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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网关于中国结社自由状况的报告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2月08日 转载)
    结社自由障碍重重,宪法权利亟待落实
    
     维权网 2009年2月7日发布 (博讯 boxun.com)

    
    目录
    
    概要
    
    一、公民结社权的国际背景及国际法渊源
    
    (一)公民结社权概论
    
    (二)结社自由是民主国家普遍保护的基本公民权利
    
    (三)公民结社权是国际法保护的基本人权
    
    (四)世界劳工组织对结社权的保护
    
    二、当前中国公民结社权的立法实践
    
    (一)实践上缺失实体法的保障
    
    (二)透析规范公民结社权的几个行政性法规
    
    (三)当局对公民结社权的现行管理体制
    
    三、当前中国公民结社权的司法实践
    
    (一)结社范围:社会、经济、文化领域
    
    A、社会、经济、文化领域公益社团的发展与困境
    
    B、农会的发展与困境
    
    C、官办工会的困境
    
    D、官办“群众组织”与行业协会面临挑战
    
    E、基督教家庭教会的两难境遇
    
    (二)结社范围:政治领域
    
    A、公民政治性结社与当局的打压
    
    B、公民的组党行动与当局的打压
    
    四、结论和建议
    
    注释
    
    参考文献
    
    ---------------------------------------------------------------------------
    
    概要
    
    这份研究报告重点考察近年来中国公民结社自由这一宪法权利的落实情况。本报告作者根据《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两个“国际人权公约”来解释“公民结社权”,并从中国在公民结社权方面的立法实践与司法实践两个层面分别展开调查与分析。
    
    本报告从以下方面剖析结社自由权在中国的落实现状:首先,从立法现状切入,再到社会、经济、文化三个公共领域的结社权现状,最后到政治领域的结社权现状。本报告调查的涵盖范围:农会、工会、行业协会,公益团体、宗教团体、泛政治性团体、政党组织等。
    
    本报告吸收了大量研究材料,作者进行了实地调查、事件跟踪,引用了公开发表及研究专家之数据,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逻辑分析和论证。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当今中国社团组织虽然从数量上看增长较快,但是这些社团力量薄弱,缺乏独立性,其活动范围基本上局限在官方掌控的敏感圈范围内,公民的结社自由权利并没有得到切实保障。(注1)
    
    最后,我们提出了一些法规与政策改革建议,比如,废黜民间组织注册登记必须有官方“主管单位”或“挂靠单位”的规定,并希望中国政府改变执政思维方式,认真落实《国际人权公约》和中国宪法中关于公民结社自由权利及其它权利之规定。
    
    一、公民结社权的国际背景及国际法渊源
    
    (一)公民结社权概论
    
    公民结社权是指公民在自愿的基础上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建立的政党、工会和其他公民联合组织的权利。结社权属于基本人权,限制或侵犯结社权会损害公民社会的发展,结社自由是预防和阻止专制、威权政治的重要保障。近代以来,结社权逐渐演化为公民的一项宪法基本权利。托克维尔对此有极好评价:“结社权是基本人权,破坏结社权就会损害社会本身;结社自由是反对专制政治的重要保障;结社可能会带来暂时的政治不稳定,但从长远看有利于社会稳定”。(注2)可以说,结社权是民主政治的体现,同时也是民主政治的保障。世界各国多把结社权这一基本权利纳入宪法之中,以此来显示其宪法的民主精神,证明其政权的合法性。
    
    按照公民组建的社团性质分类,结社可以分为非政治性社团和政治性社团两类。非政治性社团又大体分为公益性社团和自益性社团。公益性社团是指公民组建社团的目的主要是维护公共的或全社会的利益,如环保组织、慈善团体、人权团体等等。它们主要以志愿者、义工、捐助调查、参与、表达等方式来促使公共利益的维护与实现。自益性社团是指公民组建社团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社团内部成员及该社团所特别关心的某一人口群体的特殊利益,如自治工会、自治农会、自治学生会等等。政治性社团主要指公民组建的政党及泛政治性组织。一般来说,谋求在政治领域的参政权、执政权是政治性结社的出发点和主要目标。(注3)
    
    (二)结社自由是民主国家普遍保护的基本公民权
    
    现代实行宪政民主制度的国家均规定公民结社权受法律保护,政府或其他社会势力不可任意剥夺。
    
    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9条规定:“所有德国人都有结成社团和团体的权利”;《意大利共和国宪法》第18条规定:“所有公民均有不经许可而自由结合之权利”;《西班牙宪法》第16条规定:“西班牙人民依合法宗旨并根据法律规定,自由地集会结社”。英国具有普通法传统,没有专门的社团立法。同其他权利一样,只要法律不加禁止,人们就可自由地组建社团。美国有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其中并无关于公民结社权的明文规定。但是宪法第1条修正案和第14条修正案所暗含的结社自由权已基本为美国法学界和司法界所接受(注4)。1958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宣布:“为了信仰和思想的提高而从事于结社自由,是宪法第14条修正案所保障的‘自由’的一种不可分割的方面”(注5)。此外,在许多国际性法律文件中,对保障公民的结社权也作了明文规定。在国际人权宪章和《欧洲人权公约》中都有结社权的规定。不仅如此,国际社会还专门制定了《结社自由及保护组织权公约》(1948年)。
    
    宪法和宪法性文件含有结社权的规定是一码事,而结社权是否受到司法保护是另一码事。在英美法系国家,包括结社权在内的基本人权从来就是司法判断的依据,因此,结社权能够得到具体落实,不是形同虚设。二战前的大陆法系国家,由于宪法基本权利不具有直接司法效力,结社权等宪法基本权利只有在经过立法后才能取得司法效力,因此,宪法中所规定的结社权等基本权利多流于形式。二战后,大陆法系国家纷纷效法英美法系,赋予了宪法直接行使司法效力。
    
    (三)公民结社权是国际法保护的基本人权
    
    二战以后,国际社会出于对战争的反思,人类生命价值和人格尊严日益受到战后各国政府和人民的重视,人权的概念应运而生。
    
    1948年第3次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为公民的基本权利确立了一个普遍接受的最低标准,这一标准至今仍然是各国具体执行公民权利的一项指导规则,当时任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国,在这一决议上投了赞成票。
    
    联合国大会1966年12月26日第2200A(XXI)号决议通过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两个法律性文件,将《世界人权宣言》的精神用国际法形式确定下来,分别于1976年1月和3月生效。
    
    作为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性宣言,任何联合国成员国都无一例外的要认同其原则,要求联合国各成员国逐步将其原则落实,通过国际和国内立法、司法来遵守并以此为行动依据。
    
    联合国资料显示,截止2004年10月1日,已经有153个国家批准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成为该条约的缔约国,此外还有7个国家签署了该国际公约。
    
    《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被通称为“国际人权宪章体系”,均对公民的结社自由权做出了相应规定。
    
    《世界人权宣言》第20条规定:
    
    (一)人人享有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的权利。
    
    (二)任何人不得迫使隶属于任何团体。
    
    《宣言》第23条第四款同时规定:
    
    (四)人人有其为维护其利益而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
    
    《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8条第1款规定:
    
    (一)本公约缔约各国保证人人有权组织工会和参加他所选择的工会,以促进和保护他的经济和社会利益。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2条规定:
    
    (一)人人有权享受与他人结社的自由,包括组织和参加工会以保护他的利益的权利。
    
    (二)对此项权利的行使不得加以限制。
    
    此外,联合国大会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九日第53/144号决议通过的《人权捍卫者宣言》第5条规定:为了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结社,在国内和国际层面:
    
    (一)和平聚会或集会;
    
    (二)成立、加入和参与非政府组织、协会或社团;
    
    (三)同非政府组织或跨政府机构进行联系。
    
    中共自1949年用暴力手段夺取政权以来,一直将“人权”视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这种无视人权的状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才开始有所改观。
    
    1997年10月27日,中国政府签署了《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并于2001年3月27日向联合国递交了批准书。1998年10月5日,中国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2004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共中央提出“保护公民人权”的立法建议,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2007年,中共十七大也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纳入其党章。然而,对于保障人权最基本的国际法——《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全国人大却一直没有在国内批准实施,至今已逾10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没有通过国内法得到切实有效的保护。
    
    (四)世界劳工组织对结社权的保护
    
    国际劳工组织在1944年费城举行的第26届大会通过《关于国际劳工组织的目的与宗旨的宣言》中明确规定:“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是不断进步的必要条件。”
    
    1948年7月,国际劳工大会第31届会议上通过了《关于结社自由及保护组织权的公约》,这是保障公民结社权的一项重要国际条约。该公约第2条便对劳工结社权作了规定:“凡工人和雇主,无须经过事先批准手续,均有权建立他们自己意愿建立的组织和在仅仅遵守有关组织的规章的情况下进入他们自己意愿进入的组织。”
    
    经过半个世纪的不断实践,结社自由属于基本人权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国际上也发展了一套支撑和保障结社自由的机制。
    
    二、当前中国公民结社权的立法实践
    
    (一)实践上缺失实体法的保障
    
    1954年,中国立法机关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第8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对公民结社权作了明确规定。以后的历次修宪,都将公民结社权纳入了宪法体系,现行《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但是只有当宪法成为法院必须考量和执行的法律依据,才能确保结社权和其它基本人权得到有效的司法保障。从权利主张和实现效力来进行评估,当前中国的公民结社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项象征性权利。
    
    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的立法体系在立法实践上没有设立宪法法院和违宪审查这些关键性的法制环节,宪法的最终司法意义得不到终极确认,宪法权利只有通过立法后才能取得司法效力。直到今天,中国依然没有一部规范公民结社权的实体法出台,宪法权利并没有真正落实到每一位普通的中国公民。
    
    早在1987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十三大曾明确提出制订《结社法》的立法任务,并授权民政部进行调研和起草。按照国际通行的立法规则,民政部作为国家行政机关(并且是公民结社的登记主管机关),是根本无权起草法律的,即便如此,民政部起草的这部《结社法》草案于1993年呈送国务院后,全国人大最终还是未将这部极具中国特色的《结社法》(草案)纳入正式的立法议程,该草案被束之高阁,一拖就是十多年。
    
    现行规范公民结社行为的依据仅仅是几部行政性规定,公民结社权被纳入到行政管理的范畴。这几部行政性规章主要由《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构成,同时包括《取缔非法民间组织暂行办法》等规章文件。
    
    (一)透析规范公民结社权的几个行政性法规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这两部行政性法规以及《取缔非法民间组织管理办法》(规章)属于典型的“恶法”,是公民通往自由结社最大的拦路虎。
    
    A、《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现行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是在1998年9月25日国务院第8次常务会议上通过的,于当年10月25日起正式施行。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总则第1条便开门见山地规定:“为了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维护社会团体的合法权益,加强对社会团体的登记管理,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制定本条例。”以“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为名,行“加强对社会团体的登记管理”之实,结社立法的首要目标在于最大限度对公民的结社行为“加强管理”,出现了本末倒置的逻辑。
    
    在这一逻辑的推理下,《条例》四十条法规条文中,没有出现过“自由”、“结社自由”及“权利”等相关词汇,却包含有18条带“不得”的禁止性条款,而带“不”字样或类似意义的禁止性条款、限制性条款则出现在绝大部分条文之中。
    
    《条例》第3条规定:“成立社会团体,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并依照本条例的规定进行登记。”。第6条规定:“国务院民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同时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国务院或者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授权的组织,是有关行业、学科或者业务范围内社会团体的业务主管单位(以下简称业务主管单位)。”
    
    上述规定表明,《条例》制订的每一条具体法律条文内容都是“总则”精神“指导”下的展开和细化,即如何最大限度对公民的结社会行为“加强管理”,条文内容充分体现了这一立法目的。
    
    一、将公民的结社行为纳入政府行政管理范畴,为政府恣意干涉公民结社行为提供了依据。
    
    二、明确了当局对于公民结社行为严格的管理体制。
    
    B、《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现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也于1998年9月25日由国务院第8次常务会议通过,并于10月25日施行。
    
    《条例》的立法目的与《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对于公民结社权的管制完全一致。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3条规定:“成立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并依照本条例的规定登记。”。第5条规定:“国务院民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以下简称登记管理机关)。”,同时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有关部门、国务院或者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授权的组织,是有关行业、业务范围内民办非企业单位的业务主管单位(以下简称业务主管单位)。”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6章罚则第32、33、34条,《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24、25、26条,明确已进行登记的民间组织在日常运营过程中十种违法表现形式,并制订了严厉的惩处措施。这些惩处措施表明,民间组织在日常运行要严格在执政当局制定的框架内进行,与公民结社自由受宪法保障的原则背道而驰。
    
    C、《取缔非法民间组织暂行办法》
    
    除上述两个行政法规之外,民政部于2000年4月10日发布了《取缔非法民间组织暂行办法》,国家行政机关兼立法权与日执法权于一身,对如何取缔“非法民间组织”作出了单向的强制性规定。
    
    《取缔非法民间组织暂行办法》第2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非法民间组织:1、未经批准,擅自开展社会团体筹备活动的;2、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或者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进行活动的;3、被撤销登记后继续以社会团体或者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进行活动的。”在上述这三部行政性法规与规章的制约下,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组织(NGO)的设立与存续就难上加难了。
    
    (三)当局对公民结社权的现行管理体制
    
    当局对于公民结社权的现行管理体制通常被称之为“归口登记、双重负责、分级管理”的监管体制。所谓“归口登记”是指:除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免予登记的外,所有民间组织都由民政部门统一登记,在其他国家机关、政府部门进行登记,不被视为有效的民间组织登记:“双重负责”是指:民间组织管理由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分工合作,共同实施对民间组织的管理监督:“分级管理”是指:依民间组织的规模,全国性民间组织由国务院的登记管理机关及相应的业务主管单位负责管理监督,地方性民间组织由地方各级登记管理机关及相应的业务主管单位负责管理监督。
    
    对于公民结社权的具体法律制度,世界各国由于情况不同,大体分为追惩制与预防制两种类型。总的来说,一个国家对公民结社权的立法保障都是在这两者之中择其一。追惩制是一种比较典型的结社自由模式,公民可以自由地结社而不受任何干预,只是在社团活动过程中有违法行为时才受到惩处。预防制又分为许可制与报告制之别。在许可制下,结社只有在得到国家行政管理机关许可时才得以成立。在报告制下,个人在成立社团之前要向行政机关报告,行政机关原则上只有异议权或事后审查权。
    
    当局对于公民结社权采取预防制与追惩制相结合的管理模式,即在公民结社行为的登记环节,实行许可制原则,公民结社只有获得授权业务主管单位与登记管理机关的双重许可时才给予合法注册;而在日常管理过程中,又实行严厉的追惩制原则,对已进行合法登记的民间组织实行严格监管。这在世界各国对于公民结社活动的立法实践中是非常罕见的。
    
    从公民结社权的立法实践进行分析:
    
    (1)目前还没有真正保障公民结社权的实体法。
    
    (2)“双重许可制”原则使当局对公民的结社行为可以进行“政策性”过滤,公民结社权被执政当局变相剥夺。
    
    (3)“追惩制”原则使民间组织从登记注册到日常事务管理的全过程一直处于国家机器的重重围剿之中。
    
    三、当前中国公民结社权的司法实践
    
    (一)结社范围:社会、经济、文化领域
    
    A、社会、经济、文化领域公益社团的发展与困境
    
    (a)数量的增长
    
    近十几年来,中国的民办、官办、或半官半民办社团组织数量巨增。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最新发布的2008年《社会发展蓝皮书》提供的数据,截至2008年第三季度,中国注册登记的“民间组织”有38.2万,其中社团组织20多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7万个,还有基金会1300多个。另据《2007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中显示,截止2007年底,中国共有基金会1340个,比2006年增长17.1%,其中:公募基金会904个,非公募基金会436个。中央级基金会107个。根据2008年10月10日召开的全国社会组织管理暨执法监察工作会议公布的数据,在全国38.6万多个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中,社会团体21.1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7.4万个,基金会1392个;2007年度,各类社会组织吸纳社会各类人员就业456.9万人,比上年增长7.4%;形成固定资产总值682亿元,比上年增长61.2%;收入合计1343.6亿元,比上年增长111.3%;社会组织增加值为307.6亿元,比上年增长173.9%。但据政治学学者俞可平估计,现在实际存在的各类民间组织的数量大约在300万个左右。(注6)如加上利用互联网设立的各种网友组织,实际数字还要大得多(因缺乏统计手段,无法取得相关数据)。
    
    从法律的角度看,中国目前存在的社团主要有四类:
    
    1)根据现行法规登记注册的社团;
    
    2)无法人地位的次级社团,即挂靠在依法登记的社团之下,但独立开展活动的社团;
    
    3)以企业法人身份在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的社团;
    
    4)不进行注册的非法人社团,如以“沙龙”、“论坛”、“联谊会”、“俱乐部”和网上群组方式活动的组织。(注7)
    
    根据我们的调查和掌握的资料推算,其中第1类充其量只占到现有社团总数的5%左右,而且绝大多数是官办组织,如附着于各级党政机关、依靠行政拨款存续的各种学会、协会、基金会等。第2类和第3类合计约占10%左右。第4类即无法注册但实际存在的非法人社团则占到现有社团总数的80%以上。
    
    (b)社团增长数字后面的困惑
    
    从数量上看,社团确实呈现逐渐增长的趋势。问题在于成立这些社团组织,由它们的性质决定了,并非公民的民间自由结社行为。事实上,这些通过重重“政审”而“合法”存在的“民间社团”组织绝大部分隶属于官方,或具有官方背景,或由官方机构脱壳而出,并不是国际上通常理解的“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而是“官办非政府组织”(Government Organized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通常都由政府或政府授权机构核定工作人员编制,其工作人员也顺理成章地领着政府薪水。目前在国际上(例如联合国人权会议、欧盟“人权对话”机制)以“中国非政府组织”公开出面的人士,
    
    许多都出自这些具有官方背景或者本身就构成官僚机构体系组成部分的社团组织,如: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妇女联合会、共青团中央、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新闻办或其它部委下属的研究机构(如“人权研究所”)的政府雇员,他们摇身一变,由政府雇员转换为所谓的“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或所谓的“独立”学者,充当官方在国际社会交流中的代言人。
    
    而真正由公民自主结社成立的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现行社团管理体制下可少之又少。我们来考察一下中国当前的环境保护组织的构成就可以得出结论:据民政部《2006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数据显示,当前民间环境保护组织数量仅占整个环境保护组织总数的7.2%.受活动经费限制,这些民间环境保护组织的从业人员数量,也远低于官办环境保护组织从业人员数量,通常是“家庭店”、“夫妻店”,即便如此,这些社团组织也或多或少带有官方背景。例如,重庆市民政局正式登记注册的一个环保NGO,其得以注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民政局的一个主要官员是该组织会长的学生。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名指出:“目前我国的NGO只有10%是正式注册的,90%都不能注册。种种限制使结社自由这一原是公民所拥有的权利变成了由政府批准的特权,通过政府规定的方式取得合法身份的NGO已被抹上了浓重的政府选择的色彩。”(注8)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考察其原因:
    
    (c)“业务主管单位挂钩”是第一道难关
    
    首先,受当前社团管理体制制约,民间组织成立登记时,发起人必须向登记管理机关(各级民政部门)提交业务主管单位的批准文件。也就是说,公民结社行为首先要经过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而《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对业务主管单位的资格要求非常严格:“必须是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国务院或者县级以上各级地方人民政府授权的组织。”普通公民若要成立全国性的民间组织,根据分级管理的原则,必须找国家部委级的“业务主管单位”,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在实践中,由于执政当局对于公民结社权的严厉掌控,公民结社行为通常是无法找到业务主管单位与之挂钩的,而如果没有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就无法在
    
    登记机关(各级民政部门)进行合法登记注册,而不经登记注册就运行,则面临合法性困境,执法者随时可以以“非法组织”的名义将其“合法”取缔——只要它愿意这样做。
    
    成立于1993年的中国著名环境保护组织“自然之友”,在成立之初,由于找不到相应的业务主管单位,只好挂靠在中国文化书院名下,登记注册为“中国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属于社团的二级机构,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如果中国文化书院因故不愿再当“自然之友”的业务主管单位,这个民间环境保护组织就会丧失其法律身份,随时面临被取缔的危险。(注9)
    
    上海市“星星港关爱服务中心”也遭遇到没有业务主管单位的困境,这个特殊的社团组织由一群失去子女的普通市民发起成立,他们的服务宗旨是“跨越苦难,自助助人。”通过心理辅导、郊游联欢等活动,帮助失去孩子的父母走出伤痛,重新开始人生。但是成立之初,相继找当地计生委、找民政局,但没有一家单位愿意作这家社团的业务主管单位,最终只能以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方式登记成立。事实上,“星星港关爱服务中心”是一家以会员制方式存在的民间社会组织,而《社团登记管理条例》中关于业务主管单位必须是政府部门的规定,将这家新生的民间组织挡在合法民间社团的大门之外。(注10)
    
    其次,两部《条例》均未对业务主管单位在公民结社行为的审查过程中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做出规定,没有规定审查条件、审查程序、审查时限,以及公民的结社行为未通过业务主管单位审查这道关之后应具备的司法救济程序,业务主管单位在整个结社行为的司法实践中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2000年,中国眼科医生权威教授王延华、徐广第、耿贯一,与发起“全国爱眼日”倡议的中国著名眼科专家董坚联合国内100余位医学专家先后九次向卫生部提出申请,请求批准筹备全国爱眼协会。整整六年过去,卫生部一直未予其批准或不批准的正式答复。万般无奈之下,2006年3月,董坚将卫生部告上法院,起诉卫生部不答复筹备“中国爱眼协会”申请的行政诉讼案,而卫生部却依据现行《社团登记管理条例》辩称,至今尚未正式受理董坚等人的申请,并且本案已经超过了行政诉讼的法定受理期限。由于《条例》在业务主管单位对于公民结社行为审查过程中所承担具体法律责任的空白,业务主管单位完全可以凭自己的主观意志做出审查或不审查公民结社申请、同意或不同意公民结社申请的答复以及何时答复、或不予答复的决定。据此,经过两次开庭审
    
    理,受理此案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最终驳回了董坚等人的行政诉讼请求。
    
    (d)登记注册是第二道难关
    
    除去业务主管单位这道硬坎,公民的结社行为在登记机关(民政部门)进行登记这一环节,同样也遇到严苛的条件限制。法规在这一环节同样也设置了重重门槛,如《社团登记管理条例》第10条规定:“成立社会团体应当有合法的资产和资金来源,全国性社团必须有10万元以上活动资金,地方性社团和跨行政区域社团必须有3万元以上活动资金。”事实上,对于普通公民来说,凑足3万元资金去从事非营利活动,往往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没有钱不能注册,没注册就不能开展活动,许多公民结社行为面临这样的两难处境。该法规条文同时规定:“成立社会团体必须有50个以上个人会员或者30个以上的单位会员的社团会员;个人会员和单位会员混合的,会员总数不得少于50个。”而实践中,民间组织的成立往往很难达到这一限制性的会员人数规定,因为民间组织发起人往往是极少数富于现代意识的公民,会员只有在其开展活动中不断从社会加以吸纳。
    
    公民结社行为的现行制度设计,使没有官方背景的“草根型”民间组织找不到业务主管单位而不能“合法”登记注册,有的由于达不到登记注册的各项条件被迫开展“非法活动”,有的为了取得法人资格和银行账户,只好到工商部门进行登记。
    
    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中心于1988年创办,自1992年建立中国第一条妇女热线以来,现已开辟反家庭暴力、专家热线、婚姻家庭和老年妇女等6条咨询热线,拥有300多名志愿者,是国内外知名的民间妇女机构,该中心创办人王行娟为机构的登记费尽心思,没有任何结果,只好在北京市宣武区工商局进行登记。北京恩玖(NGO)信息咨询中心,是中国民间第一家信息服务机构。致力于推动非营利性组织的公信力建设,因为达不到法规规定的登记要求,最后只好在北京市海淀区工商局注册登记。
    
    这种非盈利组织在工商部门进行登记的现象造成了民间组织的身份错位,对民间社团发挥其功能和作用、生存和成长造成负面影响:
    
    一、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需要缴纳各种税费,增加了民间组织的运行成本。
    
    二、民间组织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表明其没有“官方”背景,受当前政治生态影响,也因此在目前这种社会环境中信誉受到质疑,难以动员各种社会资源。
    
    三、难以发挥民间组织的独立运作功能,如监督行政官员和政府机构行使其职责、帮助权益受侵犯者寻求救助,等等。
    
    四、不利于创造民间组织公平竞争的环境,一方面,“官办民间组织”在制度庇护下享用各种社会资源,另一方面,许多民办的民间组织却得不到有效保护和支持,这些组织常常在“法”与“非法”之间求生存,并经常因为它们的“暧昧”地位受到挤压。
    
    除在工商部门进行登记以外,大量的公民结社行为采取志愿者的形式开展活动。这种现象在2008年5月四川汶川大地震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大量志愿者赶赴灾区开展救援。随后,在北京奥运会期间,社会组织和志愿者也在官方主办单位许可的前提下发挥了一定的作用。随着社会向市场化、多元化方向拓展,越来越多的公民走出“私人领地”,开始关注“公共领域”的公众性参与,形形色色的游离于“合法”社团之外的公民自发结社行为与组织队伍越来越庞大,对此,官方无法按照法规规定给予严厉取缔,在一定范围与领域内只好采取容忍和默许的态度。
    
    (e)以“执法”名义压制民间社团
    
    2006年12月18日,以弘扬传统文化、宣扬“理性、爱和信念”这三种精神为宗旨的网络组织——“仨元学社”被北京市崇文区民政局社团办取缔,“仨元学社”负责人姚剑被迫接受执法机关强行讯问。“仨元学社”于2004年由具有半官方背景的“中国文化研究会”、“中国社会音乐文化研究会”,“北京大学资源学院企业管理学院”等单位共同发起创立,致力于以网络为平台进行传统文化学术探讨和交流,既没有会员,也没有章程,其性质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社会团体。而官方声称,“仨元学社”被取缔的理由是因为该学社“没有依法进行登记,属非法组织”。对此,“仨元学社”负责人姚剑不服民政局社团办的行政处罚决定,向崇文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成为中国首例网络虚拟平台行政诉讼案件。崇文区法院以《社团登记管理条例》为依据对其行政诉讼案不予受理,“仨元学社”案件诉讼代理人——中国著名维权律师张星水先生认为,“仨元学社”并非社会团体,因此其成立也就不适用《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的登记注册程序,民政部门的执法行为没有法律依据。事实上,依据《宪法》规定,即便《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涵盖其适用范围,崇文区民政局的行政行为也同样侵犯了公民的结社权,执法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本身属违宪。然而,在强大的官方压力下,“仨元学社”最终被迫更名为“中华文明网”,这个以“学社”名义成立的网络虚拟平台才得以继续运行。(注11)
    
    2007年8月,山东省寿光市民政局在寿光市党报《寿光日报》上发表声明,以“非法组织”为由宣布取缔“寿光市爱心”义工,并没收其财产。“寿光市爱心”义工是寿光市一家以慰问孤寡老人、救助失学儿童、维护他们的经济社会权益为主的义工组织,短短三个月时间,由几个发起人发展到150余人。6月23日,“寿光爱心”义工在为6名或聋或哑或父母双亡的失学儿童举办专场募捐义演时,中途被寿光民政局和城管部门以“未进行登记注册”为由予以禁止。为什么义工组织难以合法化?问题的关键仍然在于注册。从严格意义上说,义工既不属于社会团体,也算不上民办非企业单位,无法找到相挂靠的业务主管单位。该县民政局一官员表示,对于爱心义工的活动他们表示理解甚至支持,但由于目前法律环境不允许,他们只能依法办事。鸢都义工负责人孙志达介绍,目前全国大部分义工都没有注册,然而这些“非法义工”却在用爱心做着一件又一件的善事。山东海瑞达律师事务所王建华律师在9月11日《齐鲁晚报》撰文指出:“国家应该完善相关法规,对义工有个明确的指导和管理,毕竟他们的精神是很值得宣扬的,建设和谐社会需要这群有爱心的人。”
    
    “屏南绿色之家”是以保护生态环境,倡导弱势群体正当环境权益为活动宗旨的一家民间环保组织,1994年发起,于2001年正式成立,目前拥有会员1721人,均为受屏南榕屏化工有限公司污染侵害的村民。“屏南绿色之家”成立之初,其创始人、屏南县民间医生张长建于2004年12月15日向屏南县民政局递交了成立屏南绿色协会的报告,民政局以要求相应业务主管部门为由不予登记注册,之后,张长建又于2006年5月30日向屏南县环保局提出申请,要求其作为屏南绿色之家的业务主管单位,但一直未得到正式答复,无法登记注册。“屏南绿色之家”成立后,披露屏南榕屏化工有限公司的环境污染问题、屏南官商强建“屏南后垄溪一级水电站”项目、屏南违规建设殡仪馆、火葬场等系列环保行动,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
    
    针对“屏南绿色之家”会员的环保行动,当地政府采取了严厉打压的态势,2002年3月,会员们前往城关募捐并宣传环保知识,遭到城管及武警的干预,抢走了捐款,还打伤了多名会员。3月20日,屏南县委专门出台《专题会议纪要》,称:“坚决反对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搞非法活动,破坏社会稳定”云云。由于“屏南绿色之家”在海内外极具影响力,当地政府不敢轻易下令取缔。于是,就用行政手段对张长建实行打击报复,2004年6月22日,屏南县卫生局下达了《关于责令停止执业活动的通知》,通知要求张长建停止行医工作,切断了张长建一家的生活来源。2007年9月29日,屏南县民政局对“屏南绿色之家”发出《行政处罚决定书》,称“屏南绿色之家”没有登记注册,属非法组织,并下发了取缔该社团的相关文件,要求其立即解散。张长建不服行政处罚决定,向屏南县政府提出行政复议被驳回。张长建于2009年1月30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福建当局没有停止对他的打压,他申请成立的环保机构“屏南绿色之家”一直无法获当局同意。“我们的机构无法注册,在办活动时就很不方便,要做什么宣传活动也无法进行。例如去年十一月份的时候我们进行普法宣传,结果就受到当地政府警告。他们说既然我们的组织已经被取缔,就不能进行任何的宣传活动。”(注12)
    
    (f)对民间非营利组织注册社团的扼制和骚扰
    
    一旦出于无奈被迫在工商部门注册后,民间社团便被套上了许多重枷锁,政府部门也得以通过它们掌控的这些枷锁对这些游离于官方控制之外的团体进行干涉、监控、刁难和骚扰,使这些民间社团不能按照自身设定的公益服务目标去发挥其功能。
    
    首先,执政当局往往以各种名义无端干涉这些民间组织的日常事务,这些民间社团及公共事务参与者成为公安部门的监控对象。譬如:北京“爱知行研究所”(艾滋病人权益组织)经常受到来自税务部门的无端干扰;北京“慧灵”(残障人权益组织)面临工商部门对其经营范围的检查,并威胁其关闭;北京“传之行”组织(民间智囊研究所)被民政部门调查,被指称未经登记注册便擅自以民间组织名义开展活动(事实上,因为无法通过正常途径获得“合法社团”的资格,传知行不得不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北京“东珍”(艾滋病孤儿关注组织)在接受境外基金赠款时,被银行告知,指其工商注册赢利性质不能接受赠款,只能以经营获利方式接受基金会汇款,需要缴纳营业税,同时其项目活动的性质变成为基金会服务;艾滋病民间组织联席会议2008年8月在杭州召开青年艾滋病工作者夏令营和联席会议理事会议,遭遇当地民政、卫生和公安的调查,要求其取消在当地举办相关活动,等等。(注13)
    
    其次,当局对这些民间社团赖以生存和运转的资金来源渠道及外部联系进行严格的控制。一方面,官方只允许它所钦定的社团与国际相应团体进行接触、交流或接收国际援助,但禁止几乎所有其它社团组织进行类似活动;另一方面,官方利用手中掌握的巨大政治资源通过种种手段(如,注册手续、经营许可,等等)将那些在中国公开挂牌操作的外国基金会制服,迫使它们实行“自律”,看官方的脸色行事,在资助民间社团时遵守所谓的“潜规则”。因此,绝大多数的国际援助都被官方掌控或有官方认可的社团组织控制,真正独立的民间社团组织一般得不到国际资助,官方甚至会以此为罪名起诉、判决民间社团活跃人士“接受海外资金”,“与海外敌对势力勾结”等等。因为这些种种骚扰和刁难,许多立志投身公共权益服务的社团因此难以为继。(注14)
    
    B、农会的发展和困境
    
    近年来中国各地不断涌现出农民要求成立农会的现象。一些农民提出合法的宗旨和章程,自发地组织起来建立属于农民自己的社团组织,自由加入或退出,维护农民自己的权利,免受非正义势力的非法侵犯,提高中国农民的权利意识。然而,这些农民向官方部门申请登记注册农会时,因为没有业务主管部门,被挡在合法登记的大门之外。一些组建农会的农民为了突破这个法律禁区,决定走诉讼的渠道,并以此来找到能帮他们得到合法注册的业务主管部门。
    
    《经济观察报》2006年9月11日报道的一个事例颇具代表性。浙江省温岭市箬横镇东浦村农民王升力、王妙增等人因不满农村土地出让现状,酝酿组建农会,并以此依法维权。2004年12月26日,68位农民代表在《农会会员登记表》上签名摁手印,发起成立了“温岭市农会(筹)”。之后短短一年多时间内,会员人数达到180多人。2006年3月1日,农会(筹)负责人凑齐3万元注册资金,前往温岭市民政局,要求民政局正式登记注册他们的农会。民政局以没有业务主管部门为由当场予以拒绝。而后,王妙增、王升力等人跑遍了农业局、市政府、新农村建设办公室等所有与农村相关的政府部门,这些部门都拒绝作农会的业务主管部门。「无奈之下,他们最后把业务主管部门锁定在基层政府的新农村建设办公室,」2006年6月16日,他们向台州市中级法院提出行政诉讼,状告温岭市政府不履行审批职责的违法行为,并要求温岭市政府为农会指定业务主管部门。一个月后,台州市中级法院回复了王升力等人的诉讼请求:“不予立案”,理由是:“农会是
    
    非法组织“。之后,王妙增等人再次向台州市民政局递上《温岭市农会筹备申请报告》,提出行政复议,仍然未被受理。”温岭市农民协会“180位成员并没有因此放弃努力。2007年1月,他们发出《致中共中央和胡总书记的公开信》、《致国务院温家宝总理的公开信》,希望他们成立农会的倡议能够得到最高行政当局的支持,但是没有任何作用。(注15)
    
    近年来中国各地涌现出来的农民要求成立农会的结社权利诉求,据我们所知,没有一家农会得以成功“合法”组建,原因是各地政府以各种名义将其拒之门外。下面再举一个例来说明。
    
    2003年1月22日,湖南省衡阳县27位维权农民代表集会商议成立农民协会,随后,他们提出农会的宗旨和章程,明确农会的宗旨是:“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团结全体农民,维护农民合法权利;扶贫帮困,引导农民走向市场,共同致富;维护社会稳定,清除社会黑恶势力。”他们的章程提出:农会是农民自己的组织,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重建农会,让农民参政议政,减少农民因为维权上访的广度,稳定社会大局等主张。27位“农民代表”随即向衡阳县政府正式提出组建农会。彭俊荣等农民代表在向政府提交的《重建农会报告》中列出了关于重建农会的十条理由:保障农民权益需要有自己的社团组织;宣传中央政策,提高广大农民政策水平的思想素质;收回农民的公民权和自治权;农会的建立可以及时通过协商、和平方式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建立农会可以减少基层干部,有效减轻农民负担等等。
    
    面对农民自发组织要求建立农会的要求,当地政府把组织农会的农民当成一种“敌对势力”加以打压。渣江镇一位党委副书记和武装部长声称,他们在收集彭俊荣等人搞非法组织的证据,对签名的维权农民代表进行威胁、恐吓。最终,衡阳县政府没有批准他们的要求。2003年9月24日,衡阳县民政局下达了《关于取缔非法组建“农民协会筹委会”的决定》,“依法”取缔“以彭俊荣为首成立的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收缴其相关资料。并称任何人和任何单位不得以“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的名义开展活动。对此,彭荣俊、刘坤山等农民代表早已经预料到,刘坤山认为衡阳县政府现在批准组建农会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他们坚信,农会最终一定会成立。
    
    由于执政当局对于农会的严厉打压,使农民争取权益的努力一直呈松散状态。目前中国农村存在各种形式的群体维权,但大都处于“上访代表”和“网络联盟”的初级阶段,真正有组织、有长远规划、并明确提出组建农会的并不多。于是,以安徽阜阳三合镇杨云标组织的“农民维权协会”、江苏沐阳县官墩乡高战组织的“农村发展协会”、河北唐山市张凤组织的“移民协会”,算是极其难得的成功之例。(注16)
    
    农民民间社团可以对产生深远的影响。比如,农民社团的形成并日益扩大可以影响执政当局的农村政策。同时,农民结社争取自身权益可以对地方政府形成压力,迫使当地政府改变以往粗暴、简单、野蛮的行政执法行为,开始学会与农民协商对话解决问题。此外,农民社团可以通过宣传政策和法律知识,提高农民的权利意识。
    
    C、官办工会的困境
    
    (a)现行工会管理体制的本质
    
    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于1950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以下简称《工会法》),规定中华全国总工会是中国工会组织的最高领导机构。以后,一元化的工会管理体制一直沿用至今。《工会法》(2001年修正版)第4条规定:“工会必须遵守和维护宪法,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坚持改革开放,依照工会章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第9条规定:“上级工会组织领导下级工会组织。”第10条规定:“全国建立统一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第11条规定:“基层工会、地方各级总工会、全国或者地方产业工会组织的建立,必须报上一级工会批准。”
    
    现行的工会管理体制从制度源头上堵塞了劳工的结社权。工会管理制度的特点具体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劳工结社权的法律规范不属于《社团登记管理条例》权限管辖范围,受《工会法》约束和管辖。
    
    二、所有工会都隶属于中华全国总工会统一领导,而中华全国总工会本质上属于共产党的统战组织,总工会最高负责人由执政当局任命指定产生,没有独立于共产党与政府的法律人格。现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兆国先生即为共产党高官。
    
    三、根据《工会法》第11条之规定,工会的产生必须报上一级工会批准。这一规定将劳工的自由结社排除在法律源头之外。即工人没有权利成立独立工会。
    
    从权利伸张和实现效力上看,现行工会管理体制与劳工结社权的宪法性权利实现是根本相悖的,并且已经完全不适应现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这一体制的事实存在和运行规则阻碍了劳工结社的合法路径,它不允许任何单独的通过自由结社产生的工会组织游离于代表特权阶层的总工会的控制之外。工会组织的组建和日常性事务管理完全不符合真实意义上的工会组织要求,根本谈不上由劳工民主参与、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自由结社。
    
    此种体制依然是上世纪计划经济时代沿袭下来由官方一手包办的思维模式,与逐渐放开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劳工权益诉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一方面,造成诸多领域的工会组织制度性缺失,比如外资企业、私营企业、独资企业,现行工会组织的触角已很难延及,虽然在相关企业法律制度中也规定了劳工可以组建工会,但前提必须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统一领导下的工会组织,并不是劳工为维护权益自发产生的结社行为,而靠行政干预的方式在这些企业强行组建工会组织,不符合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则,既无必要、推行的难度也大;另一方面,在官方主导的企业内,由于工会组织没有独立的政治人格,不是独立的劳工社团组织,工会组织存在本身依附于官方,仅仅是完成一项政治职能,并不真正代表职工权益。因此,当企业利益与劳工权益发生冲突时,工会的立场和职能便变得模糊不清,由劳工利益的代言人蜕变为劳资双方利益的调解人甚至成为资方代言人。
    
    据《上海市法制报》2007年7月初报道,上海市某公司职工杨某因为劳动争议将公司告上法庭。在随后的开庭审理中,杨某惊奇地发现,公司的工会主席竟然成为公司的代理人,坐在被告席上,代表公司与劳工进行法庭庭辨,被称为之奇观。虽然《工会法》也规定了:“职工认为企业侵犯其劳动权益而申请劳动争议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工会应当给予支持和帮助”的法律条文,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工会组织不是劳工的自主结社行为,工会组织领导人的任免虽然也有需经劳工选举的程序,但是最终决定权取决于上一级工会组织,这一制度设计在实践中,就变成了工会组织听命于上级领导的官僚机构,因此出现工会主席代表资方利益与职工打劳动争议官司这样的现象实在也就不足为怪了。
    
    2008年3月和7月,黑龙江省鸡西矿业集团3354名职工联合签名致信执政当局。公开信中指出:2004年,大型国有企业黑龙江省鸡西矿业集团在滴道煤矿进行整体改制,确定破产,然而,矿方报告中提出的《破产职工安置方案》没有按照法律规定由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仅仅拿出不到20%的买断安置资金强迫职工们买断走人,高达80%的国家买断资金和企业实际存量财产都被矿领导、局领导和政府官员集体私吞,现在仍在大量生产的滴道煤矿也变成了特权集团的私有煤矿。数千名“改制”职工要求国务院主持清算和落实职工在国有企业中的财产份额。(注17)由于工人没有权利组建工会,这种通过联合签名的方式来表达权利诉求实际上填补了独立工会缺失的部分职能。然而,这次集体维权抗争遭到了执政当局的严厉打压,2008年5月30日,负责代理该案的维权工作者袁显臣被执政当局拘捕。6月30日,袁显臣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名义正式逮捕,此案2009年1月12日开庭审理。袁显臣遭受逮捕的重要“罪证”便是为滴道煤矿工人依法进行维权。袁在拘留期间被刑讯逼供,受到酷刑折磨。
    
    (b)劳工权益的抗争必然冲击现行工会管理体制中国现行的工会管理体制实质上是一套代表官方利益的官僚体系,完全不代表劳工的真正权益。没有工会组织作后盾,劳工的权益诉求就无法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这套官僚体系与劳工权益诉求两者之间的冲突也越来越大。近年来,中国社会引发种种被官方定义为“劳工群体性事件”的冲突,即是这种冲突下的必然产物。
    
    这些“劳工群体性事件”往往被执政当局扣上“破坏社会秩序”、“非法聚众闹事”、“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乃至“颠覆国家政权”等罪名受到严厉打压。但是,随着工人权利意识的提高,公民维权抗争的渐进增加,工人群体没有吓退,执政当局有时却不得不往后收缩防线。2008年11月相继发生的出租车司机集体罢运事件运取得成功就说明了这一点。
    
    2008年11月3日,重庆八千余辆出租车集体罢运,11月10日,甘肃永登160余辆出租车集体罢运;同日,南方的海南三亚市上百辆出租车集体罢运。短短一周之内,中国连续发生三起出租车集体罢运事件,事件起因均是由于出租车公司长期以来垄断市场导致出租车租金费用过高,政府部门监管不力,出租车司机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据“东方网”2008年12日报道:“据业内人士透露,政府卖给出租车公司一个经营指标,5年才收5万元。出租车司机向公司承包一辆车,5年的承包费用高达30万元。”,而出租车行业运营的行业垄断几乎是普遍现象,《中国青年报》12日撰文指出:“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其实是不合理制度长期酝酿的结果。”在此之前,许多地方都曾出现过类似的集体罢运事件,由于现行工会管理体制的原因,没有哪一家官办工会组织出面为出租车司机讨权益。正是出租车司机们通过自身长期以来持续不断地抗争,出租车公司与官方不得不改变以往的强势姿态,被迫调低租金费用、整治出租车市场等让步妥协。三亚市交通局局长、副局长、党组书记还因此请辞职务。劳工在与资方、官方的维权抗争中取得了初步胜利。
    
    2008年以来的大量罢工罢运事件揭露出来的深层劳资官三方矛盾依然与劳工的结社权得不到保护有关。以上面的罢运事件为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制社会里,出租车公司与出租车司机之间双方关系是一种法人地位平等的利益关系,如果出租车司机拥有自由结社的权利,可以合法组建代表自身权益的工会组织,由工会组织出面随时与出租车公司进行谈判与协商,那么问题就不会长期得不到解决。正如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张千帆所指出的:“关键在于,司机们必须能依据宪法第35条保障的结社自由形成真正代表自己利益的行业协会,用集体的力量争取和保护个人权益。因此,不要以为结社权和罢工权有多么可怕,作为公民基本权利,它们专门就是为了防止罢工、罢运等群体事件而设置的。”(注18)正因为缺乏代表出租车司机利益的协会组织,他们的利益无法表达,才会积累矛盾,爆发危机,并就此提出组建出租车司机协会的建议。
    
    应当看到,劳工由过去的通过上访找清官的个体维权路径转化成对侵权者进行群体性罢工示威施压,通过进行公开表达和舆论造势与社会动员,在一定程度上为将来独立、自治工会积淀了土壤。
    
    (c)官方应当兑现承诺,保护劳工结社权
    
    事实上,关于劳工的结社权问题,国际社会早就出台了一系列的国际法标准,《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及国际劳工组织均有明文规定。而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共产党一直声称自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时中国也是国际劳工组织的最早成员国之一,尊重和维护劳工权利是其题中应有之义。1998年,国际劳工大会通过的《基本劳工权利原则宣言》就明确了劳工应具有的四项基本权利,第一项就是劳工有“结社自由并有效承认集体谈判的权利”。然而,中国政府在签署批准《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时,却对“组织独立工会”这一条维护劳工权利的重要条款采取了保留态度。
    
    落实劳工的结社权,通过结社维护劳工的合法权益,必须重新修订现行的《工会法》,彻底打破现有僵化单一的工会管理体制,还结社权于广大劳工,兑现执政当局对于劳工权利保护的承诺。
    
    D、官办“群众组织”与行业协会面临挑战
    
    与工会的依附性和僵化的一元化管理体制一样,其它“群众组织”与行业协会(如妇联、青联、工商联、文联、律协等)莫不如此,它们行民间社团组织之名义,达到限制各社会群体和各行业人员真正行使结社权之目的。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这些官办社团与不断提高的公民权利意识之间的矛盾加深,一些社团组织的内部成员不顾中国当前的政治高压,尝试从一定领域和范围内打破传统官办社团对于公民结社权的压制与剥夺。北京市律协直选事件就是律师们联合起来希望通过真正的选举打破官方垄断律协话语权,实现律协成为真正的行业自治组织,为律师当家作主的诉求。
    
    2008年8月26日,程海、张立辉、唐吉田等35位北京律师联署发表《顺应历史潮流
    
    实现律协直选——致全体北京律师、市司法局、市律协的呼吁》,呼吁北京市律协在2008年底举行的律协换届中实行直选。《律师法》规定,“律师协会由律师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而根据调查,90%以上的北京律师未参加过任何形式的“律师代表”的选举,也没有人通知他们参加选举,更不用说律协会长、理事、监事成员的选举。参与签名的律师们认为,律协并非由律师自愿组成的结社行为,也没有对律师的权益真正负任何责任。
    
    事实上,《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章程》第4条规定:“律师协会接受司法行政部门的监督、指导。下一级律师协会接受上一级律师协会的指导。”,与《工会法》对于工会组织的规定如出一辙,现行律协管理体制仅仅是一个代表官方控制整个律师行业的官僚机构,它的存在只是完成一项政治职能,与会员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它代表的是特权阶层利益而非律师利益。由于律协掌握着律师证年检的权力,而律师证是律师具有从业资格的唯一有效证件,因此,律师们不得不“自愿”加入律协。“律协”的存在,也阻止了律师们通过结社维护其权益的合法路径。
    
    北京律协直选背后的实质仍然是公民的结社权问题。当律协不是律师权益的代言人,律师有无自由结社的权利?律师有无通过结社维护自身权益的权利?律师有无选举产生维护自身权益的代言人的权利?基于结社权属于公民宪法性权利,基于《律师法》对于律协的法律规定,基于对自身权益的维护,律师们要求律协组织机构进行直选,选出“当家人”为自己作主是完全正当的诉求。然而,律师们的正当诉求很快遭到当局执法部门的强烈抵制和打压,呼吁书发布后不久,参与签名的律师就受到了来自官方的强大压力。
    
    9月5日,北京市律协发布《北京市律师协会关于少数律师呼吁所谓“北京律协直选”的严正声明》,声明称:“任何人利用手机短信、网络等媒介,采取私自串联的方式,以推动民主选举为幌子,发表煽动性言论,在北京律师中制造谣言,蛊惑人心,试图拉拢不明真相的律师支持所谓‘北京律协直选’都是非法的。他们借北京律师协会换届之机,利用部分律师参与协会行业管理的热情,打着‘律协民主管理’的旗号,其本质是妄图摆脱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指导和律师协会的行业管理,全方位否定我国现行的律师管理制度、司法制度直至政治制度。”,作为对律师正当权利诉求的回应。北京市朝阳区司法局还专门召集该区19位签名律师的事务所负责人开会,点名要求这19位律师交待签名动机。
    
    迫于官方压力,程海、张立辉等签名律师被所在单位明确劝离;签名律师杨学林受到北京市西城区司法局领导“亲自接见”并“谈话”;作为发起人之一的唐吉田律师不被所在事务所续聘。程海本人要求成立律师事务所的正当诉求也被官方百般刁难、阻挠,最终没有被批准。为了掌握律师们的动态,当局还采取种种非法措施用来收集情报。例如,唐吉田律师的通讯工具就经常无故发生“不正常”的通话障碍,其他签名律师也经常发生类似现象;经常有来历不明的人士跟踪律师们的行动、窃听律师们的谈话。有一回,几位律师在一家茶馆谈律师直选的工作,一位律师就从座位底下“拾到”一枚窃听器,而律师们的身后坐着一对品相堂堂的男女,静静“聆听”他们的谈话内容。当局对律师们要求行业自律、民主选举、民主参与、民主管理的正当诉求采取敌对和打压姿态,而不是去解决律师们面临的权益保障缺失的制度性困境。
    
    然而,律师们为了争取权利,并没有向高压屈服。2009年1月12日,杨慧文律师公开发布竞选律协会长的宣言书,针对传统官方律协官僚作风严重、会员会费过高、收支不透明、漠视律师权益、利用特权分配资源种种弊端,杨慧文律师在竞选宣言中做出了九项承诺。唐吉田律师认为,改变律协现在的管理体制,改变官方直接指定律协领导班子的传统,由全体律师直接选举产生,才能使律师真正成为律协的主人。事实上,律师们所面临的困境也正是中国其他地区律师乃至各个行业协会与群众团体会员的困境,正因为如此,呼吁北京律协直选极具代表性和典型性。迄今,这场权利抗争正在较量之中。
    
    E、基督教家庭教会的两难境遇
    
    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与公民的结社权利有密切联系。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条例》第6条规定:宗教团体的成立、变更和注销,应当依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办理登记。这一条例规定表明:具有宗教信仰的公民成立宗教社团,必须按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相关程序办理注册登记。实践中,公民因为找不到相挂靠的业务主管单位,无法到民政部门办理登记注册,因此,无法成立合法的宗教团体。
    
    这里以基督教(新教)家庭教会为例说明宗教社团在这个问题上面临的困境:2008
    
    年11月28日民政部发出决定书,宣布取缔中国家庭教会联合会,该决定书称:“经查,中国家庭教会联合会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名义进行活动,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35条规定,本机关决定对中国家庭教会联合会予以取缔。”中国家庭教会联合会会长张明选不服,于12月4日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行政诉讼状,要求法院撤消民政部的决定,法院接待人员认为中国家庭教会联合会没有经过登记注册,属于非法组织,因此不予立案。张明选随即问通过什么渠道可以申请注册,被告之没有任何这样的渠道。负责代理此案的吴律师表示:“中国目前的家庭教会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你去登记注册他们就不让你登记,如果你不经登记开展活动,他又说你是非法聚会,然后就来取缔。”
    
    在司法实践中,正是如此。这方面的例子近来就有不少:2008年5月,北京学者范亚峰和十几名基督徒在家中举行聚会之际,突然有警察闯入,要求停止聚会;5月中旬,北京守望教会遭到当局冲击;与此同时,北京福音教会八个聚会点被当局冲击,一名讲道的牧师高真被警察传讯,数百名教友被迫向警方出示身份证。6月下旬,黑龙江省伊春市一家庭教会在聚会时遭警察骚扰,传唤了聚会的所有教友。9月20日上午,山东省烟台市荣耀福音教会突然遭到约20位便衣警察突击搜查,强迫家庭教会成员登记姓名,强迫教友离开教会,之后,没收了教会的财产,包括奉献箱,一个大十字架,圣经和诗歌本等等。特别是在当局认为“敏感”的非常时期,各地不断有家庭教会受到当局冲击的现象,
    
    事实上,不仅是非官方的家庭教会会员的结社权不被当局认可。官方教会的会员也同样不享受结社自由,他们只能加入官方认可的“三自”教会,不能自己建立独立的教会、或加入他们选择的教派。因此,教徒没有结社自由、集会自由,宗教信仰也就没有真正的自由可言。
    
    (二)结社范围:政治领域
    
    当前中国公民的政治性结社,更是公民结社权禁区中之禁区。中国1949年以前组建的八个政党到现在已经完全没有现代党政所具备的政治属性,沦为中国共产党的附庸组织。1989年以后,随着权利意识的普遍觉醒,公民的政治性行为及参政意识也越来越高,但都一一遭到执政当局政治迫害与暴力镇压。
    
    A、公民政治性结社与当局的打压
    
    这里我们通过两个实例分析来说明有关的问题:“新青年学会”和“泛蓝联盟”。
    
    实例一、新青年学会
    
    2000年5月,八位年轻人在北京大学附近相聚,讨论成立一个研究中国政治改革必要性的研讨会,他们几乎都是学生,有的刚毕业,有的还在读。他们将该研讨会命名为“新青年学会”。这八位年轻人分别是:
    
    杨子立:1971年出生,北大机械硕士研究生毕业,《羊子的思想家园》创办人,作为关心中国社会问题的年轻一代,杨子立非常关注中国的人权、自由、民主事业,关心中国农村、农民的疾苦。
    
    徐伟:26岁,报社记者,中共党员,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非常关注中国的未来前途,新青年学会组长。
    
    张燕华:研究生毕业,天津公务员。
    
    范二军:北航毕业生,毕业后留校任助教。
    
    张宏海:27岁,北京广播学院毕业。
    
    靳海科:24岁,范爱军高中同学。
    
    黄海霞:22岁,新青年学会中唯一的女性,也是年龄最小的。
    
    李宇宙: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注19)
    
    2001年3月13日,国安部特工拘押了五名研讨小组成员:靳海科、杨子立、徐伟、张宏海、张燕华。另外,几名特工还非法绑架了杨子立的妻子路坤。路坤后来回忆,特工对她连番审讯三天,逼她说有关她丈夫及其活动的情况。张燕华回忆,他在天津遭受拘捕,被连续30天每天10小时提审。黄海霞回忆,她没有被拘押,但她被提审了三次。在第一份笔录中,她写道:“‘新青年学会’想要‘把中国变为更美好的国家’。”在第二份笔录中,“她后悔‘与这帮自命不凡的年轻人在一起’和‘使用激烈词语攻击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并且“感谢国安特工‘帮助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在经历了长达6小时提问签字的最后一份笔录中,她写道:“‘新青年学会’是一个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统治的组织。这是一个非法组织,它企图推翻党的统治和动摇党的领导和威望。”范二军多次被国安部特工提审,他回忆说:“杨想要将中国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张宏海赞成革命手段。我确实讲过类似内容,但那都是凭印象的,我认为他们不应以此作证据。”他说,笔录中还有他没有讲过的话,如:“我们组织的最终目标是推翻中国政府。”,但在狱警“要他合作”的威胁之下,他最终在笔录上签了字。
    
    被怀疑是国家安全局秘密卧底的李宇宙后来回忆,国安“让我暂避几日,他还尽力安慰我。他说,如果我们不逮捕他们,别人也会逮捕他们。接着,他说,他们将坐15到20年牢,到他们被放出来时,他们不会再认识我了。”李宇宙还被国安请去吃午餐,席间李宇宙同特工们共进烟酒,对他们拘捕“新青年学会”成员一事只字不提。饭后,他们要他在一份笔供上签字,作为提审正式提问时他的答复。笔供如下:“我认为,‘新青年学会’是一个非法组织和政治组织。首先,它未登记。其次,它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我认为说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和以多党制和西方资本主义取而代之。”,酒足饭饱之后,李宇宙在这份笔录上签了字。该案定罪后,李宇宙逃往泰国。
    
    6个月后,当检察官向法院陈述案情时,其主要依据是黄海霞、范二军、李宇宙三人的笔供。庭审过程中,张宏海反问:“研讨小组连设立网址的资金都措不起,如何推翻共产党?”徐伟指出:“研讨小组的成员有一半是共产党员。”当检察官指控靳海科主张“结束老人政治”时,靳海科针锋相对地反驳:“邓小平使用过同一说法。”杨子立争辩:“检察官指控他们推动的‘社会制度自由化’不等于颠覆。自由化意味着通过改革扩大自由度。例如,过去20年的改革,难道不是自由化的过程吗?”
    
    2003年4月20日,杨子立、徐伟、靳海科、张宏海被逮捕两年之后,法官举行了第二次听证,检察官道次拿出李宇宙为国家安全部效力时提供的笔供报告。5月18日,法院宣判:徐伟、靳海科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10年监禁,杨子立、张宏海被判处8年监禁。2003年11月,法院驳回了四位青年的上诉,此案最终敲定。
    
    著名法学家张思之大律师在法庭二审为张宏海的辩护词中认为:第一、该学会始终没有一个正式章程,因此不能认定为正式社团。第二、一个学会是否构成对国家安全的危害,“新青年学会”是一个以学习和研究为主、松散的小团体雏形,聚会仅仅五次,讨论关于社情、国情问题,其言行不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第三、本案被告人的言论是否危害国家安全,应从言者动机、目的审慎考察,有人有权断为“反动”。退一步说,即使“思想反动”,只能予以教育和批判,不该绳之以法,严予镇压。
    
    中国自古就有“书生议政”的传统,中国现行宪法也明确了规定公民有言论、结社及其它基本的自由权利。“新青年学会”被严厉镇压是执政当局对公民结社行为、公民表达政治言论的自由之粗暴践踏,是一桩典型的“以言治罪”冤案,这些关心社会、积极探讨公共政治事务的学生成为受当局所迫害的“良心犯”、“思想犯”。
    
    实例二、中国泛蓝联盟
    
    泛政治性的网络虚拟社团“中国泛蓝联盟”于2004年出现,是一个网络社区平台,以“精诚团结、海纳百川”为原则,以“反对共产专制、宣传三民主义、与国民党一起共同促进中国的和平统一事业”为奋斗目标,成员大多以“国民党精神党员”自居,通过网络交流讨论政事。
    
    泛蓝自成立以来,当局即声称该联盟是未经登记的非法组织,其成员也一直倍受当局的密切“关注”,采取种种方式对泛蓝成员进行严厉打压。例如,下列人士均因参与泛蓝活动被当局用各种名义加以迫害:
    
    孙不二(真名文炎):泛蓝联盟负责人,2007年5月23日,被武汉警方强行拘押,24
    
    日被抄家。孙的母亲郭丽珠女士也被非法绑架,曾被关押在武汉黄家大湾看守所的法教班。孙的父亲遭到当地国保多次威胁、恐吓,造成精神崩溃,被送往精神病院。
    
    蔡爱民:郑州成员,2007年5月26日被郑州市警方拘留15天,之后被当地警方以“扰乱社会秩序罪”的名义劳教1年零九个月,现被关押在郑州市第三劳教所。
    
    熊家湖:重庆成员,2007年5月被重庆警方以“嫖娼罪”名义劳教。
    
    胡敬:重庆成员,2007年5月被劳教。
    
    孟键:吉林成员,2007年5月被吉林四平市公安局国保人员在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文书的情况下被非法扣押,其间被威胁要以“法轮功”名义将他劳动教养,孟键被迫从三楼跳下后逃走,跳楼时手上还戴着国保人员上的手铐。
    
    张子霖:泛蓝联盟骨干,湖南成员。2007年5月29日,被行拘15天。之后当局以“敲诈勒索罪”的名义将其刑事拘留,2008年4月由湖南省怀化市中院最终裁定两年监禁。
    
    朱成明:重庆成员,2008年1月初,被以“诽谤”的名义拘留五天,12月28日,在武汉被国安拘捕。
    
    张起:重庆成员,2008年5月16日在忠县境内被重庆市公安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义刑事拘留。6月20日,重庆市检察院一分院改为“非法获取国家机密罪”正式批捕,原因是张起曾在一辆废弃的旧坦克前留影,现关押在重庆市綦江县看守所。2009年1月被重庆市公安局以“非法获取国家机密”的罪名结束侦查,将案件移交至重庆市检察院一分院。春节前不久,该案又被退回至重庆市公安局补充侦察。
    
    黄晓敏:泛蓝联盟成都负责人,与张起一同被关押,半个月后出狱。
    
    汪靖:四川成员,年仅19岁,2008年7月,被当地警方秘密软禁三个月,期间被强制灌药。
    
    魏桢凌:杭州成员,2008年7月25日晚7时,在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文书的情况下被杭州市国保大队从家中带走,同时被抄家。之后,警方以“扰乱社会治安”的名义将其刑政拘留15天,后转为刑事拘留,2008年8月,被杭州市警方以“嫖娼赌博罪”名义劳教1年零9个月。
    
    泛蓝成员的活动也经常受到压制。2007年6月5日,湖南成员谢福林、李冬卓分别被警方在没有跟家属说明任何理由、更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从家中强行抓走,后被释放。2008年3月,泛蓝联盟在成都聚会,多名成员受到当局监控。张起、黄晓敏、武汉成员万里与长沙成员谢长福和李东卓会面,被湖南国保以“非法聚会”的名义强行扣押,非法拘禁超过10小时。(注20)
    
    B、公民的组党行动与当局的打压
    
    公民组织政党的行为受到《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有关结社自由和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等条款的保护。该公约第二十二条规定,“一、人人有权享受与他人结社的自由,包括组织和参加工会以保护他的利益的权利。二、对此项权利的行使不得加以限制。除去法律所规定的限制以及在民主社会中为维护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公共秩序,保护公共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所必需的限制。……”该公约第二十五条还规定:“每个公民应有下列权利和机会,不受第二条所述的区分和不受不合理的限制:(甲)直接或通过自由选择的代表参与公共事务;……(丙)在一般的平等的条件下,参加本国公务”。(这里提到的“第二条所述的区分”指的是:“一、本公约每一缔约国承担尊重和保证在其领土内和受其管辖的一切个人享有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区别。……”)
    
    然而,自由组党这种结社行为在中国历来被官方当成“反革命罪”或“颠覆国家政权罪”加以严酷镇压。以下几起组党事件遭受打压的实例足以说明这一众所周知的现状:
    
    实例一、“中国共和党”
    
    1991年,湖北公民张敏鹏等人在内地秘密组建中国共和党,以“推翻专制,再创共和”为其奋斗纲领。然而,中国共和党成立不久,便遭到当局的镇压,主席张敏鹏被武汉市中院以“反革命罪”的名义判处五年有期徒刑,其它参与组党的公民均遭到警方调查、威胁和警告。
    
    张敏鹏入狱后,家庭的生活来源被切断,其家人收到了国外朋友一千美金的人道主义援助,结果湖北警方以“接受国外颠覆势力的资助,与国外敌对反华势力相互勾结”的名义于当天就将这笔困难救济予以强制没收,其家人受到当地警方的威胁与恐吓。对组党人士的打压不仅限于本人,其家人也随之受到“连坐”、“株连”等各种形式的政治迫害。
    
    实例二、“中国自由民主党”
    
    1991年1月,北京语言学院教师胡石根和王国齐等人成立了中国自由民主党。胡石根同时还参加了康玉春等人成立的“中华进步同盟”组织。1991年12月,胡石根和刘京生、高玉祥等人又成立“中国自由工会筹备委员会”。胡石根起草了《中国自由民主党政治纲领》、《中国自由民主党组织章程》和其它多份自由民主党、自由工会的宣传材料。1992年4、5月间,胡石根、刘京生等准备在“六四”周年纪念期间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地散发、投寄传单,并准备用航模直升机在天安门广场上空散发抗议“六四”屠杀的传单。1992年5月27日,胡石根被抓(该组织的其它成员随后相继被捕),同年9月27日被正
    
    式逮捕。1994年12月16日,胡石根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执行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胡石根不服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1995年6月14日,北京市高院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
    
    胡石根是“六四”镇压之后判处有期徒刑最长的异议人士,20年是《刑法》规定的有期徒刑的最高刑。由于坚持无罪申诉,胡石根在监狱中一直遭受二级严管待遇。胡石根一案由于当初在全国抓捕数十人,而且基本是大学教师和大学生等知识分子,所以在国内外广受关注。
    
    实例三、“中国民主党”
    
    1998年6月25日,浙江公民王有才、王东海、林辉三人以“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的名义向浙江省民政厅递交了“中国民主党公开宣言”、“民间社团注册申请书”等文件。这是1949年以来中国第一次有人以反对党名义公开注册申请。
    
    《中国民主党公开宣言》宣称:“鉴于任何人都无权以暴力维持自己对另一些人的统治,而这种现象在我们的社会依然存在;鉴于现代文明、理性已经传遍全世界,而封建专制和愚朽的阴霾还在笼罩着我们的社会;鉴于人性还存在种种弱点,遏止政治独裁和政治腐败是一场永久的正义斗争;鉴于广大民众需要有自己的政治组织和政治代言人;鉴于公民的结社自己是公民与生俱来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我们一批来自于社会各界、愿意贡献出自己年华的志士,为了弘扬自由、民主、正义、和平,兹商成立中国民主党。”
    
    《宣言》声明中国民主党的宗旨是:“实现直接民主选举,建立宪政民主政治体制。建立政治分权机制。使政治权利互相制约,并确保其能进行良性循环,使任何个人和任何集团,都无法将权力建立在暴力之上,实行军队国家化,彻底铲除产生政治独裁和政治腐败的土壤,使中华民族彻底摆脱强权暴政。”
    
    继浙江率先发起组党申请注册,山东、湖北、河南、北京、上海、四川、重庆、贵州、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各省市人士也开始向当地民政部门申请注册。对于这次民间自发的组党行动,当局进行了严厉镇压。98年7月10日,拘捕王有才等九名各地组党公民,瞬即在中国范围内实施大规模逮捕。
    
    与此同时,官方于9月25日专门重新修订了《社团登记管理条例》的相关内容。《条例》第四条明文规定:“不得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而现行《宪法》序言明确规定:“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这就从宪法和法律上阻塞宪政民主体制的构建,将公民组党明确排除在法律体系之外。
    
    中国民主党主要发起人浙江王有才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名义判处11年监禁,湖北秦永敏被当局以同样的罪名判处12年监禁,北京徐文立被判处13年监禁,成都刘贤斌被判处13年监禁,其他参与组建中国民主党的40多人都陆续遭到当局的政治迫害。后因为迫于国际压力,执政当局被迫释放徐文立与王有才,徐与王被迫流亡国外,刘贤斌于2008年11月6日获释,秦永敏至今还被当局关押在监狱中。
    
    对民主党人士的迫害至今仍在继续。2008年6月25日,湖南长沙籍民主党成员谢长发被当局刑事拘留,8月1日正式逮捕,至今尚在狱中。6月26日,民主党浙江委员会召集人王荣清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名义刑事拘留,7月31日被正式逮捕。1月7日,被判6年监禁。王荣清、谢长发的入狱成为当局对中国民主党成员实行政治迫害的最新动态。
    
    实例四、“中国新民党”
    
    2007年12月初,中国民主同盟成员、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郭泉发表公开信,呼吁中国民主同盟和其他七个政党均应当转变成“在野党”。郭泉认为中国共产党与当年的中国国民党一样,仅仅只是一个执政党,没有反对党的政治模式只能是独裁政体,完全背离现代政党政治的内涵。郭泉呼吁其它政党应当恢复民国政府时代反对党、在野党的政治属性,以在野党的政治身份有效制衡执政党,重启政党之间的政治平衡,开创中国崭新的政治生态。这是当前中国的“民主党派”成员第一次公开向政执党要求政治地位平等。
    
    郭泉随即遭到当局的政治迫害。2007年12月6日,他被学校以违反宪法和教师法的名义剥夺副教授职称,并停止教学,下放到学校图书馆任资料员。家中三台电脑被警方强行抄走。12月14日,中国民主同盟南京师大盟委以“政治压力大”为由开除郭泉盟籍。12月17日,郭泉正式宣布组建“中国新民党”,主张“建立全民福利条件下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之后多次被警方拘捕,家中电脑也数次被抄。
    
    2008年11月13日,郭泉被南京警方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当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搜集罗织郭泉与“中国新民党”的有关罪证,郭泉至今尚未被当局释放。
    
    以上实例说明,当前官方对中国公民行使结社权自由组党的镇压最为严酷。但是,这些年来不断发生的政治性结社和组党行为对于推进公民政治权利的落实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第一、它们表明在中国扩大政治参与的社会面、实现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仍然十分艰巨。第二、这些行为表达了中国公民的政治权利意识和争取政治权利的强烈愿望。第三、尽管面临严酷镇压,建立政治性组织和反对党实体的抗争过程,对“一党专制”统治提出了挑战,为推动民主政治多元化和多党竞争制的实现具有启蒙作用。
    
    四、结论和建议
    
    结论:
    
    公民结社权是世界公认的一项基本人权,中国宪法也明文规定公民结社自由不可侵犯。然而,在实践过程中,中国政府却千方百计限制和打压公民结社权,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家权力由中国共产党垄断,为了延续一党专政的统治地位,为了实现它对于国家各个领域的全面控制,专制统治者对公民的结社行为具有天然的排它性与压制本能。一方面,公民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公共领域的不断拓展,必然使公民社会不断成长、壮大,从而导致其统治权威的不断弱化;另一方面,公民在政治领域的结社,无异于向其执政地位发起挑战,直接冲击专制统治。无论哪一方面的力量得到发展都不是专制者希望看到的结果。
    
    本报告的调查研究表明,中国当前的公民结社权受到当局的严厉打压,在立法和司法过程中,在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领域的各个层面,公民的结社自由权利并没有得到落实。
    
    对经济、文化、社会领域的公民结社,执政当局采取“双重审批”登记注册方式和对民间组织日常事务进行“追惩制”的管制方式,从政策、法规和资金源头等各个方面加高公民结社的准入门槛,通过民政、公安、工商、税务等政府部门交叉联合的行政干预,抑制公民的结社自由与公民社会的健康成长。
    
    对政治领域的公民结社,当局则采取暴力镇压的专政方式,通过公安、国保、国安、检察院、法院等国家政权机关进行联合围剿,阻止公民的政治性参与和政治性结社。
    
    民间对公民权利(包括结社权)的争取应该继续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推进。从总体上来说,不管多艰难,中国社会的公共空间正在逐步扩大,公民也有一定的结社自由。同时,公民维权运动的不断抗争,只能逐步扩大这种空间和自由,当然这些抗争也会付出代价。虽然当前公民在争取结社自由方面仍然处处受挫,但这些努力和过程本省却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的“党主一切”的一元化社会,开始为创造公民自由行使结社权的大环境奠定基础。
    
    建议:
    
    1、敦请全国人大尽快批准并认真落实《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主动将中国融入国际文明与价值体系,落实政府对于中国公民所应负的责任,真正做到尊重和保障人权,还权于民。
    
    2、对《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进行违宪审查。废止压制公民结社行为、违宪、违犯国际人权惯例的《社团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两部行政性法规及《取缔非法民间组织暂行条例》等行政规章。
    
    3、修订严重违宪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和其它限制与禁止公民结社权的相关法律条款,废除僵化的一元化社团管理体制,从制度层面真正推进公民的结社自由。
    
    4、修改现行《刑法》中有关“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条款。“颠覆国家政权罪”罪行的考量无法进行实质界定,量刑具有极大的随意性,为当前公民的政治性结社行为、合法参与正常政治生活设置障碍。
    
    5、尽早出台规范公民结社活动与行为的实体法——《结社自由保障法》,立法的目的应当是如何保障公民自由充分地行使结社权利,而不是设置障碍、限制结社自由。
    
    6、抓紧制定《政党法》。基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是公民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人权,基于中国历史传统与近代以来政治的特殊性,在《结社自由保障法》的立法基础上,制订专门的《政党法》,保障公民在政治层面的参与权利。
    
    7、抓紧制定《新闻与出版自由法》。言论自由是保障公民其它基本权利(包括结社权)的最基本权利,落实和确保公民结社权,也必须确保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与此相关,应该通过立法和司法切实保障公民的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宗教信仰的自由和其他自由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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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参见王名主编:《中国民间组织30年——走向公民社会》,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出版。
    
    (2)[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16—218页。
    
    (3)张祖桦:《捍卫他人权利即是捍卫自己的权利》,《公民》月刊2008年9月号;
    
    (4)路易斯?费瑟:《宪法权利:公民权利和公民自由》,麦格罗—希尔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537页;
    
    (5)转引自夏立安:《论结社自由权》,《法学》1997年第12期;
    
    (6)《中国迈进公民社会?北大、清华激辩》,【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7)参见高丙中《社会团体的兴起及其合法性问题》;《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社团》,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2月第1版;
    
    (8)《南风窗》:《给NGO“补钙” 》,2007年2月6日;
    
    (9)徐永光:《关于解决民间组织登记难的建议》,《自然之友通讯》 2007年第2期;
    
    (10)周梅燕:《关于结社自由的专题报告》,公盟《法律研究》;
    
    (11)张祖桦:《凭什么剥夺公民的结社自由?》,自由亚洲电台《中国透视》;
    
    (12)RFA:大陆环保人士遭打压,2009年1月30日;
    
    (13)《非政府组织注册和纳税问题研讨会召开,呼吁加强非政府组织之间的联系》,北京爱
    
    知行研究所 2008年9月19日发布;
    
    (14)维权网:关于中国政府2007年落实联合国《人权捍卫者宣言》情况的民间报告/Article/Class1/200804/20080427092150_8130.html;
    
    (15)章敬平 唐君燕:《温岭刮起农会风》,2006年9月10日《经济观察报》;
    
    (16)于建嵘:《当代农民维权组织的发育与成长》,转引自《中国农民组织建设》,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
    
    (17)袁显臣:《工人阶层的真正觉醒——鸡西矿职工开始要求清算和分配在企业的财产权利》,
    
    http://www.boxun.com/hero/200803/wqgc/4_1.shtml ;
    
    (18)张千帆:《出租车罢运凸现谈判机制缺失》,《新京报》2008年11月15日;
    
    (19)有人怀疑李是国家安全局秘密特工。在一次“新青年”讨论中,李宇宙将讨论内容记录下来:“我参加了一次‘新青年学会’会议,与会者讨论了对政治变革的观点,有的人主张‘暴力手段’,朋友们还希望小组活动保密。”并且,他将聚会时间和与会者姓名一一记录下来。时间:2000年8月19日。随后,这份书面材料出现在国家安全部。
    
    (20)根据维权网相关报道及泛蓝联盟网站资料整理汇编。
    
    【参考文献】
    
    1、[英] 阿米.古特曼等著《结社——理论与实践》,三联书店2006年11月第1版;
    
    2、刘培峰著《结社自由及其限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7月第1版;
    
    3、《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社团》,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2月第1版;
    
    4、[美]朱莉·费希尔著《NGO 与第三世界的政治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年7月 第1版;
    
    5、[美]莱斯特.M.萨拉蒙等著《全球公民社会——非营利部门国际指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
    
    6、王名等著《中国社团改革——从政府选择到社会选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年12月 第1版;
    
    7、贾西津等编著《转型时期的行业协会:角色、功能与管理体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2月出版;
    
    8、张祖桦:《凭什么剥夺公民的结社自由?》,自由亚洲电台《中国透视》;
    
    9、于建嵘:《当代中国农民维权组织的发育与成长》,转引自《中国农民组织建设》,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
    
    10、赵常青:《论结社自由》,《民主中国》电子网刊;
    
    11、张祖桦:《捍卫他人权利即是捍卫自己的权利》,《公民》月刊2008年9月号;
    
    12、王名主编:《中国非政府公共部门》,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13、维权网:关于中国政府2007年落实联合国《人权捍卫者宣言》情况的民间报告;
    
    14、孙炳耀:《乡镇社团与中国基层社会》,《中国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11月;
    
    15、秦志华:《中国乡村社区组织建设》,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0页;
    
    16、[加]约翰?汉弗莱:《国际人权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
    
    17、[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18、韩德培、李龙主编:《人权的理论与实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9、夏立安:《论结社自由权》,《法学》1997年第12期;
    
    20、王名主编:《中国民间组织30年——走向公民社会》,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出版;21、俞可平等著:《中国公民社会发展蓝皮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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