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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融入城市之梦:供应大于需求 矛盾突出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2月10日 转载)
    
    来源:东方周刊
     (博讯 boxun.com)

    
    融入城市之梦
    
    
    
    他们是勤劳的群体。在城市建筑工地的脚手架上、在机器轰鸣的车间、在灯红酒绿的宾馆饭店、在人声鼎沸的菜市场、在家政服务大军中、在城市马路的清洁大军中,甚至在通衢陋巷的收垃圾大军中,到处都有他们或青春飞扬,或中年持重,或老态龙钟的身影。
    
    他们是倍受煎熬的群体。自己在城市里为生计奔波,自己的父母成了空巢老人,孩子成了留守儿童。一到春节,为了一张返乡的火车票,他们有的要在火车站苦苦等候几天。每到此刻,共和国的交通动脉就会呼哧带喘,青筋凸露,不堪重负。
    
    他们是无奈的群体。尽管岗位在城市,却没有城市户口。附着于城市户口上的种种福利,他们大都无缘享受。他们只能麇集于城乡结合部的昏暗租赁房中,或躺在夏如火炉、冬如冰窖的工棚中,向远处眺望城市,做着市民之梦。
    
    他们,就是我们的“农民工”兄弟姐妹。
    
    三十年了。为“农民工”兄弟姐妹们争取一个与其贡献相符,与共和国发展水平相符,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目的相符的城市待遇,或一个明确的城市身份预期,让他们有机会身体依附于城市、精神归属于城市、文化归化于城市,是当前一些城市正在探索的一个重大课题
    
    
    
    农民工入粤新变局
    
    
    
    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问题和矛盾,如果解决好了,将是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的新机遇
    
    尽管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吸纳农民工能力在下降,但仍有近千万的农民工产业大军在春节后陆续涌至广东,然而,全球金融危机给国内就业市场直接带来的是岗位缩减、找工更难,不少入粤农民工面临着无工可找的窘境,这给当地政府带来了严峻的考验。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有关数据表明,如果加上在农村乡镇企业打工的农民工,我国的农民工人数已达2亿多,远超由城镇居民构成的传统产业工人群体,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工人阶级的新成员和重要组成部分。接受《?望》新闻周刊采访的专家提出,在当前形势下,重视并落实这个庞大群体的权益保障,逐步使其享有与当地居民均等的公共服务,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农民工供大于求矛盾突出
    
    
    
    听说今年找工特别难,来自贵州的石清强大年初三早早地坐火车到广州,就是为了早点找到一份工作。每天出入于广州市白云区劳动力服务中心,他看到来招聘的企业很少,有时一天有招聘要求的也只有十几个岗位,但多是有技术要求的活儿。
    
    石清强小学文化,年龄也近40岁了,“这些用人单位根本就不会要我这种没有技术的人。”几经周折,石清强终于找到了一家小企业当保安的工作,工资仅有800元,“今年工作实在不好找,工资也很低,但找到工总比没工做好,先干着吧。”
    
    像石清强一样,目前,外省农民工正源源不断地前往广东省寻找就业机会。据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部门发布的数据表明,最近是农民工入粤的首个高峰期,数字正不断上升。预计节后入粤农民工将达到970万人左右,目前已入粤315万名外省农民工。根据对企业节后用工需求摸查,以及目前外省农民工入粤情况和对2008年劳动力市场状况分析,广东省劳动部门表示,总体就业压力在加大,同时珠三角地区制造业主渠道吸纳农民工就业能力下降。
    
    根据2008年人力资源市场供求变化趋势和2009年第一季度的供求预测,第一季度广东省人力资源市场需求约为190万人次,比上季度下降约4.99%。预计节后会有200多万名无明确就业目标的农民工涌入广东省,而且大部分将进入市场求职,加上节后大量广东本省农村劳动力和应届高校毕业生进场求职,人力资源市场将出现供大于求的现象,农民工就业难度进一步加大。
    
    与此同时,制造业情况不容乐观。据分析,在2008年,广东省制造业吸纳了55%的农民工就业,比上年度减少3%。受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2009年制造行业吸纳农民工就业能力将继续下降,预计第一季度的用工量比上季度下降约5个百分点。
    
    随着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影响的进一步深入和广东省企业转型升级的加快,外向型和劳动力密集型企业适合无技能农民工的就业岗位将进一步减少,预计第一季度人力资源市场无技能农民工的求人倍率(岗位数与求职数之比)将低于0.8,出现供大于求的现象。但技能型农民工需求仍然旺盛,预计2009年第一季度人力资源市场技能型劳动力的求人倍率将达到1.1以上。
    
    为了快捷有效疏导入粤农民工,广东省实行公共就业服务机构“零休假”制度,设立入粤农民工求职服务专窗,开展“就业直通车”服务,也开通12333全省政策咨询热线。广东将通过省、市、县、乡镇四级联动举办1万场“零收费”农民工专场招聘会。
    
    
    
    
    
    
    广东应先行先试均等化服务
    
    
    
    经济衰退带来的农民工严峻就业形势使关于农民工保障问题愈发凸显,而积极推进农民工与当地居民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将是有效化解矛盾的方式。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劳动与人力资本研究室主任都阳说,历史上每次大的危机都是引发特定群体权益保障受到重视的良好机遇。1929年的美国大萧条使得成千上万的失业工人生计无着,美国政府开始考虑为产业工人建立失业保险;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我国部分城市困难家庭陷入困境,城市低保制度建设被提上日程。在他看来,此次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蔓延到国内企业,“我们更应抓住调整机遇,化害为利,化危为机,更多关注农民工的权益,推进农民工权益保障制度的建设和完善。”
    
    农历新年伊始,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杜鹰在广东省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强调指出,应积极将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纳入到与城镇居民同等待遇的范畴,“广东在此方面可以先行先试。”
    
    事实上,在新近制订的《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中,也明确提出要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逐步实现农民工子女就学、公共卫生等公共服务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统筹城乡就业,加快建立城乡一体的人力资源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加快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等。
    
    当前,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蔓延至我国实体经济的过程中,农民工不可避免地成为承受直接冲击的群体,由政府组织提供公共就业培训服务对解决目前农民工就业问题迫在眉睫。据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的调查表明,无技能农民工就业难度加大,但技能型农民工供不应求。
    
    谌新民指出,“政府提供的就业培训和指导服务应更多覆盖农民工群体,使更多农民工享有技能培训和自我提升的机会。”他特别强调,“一提到均等化的服务保障,就等同于政府要进行更大力度的资金投入,这使得地方政府都难免会‘捂紧口袋’。为农民工提供均等化的服务保障,固然需要当地政府打破户籍概念,加大财政投入,但更需要各级政府认真考量的是,最大程度地发挥既有政策的综合效应,将投入的资金真正用到刀刃上。”
    
    “如政府提供公共就业培训服务上,这些年各地投入的资金并不少,并有明确政策规定,企业应将员工工资总额的2.5%用于培训经费,但大投入却收效甚微。”在谌新民看来,原因在于在资金如何使用、培训主体是谁、培训效果如何考核等问题上,没有建立明确细化的制度规章,没有发挥出这些政策措施应有的效应。
    
    
    
    
    农民工“融城”契机初显
    
    
    
    80后有知识、有技术的农民工正在成为新时期产业工人的重要来源,尤其在中国产业升级大背景下,形成优秀农民工“融城”趋势的合力越来越强
    
    文/《?望》新闻周刊记者郭奔胜顾晔
    
    刚从安徽省庐江县家乡过年回来的苏秀玲告诉《?望》新闻周刊,2月1日一早自己就来到上海市妇联巾帼园家政服务公司找工作。虽然国际金融危机加剧了生存压力,然而面对生存压力,许多农民工仍然对城市抱有希望。
    
    1月30日,农历大年初五,杭州、南京火车站就出现了返城农民工客流高峰,许多回乡过春节的外地农民工为赶早找工作开始返回城市。1月30日当日,南京市安德门农民工就业市场就结束春节假期重新开市,来自各地的大批农民工早早进场寻找工作。
    
    去年下半年以来,城乡二元结构加剧了农民工在金融危机下的生存压力。来自甘肃庆阳的农民工强润凯向本刊记者反映,在外打工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没有户口,很难融入城市生活;遇到的第二大困难是很难找到稳定、体面的工作,还经常受到就业歧视和工资歧视。农民工不能与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平等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就医贵、学费高、养老难等都是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打工仍然不是长久之计。”
    
    江苏省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曹炳泰对本刊记者表示,面对国际金融危机,政府更要做好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工作,因为城市需要产业大军,让农民工融入城市,留住农民工,使其成为产业工人,这才有利于城市的长远发展。而要让农民工融入城市,首先就是落户问题,其次是无差别地享受城市居民所享受的养老保险、低保、医疗保险、子女教育等,即便失业,也有失业保障。
    
    与此同时,《?望》新闻周刊在调研中发现了一个新趋势,国际金融危机下农民工就业呈现多元化趋势,不再一窝蜂地涌向城市,回乡就业或创业成为较多的选择,而这也给解决部分农民工融入城市带来契机。实际上,此前一些地方优秀农民工已经可以在城市落户,大多数农民工也已开始享受“同城待遇”。
    
    特别是,一些农民工输入地政府主管人士告诉《?望》新闻周刊,80后有知识、有技术的农民工正在成为新时期产业工人的重要来源,无论是产业结构升级和发展的需要,还是提高城市化和地方经济竞争力的需要,优秀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在新形势下正在提速。
    
    
     “长江水上来有一个多月了,现在又降下去两三米。”2008年12月19日,王作章告诉《?望东方周刊》。77岁的昭君村民王作章的家就在古夫河与南阳河交汇处。与水的距离如此之近,从他家的院子里就可以观察到江水的消涨。
    
    “涌上来的水很清澈,下游的鱼都上来了。”王作章说。这种生机勃勃的景象,王作章很多年都没有见到了,“原来香溪河里的鱼都死了。”
    
    王作章认为这是因为香溪河受到污染:就在他家西北方向两三公里的位置,南阳河的边上,有一个规模庞大的白沙河化工厂。
    
    “污染很严重”
    
    昭君村是王昭君的出生地,有1300多人。村子周围的山坡上种了果树、茶树等,王作章说,距离化工厂近的果树,都已经不结果子了,村民在山上种的蔬菜,有的也死掉了,因为受到污染,收获的茶叶也卖不出去。
    
    “污染很严重。”王作章说,“没有化工厂的时候,这里的空气很好,水也很清澈,化工厂建在这里后,河水就很浑浊了。”
    
    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很多年。由于村民不断上告,从2004年开始,白沙河化工厂开始给昭君村民的损失进行赔偿,标准是每人每年200元。
    
    上告化工厂的村民中有63岁的王洪扬,他的家就在化工厂的旁边。王洪扬向本刊记者介绍,这家化工厂从1997年开始兴建,因为空气污染,山上原本一棵挨一棵的松柏、杉树都死了,面积达1000多亩。一株要六人才能合抱过来的千年古柏也死在了山上。2002年~2003年,化工厂动员工人与村民砍树,按5元/棵的标准赔偿,包括王洪扬在内的9户村民没有同意。
    
    2005年3月,王洪扬等人委托宜昌市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对死亡树木进行鉴定,《鉴定书》显示,9户村民死亡林木共36487株,经济损失价值计366732元。但是化工厂拒绝以此标准进行赔偿。
    
    在村民中,只有王洪扬跟化工厂对簿公堂:因为种植的3.06亩柑橘、一亩茶树受到污染,2007年,他把化工厂起诉至兴山县法院。
    
    兴山县法院于2008年11月做出的判决书认定化工厂的废气的确有污染,“因被告工厂排放的废气造成原告承包的土地受污染,给原告造成损失,被告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这种污染危害的不仅仅是山里的植物,还有人的健康。本刊记者得到几份兴山县医疗中心的门诊病历显示,有多人因吸入化工厂的有害气体出现头痛、四肢乏力等症状入院求治。
    
    化工厂
    
    白沙河化工厂是湖北兴发集团的主厂区。
    
    2008年12月17日下午,本刊记者来到这里。工厂正在开工,几根烟囱冒着滚滚浓烟,整个河谷里雾气腾腾,气味呛鼻。
    
    兴发集团的一块硕大的广告牌树立在昭君村下的公路边,上有这样一行字:中国最大的精细磷产品和世界最大的六偏磷酸钠生产企业。
    
    
    
    
    危机下的新变化
    
    
    
    由于文化技术水平较低,从事工种技术含量较低,在国际金融危机面前农民工愈显弱势。2009 年元旦前后,本刊记者在上海、南京、杭州三地火车站以及返乡农民工搭乘较多的K152、K256和K360等列车上对60位农民工进行了访谈。访谈结果显示,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农民工务工收入和就业机会都出现了大幅度萎缩。
    
    这60名农民工分别来自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河南、山东、四川、重庆、贵州、陕西和甘肃等11个省份,从业领域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流通业、服务业和建筑业。访谈结果显示,2/3的受访对象已离职,与往年相比,大多数受访对象其收入出现较大幅度下降。一些农民工已经成为金融危机下企业裁员的受害者。至于年后的就业打算,则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除了重返打工地外,许多人选择回乡就业或创业。
    
    山东临沂农民工李贵民告诉本刊记者,他原本在上海一家工厂做仓库转运工,现在工厂效益不好裁员2/5,自己也在裁员之列。而绝大多数离职农民工是主动离职,主要原因是金融危机降低了务工收入,这在制造业、物流业、服务业表现得都很明显。陕西渭南农民工梅飞扬告诉本刊记者,他原本在杭州松下洗衣机公司当仓库保管员,去年从8月份起公司不再加班,工作时间也从12小时缩短到8小时,因此收入明显减少,决定回家。
    
    黔南州对外经济协作上海劳动服务公司主要是为上海港务集团等大型国有企业提供劳务服务的。据《?望》新闻周刊了解,该公司现有在职工人数为144人(不含司机),至今已有65名农民工提出辞职。黔南州人民政府驻上海联络处主任张琼告诉《?望》新闻周刊,“农民工流失严重的主要原因在于,受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农民工月收入同比下降10%左右,致使农民工思想波动大,队伍不稳定,流失率是八年来之最。”
    
    江西省都昌县农民工王丰做了13年的建筑工,离职前在南京打工。他告诉本刊记者,建筑工地太辛苦,每天吃三(小时)睡五(小时)干十六(小时),而碰上国际金融危机,每月工资只有800元左右,和南京市最低工资差不多了,除了伙食费和洗理费每月只留下400多元,因此打算回乡创业。
    
    在当前长三角、珠三角等东部沿海地区部分企业停产、半停产,裁员、减招现象普遍,吸纳就业能力大大下降的背景下,面对新情况,一些农民工输出地政府因势利导,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积极引导“凤还巢”。减轻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和发达地区单向转移的压力,形成农村劳动力双向流动与双向就业的新局面。
    
    为了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江苏省东海县劳动保障局专门成立了创业指导服务中心,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扶持农民工返乡发展民营企业的政策规定,让返乡农民创办企业享受与外商“三年免税、五年减半”同等的政策待遇,积极引导、政策扶持使东海由“打工经济”开始向“创业经济”转变。东海县委书记郑平向《?望》新闻周刊介绍说,到2008年上半年,东海县返乡创业农民2万多人,创办各类经济实体1.3万多个,年创产值占全县经济总量的30%。
    
    
    
    
     从外面观察,本刊记者所见的已经不是想象中这个工厂的“气势”了。王洪扬说,它本有8个“炉子”,因为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从两个月前开始,就剩1个“炉子”在继续生产了。
    
    白沙河化工厂分管设备的副厂长黄奎在化工厂内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他介绍说,这个厂是1997年开始兴建的,1999年投入使用,占地面积300多亩,目前生产的产品主要有黄磷等15种产品。
    
    兴发集团是兴山县最大的企业,主要生产磷化工系列产品。兴山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洪向本刊记者介绍说,兴发本是建在山沟里的一个小型化工厂,慢慢发展起来,1999年上市,目前已是全国最大的精细磷化工企业。因为兴山位置偏远,交通不便,兴发“走出去发展”,在云南、四川等地都建有分厂,在宜昌也建有一个精细磷化工生产园区,在兴山,加工的主要是“比较初级的产品”。
    
    “这是兴发集团生产规模最大的一个厂,到目前为止,还是公司的一个窗口。”黄奎说。白沙河化工厂地处三峡库区,属环境敏感区域,在这里进行这种生产,连工厂内部都能感觉到来自于外界的环保压力,黄奎说,“作为一个磷化工生产企业,本身有其特殊性。各级领导来兴发,多是到我们这里参观。”
    
    本刊记者了解到,白沙河化工厂之外,兴发集团在兴山还有一个刘草坡化工厂,它位于香溪河流域中段,“产品跟白沙河化工厂差不多,只是规模稍小。”其废水排放,也是进入香溪河中。
    
    兴发集团2008年12月10日内部出版的一份报纸显示,作为兴发集团重点建设的一个项目,12月9日,一个5000吨/年规模的次磷酸钠项目在刘草坡化工厂刚刚开始投产。
    
    水华以及水质污染
    
    早在三峡蓄水之前,白沙河化工厂与刘草坡化工厂在库区的存在,就已经被关注了。蓄水之后,因为2008年夏香溪河水华的突然爆发,更多人的目光投到这里。
    
    根据先前媒体的报道,香溪河出现大面积水华是自2008年6月16日起,严重时,从兴山县平邑口至长江口段水华连接成片,长度超过25公里,“部分河段藻类布满整个河面,如同泼上油漆一般,有明显腥臭味。”
    
    “这个东西很怪,下点雨就全死了,就不见了,在水比较浑浊的地方也不生长,晴天的话,水比较清亮,它又长。”兴山县环保局监察大队长黄道成对本刊记者说。
    
    水华爆发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是水富营养化,磷、氮超标,这不由得就使人把其与白沙河化工厂这些磷生产企业联系到一起,而先前也有媒体引述专家的话说,“此次大规模爆发水华的主要原因为沿线磷矿企业排污,导致香溪河水体含磷量过高,藻类在适宜的温度、光照、水流条件下疯长所致。”
    
    数月后重提此事,黄道成则向本刊记者否定了这一论断,他说,水华爆发后,各方面高度重视,专家“搞了一个多月”,后来总结出其爆发原因:首先是静水,其次是水温,第三是要有阳光的照射,最后是水中要有一定的营养物质,“静水才是最关键的。”
    
    中国科学院水生物研究所的专家方涛长期在做香溪河水体的研究,在2006年与其他专家合写的一篇研究三峡水库蓄水前后香溪河氮磷污染状况的论文里,他写道,“香溪河流域矿产资源丰富,是中国三大富磷矿区之一,磷化工是当地的支柱产业,同时也使香溪河受到较严重的磷污染”,“平邑口至峡口河段,分布着两个黄磷厂”,“与国内其他河流相比,香溪河沉积物磷污染已十分严重,主要以无机磷为主,有机磷所占比例较小,表明工业污染是造成磷污染的主要因素。”
    
    
    
    
    
    
    
    
     教育公平的大门已经打开,但是后面仍然道路漫漫。在上海,进入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有几种编班模式,但是都各有利弊。“混合编班制”让农民工子女和上海户籍学生一起就读,用的是上海版教材。这种做法的优点是农民工子女普遍产生光荣感和认同感,学习动力强,但是教材跟全国版不统一,农民工子女与上海学生在家庭背景、经济状况、生活习惯等方面也容易产生隔阂。“独立编班制”能够为学生顺利回原籍参加中考提供便利,但是学生容易被边缘化,形成封闭的小群体。
    
    最大的门槛在于义务教育阶段之后的高中。根据统计,71.4%的农民工子女表示“非常喜欢”在上海读书,75.9%的人表示“不愿意”回老家读书。但是,由于高中不属于义务教育,绝大多数农民工子女不得不返回原籍参加中考,在陌生的环境中重新开始学业。
    
    目前,能在上海参加中考的非户籍初中毕业生,仅限于持有效期一年以上《上海市居住证》的国内外“引进人才”子女等群体。这部分人数量很少,大多数家庭状况优越,是一个跟农民工绝缘的群体。
    
    我国各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决定了农民工流入地现阶段不可能彻底打开高中升学的口子,否则地方财政不堪重负。不过,解决之道还是可以找到。在上海,引导农民工子弟进入职业教育是一个有益的探索。2008年,上海32所全日制普通中等职业学校试行自主招收在沪农民工同住子女,计划招收2360名学生。
    
    上海市人大代表、农民工张雄伟对这种做法深表赞同。他告诉《?望》新闻周刊,上海的中、高级职业技术院校专业门类齐全,学校规模大,毕业生就业率很高,但上海近年来初中毕业生的数量由于出生率下降而逐年下降,已经建成的职业技术院校的规模和优势不能得到很好发挥,而企业需要的大量技术工人也将后继乏人。
    
    “采取适当的政策,让农民工子女通过考试进入中等职业学校,并且入学条件如收费等应与上海户籍青年等同,接受职业教育使他们成为合格的劳动就业者,这样既解决了大部分孩子的就业,又为上海对新生劳动力的需求作必要补充。”张雄伟说。
    
    
     《?望东方周刊》:外界关注的是,蓄水到了172.8米这个高度后,没有再接着攀高,原因是什么?
    
    曹广晶:我刚才讲过,三峡工程蓄水遵循“分期蓄水”的方针,就说明蓄水到175米是一个逐步的过程。虽然2008年,工程和移民已具备蓄水到175米的条件,但是考虑从156米到175米,这个跨度还是比较大,为稳妥起见,2008年就只是蓄水到172.8米。这是从安全、稳妥角度作出的一个决策。
    
    《?望东方周刊》:175米的蓄水高度,什么时候能够达到?
    
    曹广晶:这需要国家批准。决定蓄水到什么高度,是一个重大的决策,除了枢纽和移民能够满足之外,还应该从整体上,考虑到库岸的安全及其产生的影响等因素,稳妥、渐进地来推进。
    
    关于地灾防治
    
    《?望东方周刊》:试验性蓄水以来,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引人关注,请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曹广晶:从全世界范围来看,水库库岸发生滑坡是一种正常现象。三峡水库是一个典型的狭长条带型水库,蓄水到175米后,水库总长660余公里,如果连支流都计算在内,水库库岸长度约5300公里。国家先后投入了120多亿元对地质灾害进行处理。这种处理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治理,主要针对地灾影响区域人口房屋耕地较多、不易避让搬迁的地区;第二类是避让,针对地灾发生的风险较大,影响区域人口、耕地较少地区,生存环境和环境容量比较差的区域;第三类是群防群测,针对有人口居住,但地灾风险不大或不会突然发生滑坡的地区。
    
    现在看来,这一方针非常正确,所有措施非常有效。整个蓄水过程当中,虽然也有一些崩岸与滑坡,但是没有人员伤亡。前几天国土资源部有一个统计,在2008年试验性蓄水过程中真正发生滑坡的,占的比例很少。
    
    支流水质的变化
    
    《?望东方周刊》:三峡水库干流及其支流水质是怎样一种状况?蓄水前后有无变化?
    
    曹广晶:三峡水库蓄水前后,干流的水质没有明显变化,干流水质都是二类、三类,属于非常好的水质。由于水库蓄水,水流速度减缓,一些泥沙沉积下来了,水的污染物质的含量比以前更少一些,因此从某些指标上看,水质甚至比原来还要好。支流有时会发生水华。水华的发生,是因为水体富营养化,导致水中的藻类在一定的温度、流速、光照条件下大量繁殖。它的发生一般是在春夏之交。现在各级环保部门、地方政府,还有三峡总公司,都开始重视这个事情。
    
    至于解决水华问题,我想首先还是从源头做起。造成它的最根本的根源是水体富营养化。富营养化,这既有点源的问题,也就是集中的污染源的排放,也有面源的问题,面源主要是水土流失造成的土壤中的氮和磷流失到水中。所以要治理它,第一个是从源头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减少点源和面源的污染。
    
    
    
    
    
    
    就业难:不容忽视的就业弱势群体
    
    
    
    根据共青团上海市委的一项调查报告,在16至35岁的来沪青年农民工中,随父母或亲友、老乡介绍来上海的占63.1%,有家庭成员在上海的占58.5%。“可以看出,第一代来沪打工者已经站稳脚跟,来沪投亲靠友的青少年非常多,其中不少就是‘农民工二代’,”上海市政协委员、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总干事刘庆元向本刊记者介绍说。
    
    教育与就业是互相影响的双翼。在这些青年农民工或“农民工二代”中,初中学历的占 42.4%,高中或中专的占31.2%。他们就业的特点是:第一,多在非公有制企业中务工,且从业层次较低。在上海浦东新区,青年农民工在非公企业工作的占86%,且主要集中在生产运输业和商业服务业。第二,收入水平较低,平均月收入集中在900到1200元之间,73.5%的人家庭月收入在2500元以下。第三,青年农民工的失业率也高于当地平均水平。在浦东新区,来沪青少年的失业人口比例为9.8%。第四,在择业途径方面,正规市场就业渠道并不很畅通,45.6%的人是靠亲友介绍,劳务市场应聘和广告应聘则分别为20.3%和11.0%。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青年农民工的培训愿望强烈,需求很多样,但是对培训费用的承受能力较低。调查显示,81.9%的青年农民工愿意参加培训,但是只有49.6%的人可以承受每年200元的培训费用。“学历和培训状况直接决定了他们在城市找工作的难易程度和工资收入,而经济贫困又增加了他们继续学习的难度。这个恶性循环已经存在,在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下更显突出,”刘庆元说。
    
    上海市政协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受财力、人力等资源限制,非上海户籍青年的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服务等需求最迫切的公共服务,难以满足要求。虽然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团市委等在银行的资助下开展了“共享阳光“职业技能培训工程,但是尚不能满足大部分青年农民工的需求。
    
    刘庆元指出,农民工流入地必须加大对青年农民工的后续教育投入,加强对适龄就业人群的就业服务。例如,各级就业指导中心要向非本地户籍青年开放服务,加大对他们的职业培训、推荐就业力度,鼓励企业和社会建立专项慈善基金,设立劳动权益维护热线,对非法用工、拖欠薪酬、非法中介等违法行为加大查处力度。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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