》,明确表示愿意义务帮助遵义市收回多付的款项。
     而此事也引起全国媒体的关注,1999年11月23日,《法制日报》(读者来信内参)以《遵义驻京办事处是谁的“办私处”》,2000年5月18日,又以《遵义市领导不收回流失的国有资产为哪般》为题,向中央反映情况。2000年12月1日,《工人日报》以《遵义驻京办购房迷雾何时消散》为题,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做了公开报道。
     2005年元月17日,在全国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由于遵义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强烈呼声,遵义市市委书记终于签署了同意收回多付款的批示。
     为此,北京市愿意为遵义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们又于2005年2月20日给遵义发去《法律意见书》,请求相关领导尽快办理委托手续,以便进入法律程序,收回多付款。但是,让张抗美和律师们失望的是,几个月过去了,仍然没有得到遵义领导的答复。
     一个小小的案子,证据之确凿,事实之清楚,时间跨度之长,中央领导关注之多,群众呼声之强烈,媒体曝光之频繁,问题却始终得不到解决,实在令人惊叹!用遵义老干部们的话来讲“拖了这么长的时间了,这批准收回款的字怎么就这么难签呢?”
     今年5月1日,新修订的《国务院信访条例》开始在各地实行。5月21日,张抗美又给遵义市委书记写出《关于再次要求授权收回购房多付款》的报告,报告请求遵义市委书记按照《信访条例》有关规定,就收回款问题召开“听证会”,并及时答复。
     然而,从5月1日到今天(8月10日)又过去了整整3个多月,张抗美和遵义的老干部们仍在苦苦等待,等待着这份迟到了8年的公正!
     采访中,老干部们都很气愤,但一点都不气馁,对这个问题的最后解决充满信心。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原遵义地委副书记、遵义地区行署辛专员充满信心地说:“这个问题一定会解决,一定能解决。越拖,对领导者们越不利、越被动。”
     他透彻地分析说:“这是个执政能力的问题。这个案子和现在遵义的领导没有任何关系,案发时的市长是现在的书记。当初听到反映这个问题时,老同志们的态度非常明确,没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多么严重的问题,也没有一个人说张抗美反映的问题不对,我们认为很好解决,收回款不就解决问题了吗?但没有想到的是,后来出现了许多不实事求是的现象,现在领导也很被动,要想解决,又怕承担案子后面一系列的责任,所以,只好一拖再拖。”
     “多次召集我们开会,事前也不告之内容,等去了才知道又是给我们作工作,同意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调查结论,有证据证明的4000元/平方米的房子非要毫无根据的说成是6000元/平方米,这样的结论我们肯定不认同。”
     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红小鬼”,现已70多岁高龄,原遵义地委老干部局李局长告诉记者:“几年来,只要遵义召开大会小会,我们老干部都要在会上反映这个问题,不管他们听不听。”记者笑着问:“你们说了这么长时间领导也不理睬,还要坚持说?”老干部坚定地说:“说,一直说,他们总有一天要听。”
     返京后,记者见到了一直关注这个问题的法律界人士们,他们对遵义领导的作法,也百思不得其解。他们说,在全社会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这种现象实属罕见,是以“权”代“法”的典型。遵义领导企图用遵义纪委调查认定的购房过程中没有个人“谋私”问题的结论,来推翻经法律认定的100多万元购房款问题的作法,如果不是别有用心,那就是典型的“法盲”。因为党的各级纪委机关的权限只能是查处党员干部的违规违纪问题,和法律是两码事。何况购房多付款里的腐败问题早已浮出水面,遵义纪委故意包庇这个问题是一目了然。退一万步说,就是购房中个人没有“谋私”问题,因渎职或其它原因造成的100多万损失也应该挽回。
     蒋援民律师说,张抗美和遵义的老干部们现在进行的是一项“维权”的“公益”斗争,这对推进国家的法制进程有着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
     在遵义采访期间,记者首先来到遵义市市委希望了解事件情况,然而,门口的保安人员拦住了记者。当记者说明来意后,这名保安电话通知了市委办公室相关负责人。
     在大门口等待了二十分钟后,记者被保安告知说,办公室二科的黄科长说“这个事情是由市政府负责的,跟我们市委没有关系,你还是去找市政府吧!”
     随后,记者赶到了位于遵义市市郊新建的市政府大楼。十几层的豪华市政府大楼依山而建,门前有闪光的雕塑和一个足有两个足球场大的翠绿草坪。
     在大楼的九层,记者询问了若干工作人员,当这些政府人员得知是为了采访“多付款问题”的时候,脸上大都露出一种若有所思的表情。在市政府办公室综合科等待了几十分钟后,记者始终没有找到能够“说明此事的人”。
    最后,记者只好将自己的联系电话和邮箱地址留给了遵义市政府接待我们的同志,并表示希望能够尽快得到市政府关于此事的情况说明,但截止发稿时止,记者没有收到任何遵义方面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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