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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流:重走“土改”路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5月19日 转载)
     来源:参与 作者:铁流
    
     时下大陆流行 “红色之旅”、“红色经典歌曲”、“红色记忆”、“红色文学”,概括起来十个字:“不忘革命苦,永记阶级仇”。所以重庆医科大学斥资三百余万元竖了一尊毛泽东巨像,以示紧跟。其实这些“伟大的创举”、“伟大的作为”都在和胡锦涛总书记“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对着干,不知为什么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宣部却装聋作哑连屁也不放一个? (博讯 boxun.com)

    
     在这沉渣泛起的阴暗日子,说不清是酷暑还是严寒的岁月,我回到故乡成都小憩,突然心血来潮,走访了当年战斗过的农村——成都和平乡九里堤村,看一看那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到底给农民带来了什么好处?富了、穷了、长了、短了……
    
    
     九里堤村位于成都西外十余华里,其名来于村西北边府河的九里堤。堤像一条长龙,把奔腾咆哮直向成都市区扑去的锦江迎头拦截住,使它平静下来不再发怒,慢慢地唱着歌,迈着平稳的步伐绕城而过。传说,这堤是当年诸葛亮出任蜀相筑建的。成都那时常被洪水淹没,他率民筑堤,留名千古,故又称丞相堤。锦江河水来于灌县都江堰,水清而冽,无一丝尘垢,喝进嘴里甘甜甘甜,沁脾润心,哪像现在浑噩污浊。那时江里常有打鱼的小船,小船的船头上站着一排鱼老鸹,它根据主人的指挥钻到水中,把一条一条的鱼叼上船来交给主人,待主人喂它一小点鱼肉后,它又钻到水中去叼鱼,周而复始不停劳作。人何尝不是如此呢?其实我们就是一群鱼老鸹,死心塌地地为新政“叼鱼”,最后也变成了油锅里的鱼,任由毛大爷烹煮。
    
     在那个“暴风骤雨”的日子里,我秉承团长张烈夫旨意,带着一帮恨不得立刻就发财的狂热分子,去收缴老同盟会员一个叫“威武将军”陈国栋的公馆。陈早年参加孙中山先生讨袁护法战争,作战骁勇,故有此封号。他的公馆很气派,占地不少于三亩,院墻外是一条宽约一公尺的小河沟,清澈见底的溪流不停地绕着院墻奔跑,汩汩潺潺,发出琴一般的声音。院墙笼罩在冬不枯,夏不黄的竹林里。院内各种树木四时常绿,鸟语花香,近似蓬莱仙境,难怪张区委爱上了它。公馆距通往洞子口乡的大道约一公里,门前是座精巧的红漆木桥,桥和一条乡村泥土小路相连,就像一条洁净的彩带把公馆系在田野上。小路两旁垂柳依依,常年吐秀。对着小桥是两扇嵌在高墙中的黑漆大门,门上钉有黄灿灿的铜钉。进得大门,是条宽窄均等的石板小道,小道把庭园分成两半,一半花草繁茂,古木扶疏;一半果橘连枝,黄金灿烂。小道尽头是客厅,客厅门窗雕龙画凰,古色古香,里面摆着紫檀木的太师椅,椅上放着红锦坐垫。客厅两旁有四个小间,是书房、茶室、琴室和赏花观景的花坞。客厅后面是厢房,再后是主人起居室。穿过起居室是花园,楼台亭阁、敞轩水榭,错落有致,别有一番情趣。在各房的门楣上,挂有大小不等的金字悬匾。那块悬在客厅正中的悬匾,足有一丈二长、五尺宽,四个“恩泽乡里”的金色大字生辉放光。上款是,“威武大将军陈国栋大人六旬寿庆”;下款是送匾乡亲的名字,时间是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从这块黑漆金匾里,可窥测到主人昔日有过的辉煌与荣光。
    
     想不到六十五岁的他,被我们一纸公文一声命令,全家大小七口当天就撵到村里东边三间破茅草房里去了,这里就成了和平乡土改工作团部,也就是后来中共成都市第三区区委会的办公地。此后我去团部汇报工作,常见他穿着厚厚的长棉袍,戴顶压着眉眼的破毡帽,两鬓苍苍,胡鬓长白,柱着一根拐杖,迈着蹒跚碎步,不停地绕着那座原先属于他的公馆、现在是土改团的办公地址,无声无语,走去走来,有时还驻脚长望,凝目沉思。看着他那一副失落而又无可奈何的样子,至今仍有印象。
    
     在那“红旗漫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分田分地真忙”的日子里,我这个“小革命”,指挥着一批村武装(即后来的民兵),把一个叫何寡母的地主斗得死去活来,一见着我们就哆嗦。又为了追缴莫须有的“赔退”(即追浮财,土改不但没收地主的土地,还要叫地主拿出格出的钱财来赔偿农民损失),硬把别人在外乡教书的女儿捉回来批斗,最后还强令别人光着双腿跪在炭花碴上。一个书香门第呵护下的千金,怎经得住我们这些折腾,疼得呼天抢地磕头求情,而我为了“站稳革命立命立场”,竟然飞起一腿,将她踢得老远老远。
    
     还记得,我为了显示威风,把一个叫范瞎子的富农在大冷天里脱去衣服用风车风,还逼着他去河里抓鱼虾,弄得一身大病过早去见了阎王……罪过啊罪过!狼奶喂大的我练就一身吃人艺术,后来也被狼吃去。这个制度把我们一帮小年青变得没丁点人性,成了以作恶为荣的帮凶,疯狂地去为它卖命拼杀,自无好结果。
    
     还得一提的,是这个村在“四大运动”中杀了不少人,村西头十三组那个叫边洪恩的边三哥,是洞子口乡乡长曾智清的拜把兄弟,曾有兄弟伙几百人,解放初参与“叛乱”,是“清匪反霸”中第一个被杀的恶霸。此后,众多的兄弟伙相继被镇压。边洪恩一家不仅本人被杀,两个叫大龙、小龙的儿子均敲了“沙罐”(1952年前杀人打脑壳,老百姓叫敲沙罐)。由于九里堤村位临“土匪暴乱”中心的洞子口,自然卷了不少农民进去,在新政伊始的短短时间里先后杀了十多个人。那些未杀未被关的叫“管制分子”,每周我都要给他们训话,他们一个个蹲在地上不敢动弹一步。我学着“老八路”样子,棉衣不穿披在肩上,板凳不坐蹲在上面,端着一个茶缸,嘴角上还叼根劣质香烟,一声长一声短,南腔北调,开口“我们共产党”,闭口“我们毛主席”……现在想起真他妈个活土匪。
    
     我站在锦江河边久久无语,深深地反思,忽然间想起了元代诗人张养浩的曲儿“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其实地主也好,贫下中农也好;我也好,他也好,难道不都是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吗?一下为什么发疯似地斗了起来,改朝换代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其实不都是一群羊羔。当那时(1957年前的那时),我和他们兴高采烈地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那“天”,是这样的“明朗”吗?
    
    
     “无边落叶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锦水在哀吟,锦水在哭泣,哭历史,哭灾难,哭死亡,哭仇杀,哭污染……九里堤村而今不见了,滚着菜花麦浪的田畴被高楼吞食,小桥流水和那竹林掩映的农户,成了“农转非”的居民,四处都是水泥森林,汽车闹闹嚷嚷,找不到一块安静的地方,是进步呢还是退步?是喜悦呢还是悲伤?这里个中味说不清楚。
    
     我在茫茫人海中踟蹰,好不容易在路旁寻到一块不起眼的石碑:“成都市文物保护单位——九里堤遗址”(见图)。我在遗址石碑前徘徊,打听了好半天才打听出当年土改积极分子们居住的地方。他们都失去了土地,成日蜷缩在茶馆里“吹壳子”。在一间极其下等的茶社里我找到了当年“同食同住同生死”的“战友”,一个是武装队长陈福兴,一个先是长工后是“翻身”当过两届乡长的彭文光,还有一个是保护过安全的赤贫农杜华安。大家都老了,一个个思不敏捷词不达意。但一说到当年事又有了劲头,可这劲头像落地烟头一下就熄灭了。陈福兴语无伦次地说:黄工作队,我们土改翻了身分到田,过了一两年好生活,但太短,“统购统销”后就吃不饱了,接着就是“合作化”、“公社化”,化去化来田地都化归了国家,我们又成了穷光蛋,家里什么也没有,纵是几口破锅也交给公家炼铁去了,唉……
    
     这一声“唉”,包含着无比辛酸和难过,也包含着人世间的不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九里堤村的集体土地全被政府和开发商征用,农村户口变成城镇户口,所谓“农转非”。农皮脱了,靠什么营生呢?一人分得十五平米住房,一月484元的劳保金。用他们话说“饿不死,吃不撑”,每天只能花五毛钱在茶馆里混一天。他笑笑,一脸山沟地穴,是嘲讽还是回忆地说:黄工作队,我还记得你老讲,十年后农民就会过上“耕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共产主义’生活,嘿,现在真的过上了……”
    
     我一阵无语,不知说什么好。
    
     闲话后,陈福兴带着我去看望彭文光。彭是雇农,“土改”极积分子,我下村去“访穷问苦”,他总背着枪保护我。因立场坚定,斗争性强,后光荣入党,“建政”时被选为乡长(土改结束建立乡一级政权)。不知为什么,他干了两届便“辞官”回家种田。他的家住在六层楼房的最底层,黑黑的没有阳光,水泥地板水泥墙,一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家里惟一值钱的是那台收破烂也不收的电视机。他成天就呆在这屋子里哪也不去——不是不去,能去什么地方呢?哪儿都要钱,他哪里有钱?
    
     “土改”时他是雇农,一个光棍,按政策可分双份土地,共得三亩二分上等好水田,喜得他几天几夜没睡着觉,可40年前土地就归公了,而今仍是赤贫一个。如果不归公,按此时此地市价折算,应值一千余万元人民币,那真是富翁了。他穿着一身脏兮兮的中山装,样子没多大变化,谈及往事毫无兴趣,冷冷地道:那田那地不是挣来的,该收该收,得感谢党和政府,不干活也养着我们,一月发四百多元哟!……
    
     是呀,“得感谢党和政府”,他们全变成了不劳而获的“地主”,坐着也不饿肚子。
    
     在回归的路上,我在想:他们似乎又回到了那个“仰着睡还有条球,卧着睡连球也没有”年代。
    
     土改,土改,谁是真正的得利者?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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