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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有才:1998中国民主党和一位神秘人物——老同志?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8月05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最近博讯网站发出了一份《国庆60周年前夕一位老同志的谈话:执政党要建立基本的政治伦理》。我不知道我到底应该不应该谈谈我1997年的一件往事。
    
     我最近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7月31日晚上我去纽约肯尼迪机场接人,碰巧碰到王军涛先生,我大概跟他谈了关于博讯发表的这篇文章与我是否应该发表有关我在1997年碰到的一位神秘人物。我没有跟军涛谈具体的事情,只是有意无意地想听听他关于我是不是写过去往事的意见。军涛当然是非常敏感的人,他认为应该将这些事写出来。因为中国社会变化很快,民情变化很快,以后会更不合适的。 (博讯 boxun.com)

    
    我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在海外更是不合时宜。但是我的性格是很坚持、坚硬、坚韧之人。不合时宜对我本人来说倒是很合适的。
    
    不过这件事情我一直犹豫,我不知它会出现什么样的影响,对我来说,没有影响或者发生慢慢的影响倒是我比较喜欢的。我一直没有将89年我经历感知的事发表出来,原因也在于我自己这方面的性格。
    
    考虑再三,我尝试写写这段非常短的经历。
    
    长话短说,我三年以前写过一些文章,主要说明我在1998中国民主党发展中不重要。一些人可能认为我矫情。我将这件事写出来,许多人肯定会认为我确实在1998年中国民主党发展中不重要了。
    
    1991年我坐牢出来后,我一直受到有关当局的“关照”。警察跟踪的故事就很多了,在我去过的许多省份都有发生过。这个没有什么太多可说的。不过我痴心不改。我确实跟许多我认识不认识的人谈中国的民主化,多党制,以及介绍我所知道的80年代学生运动的情况,特别是89年北京发生的事(当然会与国内或海外媒体报道相差很远,因为我如果讲的话主要讲的是我所知道的或参与的发生的事)。因为我经常谈论这些话题,所以也碰到各种各样的人物与我谈论这些话题。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去世。大约在4月份的某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让我去杭州的柳莺宾馆去谈一些事。我确实不认识这个人,但我很喜欢谈天说地。即使有点蹊跷,我也乐于去见见,看看要谈什么事。
    
    当天中午我一个人去了柳莺宾馆,我怀疑有警察跟踪,但是那些我怀疑跟踪我但我不熟悉的车子后来都没有跟进来,显然我多疑了。进了约定的房间。房间里只有一个五十岁左右的人。非常友善。我想自我介绍,他告诉我说,不必了。他了解我。我想了解他个人的情况。他跟我说,只是谈谈不必介绍了。我想我以前跟熟悉不熟悉的人都谈我关于中国民主化的观点,也就不客气地谈了我对中国必须民主化,要有竞争的多党制,对任何政党都要有约束的看法(我谈到了申请登记注册的可能性)。我发现我也是很会谈的。他中间只是偶尔问了几个问题,要听我谈。我大概谈了一个小时,我想不能再由我谈了,我想听听他--一位友善的年长者--的看法。他停了一段时间,告诉我说中央上层有一位领导对多党制、对任何政党都应该有必要的约束、对军队国家化都有预期。还说那位首长对我个人也很关心,希望小王今后在这方面做事谨慎些。然后我们的谈话就结束了。之后,我离开了柳莺宾馆。发现我怀疑的跟踪我的车子还在柳莺宾馆的外面。确实这几辆车子一直等到我来到我杭州翠园五区的居家才不见。我见到了我熟悉的车子。
    
    这件事后来对我一直很困扰,不过我没有跟其他人谈起过这件事。我还是与杭州的一些朋友们继续联系各类朋友,参加读书会等。后来林辉、王东海、王培剑、吴义龙、程凡、陈树庆、高建松、徐光、赵旭明、王柏祥还有1998年后的祝正明等先后逐渐谈论登记注册组建现代政党的事。不过,在申请登记注册(当天我、王东海、林辉去申请登记注册时警察当天一直跟踪我们的出租车,但期间没有干涉我们,后来在6月29日我被带离杭州并警告我不能继续从事中国民主党的活动)之后,我对林辉、王培剑、王东海、吴义龙、祝正明都有过或多或少的暗示,但是我很清楚谁都不能保护我们,只有靠我们自己的做事的方式方法了。由于警察一直有跟踪,而且在我居住的浙江杭州翠园五区的隔壁单元特别安置了一间装有设备的房间。我相信我们的活动警察大多数都有纪录的。我们6月24日晚讨论第二天特别的活动安排时是坐出租车去了祝正明的家里进行一些必要的讨论的。
    
    其实,在1998年6月25日申请登记注册之前我还接到过一个特别奇怪的电话,要我去杭州当时号称唯一一家五星级宾馆――五洲宾馆――谈一些问题。我感到我必须去,但是我想了想还是叫上我的妻子胡江霞一起去。到了五洲宾馆的约定房间,也只有一个人,不过看起来只有三十几岁。我们握了握手,我们感到他的手很软。他当时跟我们说,很支持我从事中国民主化的事情,他自我介绍他是广州深圳的企业老板,有很多资产,愿意支持我。同时给了我一个10000元的银行存折。后来我们就回来了,我回来跟我妻子说我怀疑他的老板身份。
    
    后来,王荣清(我估计实际上是陈树庆起草)起草《中国政党法》以及吕耿松专门针对《军队国家化以及警察相对于政党中立化》发表文章。我不知道是不是受其他方面的影响。反正、王荣清、陈树庆、吕耿松包括我都先后被判坐牢。我个人比较幸运(或者政治上比较不幸?)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特别是美国的压力和谈判下被流放到美国。后来浙江有关方面通过一些渠道告诉我浙江方面没有想判我。我知道没有谁能保护我们,只有靠我们自己的民主的素质、勇敢、智慧和牺牲精神了。我想在中国宪政民主转型的过程中,还要有许多许多牺牲。现在国际国内的形势更为复杂,任何从上到下还是从下到上,还是从中间阶层出发,由于形势发生了变化,再加上这一代中共顶层的情况,是很难想象中国在近三年内发生有序和平的宪政民主转型的。
    
    我想,在国内,中国民主党还是要走登记注册的受法律管辖的现代民主政党的路子。我们要影响中国走向宪政民主,首先我们要做出真正的政治的宪政民主的先导作用,使得如果中共中有民主开明派的话,这些中共的民主开明派也有影响力使得中共必须受法律管辖,改变中共的无法无天的不合法性质,同时中国民主党在中国走公开理性非暴力合法的道路。要在第二个十年(2009年-2018年)内中国民主党能够在中国大陆真正公开合法存在并发展,同时参与(1)选举竞争争取地方执政权,(2)参与影响维权事件扩大中国民主党在中国大陆的影响力,为今后快速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最后,我不知道这位神秘人物所指的中央上层的领导是谁,(我一直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如果真的有一位这样的中共中的领导人物,我一直认为是乔石先生。王军涛认为是曾庆红先生,按照博讯现在的报道,难道真的是万里先生?或者这个神秘人物所说的与乔石、万里、曾庆红都无关?我不得而知。如果还有其他人,那证明即使在中共可能有的开明派中,中国宪政民主转型的核心确实是(1)有竞争的多党制、(2)任何政党必须受法律管辖,超大型政党必须登记注册、(3))军队国家化以及警察相对于政党中立化、(4)国家政务员要真正的直接选举制度。
    
    *在专政制度下,可能才有这样的神秘人物。在民主制度下,法治制度和民主选举制度使得政治相对很透明。对政权转移可以做市场调查或者说民意调查。选民的直接投票行为甚至是可以做量化分析的。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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