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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天安门事件20周年纪念白皮书(图)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3月23日 转载)
    
    来源:中国观察
     一 引言
    
    二 事件的经过
    
    三 “六•四”运动是人民和平请愿运动
    
    四 1989年春北京没有发生动乱
    
    五 北京在1989年6月初没有发生“暴乱”
    
    六“六•四”屠杀的性质不容质疑
    
    七 戒严是非法之举
    
    八 北京市“游行示威十条”是对表达自由的限制
    
    九 20年的反思
    
    十 结论:没有结束的请愿
    
六四天安门事件20周年纪念白皮书

    
    一 引言
    
    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让世界人民关注她的不是“四大发明”也不是她的宇航员在空中行走,而是一个年轻的中国人在1989年6月4日只身阻挡针对平民的坦克。 1989年6月3日中国当局命令全副武装的军队强行进驻北京和占领天安门广场,在行进过程中军人们向非武装的北京市民开火,导致了大量的伤亡。那一刻环绕着地球的是这样的声音:
    
    “这里是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请记住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这一天,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骇人听闻的悲剧。
    
    成千上万的群众,其中大多是无辜的市民,被强行入城的全副武装的士兵杀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们国际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
    
    士兵驾驶着坦克战车,用机关枪向无数试图阻拦战车的市民和学生扫射。即使在坦克打开通路后,士兵们仍继续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开枪射击。目击者说有些装甲车甚至辗死那些面对反抗的群众而犹豫不前的步兵。
    
    
    北京国际电台英语部深深地哀悼在这次悲剧中死难的人们,并且向我们所有的听众呼吁:和我们一起来谴责这种无耻地践踏人权及最野蛮的镇压人民的行径。”
    
    这是中国当局自己的电台播出的新闻,它是其编辑根据其在上班的路上所目睹的情况所写出的新闻稿。新闻播出后不久,即1989年6月4日的凌晨左右,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强行占领了北京天安门广场。在天安门广场上手无寸铁的学生在军人枪口押送下,撤出天安门广场。这就是让世人震惊的1989年天安门屠杀事件。
    
    有关中国军队向平民开枪造成大量伤亡的报道,以后不断有录像、照片和当事人的回忆证实。中国官方也从未否定军队动用了武力并造成了大量的平民的伤亡。但是他们说这是“平息反革命暴乱”。多年后,中国当局一方面避讳提起“暴乱”和“平暴”而讳称说是一场“政治风波”,另一方面坚持说1989年发生了否定共产党的“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声称“平息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胜利,巩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阵地和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也给党和人民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教训 ”。
    
    历史事件的性质是以人类所建立的正义和价值观来确定的,不能因为事件多年后的某些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而改变。二十年来,中国当局对国内封锁对“六•四”天安门屠杀的报道和讨论,对外却以改革开放的进步来掩盖其军事镇压平民的反人类性。今天,我们必须要拨乱反正,让中国人知道历史真 相,看清历史事件的性质,以避免这种反人性的屠杀事件发生。
    
    二 事件的经过
    
    1989年4月15日,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去世。在他去世后的几个小时之内,北京大学和其他的大学的学生们通过大小文字报表达了对胡耀邦的悼念,也表达了对中国政治的不满和对中国领导人的批评。学生们的不满来自于中共中央在1987年初因为胡耀邦政治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遭罢黜。4月17日夜北京大学和其他几所大学拥着“ 中国魂”的特大横幅走向北京天安门广场。4月18日他们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了“七条”请愿书,内容如下:
    
    1. 公正评价胡耀邦的政绩,肯定民主自由的宽松的政治环境;
    
    2. 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与“反自由化”运动,并为这次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的人平反;
    
    3. 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向全国人民公布其财产状况;
    
    4. 允许民办报纸,开放报禁,制定新闻法;
    
    5. 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
    
    6. 取消北京人大常委会违反宪法而制定的限制游行的“十条”;
    
    7. 此次活动作出公开的报道,见诸党政机关报。
    
    以上七条基本上是1989年民主运动的基本政治主张,归纳起来为两个请愿诉求:
    
    一是要求自由和宽松的政治环境;二是反对腐败,即当时最响亮的口号“反官倒”。其中没有提出任何选举在内的民主要求,没有要求改换政府,更谈不上推翻一个政府。当日学生们经过十多个小时的静坐后,作为全国人民代表的体育转播播音员宋世雄,全国青联主席刘延东和北京市教育局局长曹西平出来接受了“七条”。
    
    
    当晚约8时左右,静坐的学生解散,但是静坐外围的学生拉着“中国魂”的横幅到了中国中央政府所在的“新华门”前示威。这就发生了“4.19”和 “4.20”“冲击新华门”事件。在这个事件当中,中央的有关报道强调“有人喊‘打倒共产党’的口号”。这种报道激化了学生的情绪,因为大多数学生当时没有这种政治诉求。
    
    4月20日后,北京的几所主要大学开始组织学生自治会。中共中央决定在4月22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胡耀邦追悼大会”。当得知北京当局将封闭天安门广场不让学生到天安门参加追悼大会后,北京主要大学的自治组织决定进驻天安门集体参加“胡耀邦的追悼大会”。当晚,各大学的学生突破封锁,凯旋般的进驻了天安门。中共中央在学生们已经进驻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下决定允许同学们在广出听追悼大会。大会结束后,几位学生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跪递”他们的请愿书,结果中国当局不予理睬。这件事情后,学生开始了罢课。
    
    4月2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主要学校和有关部门口头传达了邓小平的讲话,指出中国发生了政治动乱,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4月26日人民日报根据邓小平的讲话,发表了《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社论指出极少数人“打着民主的旗号破坏民主法制,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捣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
    
    这个社论是1989年运动的转折点。尽管社论说是“极少数人”,但是学生们认为那只是文字游戏,他们认为社论就是否定学生们的政治诉求,矛头就是指向学生。他们认为“我们没有搞动乱”。于是他们再次走上街头。4月27日发生了第一次最大规模的游行。游行得到了北京市市民的热烈支持。他们高喊“大学生万岁”并且送来了面包和水。有的学生的母亲也到游行队伍,母女拥抱着,享受着那自由的一刻。事前布置的军警在北京市民和学生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4.27”大游行后,政府有关当局开始和学生对话。对话断断续续持续了几个星期,没有任何结果。5月4日赵紫阳在亚行的讲话要求在“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和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赵讲话后,学生们宣布复课。
    
    因为政府和学生的对话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中央没有改变“动乱”的定性,政府对学生们的政治诉求也没有诚意予以接受,5月13日,在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来访前一天,以北京大学为首的学生开始了在天安门广场绝食。他们提出了绝食宣言,其诉求也很简单:
    
    (1)要求政府迅速与学生举行实质性真诚对话,
    
    (2)要求政府承认他们没有搞动乱而是在进行一场爱国的民主运动。
    
    北京市民包括警察和军事院校的学生都走上街头,支持学生的政治诉求。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曾报道有上百万人走上街头。北京的工人们也组织起来,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工人自治会。此时,声援北京学生运动已经波及到全国。许多大城市的学生和市民都走上了街头。外地的学生也赶到北京参加绝食和声援绝食。
    
    
    5月16日,赵紫阳在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中明确世界,中共中央在1978就决定邓小平是中国的掌舵人。
    
    5月19日,中国当局决定在5月20日对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戒严令由国务院的名义发布,并成立了“解放军戒严指挥部”。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因为反对戒严出席“戒严”大会,他在5月19日凌晨看望了学生后就被软禁,直到他在2005年1月去世。
    
    5 月20日后,北京的学生和市民们开始了一场反对戒严的活动。长期作为首都的北京,100年来他们经历了无数次的反抗政府的活动,见证了几个政府的更迭,但是没有一个政府命令军队进城来镇压学生运动。北京市的妇女,老人来了,工人们来了,政府的官员也来了,甚至有些警察也来了,他们来到戒严的军车面前,劝说着满脸稚气的解放军“娃娃”,让他们撤军。军人们犹豫了。有些将军们也开始反对戒严。
    
    同时,人们要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戒严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全国人大常委会下次开会的时间是6月20日。包括有57名(后有4名代表撤出)人大常委会委员签名的公开信要求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特别会议。人们开始要求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讨论“罢免李鹏总理”和“取消戒严”的议题,要求当权者按照宪法的规定和法律的程序来解决政治问题。
    
    军队在各种反对的声音下,在北京郊区停滞不前。本来,这是个最好的机会让中共党内来解决国内的政治纷争。可是,面对人民改革的呼声,特别是面对人民要求通过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解决政治纷争,邓小平和其他中共中央的当权者没有耐心和信心,于是决定军队在6月3日不惜一切代价强行进军北京市区,占领广场,驱赶学生,用军事行动来解决非武装的和平集会和示威。这就发生了天安门“六•四”屠杀。
    
    从镇压以后的政府官方文件和对“暴乱者”的审判中,所有的“暴乱”行为都是发生在军队前行进驻北京天安门广场的过程中。伤亡也发生在6月3日夜和4日的凌晨。以下是网上的一个较为中立和严肃的“百科全书”的报道:
    
    6 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清场。当天下午4时,杨尚昆、李鹏、乔石和姚依林等召开军政会议,指令翌日6时前要完成任务,并宣布“如遇阻拦,戒严部队可以采取各种自卫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当晚7时,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放戒严部队紧急通告,宣布“戒严部队、公安干警和武警部队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一切后果由组织者肇事者负责。”
    
    晚上10时后,天安门与长安街的形势急转直下。军队入城后遭到市民阻挠,军队开枪,其中木樨地是死伤最多的焦点。该处聚集数千人,部分人用碎砖头砸打解队,军队立即一排排冲上大桥,边喊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口号,边向投石头的市民开枪。
    
    
    自5月20日宣布戒严后,就有些人在广场教导学生如何防止有可能发射的烟雾弹对人体的伤害。他们是在做些保护自己的事情。如果有市民或学生宣传如何抵制军车,那么这本身不是暴乱,而是宣传抵制军队镇压学生。逻辑上,只有军队强行进驻北京,才会遇到抵抗。这说明,军队镇压的是抵抗者,而不是镇压已经施行暴力的暴乱者。
    
    第二, 中国在“平暴”后的审判中没有判决一个“在军队开枪前”的“暴乱分子”,所有被关押和审判的“暴徒”都是对军队镇压的抵抗
    
    从1989年镇压后所揭示的资料表示,中国当时的决策者已经下定决心,命令驻守在首都周围的戒严部队,强行开进,占领天安门广场,用暴力解决国内的政治纷争。英勇的北京市民对当局用军队来解决非武装的和平政治抗议进行了抵抗。所谓的平息反革命暴乱,只是一个借口。
    
    镇压后,被审判的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没有一个被指控组织暴乱。被陈希同指控的工自联的主要头头,没有一个判刑。有些工人纠察队的领导人被判刑,但那是因为他们参与了抵抗军队开枪。同时,镇压后所报道的“暴徒”都是在军队强行占领天安门的过程中产生的。在此之前,他们是良民。所以,军队来平息暴乱是本末倒置。
    
    第三,北京市戒严期间其治安状况良好,骚乱来自戒严后,来自北京市民对“戒严”的抵抗。以下是人民日报所报道的戒严第二天和第6天的报道:
    
    《北京戒严第二天》:本报北京5月22日凌晨4时50分讯:国务院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生效业已40多小时。在政府划定的戒严区域内,仍未见到异于往日的发展情况。
    
    21日星期日,天安门广场上,和平请愿的首都的和从外地来的大批大学生比肩静坐。东西长安街上,人流夜以继日;数架军用直升机在低空往复掠过,撒下用大字号写的李鹏总理讲话传单,引起阵阵骚动。
    
    戒严令发出以后,广大市民担心执行戒严的解放军进城后发生流血事件,夜间在通向郊区的一些主要交通路口设置道路障碍。城市公共汽车、电车已中断两天。地铁停运。东西长安街等主要街道,群众自动维护交通秩序,指挥过往的各种车辆和行人。一些居民给本报打电话,抱怨看不到报纸,拿不到牛奶。入夜,在用各种大型车辆及其其他什物设起路障的许多交通路口,又聚集起黑压压的人群。
    
    这篇报道指出,北京市民只是抱怨拿不到报纸和牛奶。这说明戒严导致了北京市的治安情况的恶化。但是情况仍然不是那么严重,北京市民的正常生活没有受到影响,工人照常上班,中小学生照常上课,书声朗朗。以下是关于戒严第六天的报道: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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