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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台长杨伟光解密央视:要求春晚给演员演出费(图)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6月01日 转载)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杨伟光 解密央视
    
    他见证了电视新闻改革,《焦点访谈》《实话实说》在他任上开播;他开创了央视广告时代:从1991年不足2.7亿到1997年的45亿 ;他设置了台聘制度,白岩松、水均益得以“非正式”入职;他主持拍摄了一系列电视剧、文献片:《三国演义》《毛泽东》《邓小平》……
    前台长杨伟光解密央视:要求春晚给演员演出费
    
    南方人物周刊:前台长杨伟光解密央视
    前台长杨伟光解密央视:要求春晚给演员演出费


    
    2009年5月22日,拍摄于北京 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前台长杨伟光解密央视:要求春晚给演员演出费


    
    杨伟光 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5月16日上午,担任中央电视台台长10年的赵化勇谢任,国家电视台的权杖传递到了焦利手中。这天召开的中央台处级以上干部会议上,多数人对这个消息反应平静。会场之外的央视大楼里,CCTV这部庞大机器运转如常。
    前台长杨伟光解密央视:要求春晚给演员演出费


    
    “2006中国电视主持人盛典”颁奖晚会上,杨伟光(中)和几位著名主持人在一起
    
    10年前的1999年,赵化勇的前任杨伟光从台长任上退下来时却着实引发了一场不小的震动。
    
    直到现在,央视的老员工仍然怀念那10年----1991年到1999年,中央电视台最辉煌的岁月。彼时CCTV是中国最具公信力的媒体之一,《焦点访谈》被时任总理朱?基誉为“群众喉舌、政府镜鉴”,《综艺大观》是亿万观众周末的保留节目,《三国演义》、《水浒传》、《北京人在纽约》等本土电视剧掀起惊人的收视狂潮。
    
    轰轰烈烈的年代过去了。去年中央台50年台庆,很多央视人翻看着台庆画册,目光停留最多的,还是那10年间的风光。
    
    3月23日,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在2008年中国电视主持人公众形象调查评比中名列第一,杨伟光为他颁奖,白岩松说:“我和在座的很多主持人都是杨台的作品。我很高兴由杨台来给我颁奖。谢谢您。”
    
    现在仍活跃在央视荧屏上的一大批名播音员、名主持人,以及幕后的众多制片人、导演,都是在杨伟光时代“出道”的。若不是当年杨伟光“发明”了全新的用人制度,打破事业单位的“编制”壁垒,他们也许就不能迈进央视大门,或者得不到重用。
    
    当年倪萍34岁破格晋升高级职称,不少人反对,认为提得太快。杨伟光说了一句话:“倪萍担当的是和赵忠祥一样的工作,已经在这个岗位上,已经承担起这个工作,而且是没有人能取代的,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这个名额给她?”
    
    即便现在已离开央视,谈到老领导,倪萍还是说:“我得谢谢他,我希望杨台健康快乐。”
    
    采访中,杨伟光的知名“老部下”们,如崔永元、时间(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著名制片人)、李挺(中央电视台副总编辑)、张子扬(第一位由招标产生的春晚导演)、徐俐(《中国新闻》首席主播),对他说得最多的就是“用人不拘一格”、“任人惟贤”。白岩松说:“我觉得杨台是个能把握方向的人。”
    
    那10年的主角杨伟光,不愿评判央视如今的纷纷扰扰是是非非。年逾古稀的他还在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拍电视剧。做台长时拍了很多,仍嫌不过瘾,退休后他创办“天地人传媒公司”,继续造梦。“天地人”最有名的作品是曾经在各地卫视循环播放的情景喜剧《家有儿女》。泡上一杯绿茶,关掉灯、拉上窗帘,坐在大液晶电视前审看成片,是他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光。
    
    他的着装随意朴素,随身带一把梳子,闲下来就梳几下头发,时刻维持着一丝不苟的面貌。
    
    作为一位副部级老干部,他不打官腔、不摆官谱、没有官架子。约访他的过程中,他都是亲自给记者打电话,事无巨细地商定采访时间、地点、谈话方式。走进他的办公室,他起身相迎;临走他送到门口,握手言谢。采访过程中,如果累了,这个很有童心的可爱老头会起身去逗一逗鱼缸里的金鱼。
    
    
    
    
     人物周刊:当年你们怎么给《焦点访谈》这个节目定位?
    
    杨伟光:《焦点访谈》是新闻改革的试验品,在以前没人办过。那时丁关根同志(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很重视这个栏目,在中南海开了一次会把几个主要的人都叫了去。我们就定下了几条原则:第一,尊重事实,不要带有个人情感;第二,与人为善,不是为了整人,也不是为了出人家洋相;第三,搞连续报道,有些问题很多地方都有;第四,一个时期内不能过分集中在一个省或一个部门。一个省连播3期,省长受不了;第五,省长、书记都在北京开会的时候,不要指名道姓批评,不然中央领导第二天很可能在会上举这个例子。从中南海回去之后,我主持开了3天的会,主持人和记者都参加,把总理表扬的节目和审查中枪毙的节目拿来一起看。
    
    人物周刊:什么节目审查时会被枪毙?
    
    杨伟光:主要是政治上把握得不够好的。举个例子,克拉玛依大火后《焦点访谈》做了一期节目,非常感人。但播出去后对克拉玛依地方的形势会产生什么影响?记者说当地的领导希望播这个节目。我问他,你这个节目是起火上浇油的作用,还是起灭火的作用?当时孩子死了,干部全出来了。如果放到现在,网上一炒,就不得了了。我让他们先压一下,那个记者含着眼泪拿着节目带子出去了。3天之后中宣部就发出了通知,要各个媒体都不要再炒克拉玛依的事了。
    
    人物周刊:那什么样的节目能顺利通过?
    
    杨伟光:这个事情以后我有一个讲话,告诉评论部的同志:你们的节目怎样才能顺利通过?我说,记者和主持人应该站在台长的位置上把握导向。我们并不愿意枪毙节目,花了很多钱很多精力,领导也不愿意轻易枪毙,但可能造成不良影响,就不得不枪毙。从那之后,《焦点访谈》逐渐走上了正轨。
    前台长杨伟光解密央视:要求春晚给演员演出费


    
    1996年,杨伟光陪同来访的香港无线电视台董事局主席邵逸夫一行参观中央电视台
    
    
     这一次一定要让BBC服气
    
    人物周刊:您觉得《新闻调查》、《实话实说》这些节目现在发展得怎么样?
    
    杨伟光:崔永元不主持之后,《实话实说》的收视率降低了。这个节目曾经停过一个月,当时外国通讯社发了新闻,说中央领导对《实话实说》有意见。没那么回事,是节目本身的问题。
    
    有一期,崔永元问一个小孩长大以后的志愿是什么,他说上哈佛大学。崔永元就问,北京大学也可以吧?观众就来信,说他没有民族自豪感,北大为什么只是“也可以吧”?连续几期有类似情况,群众来信提出意见。
    
    我就找编导,说这些地方剪掉就好了。第二次又出了问题。我说,刚跟你们谈过又出事,是不是你们认为可以改也可以不改?我就决定先不播了,你们先总结,再做两期新节目看看。他们就做了两期节目,我说可以恢复,就又播出了。我说,电视影响太大了,出了毛病大家不知道哪个编辑做的,就是找我这台长啊,你们必须把握好导向。
    
    人物周刊:有人说央视的新闻很冰,您有没有兴奋的时候?
    
    杨伟光:新闻需要严谨,似乎不能说冷,但有些新闻事件让人兴奋。比如电视新闻直播上马的时候。1996年以前,我们没有卫星转播车,我下决心要买。当时全世界有4辆最先进的一体化转播车,可以拍摄,可以制作,可以上卫星,有发电机发电,等于一个小电视台。中央台买了两台,200多万美金一台,1997年香港回归就都用上了。
    
    香港回归直播难度太大了,是全球多点、多层次传送新闻,比奥运会还复杂得多。香港有个演播室,深圳有信号,北京有信号,世界上几个有关国家有信号,还有国内8大城市有信号。这些信号传到北京的总演播室,交叉传播,连续72小时直播,很多要靠记者发挥。我举个例子:彭定康从官邸出来后绕官邸转了3 圈,就是不走。我们的记者就说,彭定康转了3圈,但历史是不会倒转的。全世界能做这样复杂的转播的也不多。
    
    人物周刊:BBC当时也去了。
    
    杨伟光:当时和BBC谈判,他们要求转播以他们为主,我们要求以我们为主,最后谈成对等。我说这一次一定要让BBC服气,要超过它。我们在现场租了500平米大的演播室,请香港设计师设计,从里到外是世界一流的、全新的数字设备。20多辆车浩浩荡荡从北京出发,运设备到香港,公安部专门开了通行证,各地都要保证车队的安全。BBC呢,只租了50平方米。看了我们的演播室后,自己撤到别的地方去了。最后世界各国的信号都是我们提供,许多国家电视台的记者都去参观我们的演播室,真是大长志气!把老牌的BBC也比了下去。
    
    人物周刊:成功的关键在哪儿?
    
    杨伟光:说白了,一个是要有钱,其次是要有人才。要是还靠向国家申请拨款,肯定就做不到了。如果我需要最好的设备,要花8个亿人民币,能给你拨一半就不错了。主要是中央台有钱了,1992年以后可以自筹资金了。
    
    人物周刊:5月20日,央视新闻中心主办了一个论坛,说要联合地方媒体构建全国电视发稿联盟,遇到突发事件地方台第一时间供稿。在此基础上,组建央视全球视频发稿中心。
    
    杨伟光: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设想,但有难度,主要是各地方要配合。比如,地方出了一个大的事件,如果是负面的突发新闻,地方台给中央台拍素材,地方上也许有阻力。当然现在总的新闻时效是放开的,就应当在第一时间报道。
    
    
     “杨伟光,你是大老板了”
    
    人物周刊:您说1997年央视有钱了,但以前它也没缺过钱吧?
    
    杨伟光:1991年我当台长时,央视真的很困难,广告和其他创收加起来2.7亿,主要靠国家拨款。央视1979年开始做广告,1990年广告费也才1个亿。我当台长之后,1992年到了5.6亿,1993年到了7.6亿。
    
    人物周刊:怎么挣到钱的?
    
    杨伟光:1993年,广告部主任找我,说如果敢在《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之间播广告,企业愿意拿大钱。那时观众对广告还挺反感,但钱对央视来说太重要了,我觉得不妨试一试。1994年我们就开始做30秒钟,一个广告5秒钟。为什么只放30秒?因为短,观众还没反应过来已经过去了。不出所料,播出之后没有任何人提意见。半年后广告延长到1分钟,大家对广告印象深了,影响也就有了。
    
    当时我没有向领导汇报这件事,不过消息传到艾知生部长那里去了,而且传错了,说要在《新闻联播》里播广告。艾部长打电话问我,我说是在《新闻联播》后面,只播30秒。部长就没再问什么。
    
    人物周刊:后来大家都抢着做广告,央视就开始搞招标了。
    
    杨伟光:第二年,190多个企业要争13个广告标版,怎么办?我就在广告部的报告上批了:“看来还是招标为好。”大家都想要就公开招标嘛。
    
    人物周刊:那段时间,央视的“标王”炒得很厉害,还出了负面新闻,比如秦池酒。
    
    杨伟光:刚开始“标王”的效应太好了。孔府宴酒成为第一期“标王”后产值从2亿增加到了8亿,第二年秦池就来了。招标头天晚上我请他们吃饭,我旁边坐的是孔府家酒和孔府宴酒的厂长。秦池的老总来敬酒,他说:明年杨台长旁边的位置就是我的了。结果他用6666万拿了“标王”,随后秦池销量果然很好,产值从两亿涨到了8亿多,利润有3亿多。第3年厂里整个班子都来了,一定要再当“标王”,最后标的是3.2亿。那一次我不在现场,听到以后就说,“糟糕,物极必反。”
    
    人物周刊:怎么物极必反?
    
    杨伟光:中央领导知道后说,一个酒厂做5秒钟广告用了3.2亿,怎么这么有钱,让有关部门去查一下,有没有贷款,有没有缴税。
    
    结果它没多少贷款,税也缴了,但广告费打入了成本,剩下的纯利润缴税。调查得出结论:酒的利润太高,应该先缴税再做广告。新闻界又曝光,说秦池自己生产不了那么多酒,从四川买酒勾兑,路上的车辆来往不断,还专门在高速路上开了个口。其实后来它交了税再做广告就很难了,事情做过头不好。
    
    人物周刊:央视的工作人员说,央视是在您手上富起来的。
    
    杨伟光:1994年广告突破10个亿,1995年突破20个亿,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怎么翻得那么快。我当时预测说,到世纪末广告要达到39-45 个亿。大家觉得不可能。没想到1996年就到了35个亿,1997年45个亿,《新闻联播》前面的1分钟和《焦点访谈》前面的3分钟广告招标是28亿。 1997年缴税就是4个亿,上交广电部等各个部门8个亿,剩下的自己安排。
    
    人物周刊:都用在哪儿了?
    
    杨伟光:李鹏同志当时说,“杨伟光,你是大老板了。”我说,“总理啊,我的钱就是国家的钱。”我上交完钱之后,剩下的钱买设备、做节目、买房子、发奖金,就有自主权了。每年做一个计划,给广电部打报告,说我们今年要做哪几件事,部长一批我们就做了。我们那几年建设和购买了20多万平方米房子,按干部的级别和职称来分房。1996年一年分了新房子600多套,加上退出来的旧房子一共1000多套。而且那时买的房子超标,比较大。现在还有职工说他们最大的资产就是那套房子。我走了之后就不让买房子了。
    
    人物周刊:央视主持人的薪酬怎么定的?外界有些传言说,比得上明星的收入。
    
    杨伟光:中央台主持人的薪酬还是按国家干部的序列来走,但是有补贴。一个是我们给主持人化妆费,一年有多少钱,让他们用好的化妆品;第二个是服装费,他们要出镜,代表国家台形象。其他的工资、奖金和同级别的干部职工没有太大差别,并不像外界传说的那样。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主持人“走穴”问题?
    
    杨伟光:如果你是在休息时“走穴”,请个假打个招呼,有时候比较重要的活动是可以的。我们为什么不允许“走穴”?就是因为节目播出时间是固定的,怕影响到节目的正常录制。都去“走穴”挣钱,保证不了节目怎么行。我还规定主持人不许拍电视剧,拍片一走就要一年半载,肯定会影响节目。你实在想去演,可以离开这个岗位,所以文清走了、倪萍走了、赵琳走了----这是个人选择的问题,走也挺好。
    
    
     当时很多“名嘴”都没有编制
    
    人物周刊:央视的待遇太好了,很多人都想往里涌。
    
    杨伟光:中央台这种单位,用人编制是一个大问题。中央台第一批职工大部分是转业兵、高中生。1993年开始改革,《东方时空》这样的节目,他们中的许多人做不了,我们就得招人。没有编制我们就采取“台聘”的方式,就用他们创收的钱给他们发工资。像《东方时空》,正式职工只有7个,干活的有100 多个,这些人的工资、待遇怎么定?台里职能部门说把他们的工资定成280元。什么概念?清洁工的工资。还有,台里医疗部门说这批人没有公费医疗;人事部门说不能评职称、评先进、提干。我说,这些人是台里聘用的,我们可以改革、试点。后来决定,把栏目的广告费给他们用,他们自己挣的钱,可以先用上嘛。实行了这个制度之后,全国各地的人才都汇集到中央台,收入不低于台里的老职工。
    
    人物周刊:用“台聘”的方式招了哪些人?
    
    杨伟光:比如白岩松原来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水均益原来是新华社的,都是“台聘”来的。水均益成名以后,新华社有的同志就说,水均益原来在我们这里算什么啊,怎么一下成名了呢?因为新华社老人太多了,他很难冒出来。敬一丹、肖晓琳、朱军、王小丫、董倩、王志,都是这样进来的。有不少人还直接找到我,推门进来就要求到中央台工作。
    
    人物周刊:您办公室的门这么好推啊?
    
    杨伟光:(笑)当然先要进得了这个楼,才能推得到我办公室的门。
    
    比如敬一丹原来是黑龙江电台播音员,到北京读研究生,在《新闻联播》实习。我审片子时她就认识我了。实习结束,她突然跑到我的办公室,说我实习完了,是不是可以留在这里?我看她形象不错,业务也好,就留下了。
    
    还有原来长沙市电视台的肖晓琳。她到中国社科院读研究生,在《联播》实习时就很爱提建议,老给我写建议信。《新闻联播》的编辑还批评她,说别老给台长添麻烦。她也是临走来找我,想留下来,我就让她留下来了。她还嫌不够,又给我介绍了一个,就是后来国际频道《中国新闻》的当家播音员徐俐。
    
    那时候我们真是不拘一格用人才,你只要有本事,我就给你提供一个平台,做得好就留下,做不好就离开。
    
    人物周刊:崔永元在央视是个另类的主持人,看上去有点“不正经”,当初是怎么选中他的?
    
    杨伟光:崔永元原来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但是我在电台时并不认识他。当年选拔这一批新主持的时候,真的是沙里淘金,不知道过了多少人才能被留下来。来了以后,我都只是在荧屏上看见他们,他们很少来找我;经常找我的人,没有本事,我也不会重用。我听说小崔后来得了忧郁症,实际上是因为他经常想问题。大家看到他在现场很幽默,那是因为他平时总在思考、积累这些东西。如果他不那么敬业,不爱思考,他的工作岗位很好啊,就悠闲地做嘛,也不至于得忧郁症。
    
    人物周刊:当时选小崔做主持人,台里有没有不同意见?
    
    杨伟光:直接说反对的声音倒没有听到。但当时我提出播音员、主持人要做观众的朋友,不要居高临下,包括《新闻联播》播音员也不能用“我们拭目以待”这种威胁式语句的时候,还是遇到一些反对的声音。选主持人不是选美,要看他们的知识、气质、道德修养。我这些观点其实领导同志也是赞成的。
    
    人物周刊:白岩松一直都说他很感激您。
    
    杨伟光:据说白岩松原来在《中国广播报》的时候吊儿郎当的,但到我们这里来以后非常敬业。这个反差有意思,从我来说,就是要为这些有才华的人搭建一个能够让他们发挥聪明才智的平台。
    
    人物周刊:朱军曾透露他已经是司局级干部了。央视主持人的行政级别怎么定,什么样的主持人可以定成司局级?
    
    杨伟光:这是体制问题。在我任台长的时候,播音员、主持人是评职称,没有行政级别,可以评相当于副教授级别的播音员、教授级别的播音员,播音指导是最高的了。级别问题,只是到了分房子的时候,才要求正高职称按正处级分房子,副高职称按副处级分房子,其他时候不涉及行政级别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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