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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会提出和解这样可笑的主张:专访六四学生领袖王丹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3月29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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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亚洲周刊 (博讯 boxun.com)

     纪硕鸣/王丹认为,要六四事件受害者提出和解实属「可笑」。他坚持二十年前的原则,要求政府承认对人民犯下了罪行,赔偿与抚恤六四受难者,让流亡者回国,释放一切因为六四问题仍然在押的人士,并努力不让六四从民族的记忆中被抹去。
    
    六四事件二十週年前夕,流亡美国已十年的八九民运的学生领袖王丹显得更为忙碌,去年获得哈佛大学历史及东亚语言博士学位,今年到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作一年的博士后研究。他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纪念六四二十年的活动,希望当年的参与者能在华盛顿相聚;他被邀出席演讲活动,坚持自己「民运」的主张。早前,王丹还推动要求发还护照争取回国权。
    
    接受亚洲週刊的访问时,王丹表示:这一切为的是,「努力不要让六四从民族的记忆中被抹去」。虽然二十年过去了,王丹很坚定的表示:「海外民运对于六四事件的一贯主张就是呼吁中共针对当年的屠杀决定能『拨乱反正』,承认对人民犯下了罪行,以实际行动抹平历史伤口,并且愿意以主动推进民主化进程来向历史负责。同时呼吁人民不要忘记历史,不要淡忘六四。这个立场至今没有改变。」
    
    早前,作家戴晴呼吁对「六四」评价完全对立的双方,实行真相调查、正义认定,然后实现社会和解。王丹在演讲的场合,对这一主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有媒体以《王丹:可有条件接受六四和解》为标题作了报道,王丹并不认同,他向亚洲週刊表示:「我通篇的意思就是我不会提出『和解』这样可笑的主张,而标题出来居然就是我要接受和解的意思。」
    
    三月十三日,王丹在牛津举行了一场有关「六四」的演讲。演讲会很受欢迎,吸引了近三百名学生和各地学者。现场座无虚席,不少人无位要坐在梯级。听垄总体肯定当年中国学生的表现,也有来自中国大陆学生的不同意见。王丹认为,要求事件受害者提出和解实属「可笑」:「打伤了人,还要受伤一方提出和解,哪有这种事情?」他说:「我有我的底线----我可以和解,但绝不可能是由我提出来。当下还未见到任何东西,让我可接受和解。」
    
    王丹在回答提问时表示,二十年前的「六四」,可算是中国现代公民社会的开端。回头看「六四」,他没有遗憾,但承认犯了两点错误:‘第一,原来一直坚持那是学生运动,过度重视它的纯粹。即使五月十一日开始绝食之后,它逐渐变成了群垄运动,但我们还是拒绝了其他人协助,亦没有与政府内的开明派合作,否则效果可能更好。第二,是选择绝食的时间,当时正值戈巴契夫访华前夕,我们以为两日内政府就会清场,但这不单没有出现,后来各地到天安门加入绝食的人更越来越多,令场面更难控制。’
    
    即使不断的坚持二十年前的理念,但王丹表示:「我对中国政府的要求真的很低,我不会期望他们做些什揦,只会希望他们不做些什揦,例如刘晓波,他只是因为打算发表有关维护人权的呈请(按:《零八宪章》)就被关起来了,停止这种行为,才算是回到民主的基本----容忍。以下是访问摘要:
    
    你对「和解」的提法怎麽看?
    
    我认为,现在由我们提出和解问题是非常可笑的,因为在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和解从来都不应当由受害的一方提出,就好像甲一边在被乙暴力侵害,一边还对乙说「让我们做朋友吧」,天下还有比这个更好笑的事情吗?和解的基础是真相与正义,现在当局不仅坚持当时的镇压是正确的,而且继续极力掩盖真相,不允许任何对六四问题的公开讨论,请问和解的基础何在?没有任何基础的情况下,提出和解问题,这不是单相思吗?
    
    能接受「和解」这个理念吗?
    
    我可以接受「和解」这样的理念,但是理念要落实到现实中。戴晴提出和解的问题,完全限于口号。请问,如果我们同意和解,从我们这方面来说到底具体要怎样和解?是要我们从此闭口不谈六四吗?还是从此不再批评中共?我看不出来有任何我们这边可以做出和解步骤的具体建议。这样的和解主张不是空谈吗?事实上,我们已经被监禁,被流放,被剥夺在中国公开发表言论的任何机会,我们没有什揦谈论和解的条件。
    
    你觉得客观上提「和解」的条件不存在?
    
    在没有任何基础的情况下,在对方还坚持当年的屠杀是正确的前提下,我们自己却提出和解,这样过度的放弃原则,并不能使得六四问题得到历史的公正对待,相反还会混淆是非,无法为社会确立基本价值原则。戴晴提出这个问题,每个人有不同的想法,我个人表示尊重。我只是认为第一,现在不是提出和解的时候;第二,和解不应当由我们这边无条件主动提出。
    
    
     在什麽样的情况下你会考虑「和解」?
    
    我从来不是一个激进的人,我愿意在坚持基本原则底线的基础上,谈论任何妥协的可能性,包括社会和解的可能性,但是我要看到当局做以下的事情,才能考虑到和解的问题:第一,赔偿与抚恤六四受难者;第二,让流亡者回国;第三,释放一切因为六四问题仍然在押的人士。
    
    如何看戴晴提出的「和解」?
    
    关于戴女士的讲话,我尊重她的立场,但是我要指出的是:戴晴说只有黑白两种声音,双方都不许讲真相,是不符合实情的。对八九,对六四,公开发表的各种看法都有,色调多得很。另外,学生方面不掌握权力,怎揦可能不许别人讲呢?没有力量、没有可能去封别人的口嘛。二十年来,民运方面一直在讲。就算有的事,有的人不愿意讲,也有人愿意讲。对不愿意讲的人也不能苦打成招,强迫他讲。所以只有政府这方面才是不许讲真相,因为政府有权力封人的口。连抗非典(沙士,SARS)英雄蒋彦永这样的人都要软禁起来。戴女士表面上的不偏不倚,实际上这种所谓「客观」本身就是不公平的。
    
    流亡美国十多年你做的最大的事情是什麽?
    
    多年以来,我认为我能够做到的最大的事情,就是努力不要让六四从民族的记忆中被抹去。我发表公开言论,到处演讲,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我认为无论你是否同意我的立场,都应当承认,这样一点历史,政府二十年来处心积虑要抹去,作为一个执政党这是极为不道德的,对于人民也是极为不负责任的,等于人民二十年来都被政府剥夺了知情权或者被欺骗。不管对当年的运动如何评价,这种隐瞒历史的做法是不应当被接受的。
    
    海外民运的环境似乎越来越严峻,还有信心坚持吗?
    
    也许民主运动现在面临严峻的形势,但是我认为一个民族需要有一些人能坚持理想,这样的人应当不是一定要在形势好的时候才出来,而是要在形势不好的时候还能坚持。今天的中国,太多的人在观望,太少的人愿意坚持理想,因此我要做后一种人。外界环境如何,运动本身的推定是否顺利,这些其实都是外在的东西,对我来说,坚持理想是我对自己的人格规划,能不能达到目的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能不能对得起自己的良知。只要坚持这一点,环境是否困难我无所谓。更何况,其实环境并不像外界以为的那样困难,我自己的切身经历告诉我,中国人民中的沉默的大多数是追求民主的。有这个信心,我更加没有必要沮丧。
    
    个人有些什麽打算?
    
    至于我个人,毕业之后,我到牛津大学进修了半年,四月份即将结束。接下来面临的就是找工作的问题,毕竟我不想靠民运来吃饭,而是希望能有自己的专业和工作,让自己没有生活上的后顾之忧。当然,在目前的状况下,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确实非常非常困难,但是我会继续努力寻找。
    
    会不会再申请到香港工作?
    
    我当然还是很喜欢能到香港工作,但是目前完全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因为中共不给我的护照延期,使得我根本无法来香港,遑论工作呢?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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