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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大会昆明召开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8月03日 转载)
    
     2009年7月27日至7月31日,有人类学界“奥林匹克”之称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大会(The 16th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Anthropological and Ethnological Sciences)在中国昆明云南大学胜利召开。我与夫人刚刚结束华山之旅,就又以大会特邀的中国学者的身份,匆匆飞向昆明。我于29日在“中国中东南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题会上,作了《土家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濒危与保护》的学术演讲。
     (博讯 boxun.com)

     其实,这次大会本来是定在2008年7月在昆明召开的,但大家都知道,2008年,我国上半年发生了“5.12汶川大地震”,下半年的8 月8日又要召开第29届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所以,经中国申请,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同意,决定推迟一年召开这次大会。应该认为,这次大会在中国召开,是具有双重意义的:一是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世界各国专家学者的讲演、讨论等,我们一定会得到很多关于如何科学发展的启示,这些必将成为未来中国科学发展的精神食粮和参照。二是对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和中国民族问题的科学解决具有重要意义。大家知道,近年来,中国的民族问题日益突显出来,特别是西藏、新疆的民族问题更为严峻,因此,事实上中国的民族问题已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上升为非常重要的问题了。这不但要求我们的干部要高度重视,而且要求全党全国都要高度重视。所以,我预计一定会在我们的小学、中学,特别是大学开设相应的民族学方面的课程,因此,作为一个大学教师,应该提前储备一点民族学知识。
    
     这次大会的主题是:“人类、发展与文化多样性”。中国政府、云南省、云南大学和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界,都非常重视这次大会。在27日的开幕式上,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作了热情洋溢的演讲;国家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会长杨晶先生发表了简短的欢迎辞;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主席瓦格斯先生(Luis Alberto Vargas)、秘书长纳斯先生(Peter Nas)联合致了欢迎辞。在5天的会议中,著名的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新智先生;著名的美籍华人、哈佛大学讲座教授杜维明先生;著名的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先生;著名的复旦大学分子人类学家、副校长金力教授等分别作了十分精彩的学术讲座。会议期间,代表们还自由地对昆明石林彝族自治县的大糯黑村、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县的可邑村、玉溪市通海县的纳古镇、玉溪市红塔区的大营街镇、云南民族博物馆等地进行了学术考察。总起来看,在5 天的会议中,既有精彩的学术演讲,又有热烈的学术交锋,还有实地的田野考察,应该说,本次大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圆满的成功。
    
     是的,人类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应该高度重视自身的发展、文化的变迁、未来的前途这些涉及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了。早在上世纪60年代,“罗马俱乐部”的一批科学家们就向全世界敲响了人类发展的警钟,他们向人类发布了《增长的极限》的报告,他们认为,人类无休无止、贪婪地向大自然的不断索取不但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而且必然导致资源的枯竭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如果人类不能有效地控制自身的贪婪,那么,摆在人类面前的未来之路就是死路一条。因此,他们特向整个人类提出了“零增长”对策,主张人类一定要从现在开始,坚决摆脱“人类中心主义”和“GDP崇拜”的傲慢无礼,保护好自己的地球,要变贪婪为友好与和谐,要把维护生态环境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最高的目标。正是在“罗马俱乐部”的报告的触动下,1987年4月,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主席布伦特兰夫人,才提出了一份具有重大意义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Our Common Future),对当前人类在经济发展、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而系统地评价,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从而为人类的发展指明了一条避免覆灭的新路。中国大概从2002年以后,在这些西方思想以及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等思想的作用下,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是对西方“可持续发展”等理念的借鉴。
    
     我在昆明呆了6天,除参加开幕式、聆听一些著名人士的演讲以及自己演讲和适当的交流之外,相当多的时间我都用到田野考察上去了。一是要陪陪夫人,二是要实地看几个地方,也算是考察一下昆明人的发展吧。通过短暂的几天考察,有两处给我留下了十分悲痛的记忆,我深感人类在与自然的关系上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一个是著名的滇池,它在历史上是云贵高原的一颗不可多得的明珠,可今天的滇池已成了一个臭不可闻的大臭水塘。整个滇池都漂浮着一层厚厚的绿色蓝藻,当我走在滇池的岸边时,一股恶臭扑面而来,我直想呕吐。我在与当地老人的聊天中得知,文化大革命前的滇池就是一湖清水,但正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昆明人开始了“围湖造田”的运动,既大大地缩减了滇池的面积,同时整个昆明又不加任何节制地向滇池任意排泄。改革开放以后,“GDP崇拜”成为了我们整个社会和时代的最强音,先发展,后治理已成为了中国发展的一种普遍模式,所以,滇池的四周很快就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工厂,这些工厂的废水不经任何处理,就直接向滇池排泄,滇池无形之中就成了一个庞大的“化粪池”。真是可悲呀,昔日的高原明珠转瞬之间不但不明了,而且还成了一湖臭水。前几年,联合国官员曾给昆明政府提过一个建议,建议他们将滇池的臭水通过金沙江排向长江,逐步使滇池清亮起来。可这个建议遭到了四川、湖北等省的猛烈抵制,因此一时很难实施。其实,中国类似于昆明滇池的地方还多,如著名的太湖,它也是满湖蓝藻,在太湖爆发蓝藻最厉害的时候,偌大的一个无锡几乎就没水吃了。去年冬天我曾到太糊去过一趟,确实看到满湖的蓝藻随风飘荡,不过比昆明的滇池略好一些。最近我听说杭州的西湖污染也越来越严重了,杭州呀,千万别把那个“西子姑娘”给弄得不像人样了。哎!依我看,我宁肯不要GDP,只要一湖清水就行了。另一个是玉溪的大营街。大营街号称“云南第一村”,可与江苏的“华西村”,河南的“南街村”媲美。看起来这个村是很富裕的,它的幼儿园非常漂亮,肯定比一般的县级幼儿园好得多。大营街的村委会也非常豪华气派,它绝不会比一般的大学校长办公楼差。大营街村还有一处私人的浮雕陈列馆,是一位陈氏能人和工匠自办的,颇具规模。但大营街村最使我难忘的是坐落在村中央的“玉泉寺”,特别是在“天王殿”里还有200人左右在聆听寺中和尚说法,我顺便问了一下主持,他说多数都是大营街的人。我看到他们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一个个露出惊恐不安、无可奈何的眼神。他们到底在祈祷什么呢?是今生,是来世?是金钱,是福寿?是对大自然的敬畏,还是祈求征服大自然的更大能量?我是不得而知的,也许,大营街村聆听佛法的芸芸众生的眼神,才最能代表我们这次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大会众多学者对人类未来祈盼的眼神吧!
    
     呜乎!人类呀,再不要折腾大自然了吧,你一定要给自己留条后路!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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