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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高院给14名记者颁发“新闻监督护照”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4月16日 转载)
     云南省高级法院最近聘请14名记者为特约新闻观察员,并向他们颁发“新闻监督护照”;其目的,据称是让这些记者在省法院系统采访时享有更大便利。一些业内人士和评论界人士对云南高院这一作法的正当性提出质疑。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 家岱的采访报道。
    
     据人民网报道,云南省高级法院在聘请14名记者为特约新闻观察员的同时,还出台了相关“制度”,要求各级法院及时向这些记者通报法院的工作,为他们对各级法院的采访提供支持、协调和配合,并反馈对他们所提意见的处理情况。与此同时,高院也对特约新闻观察员提出了恪守新闻职业道德和保守国家秘密等“严格要求”。云南省高院没有披露这14名记者是如何遴选出来的,但表白说,高院对这些受聘记者没有经济支持,因而不存在“收买”问题。一云南高院发言人还表示,云南高院对于其他记者的正当采访,“还是一如既往地欢迎”。这位发言人当然不便说“不欢迎”,但是了解中国政治语境的人都不会不感到“正当采访”一语的威慑力。 (博讯 boxun.com)

    
    美国华裔作家董鼎山表示,云南高院的这种作法他以前闻所未闻:
    
     “我的意见啊,他做法就错了,真正在言论自由的地方,根本就用不着官方来管的,记者都完全是独立的。他一受了政府聘请,就没有独立的立场。假如官方请我做这个事情,那我明白地好像要替官方讲话一样,就是用官方的眼光来看。这个不行的。美国假如有这个事情发生,所有的右派的、左派的都要一起来革命的。这个要由政府什么司法部啊请几个大记者监督执法工作,简直是笑话!新闻记者若有自由的话,就是民间记者,跟官方没有关系的。他的监督才有意思。你官方派来的,那有什么意思呢?这个事情我从来没有听到过。”
    
    美国约克学院教授周泽浩用“滑稽” 一词来形容云南高院的作法;他认为这是对其他记者采访报道权的限制:
    
    “这好像是百花齐放又放了一朵奇花,我觉得这个做法非常滑稽。他如果想做开明的一种表示的话,这个就是反弹,没有做成功。首先,整个一个省的司法系统的重大的监督权、监督权或报道权,都落在14个特殊记者上面,这好像从数量上也是不够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这14个人有这样一种特权或特许,那么,其他人怎么办?其他记者没有这个特许的话,那么,他们是不是得到了更多的局限?这十四个记者的所谓的观察权和报道权,是以什么为代价的?其他记者损失了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情况比其他各省没有定下框框更糟糕。这就等于是,政府在有框框的情况下,还把人数局限起来,这样问题就一大堆:其他记者的权利在哪里?他们的报道权在哪里?”
    
    周教授对14名特约新闻观察员的遴选标准提出质疑:
    
    “还有一个,这十四个记者是以什么标准来选的?他们是不是接受了这样一种条件?他们是不是全是党员?他们是不是在遵照党的路线或舆论导向这方面,跟政府跟的比较紧?是不是以这样一种标准来选择的?因为,他现在的要求提得很明确,就还是要以党的新闻政策、党的利益、国家政府的利益为主。记者的执业责任就是监督政府,就是报道事实,如果这十四个记者在有框框的前提条件下,那么他们能不能做到就有问题。”
    
    周教授表示,看来云南高院聘用“特约新闻观察员”的作法与云南这个地方的政治生态不是毫无关系。他举他所了解到的文革时期发生在云南的一件事,来描述那里至少是一度存在过的滑稽的政治生态:
    
    “云南这个地方就是说,毛主席万岁,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云南省革委会主席说,他是永远健康,我是比较健康,所以大家举手(喊口号)的话,毛主席万岁,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然后比较健康,比较健康。县委书记说,你要比较健康,我也不能拉下。县委书记要小学生喊(口号)的话就是,每天毛主席万岁,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省革委会主任比较健康,县革委会主任基本健康,基本健康。”
    
    人民网的报道援引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教授郎劲松的话说,舆论监督权不能由哪个部门或哪个领导授予,而应当是记者的职业权利。
    
    这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 的采访报道。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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