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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进入黑势力活跃期 打黑须有方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0月17日 转载)
    
    来源:中评社
     (博讯 boxun.com)

    连日来,重庆市声势浩大的打黑行动举世瞩目。这几天该市接连开庭审理各黑恶犯罪团伙,使得横行不法、隐藏多年的这类罪恶组织陆续浮出水面,一时间公众为之震惊。实际上,这是全国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具体成效的最新展示,也是中国整治社会治安、构建和谐生活的一次检阅。
    
    黑社会,英文为“underworld society”,是与现实社会相对应的、具有严密组织结构与奖惩规范的反社会地下组织。现代黑社会日趋组织性、经济性、政治性,危害性很大,国际社会将其认定为“有组织犯罪”,俗称黑帮组织。
    
    21世纪伊始,已销声匿迹的海盗重新出现,并成为更加凶恶的跨国黑帮集团。其隐蔽性、组织性、科技性和一条龙式的犯罪作案手段,惊悚全世界。长期以来,黑社会一直是暴力与冲突的代名词,也是困扰各国政府的难题。由于中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滋生黑恶势力的土壤和环境依然存在,各种社会消极因素和社会矛盾明显增多,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助长黑恶势力的滋生和发展。
    
    2006年2月,中国政府根据维护社会稳定面临的客观形势和社会治安面临的突出问题,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各地区、各部门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向黑恶势力发起凌厉攻势,取得了明显成效。三年多来,全国公安机关共侦办涉黑案件1267起,打掉恶势力13000多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9万多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10.8万余起,缴获各类枪支2700多支;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涉黑案件1053起15135人;法院一审以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名审结1171件12796人;司法部门对196名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实行跨省异地服刑。全国“打黑办”副主任、中央政法委综治督导室主任胡增印说:“全国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狠狠打击了黑恶势力的嚣张气焰,有力促进了全国社会治安的持续稳定。”
    
    在3年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中,突出取得了多方面成果:
    
    一是摧毁了盘踞在建筑工程、矿产开采、交通运输、批发市场等领域的涉黑组织400多个,打掉了一大批霸占市场、垄断经营的恶势力,扣押涉黑资产40多亿元,有力维护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
    
    二是铲除了3800多个横行乡里、欺压百姓的农村恶势力。对一些黑恶犯罪突出、社会治安混乱的农村地区进行集中整治,清除了极少数依靠暴力、贿选手段及宗族势力上台的黑恶“村官”等,巩固了农村基层政权。
    
    三是深挖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依法追究了179名“保护伞”的刑事责任,依党纪政纪严肃查处了极少数腐败分子。
    
    严格地说,新中国60年来,迄今并未认定境内存在黑社会组织。从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中国一方面由于物资匮乏,遏制了以攫取非法利益为目的的犯罪,在普遍贫困基础上的平均主义,缩小了人们之间财富和社会地位的差距,也在很大程度上弱化和消除了人们结成犯罪帮派、谋取非法利益的动因。加以强有力的社会管制,遏制了严重恶性犯罪的发生。可以说是经历了一段黑社会犯罪的空白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秉松认为,“当时干部和官员的廉洁,对遏制黑社会性质犯罪的产生,也有不小的作用。”
    
    到70年代末,随着政治和经济的开放,急遽的变动促使社会稳定和治安转趋恶化。城市中的团伙犯罪尤其突出,多次出现震惊全国的重大刑事案件。刑事案件以1978年54.8万起为基数,至1981年,平均年增加10万多起。仅1979年8至10月间,北京、天津、上海就发生凶杀案99起,强奸案141起,抢劫案616起。刚刚复出担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彭真,在一次全国公安厅局长小型会议上首次指出,当时的犯罪团伙就是黑社会。1983年,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提出在全国开展第一次大规模“严打”。1986年3月,公安部明确把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列为最主要的三个打击重点之一,这是全国一次打黑行动。当时在辽宁锦州破获了一起5人犯罪团伙,其中4人是铁路公安民警和保卫干部。这些人在8年时间内,结伙作案38起,而单位领导全然不知。
    
    对于“黑社会”这个说法,公安部内部通过讨论,认为这一时期只存在少数“黑社会性质组织”。在南方地区,随着边境的开放,港澳黑社会分子开始向内地渗透、吸收成员。到1982年,深圳已查实黑社会组织成员76名。1989年,深圳查获潜入的港澳黑社会组织46个,成员280多人。港澳黑社会组织的进入,使内地松散的犯罪团伙开始具备完备的组织结构。在深圳查获的一个以青少年为主的团伙,有10条帮规,设“帮主”1人、“护法”2人、“少爷”7人,由“少爷”分别负责7个“堂口”。境外黑社会渗透与境内犯罪团伙,成为中国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源头。1990年,中央政法委指出,“犯罪团伙急剧增多,并且愈益向黑社会组织演化”。值得注意的是,1992年破获台湾“四海帮”黑社会组织渗透案。该帮会还策划将总部迁到上海,并为此在广州、青岛、厦门等地设立了联络员。公安部刑侦局于1993年成立了有组织犯罪侦查处,现任刑侦局局长杜航伟曾在90年代后期担任该处负责人,并督办了张子强跨境黑社会犯罪集团等大案。
    
    在公安部及至法律界,关于“有组织犯罪”性质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一部分专家、官员认为,中国特殊的政治制度决定了只存在“黑势力”犯罪。境外典型黑社会组织敛财的毒品、卖淫、赌博等渠道,在中国不可能公开化,黑社会组织无法凭借经济实力形成强大的社会势力。更重要的是,境外多党制促使政治派别借助外力,使黑社会组织容易向政治领域渗透;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的政治体系决定了不可能出现黑社会组织。而由多位法律界专家及中国公安大学有关人士组成的课题组,出版了《中国有组织犯罪研究》。该书断言,中国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向黑社会犯罪组织转化,并将最终发展成为跨国犯罪组织。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秉松警告说,香港、澳门警方都曾一度低估了黑社会犯罪的严重性,纵容了黑社会势力的发展,以致造成严重危害。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最初对猖獗的黑帮活动也进行保密,没有公开揭露和打击。这些都在客观上助长了黑社会势力的发展。
    
    新世纪的第一年,河南商丘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李铁良公开致书该市公安局长,气焰嚣张地声称:如公安局启动打黑,他就在10天内取对方的人头。2000年12月,全国再次掀起“打黑除恶专项斗争”,这是70年代以来首次开展大规模全国性打击涉黑犯罪。反黑风暴让一些90年代初甚至更早就跻身黑恶势力者“离开一线”。这些人分道扬镳,一部分人彻底“洗手”,另一些人则退居幕后,操纵帮会头目。近些年,随着社会经济各种矛盾的累积,蛰伏的黑恶势力沉渣泛起,再度横行。这也是2006年以来中国政府持续不断展开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缘由。公安部日前公布了全国“打黑办”查缉一批横行京、冀、辽、黑、豫、粤、渝七大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典型案例。
    
    重庆市今年7月以来的打黑除恶行动,已破获14个主要黑恶团伙,19名首犯先后落网,100余名骨干成员全部缉拿归案,成功抓捕涉黑涉恶团伙成员超过1500人。该市公安局长王立军说,重庆涉黑案件的总体特点是时间长、跨度大、背景深、人数多、质量高、影响恶劣。特别是一些黑恶组织已有“合法”外衣,以商养“黑”,以“黑”富商。在被捕的19名黑恶团伙头目和骨干分子,几乎全数拥有企业或在企业担任管理职务,一些涉黑人物还有着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身份。多名地方公安系统负责人涉案落马,包括身居高位、与黑恶组织头目称兄道弟的重庆市原公安局副局长文强。何秉松认为,已经有充分的理由和事实证明,中国不仅已经出现了典型的黑社会组织,而且在局部出现了“黑金政治”。政治权力与犯罪势力的勾结,已不再是单纯的保护和被保护关系。“从更深的层次来看,极少数官员实际上已成为黑社会组织的组成部分,而后者已掌握了合法的政治权力。”涉黑腐败破坏社会政治稳定,导致腐败滋生蔓延,形成黑金政治、破坏民主,公开与政府对抗、造成个别基层政权变质。
    
    的确,形势是比较严峻的。胡增印承认,“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黑恶势力犯罪仍将处于活跃时期。”中国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孟建柱强调,必须建立政法机关与工商、税务、建设、国土、金融、文化等部门协作配合的工作机制。一方面继续保持主动进攻的严打高压态势,依法严厉打击各种黑恶势力犯罪活动。坚持突出重点,狠狠打击作恶多端、危害严重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坚持打早打小,坚决把黑恶势力消除在萌芽状态,防止其发展坐大;坚持深挖“保护伞”,彻底摧毁黑恶势力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加强对刑释解教等重点人员的管控、帮教,防止其重新违法犯罪;加强反腐倡廉工作,防止国家工作人员被黑恶势力拉拢腐蚀。另一方面实行打防并举、标本兼治,最大限度地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发展的土壤和条件。显然,有必要改变迄今公安为主、政法系统独立反黑的局面,才能形成全方位、全社会完善的打黑机制。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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