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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达士:水污染突破人类承受的底线之14---1500万人暴露在砷中毒危害病区 每年因癌症死亡16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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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8月07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陶达士 09-08-07
     (博讯 boxun.com)

    随着污染导致30年来中国的癌症上升了465%,公共医疗的缺欠与环境污染蔓延对人们造成的伤害越来越严重,其背后的法律漏洞与制度拖累也越来越明显.
    
    2005年的公款吃喝丶公费出国和公交车消费的14085亿元支出占了财政收入4万亿元的35%,居世界第一.从以下几篇文章人们可以看到,如此高额的支出,换来的却是如此低劣的公共服务:
    
    "没有权威的专门的环境医学研究机构可以担当起污染损害健康的认定工作。"
    
    "中国针对污染损害赔偿的现行法律不是滞后就是空白,造成了排污企业推诿,当地环保部门不作为,受害者却无可奈何的维权困局。"
    
    "至今没有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没人有资格代表公众担任诉讼主体,就肇事企业破坏公共健康追究更严厉的法律责任。"
    
    "中国大部分地区地下水超采现象严重,造成地下水位下降,农村已有的饮水井逐渐报废。"
    
    "2002年以来,“癌症村”、“怪病村”现象在中国各地频频出现,"
    
    "中国力推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医疗对农民的医疗保障作用,近似微乎其微。"
    
    .......
    
    没有世界通行的反对党制度,执政党官僚层日益加速僵化,沉迷于用美丽辞藻代替行动,用虚假数字掩饰太平的自我欺骗之中;庞大的问题每天每月每年都在积累和膨胀,无法得到根治和缓和.
    
    请看下文:
    
    
    [中国近百癌症村悲歌:数万病患或被牺牲]
    
    2009年4月29日 [天涯博客] 记者 邓飞
    
     北京脚下死去的村庄
    
     在距离天安门不过50公里的夏垫村,冯军的女儿只是众多污染受害者之一。
    
     沦为“癌症村”以来,村里一些富裕的村民搬去了镇子或更靠近北京的燕郊,“走不了的人,只能在这里等死”。村庄里弥漫着一种自弃的气息,卫生巾、塑料袋丢得到处都是,狗、猫、牛等活物一趴就半天不动,了无生气。
    
     从繁华的首都乘车一小时来到村里,似乎走入一个遗失世界。
    
     只有污水汩汩流淌。从距冯军家30米的金铭公司酸洗车间流出,通过地下管道流淌约500米,进入流经夏垫村的鲍邱河里。
    
     夏垫村东、西、北三面临河,正处在鲍邱河的包围之中,最多的时候有3000多人。2009年春天,这条河流乌黑,横七竖八躺着几根枯枝,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恶臭。河边没有一只活物,死一般寂静。
    
     10年前,这条河流还可以摸到鱼,村民们在码头上洗衣。但一切在2000年后变成记忆。
    
     鲍邱河源起廊坊三河、密云界上,向南流经北京通州、廊坊燕郊、河北夏垫镇包括夏垫村在内的多个村庄,最后沿东南方向经宝坻林亭口至八门城汇入蓟运河。
    
     2004年,大厂县环保局在一份报告里称:夏垫镇4个轧钢厂、杨广起2个造纸厂和燕郊的污水是污染鲍邱河的“主凶“。
    
     环保局介绍说,两个造纸厂都是熟料,所排出的水不含有毒有害物质。燕郊镇和4个轧钢厂都上了污水处理设施,并由专人进行管理,处理后的污水通过了省、市局多次的检查和检测。
    
     如环保局所说,上述污染源都安装了污水处理设备,且都达标,那么鲍邱河的污染到底来自何处呢?县环保局承认说,“可能出现治污设备运转不正常、时用时不用、偷排偷放等现象”。
    
     曾在轧钢厂里工作的村民举报说,污水处理成本较高,轧钢厂能不开机器尽量不开,外界却无法监督。
    
     鲍邱河由此变成一条令人生畏的河流。
    
     村民左金兴曾捞起一条死去的鲤鱼,扔给狗吃了,狗当时就死了。从河里抽取的河水令庄稼几乎绝收。一些村民扛着玉米秸到县政府上访,称河水杀死了麦子和玉米。
    
     一个村民家的孩子被发现患有重度贫血,邻居家的孩子也被确诊是同一病症,血液里发现了有毒颗粒。
    
     2007年,有媒体公开了一张夏垫村的死亡不完全名单:在不到10年时间内,有30位村民死于癌症或白血病,死者年龄大约在55至60岁之间。鲍邱河沿岸的南寺头村、马坊、芮屯、赵沟子、诸各庄、韩家府、金庄、后店等村庄都有人死于癌症,且呈现递增趋势。
    
     众所周知的是,河流通过土壤的细孔和缝隙不断对下渗透,污染地下水,而地下水在黑暗地带漫游运动,直接进入村民们的水井或者以泉水形式涌出。
    
     2007年7月,大厂县环保局局长常广利承认,村庄的浅层地下水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夏垫村之前共用一口80米深的水井,但发现了井水变红,惊恐的村民们找政府出面处理。金铭公司出资打了两口300米深的深水井。
    
     作为安抚,金铭公司在夏垫村的庄稼地里打了十几口100米深的水井,抽取地下水直接用橡胶水管浇灌。村民们认定连接鲍邱河的引水渠今生今世再无可用之处,就在渠里种上一排白杨。
    
     最后的地下水
    
     夏垫村开始深刻依赖地下水,村庄各个角落都写着“打井”的小广告。越来越多的地下水被抽取后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村民左瑞龙说,之前抽水浇灌两亩地只需6小时,去年开始变成了8小时,村民由此增加了100多元的电费。
    
     但最令环保专家们忧心的是,这条被深度污染的河流每一天都在累积新的化学物质,在空气、阳光和水的作用下或可发生一些险恶、不为人知的毒效转换和叠加,变成一个更危险的化工实验场。
    
     除开若隐若现的污染威胁,夏垫村是一块洼地,每逢下雨,鲍邱河就会暴涨横流,污水覆盖整个村庄,令村民无处避难。
    
     村庄为弥足珍贵的300米深井修了一间房子,上锁,雇人定时向全村供水----夏天每日放三次,其他季节每日放一次。
    
     这口井抽取井水后通过管道分送到村民家,未有净化或监测,谁也不知道这口井的水是不是也被污染。但没有人愿去触碰这个问题,左瑞龙说,如果这口水井都出了问题,村子就完蛋了,“现在大家都不愿意去想”。
    
     在关注饮水安全的学者眼中,夏垫村的水井故事再现了中国农民们被化工污染追逐的逃亡路数----在地表水被污染后,村民不得不抽取地下水,而地下水正在萎缩和处于险境。
    
     一直关注中国农村饮水安全问题的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胡和平称,中国大部分地区地下水超采现象严重,造成地下水位下降,农村已有的饮水井逐渐报废。华北平原深层地下水超采区面积77153.35平方公里,占华北平原深层总面积的62.69%。
    
     更严峻的是,地下水也在开始被渐次污染,夏垫村80米深的水井被废弃,不得不向300米深的地下取水。而胡和平警告说,中国地下水污染到了极为危险的境地,特别是包括北京、天津、河北等省市在内的华北地区。
    
     “癌症村” 包围城市
    
     夏垫村只是中国被公开的近百“癌症村”之一。
    
     1990年代以来,中国众多城市的城郊接合部因为交通便利和劳力便宜而成为了工业区或者工业园,导入了化工、制造等污染企业,制造了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问题。
    
    
     长年的污染积累后,伤害终于爆发,2002年以来,“癌症村”、“怪病村”现象在中国各地频频出现,尤其高发于广东、浙江、江苏等经济发展较快的省份,GDP增长和“癌症村”增加之间呈现伴生关系。近两年来,更增添了向内地资源省份蔓延的趋势。
    
     这些“癌症村”集中处于工业区周边或城市下游,形成对城市的一种恐怖的包围。
    
     大量的流行病学调查和毒理学研究证实,环境污染可引起人体急性中毒,也可导致慢性危害,具有致突变、致癌、致畸、致生殖障碍等远期效应。
    
     2008年,卫生部和科技部联手完成的第三次中国居民死亡调查报告显示:癌症已成为中国农村居民最主要死因之一,其中与环境、生活方式有关的肺癌、肝癌、结直肠癌、乳腺癌、膀胱癌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肺癌和乳腺癌上升幅度最大,过去30年分别上升了465%和96%。在未来20年内,癌症死亡人数可能翻番。
    
     医学界认为,目前已知80%的癌症发病与环境有关,尤其是与环境中的化学物质密切相关。
    
     水是致命中枢。美国纽约史蒂文癌症中心研究员雷蒙对106名死于各种癌症的人的细胞研究发现:围绕在癌细胞的DNA周围的水与健康人细胞周围的水的结构是不同的。
    
     这就像围绕夏垫村的鲍邱河已不是普通的河流。
    
     2009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部分政协委员再次呼吁,一直没有建立水质监测体系的农村水源污染严重,严重威胁农民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
    
     胡和平批评中国饮用水水质标准较低,乡镇更低----以砷为例,目前中国判定砷超标的标准为0.05mg/L,超标人口为289万人,如果按照WHO的水砷标准(0.01mg/L),我国砷中毒危害病区的暴露人口高达1500万之多。
    
     多方怂恿的污染
    
     在法学界看来,环境污染健康损害侵权诉讼与普通的民事诉讼不同,涉及对科学技术和医学发展的认知,污染与健康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难以确定。
    
     至今还没有权威的专门的环境医学研究机构可以担当起污染损害健康的认定工作。
    
     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曾被寄予厚望,但教授潘小川说,受科学技术和医学发展的限制,一些污染和伤害之间的因果联系无法揭示。
    
     此外,医学上往往只能确定污染是一个人致癌的原因之一,而中国现时审判规则讲究的是单一性、唯一性,缺乏国外法庭对因果关系判定的灵活把握,一些显而易见的污染受害者由此输掉官司。
    
     法学界一直指责中国针对污染损害赔偿的现行法律不是滞后就是空白,造成了排污企业推诿,当地环保部门不作为,受害者却无可奈何的维权困局。
    
     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主任王灿发呼吁,中国应重新研究制定《环境损害赔偿法》,明确环境损害的适用对象和条件、赔偿范围、赔偿责任认定和环境损害赔偿纠纷的行政处理及诉讼等方面,结束“法律不足”问题。
    
    
     在现时管理框架下,一个企业易于被怂恿偷排私放。王灿发分析说,中国污水处理技术的落后导致一吨污水的处理费用要1.2~2.0元,一个工厂一天排放污水十几万吨,每天治理费用要十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如果该企业偷排私放,即使被发现,在2008年6月之前最多罚20万元。加之中国《行政处罚法》规定“ 一事不能两罚”----偷排私放往往被认定是同一个行为,企业只需要罚款一次,而可以排放一年,企业自然选择放弃污水处理。
    
     “就算是毒死一条江里所有的鱼虾,只要没出人命,在2008年6月之前最多罚款100万元,现在最多罚款200万元。”
    
     另一棘手的缺失是,中国至今没有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没人有资格代表公众担任诉讼主体,就肇事企业破坏公共健康追究更严厉的法律责任。
    
     在更多的时候,一些污染企业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座上宾,且贡献财税保障“吃饭财政”的正常运转,与政府形成亲密关系。而环保部门是地方政府的一个下属部门,难以制约污染企业。
    
     等不起的制度改良
    
     冯军的两年似乎展现了一个癌症病人的走投无路----无处求助,进而死路一条。对他们来讲,现行各种制度不是寻求公正的路径,倒是一堵无门可入的墙。
    
     200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重视农村,试图建立一种农民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来解决农民疾病问题。2006 年,大厂县开始推行这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但包括白血病在内的11种重大慢性病在2008年1月才列入合作医疗统筹基金补偿范围。
    
     女儿逝世后,冯军试图去报销部分医疗费用,被告知一些费用根本不能报销,且一个人一年最高封顶是1.5万元。
    
     大厂县对这笔统筹资金实行严密控制。截止到2007年8月16日,大厂县共有4091人次享受了补偿,补偿金额共计78.4万元,人均补偿191元。
    
     卫生部发布的《2008年我国卫生改革与发展情况》透露,中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合本年度筹资710.0亿元,支出429.1亿元,累计受益3.7亿人次。这意味着每人次的平均受益或医疗保障水平仅为116元。而《情况》同时表明,2008年前三季度,中国住院病人人均医疗费用为5446.5元。
    
     有评论指出,中国力推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医疗对农民的医疗保障作用,近似微乎其微。
    
     而在“癌症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更全然失去意义。
    
     对农民集资办医疗,冯军不解:“为什么工厂伤害了人民,还要人民自己掏医药费呢?”
    
     2008年2月,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订后的《水污染防治法》。历经3年的艰苦博弈,终于明确县级以上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的水环境质量负责,并将水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作为对地方人民政府及其负责人考核评价的内容。
    
     环保部门得到了更多权力,也被明确规定应当接受民众的委托,如实提供有关检测数据。
    
     民众被明确了一些他们本身拥有的权利:任何人都有权检举污染损害水环境的行为,其中受害当事人有要求排污方排除危害和赔偿损失的权利。
    
     中国法律界的一些建议被采用,确定了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共同诉讼制度、法律援助制度、委托环境监测制度来支持受害者的维权诉讼。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有关社会团体可以依法支持因水污染受到损害的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环保部称,2008年下半年以来,中国推行“以奖促治”政策,投入5亿多元优先治理各大流域600多个环境问题突出的村庄。该部更制定了指导中国环境与健康工作科学发展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国家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2007-2015)》,承诺到2010年,集中整治一批各地群众反映最为强烈的“癌症村”,有效控制环境污染。
    
    
     但新法实施大半年以来,未见整治污染有何等大动作,相反金融危机以来,拉动内需的要求,使各地环保部门投鼠忌器,本已渐成气候的环境问责制度一时泄气。冯军和夏垫村村民困惑的是,鲍邱河至今还是一条臭水河流,未见大厂县领导的官运受何影响。
    
     一批人或被牺牲
    
     这是一个容易被忽略却迫在眉睫的问题----卫生部疾病控制司在2005年11月透露:中国目前癌症病人超过700万人,且每年还在新增加约160万至200万人。但其中“癌症村”和农村癌症病人的具体数据是谜。
    
     3年多过去,对此仍然没有进行过任何稍微像样的调查。冯亚楠的经历表明,他们将在黑暗中死去。
    
     2006年8月,国家环保总局科技司有关负责人承认,对“癌症村”等事件的调查范围、深度和广度远远不够,甚至对很多环境事件根本没有调查。他认为,正是未能全面掌握环境污染引起健康损害的基本情况和数据,才给环境污染与健康损害的因果关系的判定带来困难,难以提出有效的应对措施。
    
     时至2009年3月,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在第四届东南亚与东亚国家环境与健康高层会议上说,环保部将投入更多经费开展重点区域、重点流域、重点疾病的环境与健康专项调查,摸清底数,找准问题。
    
     有批评说,即便民众耐心等待环保部门完成摸底调查,拿出数据,但新的一个问题是这一大笔救助资金从何而来。
    
     如果对眼下农村癌症病人进行有生存意义的治疗,将使勉强搭建起来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顷刻崩溃。
    
     在那些注定被抛弃的“癌症村”和冯亚楠这样的癌症患者之外,还有大量替补进入黑名单的村庄和人名。他们等来了修订后的《水污染防治法》这样的新法和环保新政,却等不及新政实施的冗长时差。
    
     而环保部门和强势的GDP部门之间的权力级差,更于不动声色中决定了癌症村民们沦为牺牲品。2009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石见元在北京呼吁加大农村水源保护力度,政府要对逾期不能达标的企业采取关、停等严厉措施。但现实是,中国需要鼓励企业们奋发图强,和政府共度时艰,甚至新的劳动法被斥责为“不合时宜” 而事实休克。
    
     “来几个记者有什么用嘛?我们死定了。”夏垫村里专门负责看管水井的左姓老汉如此哀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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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挂帅无视污染,中国大陆“癌症村”悲歌唱不完
    
    2009-05-10 [中国时报 ]
    
      “原来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喝砒霜水”,夏垫村村民冯军脑门轰然一声、惊觉哀叹,他的女儿冯亚楠这时已罹患了白血病。○六年春,夏垫村,这个○二年被联合国开发计画署列为中国四个重点规画发展小城镇之一、离北京繁华城区约莫一小时车程的小城镇,也沦为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下的牺牲品—“癌症村”。
    
     在中国举世目睹的蓬勃经济发展下,谁看到了她背后付出的那隐而不宣的惨痛代价?自一九九○年代以来,中国众多城市的城郊地带因其便利的交通和便宜的劳动力,陆续被规画成为工业园区,却也因此引进了许多高污染产业。自进入廿一世纪以来,“癌症村”、“怪病村”开始层出不穷的出现在中国各地。
    
     引进高污染产业付出惨痛代价
    
     因为女儿冯亚楠的病,○六年四月,冯军将住家附近的水井送去检验,结果显示,送检水样总砷超标二九五倍,总锰超标三八倍。这时白血病和其他癌症早已在村里蔓延开来,冯军第二个女儿冯伟楠、邻居孩子也被确诊患有白血病。“河里死的鲤鱼,扔给狗吃,狗当时就死了”,村民左金兴说。
    
     “走不了的人,只能在这里等死”,冯军说,位于北京近郊的夏垫村只是中国被公开的百余处“癌症村”之一。○七年,一张夏垫村的不完全死亡名单被公开:被指为污染元凶的“金铭精细冷轧板带公司”在此建厂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有卅位村民分别死于白血病或其他癌症,邻近村庄死于癌症人数也逐年递增。
    
     一千五百万人陷砷中毒危害区
    
     据○八年中国卫生部第三次中国居民死亡调查报告显示,癌症已成为中国农村居民最主要的死因之一,其中肺癌和乳腺癌上升幅度最大,过去卅年,分别上升了465%和96%。然而,有关“癌症村”和其癌症病人的具体研究调查仍旧是个谜。
    
     在中国农村环境污染问题中,水资源的污染尤为严重。长期关注中国农村饮水安全问题的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胡和平指出,中国地下水污染已到了极为危险的境地,特别是包括北京、天津、河北等地在内的华北地区。胡和平进一步说,以砷为例,如果按照WHO的水砷标准(○○一mg/L),中国砷中毒危害病区的暴露人口将高达一千五百万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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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新闻》:吴庄癌患
    深入唐山癌症高发村调查
    [科学时报] 09-03-10 徐治国 贺涛 《科学新闻》双周刊2009-3-11
    
    小糖(化名)一天中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炕上度过的,今年3岁的她由于胰腺癌的折磨,不复3个月前的活蹦乱跳。她是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吴庄村最新发现的癌症患者,也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近5年来,吴庄这个不足700人口的华北小山村,陆续发现了10位癌症患者,更令人诧异的是,这10户人家比邻而居,两户之间最远的直线距离不超过100米。而在村子的其他地方,则未发现如此高的癌症发病率。
    
    最新病例
    
    迁西县位于河北省唐山市北部,以板栗和钢铁著称,位居全国百强县之列。迁西境内多山,地势西北向东南倾斜。吴庄村位于迁西县城西北方向,距离县城大约7公里,临近国家4A级旅游景区——景忠山旅游景区。
    
    全村大约200户、近700口人,其中吴姓和杨姓占到全村人口的90%以上。每户人家的院子里都有水井,房前屋后都栽种有板栗树。由于距县城很近,采购食品、蔬菜和其他日用品非常方便。
    
    2008年农历腊月,正赶上农闲时节,吴庄已经在为牛年的春节预热了。但村民杨红影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他的独生女儿小糖因为身患胰腺癌而在生命的边缘挣扎。
    
    “起初孩子发烧,以为只是感冒,去县医院检查配了点药。一周后不见好,我们又去了唐山妇幼保健院,检查出患有胰腺癌。”杨红影给《科学新闻》讲述着小糖求医的简单历程。他不愿相信唐山妇幼保健院的检查结果,于是带着小糖到北京和天津的大医院复查,结果却令人沮丧的一致。
    
    因为虚弱,小糖现在整天躺在自家炕上,很少下地活动。由于她怕见阳光,屋里白天黑夜地拉着窗帘。
    
    见到有外人来,本来仰面躺着的小糖翻过身来,趴着被窝里好奇地张望。她的小脸很白并略有浮肿,这让她眼眶周围的青紫色斑显得更加明显。趴了不到一分钟,她似乎有些难受,又翻身把脸朝上,过会儿又换了侧卧姿势,如此辗转反复几次。尽管一句话都没说,但可以看出病痛并未摧毁她的好奇心。
    
    有研究表明,40岁以前胰腺癌发病率很低,几乎不发生[1]。3岁的小糖究竟因何患此重病?杨红影认为可能是在妻子怀孕期间受到的影响,是通过娘胎带来的,“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大夫也没有最终的结论。”
    
    癌症之殇
    
    “除了小糖,近几年,我发现在村北侧的十几户人家中,患有各种癌症并相继死亡好几位,感觉特别奇怪。”今年45岁、患有乳腺癌的迁西县某小学吴老师说。她20多年前即已从吴庄搬到县城生活,不过她几乎每周都会回吴庄,到母亲和哥哥姐姐家看看,“我的病大约是在7年前检查出来的,是我来了县城以后得的。”吴老师告诉《科学新闻》,她认为自己的病与吴庄没有关系。
    
    也正是因为吴老师的一次秘密的求助电话,才使我们得知吴庄近年来癌症发病率异常的事实,“特别是近几年,竟然有8人死于各种癌症,肺癌两人、胃癌两人、肝癌两人、血癌一人、脑癌一人。”
    
    目前在世的有两位癌症患者,小糖就是其中一位。在这个不算富裕的村庄,他们患病后的命运轨迹大抵相似,一般发现癌症已是晚期,存活时间很短。
    
    在吴老师的印象中,吴庄在十几年前就有过患癌症去世的,但“这几年一年比一年多,而且发病的年龄也越来越小”,由最初的60多岁逐渐减小到现在的30多岁,还有一例18岁,小糖更是3岁即发病。
    
    更让人困惑的是,这些癌症患者主要集中在村北侧的十几户农家,并且彼此相邻,似乎成了“难兄难弟”。而仅一街之隔的村南侧村户中却并未表现出如此高的发病率,“虽然没有详细统计,但据我所知,不太多。这些癌症患者主要集中在村北侧。”吴老师细细回忆着。
    
    根据2008年4月13日在上海举行的全国肿瘤宣传周上发布的统计数字:中国每年因癌症死亡人数为160万人,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2‰。然而近年吴庄因癌症死亡人数已占到全村人口总数的3.08‰(每年按死亡两人计算),是全国的近3倍。而如果以村子北侧癌症高发区内的人口(此范围内人口不足百人)为基数,则因癌症死亡率将飙升至10%以上。对于这畸高的比例,吴庄人自己也有意识,他们用戏谑来表达自己的担心,“那块儿没好人”。
    
    《科学新闻》随即就吴庄的癌症高发现象向迁西县疾病控制中心主任李印国求证,根据他的介绍,从2009年2月19日起,“健康唐山、幸福人民”行动正式启动。在此次行动中,迁西主要选择了8个乡镇、每个乡镇10个村共80个村,每村360人,共计28800人作为抽样试点开展健康调查。“因为数据量太大,我们也不可能对每个人都去调查,但是目前还没有发现那么明显的癌症村记录,没有河南那么严重。”
    
    唐山市疾病控制中心在接受《科学新闻》采访时也肯定了上述观点,一位刘姓工作人员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有关“癌症村”的相关信息。
    
    而一位吴姓村民透露,吴庄并不在“健康唐山、幸福人民”行动的80个试点调查村内,附近只有白庙子和翻鞍寨在试点调查范围之内。
    
    环境作祟?
    
    尽管十几年前就发现村子周围的山上蕴藏铁矿,不过,吴庄铁矿的规模化开采始于六七年前,而且基本是私人开采。目前已有大大小小50多眼铁矿井。
    
    巧合的是,吴庄村北侧癌症高发区也是吴庄离矿井较近的地方,从此步行至最近的矿井仅需三四分钟,一条铁矿埋藏线从地下贯穿而过。一路上,两边道旁堆满了灰白色的石头,吴老师说这叫“毛石”,是筛选出来的含铁品位较低的矿石。
    
    与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相反,吴庄的青壮劳力基本都在本地的矿井工作,他们主要承担运输和碾压铁矿石的工作,而不用下矿井,“下井的都是外地的”。
    
    杨红影也是给矿上跑运输的。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钢铁价格暴跌,村里的铁矿从去年11月份开始陆续停采。杨红影也就闲了下来,手头比较拮据。
    
    在吴庄西北侧大约10公里处有一炼铁厂,吴庄的铁矿石部分运往那里。站在村里,能远远地望见几根粗大的烟囱正冒着白烟,在空中形成出一道道诡异的云带。据知情人透露,因为综合效益更高,迁西的炼铁厂现在基本使用进口矿石原料,众多本地铁矿的停采并未对炼铁厂的生产造成多大影响。
    
    “炼铁厂的废水排入附近的沙河,”吴老师告诉《科学新闻》。早在多年前就已干涸的沙河,似乎因着铁厂的排放而略显生机,乌黑的水流经吴庄东北侧向东南方向流淌而去。“不仅如此,村里的这些铁矿井在开工时,每天从矿井里抽出的水直接排向村子里的小道,沿着村子北高南低的地势向前流去。”前述吴姓村民说。而吴庄村的南侧就是成片的农田。
    
    日常生活中,村里的居民也就地取材,将毛石用于压酸菜、垫地基等用途。
    
    吃酸菜是很多中国人的习惯。据吴老师介绍,吴庄人常常将毛石用于腌制酸菜的压菜石。
    
    酸菜在腌制过程中,会产生致癌的亚硝酸化合物,易诱发癌症,如果是霉变的酸菜,其致癌作用尤为明显。更加难以说清的是,在腌制酸菜过程中,毛石中所含的化合物是否会释放,以及是否与亚硝酸盐发生化学反应。
    
    除此之外,村民们还用毛石来夯建自家院墙,裸露在外的毛石随处可见。
    
    迁西县国土资源局地勘地环科工作人员告诉《科学新闻》,他们没有对矿区开采是否会有环境污染做过调查。但是,《迁西县矿产资源总体规划》(简称《规划》)却给出了很好的答案:迁西县矿山企业除金矿等少数矿产外多为露天开矿,对地表植被的破坏、对水源和地表水体的污染、粉尘及有害物质对空气的污染,以及矿山开采引发的次生地质灾害等现象严重[2]。
    
    《规划》中特别提到,禁止开采经济效益差且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的矿产,主要是硫铁矿。而据前述吴姓村民透露,吴庄附近的铁矿蕴藏正是以硫铁矿为主。
    
    一般而言,矿业活动是环境中污染土壤的重金属的主要来源,开采和冶炼活动容易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重金属污染,如镉(Cd)、砷(As)、铜(Cu)和汞(Hg)等。与此同时,硫铁矿资源在开发利用过程中,会引起酸性废水、固体废物和粉尘等污染。而镉、砷、铅、汞等都具有致癌性。
    
    但是,用毛石压酸菜、垫地基这些习惯都是村民们普遍存在的,而不是患癌症农户所特有的。
    
    吴庄每户人家都有自己的一口水井,一般深度在十三四米,从地下水埋藏学分析,村里家家户户的井水应该是相通的。因此,上述环境因素似乎都难以对吴庄部分区域具有较高癌症发病率的现象作出合理解释。
    
    这些遍布村四周、埋藏于村庄地下的铁矿是否具有放射性污染、村民所食用的蔬菜和井水是否被重金属污染,不得而知,还需要进一步取样调查。
    
    由于取样分析所需费用不菲,《科学新闻》通过科学网博客向科学界发出征求免费检测不到12小时,中科院地理所陈同斌研究组就对此表示关注,准备就这一问题展开取样分析研究。
    
    李印国认为,作为唐山市唯一的一个山区县,迁西县山清水秀,“即使有癌症死亡出现,也只是自然死亡,没有那么严重的显著差异。”
    
    针对铁矿开采中是否具有放射性污染,曾经对铁矿和金矿做过生物调查的李印国说,迁西北部主要是以片麻岩为主,南部为石灰石,没有其他重金属污染。
    
    医保难保
    
    吴庄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简称新农合)已有两年多时间了,今年,每位村民缴纳的医保费用从15元涨到了20元。
    
    吴庄村卫生所大夫吴瑞锋已经在该地行医近35年了,村民们习惯地称呼他为“赤脚大夫”。他介绍说,随着缴纳金额的提高,报销比例和上限也相应提高。比如,每年可以从在村卫生所买药的费用中减免10元;如果是住院治疗,报销情况按照医院的差别而有所不同:在乡卫生院看病,100元以上部分报销70%;在迁西县医院看病,500元以上部分报55%;在外地医院看病,2000元以上部分报40%,报销上限都是3万元。而在2008年以前,这一比例是,县医院500元以上部分报40%,外地医院2000元以上部分报35%,报销上限是1.5万。
    
    吴瑞锋特别提到,对于病情较重的病人,必须有县医院的转诊手续,才能去唐山市或者外地的大医院就诊,否则医药费不给报销。
    
    小糖的药费和检查、治疗费先后共花了3000多元,杨红影还没从“新农合”的保障中拿到一分钱。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对具体办理手续并不十分了解,另一方面是由于小糖没有住院,只有药费能够报销,而他花费的大头——检查费和治疗费是不能报的。
    
    “药费也就花去二三百,即使去报销也报不了多少。”杨红影无奈地说。
    
    两难抉择
    
    “一年下来没有什么收入,攒不下钱,根本没什么积蓄。” 杨红影说,而他的妻子更是没有工作,呆在家里照看着可怜的小糖。
    
    小糖现在没有吃任何治疗药物,也没有采取任何治疗措施,只是静静地躺在那熟悉的炕头,辗转反侧着。
    
    杨红影一家已经决定不采取化疗了,因为北京和天津的大夫都说,唯一办法就是化疗,但就算采取化疗,也只能延续生存时间。
    
    更重要的是,杨红影担心小糖孱弱的体质承受不了化疗带来的副作用。他们倒是按照西医大夫的建议看过中医,但是中药一入口,小糖就往外吐,根本无法下咽。
    
    “大医院也基本都去过了,花再多钱,最后的结果还是一样的,”杨红影悲叹。
    
    吴老师同样面临着两难抉择。她寻求外部帮助的行动一直处于地下状态,只跟她丈夫张老师说过。尽管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村里人做点事,能够找到专家来给出答案。但她又不敢让村民知道真相,她甚至瞒着还住在吴庄的家人,“如果让村民知道了,不仅不感谢你,还有可能骂你。”
    
    吴老师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如果真的证明是环境问题导致的癌症高发病率,同时短期内致病环境无法改善,那对村民来说是无法接受的。
    
    “老百姓理解不理解?一旦揭晓,引起老百姓的恐慌怎么办?搬家吧,手里没钱,不搬吧,每天人心惶惶。盖房子的花费对村民来说是一大笔钱,有的人一辈子也就盖一栋房。” 吴老师惴惴不安地说。
    
    (为保护患者,本刊隐去其实名。《科学新闻》将根据实验研究结果进一步跟踪报道此事。)
    
    参考文献:
    
    [1]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03, 24, 520-522
    
    [2]《迁西县矿产资源总体规划》, http://www.he.xinhuanet.com/zfwq/2007-09/26/content_11261084.htm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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