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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健国:金文明狙击“中国特级犬儒”余秋雨—访辞书专家金文明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3月06日 转载)
    在金文明先生为代表的学术狙击下,“中国特级犬儒”余秋雨的可鄙面目更清晰了——与“伟光正”等古今专制者一样,余秋雨也是一个永不认错,永不改过,深信“谎言重复一千次就成真理”的谎言大师。余秋雨与伟光正,可谓互为表里——从余秋雨看“伟光正”,对专制者反共生的丑恶,更可一目了然,深入浅出,见微知著。
    
     ——提要 (博讯 boxun.com)

    
     《文化苦旅》落选宣判“伪大师”
    
    凡是关注“中国特级犬儒”余秋雨的人,大多对金文明先生心怀感激。
    余秋雨这类“中国特级犬儒”,具六大特长:有美丽文笔,有如簧巧舌,有郢书燕说的伪学问,有“心中无泪眼含泪”的高超演伎,有暗中献媚钓誉“文化大师”的非凡“公关能力”,还有狐假虎威的“人模鬼样”。如此十八般武艺皆通的“余含泪”,仅仅靠自由民主共生思想透视其文革帮闲和指鹿为马嘴脸,还难以让受骗大众彻底明白“余大师”真相,而当有学者以文史考辨的“咬文嚼字”揭露其不懂装懂,坚持伪学骗人的“学术硬伤”,那就开辟了一条从学术争鸣路径狙击“中国特级犬儒”的新战场。正是在思想批判与学术指谬的双重照妖镜下,“余含泪”的羊皮才被彻底揭开——2008年11月底,在“深圳第九届读书月”举行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书”评选会上,几位十年前曾极力颂赞余秋雨的评委,竟然反戈一击,欣喜地宣布:余秋雨《文化苦旅》落选,是本次评选会议的重大胜利!
    《文化苦旅》虽由官方推荐进入“30年30本书”候选书目,但无奈有许多“文史硬伤”坚持不改,无法交待,谁也无力强行救它。2008年12月5日消息正式公布后,全国惊叹:余秋雨是今日中国唯一钦赐“文化大师”,其名著竟然因“硬伤太多”而不能入选“30年30本书”,这岂不是对官府和“余大师”一记响彻云霄的大耳光!《文化苦旅》的落选,正式宣判了“余大师”是“伪大师”,闻讯之后的“余大师”,真真切切地成为了“余含泪”,只有向隅而泣——2008年10月12日,余秋雨似乎对自己落选“改革开放三十年”有所预感,在许多媒体发表了长篇访谈《我赶上了这巨大的历史机遇》,自诩“集‘深度研究、亲历考察、有效传播’这三者于一身”,自叹:“太让人嫉妒了!……这种力量,已经构成了一种强大的潜在气候。”妄图乞求公众抬举。然而,结果依然是“落花流水春去也”!
    以专著和论文指出“余大师”著作文史硬伤达200多处的金文明先生,正是开辟学术指谬这一新战场的先锋,将“余大师”还原为“撒谎大师”与“屡教不改”的“余含泪”,今年72岁的金文明可谓功勋卓著。
    
    2008年10月14日晚,我如约来到“沪郊秀枫园省庐”,与金文明先生开始了“第二次握手”。与几年前在广州见面时相比,金先生的白发明显增多了,但依然面色红润,目光如炬,声若洪钟,一派“更加郁郁葱葱”之苍劲。
    约一百平米的小三房中,堪称“全国山河一片书”:书房顶天立地皆书,卧室处处皆书,过道、客厅也是书之长城,虽然昏暗的灯光中古籍更加暗黄,但书香幽幽,沁人心脾……四十年来,金文明不仅是“上海十大藏书家”,更是出版家、辞书专家和古文字学专家;自1972年到上海辞书出版社参加《辞海》修订工作,1979年兼任汉语大词典编委、第一编辑室副主任,后又被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聘任为特约编审11年,1995年,被聘为《咬文嚼字》编委,被上海新闻出版局聘为图书编校质量检查组审读专家,金文明天天遨游于古书海洋。
    如此金文明,本来与余秋雨毫无恩怨,两人虽同在上海,一躬耕于辞书界,一游戏于戏剧散文,并无直接联系。是什么原因,让一向“躲进小楼成一统”的金文明,要开辟学术指谬新战场横扫“中国特级犬儒”余秋雨?
    两小时的漫谈,金文明坦陈心迹。
    
     余秋雨的狂妄逼出了金文明
    
    正如许多“批余者”,都是曾为“余秋雨粉丝”的反戈一击者,金文明也是从“欣赏余秋雨”走向“粪土余秋雨”。
    余秋雨的《文化苦旅》自1992年出版,一直受到许多人的争议。但金文明开始站队于“欣赏派”一边,认为其“情文并茂、雍容大气,别树一帜”。但1998年偶尔发现余秋雨误将退休之意的“致仕”误为当官入仕,深感“散文大家”其实在中国古代文史方面的功底不扎实,“于是开始重新细读《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后来加上一本《霜冷长河》。边读边想边查考,查阅翻检的古今各类图书和工具书多达二百余种,摘录的资料卡片也有五百多张。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享誉海内外的《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这两本历史散文集,其中大大小小、明明暗暗的各类文史知识差错,竟然超出了一百个!其差错率达到了万分之二以上。这在建国以来的文学类出版物中,即便不算破天荒,也是极为罕见的。”
    本来,金文明想把这些查检出来的问题制成一份勘误表,供余秋雨在《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文集重版时作修订参考。但看了余秋雨在媒体对诸多批评者的恶贬滥骂,看到“余大师”对余杰的当面撒谎,特别是读了《余秋雨教授敬告全国读者》(1999年1月18日)以后,被余秋雨的“宁可我骗天下人”之狂妄所激怒——余秋雨声明:所有在“文史细节”问题上跟他“纠缠”的人,都是一些“非专业人士”的嫉妒,是“鸡蛋里挑骨头”。余秋雨认定自己作品中不存在任何“史料差错”,没有任何专家会责难他。
    圣人千虑尚有一失,余秋雨作品中就不存在任何“史料差错”?太狂妄了!
    这时,金文明又遇到两件事:余秋雨文章的知识性差错正在让广大青年学生以讹传讹,误人子弟!
    有一天,金文明在电脑互联网上读到了一篇题为“独对青山”的文化散文。作者董桄福向人们转述了《文化苦旅》中关于《山海经》记载“舜逐三苗于三危”和“乐樽和尚”故事。这让金文明大吃一惊:他早已据古典考证出:“舜逐三苗于三危”典出《尚书•舜典》而非《山海经》;开凿莫高窟第一窟的前秦和尚不是“乐樽”,而是“乐僔”——有《武周圣历元年(698)修莫高窟佛龛碑》和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敦煌学大辞典》为证。可见拒不改错的《文化苦旅》正谬种流传,贻祸青年!
    又一日,上海近郊一所中学分管语文教学的教导主任告诉金文明,《文化苦旅》中将清末民初著名金石学家叶昌炽误为“叶炽昌”,中学的语文“导读”本已改正了,但一教师手持“导读”照本宣科地讲到“叶昌炽”时,竟然有学生拿着正版的《文化苦旅》站起来发问:“老师,余秋雨的书上印的是‘叶炽昌’,你怎么说成‘叶昌炽’呢?那位语文教师也不了解叶昌炽与“叶炽昌”校订过程与背景,一下子愣住了,竟然红着脸腼腆地说:“当然以余秋雨的原书为准。这本‘导读’没有好好校对,把‘叶炽昌’的人名搞颠倒了。”如此颠倒是非,余秋雨责无旁贷——《文化苦旅》1992年到2001年,十年中多次再版累计印数达50万册,余秋雨却一直拒绝改正公认的文史错误!
    金文明想,如此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中华文明岂不要断送在余秋雨这类“散文大家”身上?余秋雨断定真正的文史专家不会有时间与他较真,实在欺人太甚,难道今日中国就没有一个有人文精神的文史专家了?眼看中学生中的“秋雨散文”热还在不断升温,眼看那么多的差错还在影响和误导着渴望获得真知的下一代,金文明挺身而出,用三个月时间将几年来发现的问题和收集的史料,逐一加以整理和考证,出版了一本20多万字的论辩文集《石破天惊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一时间洛阳纸贵,“天下风走而响应”,余秋雨的“张冠李戴”遂天下皆知。有人在祝贺金文明时笑道,“石破天惊逗秋雨”乃唐人李贺《李凭箜篌引》名句,千年前的李贺就预感今日中国要出余秋雨这样的“谎言秋雨”!。
     
     一个存折又证明余秋雨说谎
    
    余秋雨自传《借我一生》里面有许多谎言都已被揭露,但关于“余秋雨自述文革中生活困难”,是否属实,一直没有确切史料。此次访谈中,金文明先生讲了一个至今尚未公开披露的“余秋雨被抄出六百元存折故事”,可以确切证明,文革中的余秋雨生活小康。
    金文明说,徐辑熙(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文革时与余秋雨同为“写作组”)不久前告诉他,余秋雨在自传《借我一生》,一再讲他那时候家破人亡,饿得吐酸水,只好经常向老师和同学借饭票,而且借了无力还。事实并非如此,余秋雨在文革期间是一个有着六百元存折的小富哥。
    事情是这样的。1976年10月6日粉粹“四人帮”后,在中央派苏振华、倪志福等几个人接管上海之前(他们可能是10号左右才来),当中空档了三、四天,那几天徐辑熙和余秋雨还是一起住在康平路市委写作组一层楼的一个套房里,徐住外间,余住里间。有一天,几个对四人帮上海写作组不满的人冲进来,搜查房间,先是清查外间徐辑熙房间,后来又到里边余秋雨的房间,搜索一番后走掉了。当时余秋雨不在,徐辑熙就跟另外一个人打扫整理房间,也帮着将余秋雨的房间整理了一下。结果徐辑熙在地上发现有一个存折,拿起来一看,原来是余秋雨的,那存折里面有六百元(人民币)!当时一般人都难有六百元存款,徐辑熙奇怪余秋雨竟然如此富裕。后来余秋雨慌慌张张收下了那个六百元存折。其时大约是1976年10月8号。
    那时候上海人结婚买缝纫机、自行车等“四大件”,也只要五百块钱。不要说每月工资几十元的工人家庭,就是机关一般干部,也难有六百块钱存款。这说明,余秋雨一再强调文革期间他没有钱,向人借钱吃饭,完全假话。这一谎言只是想证明他不是文革的既得利益集团一员,但这个被无意中抄出来的六百元存折,证明余秋雨在文革中收入颇丰,至少是小康人家。
    
     邵纯抗议“余大师”
    
    金文明从学术路径狙击“中国特级犬儒”余秋雨,有两个方法,一是自己亲自冲锋陷阵,一是鼓舞他人参与。原新疆自治区社科院院长邵纯先生,就是一个受到金文明鼓舞的“批余新锐”。
    与金文明一样,早些年邵纯也是一个“余秋雨粉丝”,曾撰文赞扬余秋雨散文是“彩色的历史叹息”。但是,大概在1999年5月,邵纯先生到上海来出差,买到一本《余秋雨台湾演讲录》,发现余秋雨讲“马寅初两呜示大宁静境界”与事实不符。余秋雨说,马寅初五十年代末在洗澡时听到撤职北大校长和七十年代末自己在洗澡时听到平反消息时,都只是一言不发地一呜了事。写过《马寅初传》的邵纯认为,这是编造事实:1999年4月邵纯还在北京请教过马寅初次子马本初,马寅初五十年代末离开北大是自己辞职,而非撤职;而且,马寅初在91岁就因病不能自己洗澡,不可能在百岁时再自己洗澡发呜——事实上马寅初是在97岁时(1979年7月25日),从来访的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李贵口中得知平反消息,当时并非“一呜”,而是高兴地说:“看来,我这老头子还有点用。”
    因此,1999年5月2日,邵纯以恭而敬之的口气给余秋雨写了一信,诚恳委婉指出上述史料差错,希望再版时改正。余秋雨却在55天后才虚情假意地草草回复,称邵纯见到的可能是未经他正式校订的台湾盗版,“也许记录有误”,“待我以后亲自整理这些讲稿正式出书时,一定按照您的意见改。”然而,三年后的2002年,邵纯退休回到上海定居,在书店看到大陆第11次新版的《余秋雨台湾演讲录》,其中关于“马寅初两呜示大宁静境界”的编造一字未改,依然如旧。这让邵纯感到自己遇到了一个巧言令色的撒谎大师,遂从“敬余派”变成“倒余老将”,一再请金文明先生帮助揭余虚伪。特别是2008年夏天,读到余秋雨“含泪劝告四川地震灾民不要责怪贪官”后,邵纯更是气愤地骂余秋雨“八蛋”!
    尽管余秋雨动用官府力量四处压制邵纯先生的揭露,金文明还是绕过重重阻力,在《文学自由谈》、《书屋》等报刊上披露了邵纯与余秋雨的书信往来真相,并大力推荐发表邵纯2008年7月8日的新作——《解读余秋雨的一封亲笔信》。邵纯先生对余秋雨的反戈一击,事实清晰得连谎言大师余秋雨也无力否认,是从学术路径狙击“中国特级犬儒”的又一次“平型关大捷”。
    在金文明先生为代表的学术狙击下,“中国特级犬儒”余秋雨的可鄙面目更清晰了——与伟光正等古今专制者一样,余秋雨也是一个永不认错,永不改过,深信“谎言重复一千次就成真理”的谎言大师。余秋雨与伟光正,可谓互为表里——从余秋雨看伟光正,对专制者反共生的丑恶,更可一目了然,深入浅出,见微知著。
    令人欣慰的是,今日许多人从“欣赏余秋雨”走向“粪土余秋雨”,也正是许多百姓从拥共到逆共的缩影——亿万百姓正在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老歌,唱成“没有伟光正独裁才有新中国”!
    
    2009年 2月18日 于深圳 早叫庐
    (原载《开放》杂志2009年三月号)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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