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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极权主义的话语霸权下重申宪政理想:论《零八宪章》的意义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3月05日 转载)
    
    来源:新浪博客
     对一个民族来说,那些它无法离弃的最重要的理念都具有“不死鸟”的特征。尽管这个民族在应对各种紧迫的现实事务时,会不断地将其摒弃或者遗忘,但是,这些理念总是会一次又一次地“死而复育”,以新的形式和途径,重新进入这个民族的文化意识。 (博讯 boxun.com)

    
    宪政理念对于现代以来的中华民族就是如此。一百年前,中华民族曾经以巨大的热情去拥抱宪政理想,为此,不惜彻底抛弃了自己传承二千年的绝对君主制的政治传统,创建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但是,当中国人发现在新的体制下,难以建立有效的政治秩序,特别是在当时全球殖民主义的狂潮下,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时,宪政理想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中又变得黯然和模糊了,人们转而信奉现代极权主义。在20世纪的30至40年代,富有理想主义激情的一代“新青年”,纷纷投身于左翼的或右翼的极权主义政党,他们相信,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改造世界的巨大力量,同时,也才能在一个动荡和危险的世界中得以自保。
    
    在共产党跟国民党的生死决战中取得胜利,并热切地用共产主义理念彻底改造中国的那些岁月里,宪政理想被从中华民族的文化意识中完全铲除和遗忘了。只是在酿成反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巨大灾难之后,执政党在改革开放中反思自己以往的政治理念时,“自由”和“人权”这些概念才再次渐渐地进入中国人的话语之中。但是,“六•四”镇压之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度十分热闹的宪政话语再次归于沉寂,时代精神的主流转移到了积累资本和发财致富上面。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批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学理上对“宪政民主”的理念进行了梳理和传播,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自由民主主义日渐成为知识界的主流话语。但是,近年来,在新极权主义思潮的挤压之下,宪政民主的理念又一次变得模糊与沉寂。《零八宪章》的发布,是一批中国公民,在传统的改革经过30年已走到尽头,中国再次面临制度变迁方向选择的重要历史时刻,冲破新极权主义的话语霸权,重申了宪政民主主义的价值理想。
    
    一
    
    所谓新极权主义是最近五、六年间,在执政党内形成,并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的一股政治思潮。在《平庸的专制----从三鹿毒奶事件看新极权主义的特征和弊害》一文中,笔者将新极权主义的基本特征归纳为五个方面:经济领域的政企不分;司法领域的以党代法;外交上狂热的民族主义;对思想和舆论的严密操控;道德上的自欺和伪善。而新极权主义最核心的特质就是将加强党的建设,强化党的权力看作是解决中国社会一切问题的终极法宝。
    
    
    
    
     新极权主义在执政党内的兴起并不是偶然的。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所走的是这样一条道路:一方面在经济上逐渐引入私人资本和市场体制,另一方面,在政治上,虽然改变了执政党的目标,但依然维持着一个列宁主义政党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全面专政。(即党直接垄断全部暴力工具,并且为了实现自己设定的目标而使用权力时,除了受自己的心志伦理的约束之外,不受任何外部的强制性规则的约束。)
    
    对一个缺乏人权和民主传统,经济基础又相当薄弱的亚洲大国来说,这一改革从经济上看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公民的部分权利也得到了承认和保护。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执政党本身的政治合法性也遭到了日益严峻的拷问:既然共产主义的理想实际上已被抛弃,那么,共产党依凭什么理由还要继续对中国社会实行专政呢?
    
    而新极权主义则是执政党的部分新生代领袖,对这一拷问的回答。新极权主义将30年的经济成就,不是归因于对私人产权的保护和市场体制的引入,归因于个体的创造力的发挥,而是归因于一个列宁主义政党,对全社会的坚强统治。因此,面对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引发的各种日趋剧烈的矛盾,新极权主义开出的药方就是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
    
    所谓“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就是:一方面通过在所有的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在各级人大和政协中,在八个民主党派的内部,在私企和外企中,甚至在拾荒流浪人员里面……总之,通过在直至中国社会的每个边缘角落里都构建党组织的方式,来强化党对整个社会的无处不在的组织控制;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对舆论和思想的严密操控和监视,来强化党的领袖集团对全体党员和国民的精神控制。
    
    新极权主义者告诉全体国民,社会的发展不是每个个体自由选择和独立创造的非预期合力的结果,而是遵循着某种决定论的历史规律。只有具有“先进性”的党和党的领袖,才可能洞察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以总体主义的方式“统筹”社会的发展[1]。而每个国民的任务,则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新极权主义者相信,只要全体党员始终保持对党的忠诚,虔诚地接受党的领袖对其进行的思想教育,就可以保持道德上的纯洁和无私,这样党就具有了可以永远保持其不受制衡的极权权力的理由,即永远保有某种内在精神和道德上的“先进性”。全体国民只要按照党已画好的蓝图埋头施工,一个被称作“和谐社会”的“美丽新世界”将会自然而然地降临。
    
    
     新极权主义者构建的这一意识形态,在被其控制的党国的所有媒体上不断重复,变成了目前党国体制下惟一具有政治正当性的霸权话语。中国社会中每一个有价值的事物的出现,都被说成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结果,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被天经地义地看作解决一切社会矛盾的终极方法。
    
    《零八宪章》的意义在于,它勇敢地冲破了新极权主义者刻意营造的思想禁锢,表达了自己关于中国政治制度应该朝什么方向演进的愿望。《零八宪章》通过系统地重申在人类数百年来的政治实践中,被反复证明具有普遍性的那些基本价值,以及为了捍卫这些价值所必须的制度安排,告诉我们,新极权主义者所刻意打造的那个无所不管而又不受制约的总体主义的党权,非但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终极法宝,反而是导致半个多世纪以来所有重大的人权灾难的核心根源。
    
    《零八宪章》用简练的语言,表达了这么一个明确的愿景:希望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从党国体制转变为宪政民主政体。《宪章》的十九条主张的核心内容:如用公民教育替代党化教育;军队国家化;开放党禁、报禁;公职选举;司法独立;分权制衡等等,都在致力于促成这种转型。
    
    新极权主义和《零八宪章》分别表达了目前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关于政治制度应该朝什么方向演变的不同愿景。新极权主义者认为,中国30年来的历程证明改革后的党国体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目前这个动荡不安和危机四伏的世界上,只有通过不断强化一个帮会式的极权主义政党对整个社会无微不至的总体主义的“统筹”,才能继续保证中国的稳定和发展。
    
    而《零八宪章》所代表的自由民主主义价值的信奉者则认为,目前中国社会最根本的冲突和矛盾,恰恰是由于公民们对一个建立在新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上的前宪政国家的认同危机造成的。[2]在一个日渐开放的社会中,想要通过强化党对全社会的极权控制的方式来寻求稳定,无异于扬汤止沸、抱薪救火,只有通过对现有的政治制度进行宪政化改造,才可能真正地塑造出公民对国家的理性认同,将整个共和国建筑在磐石之上。
    
    《零八宪章》刚一发布,它的一些主要的签署者就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而被刑拘和传唤。在笔者看来,假如《宪章》真的颠覆了什么的话,那么,它颠覆的不是现实的国家,(对政治改革的现实路径,《宪章》抱着一种开放的态度),而是新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它在被新极权主义蛮横、乏味的霸权话语折磨得奄奄一息的中国当代思想界的屋顶上,打开了一扇天窗,让人们能够呼吸到一丝新鲜的空气,看到一种新的可能性,尽管这种可能性对生活在现有体制下的中国民众来说,还显得那么遥不可及。
    
    
    
    
     不过,他们也考虑到在一个网络时代,《宪章》的主张已经在一定的范围内得到传播,所以,必须作一个间接的回应来表明态度。这一回应主要有以下三层含义:一是认为《宪章》的主张是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二是宣称这些主张(如开放党禁、报禁,三权分立,民主选举等)一旦实施,必会导致大的“折腾”;三是表明执政党绝不放弃“共产党”的名号和“马克思主义”旗帜的决绝态度。有意思的是,在将用“自由民主主义”代替“共产主义”的改旗易帜称为“邪路”时,我们明显地感受到新极权主义者身上的非理性的激情。他们事实上想表明的是:“我们对一个领导一切的总体主义政党和作为这样的政党的思想基础的马列主义的信念,是超验的和非理性的,任何人举出任何经验中的反例和采用一切理性批判的方法,都绝不可能动摇我们这一信念。”
    
    假如说政府对《宪章》的策略主要是想通过消音的方式,将其影响降到最低程度的话,那么,社会中的极左派则对《宪章》展开了大张旗鼓的猛烈攻击。他们称《宪章》吹响了“颜色革命”的号角,并以《宪章》中有“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的主张为由,称所有的《宪章》签署者都已犯了叛国罪。[4]
    
    而就在极左派指控《宪章》签署者是要彻底颠覆现存国家,犯了叛国罪的同时,一种来自部分海外异议者的批评却相反地认为,《零八宪章》只是跪着造反,温和到了软弱、投降的地步,甚至还有一些人怀疑,所谓的《宪章》运动,只是政府幕后操控下的一场政治戏剧,它一方面是要转移视线,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引蛇出洞。
    
    还有一些评论者,虽然,对《宪章》主张的理念,表示了不同程度的认同,但是,有的认为《宪章》只是照搬了一些现存的文献,没有自己的新东西;有的认为《宪章》没有提出实现这些目标的可行途径;有的认为《宪章》发布的时机不对,是“早产”了;有的认为《宪章》的某些提法不够策略……总之,这些批评者认为,由于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所以,虽然抽象地看,《宪章》宣扬的那些理念并不错,但是,此时此刻,《零八宪章》以这种方式发布出来,并不能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现实进程起到有效的推动作用,甚至还有可能产生各种负作用。
    
    
    
    
    
    
    
    
     另外,从对两个《宪章》的发起缘由的比较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种并非无关紧要的差异,《零八宪章》开篇即云:“今年是中国立宪百年,《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民主墙’诞生30周年,……”等,这在口吻上让我们想到“六四”,“六四”事件发动的缘由是:“今年是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建国40周年……”而《七七宪章》发起的缘由则是当时捷克政府审判了一批青年音乐家。《七七宪章》选择这一事件作为发起的缘由绝非偶然,因为审判音乐人这一事件,集中地反映出了极权权力的狂妄、僭越,和对个人权利与社会生活的粗暴践踏。
    
    这二种不同的缘起方式,一种更多地是缘起于宏大的历史叙事,缘起于对一些重要的政治文献的敬仰和认同,缘起于一种想要分享神圣性,想要参与历史和创造历史的激情;另一种则缘起于对权利受到伤害的公民的素朴的恻隐之心,同时,也在这种援救中保卫着自身的权利。我们看到,前者的行为中更多地关切的是政治的象征意义,而后者的行为则更深地植根于政治之为政治的最本源的价值。在我们这个时代里,追求宪政理想的行为,只有深深地植根于政治的本真的价值,而不仅仅只是其象征性价值,宪章运动只有表达出中国公民们本真的政治需要,而不仅仅让人觉得只是对外来的观念的简单模仿,才可能真正地获得自己的生命力。
    
    四
    
    和《零八宪章》刚一发布就全球瞩目相比,《七七宪章》则是在坚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后,才受到外界的关注。从签署者的人数来看,《七七宪章》最初是200多人,最终也只有1000多人。但是,《七七宪章》却不仅仅在捷克社会,乃至在当时整个东欧和前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中,都构成了一种重要的存在,围绕着宪章运动,人们构建起了和官方的党文化“相平行”的第二种文化。而就《零八宪章》来说,它对国内一般民众的精神影响力目前还是微弱的。
    
    造成这种状况的,还有许多背景性的因素。对当时的捷克和整个东欧来说,共产主义制度是通过坦克从外部强加的,因此,异议者的精神感召力不仅仅来源于为了捍卫个人自由对极权主义的反抗,而且,来源于为了捍卫民族的独立而对异族入侵者的反抗。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对捷克来说是本土性的,而极权制度是外族人强加的。《零八宪章》面临的情形在某种意义上则刚好相反,中国的共产主义制度是中国人在长期内战中自我选择的,是大批的左翼青年英勇牺牲,浴血奋战的结果,而个人自由和权利观念则是从外部学习而获得的。在中国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以某种方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五
    
    宪章运动目前面临着众多的压力:这些压力不仅仅来自于政府的打压;还来自于各方面的精英和大众出于恐惧和它刻意保持的距离;来自于由于忌妒和误解而对它进行的种种抹黑。政府的封杀使宪章的影响在国内只能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内,而缺乏公共的交流平台使宪章运动难以通过公开的和理性的讨论发展自己,这同时也就使得各种误解变得更为严重。
    
    然而,尽管如此,在笔者看来,宪章运动的真正的危险还不在于这些外部的压力,(这些压力是一个真正有意义的政治运动,比如《七七宪章》运动,都必然会面临的),而在于这一运动本身是否真正拥有足够的精神力量。在前面,我们曾分析过,由于宪章运动本身还如此弱小,同时,又身处在各种影响巨大的政治力量之间,它随时可能由于缺乏足够丰富的内在精神力量,而“沉沦”于各种强大的他者的目光之下。
    
    宪章运动所面临的各种陷阱中,首先就是被政府的目光所塑造和对象化。当政府将其定性为试图颠覆国家的“反动力量”时,由于政府的力量是如此之大,这一定性不仅仅影响着旁观者对宪章运动的看法,甚至也可能会影响宪章运动的参与者对自身的看法,即将自己定义为现行权力的反叛者。这样宪章运动就有可能不是将其核心精力用在建设性地去揭示一种政治生活中更高的可能性上,而是用在和现行权力捣蛋上。这时,宪章运动的参与者会不断地故意做出一些挑战现行权力的行为,来引发权力的打压和迫害,试图以这种方式来引起他者的关注和同情,同时,损耗执政者的道德资源。
    
    确实,在新极权主义的政治氛围下,表达宪政理想,首先需要一种不怕权力打压的勇气,但是,真正可能赋予宪章运动以价值的是,它必须具有这么一种精神力量,即不为打压所动,始终保持自己在思想上的独立性和建设性。西方人有一句谚语叫做:“反叛也是一种模仿。”希望通过自己的被迫害来损耗对方的道德资源的做法本质上是卑贱的,按照传统儒学的理念,真正高贵的做法是,既成就自己又成就他人。有权者与无权者,权力的主体与权力的客体是一个铜板的二面,宪政文化在中国社会中的生成,需要有权者和无权者的共同的成长。因此,一个真正对宪政文明的生成抱有责任心的公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逆转自己所抱有的和权力一起成长的期许。
    
    和中国政府一样强大的,还有由美欧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各种媒体所构成的西方舆论的目光。宪章运动可能面临的另一个危险就是“沉沦”于这种目光之下,完全被这种目光所塑造和对象化。这种西方舆论的目光,有自己的看待中国问题的模式,它需要故事,需要戏剧性的事件和人物,需要英雄。宪章运动的一个可能的危险就是完全按照这种舆论的目光来进行自我塑造,结果使得自己的每一个行为,很容易被这种外部舆论的目光所关注和报道,但是却缺乏和国内的公民产生广泛的精神共鸣的能力。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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