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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鲁湘鼓动百姓开始向政府讨债/朱健国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月30日 转载)
    谁也没想到,被中国政府定位为应对金融危机大幅度启动内需的“四万亿救市计划”,却引来了一场“百姓向政府讨债”的启蒙新潮。
    
     王鲁湘重出主持世纪大讲堂 (博讯 boxun.com)

    
    风起于王鲁湘主持的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为从学术上解读“四万亿救市计划”如何影响中国,《世纪大讲堂》在二○○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十二月二十四日,十二月三十日先后三次开讲“中国经济如何闯关”。不料“正打歪着”,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天津财经大学财税专家李炜光三位著名经济学家一路讲来,虽然话题不同,路径不一,“君子和而不同”,却首尾呼应,由浅入深,“英雄所见略同”地论证了“中国政府非法剥夺了百姓许多财产利益”,以致国富民穷!下一步改革当从“百姓向政府讨债”运动开始。
    
    本来,王鲁湘编剧电视政论片《河殇》的“电视布道者”风采,随着他在“六四风波”后关押九个月,已消失了近二十年。但近日人们又从他主持凤凰《世纪大讲堂》节目看到,王鲁湘“涛声依旧”──如果王鲁湘不将《世纪大讲堂》升华为“思想的盛宴,学术的殿堂”,一流学者绝不会登“堂”,若是王鲁湘在主持时不是不避敏感,抛砖引玉,推波助澜,画龙点睛,演讲者也难以无所顾忌地直言不讳。一场“百姓向政府讨债”启蒙新潮有幸“风起于凤凰之末”,应该深深感谢王鲁湘与陈志武、盛洪、李炜光四人心有灵犀,配合默契。
    
    盛洪启迪百姓向政府追讨租金
    
    二○○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亮剑《世纪大讲堂》,演讲《追寻流失的全民财富》,发动百姓向政府追讨“自己的租金”。面对王鲁湘的提问:国有自然资源租金谁在占有?流失的全民财富究竟有多少?国有自然资源产权归公,租金归谁?谁动了我们的租金?动了多少租金?信仰被动摇,公平被摧毁,问题缘自何处?又该如何解决?
    
    盛洪无畏地答覆:
    
    一、宪法的漏洞──尽管宪法规定国家的自然资源租金应该为全民共用,任何团体和个人使用国有自然资源必须付出租金,但宪法的漏洞又使国人无法分享自然资源租金。中国法律虽然明确规定自然资源归国家所有,但其使用权、收益权、甚至处置权却极其模糊。于是在中国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本应该属于国家由全社会共用的自然资源租金,却变成了被少数人(利益集团与特权者)“合情合理”的拿走。
    
    二、“跛足改革”流失租金上万亿──因为没有同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跛足改革”,所以百姓失去了自己应得的巨额租金。计划经济时期因大锅饭而只有利润无租金概念。但实行市场经济后,国有企业从一九九三年以后既不交利润也不补租金,结果每年私分应该由百姓共用的各种租金上万亿:如二○○七年,国有农场地租约为二千三百五十三亿元,中型以上的国有矿产企业地租大约是一百七十亿元,石油企业少交了三百二十一亿元的矿区使用费......还有煤炭资源租金,城市国有土地租金,国有工业企业的土地租金,国有建筑土地租金,国有矿产资源租金,国有自然景观的资源租金,国有人文遗产的租金(如兵马俑、北京故宫等国有的人文资产),这些理当百姓分享的租金都被特权利益集团私分了。
    
    三、四大恶果──这种现象的性质是什么?是让一部份特权者无偿占有全体人民的租金利益。非产权所有人占有产权所有者的利益,这一巨大腐败带来四大恶果:首先是分配不公平,动摇整个社会对公平的追求,颠覆和谐社会的基础;第二是掩盖了国有企业的低效率;第三是导致了不公平竞争;最终使改革陷入今天的困境和僵局,创造了一个拼命阻碍改革宪政的特权利益集团。
    
    四、救治之方是“收租减税”──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叫做“收租减税”。全国的自然资源租金每年高达上万亿,相当于国家GDP的二十五分之一(百分之四),也相当于全国财政收入(二○○七年水准)增长百分之二十,这就可以通过减税来让百姓分享这一租金:永久性减税是刺激经济增长的最好手段。所以老百姓现在应当先逼政府向特权利益集团收租,然后再监督政府公平减税,以此还利于民,让百姓收回自己的租金。
    
    陈志武要百姓向政府追回产权
    
    二○○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走进《世纪大讲堂》,通过质疑十一月初中国政府公布的“四万亿元救市计划”,提出中国走出经济危机的关键在于开展一场“民有化改革”||将所谓的全民财产以“设立自己的国民权益基金”股份化方式还给百姓,让每个中国人新增六万元人民币的消费力。陈志武的“民有化改革”,将盛洪的“百姓应该向政府追讨租金”论引向了更深广的领域:百姓既要追回租金,也要追讨本金由自己经营。
    
    陈志武的主要论据是:
    
    一、中国的GDP实效只有美国标准的一半──中国政府二○○九年经济增长目标是保百分之八争百分之九,其实这只相当美国等西方国家GDP增长率的百分之四。因为美国财富百分之九十八左右的都是属于私人的,美国经济增长率与美国人的个人收入增长基本上是同步同等;中国则相反,中国资产绝大部份在国家手上,只有经济增长率达到两位数,百姓才可能新增内需消费能力。因此,中国二○○九年保百分之八概率很小,因为四万亿里面,有两万亿基本上要留到二○一○年才花,二○○九年年底可能花掉的两万亿人民币,只可以转变成六千亿到八千亿人民币,只可能增加明年的GDP百分之一点五到百分之三左右,所以二○○九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只会在百分之六左右。如此,这次“四万亿”尽管用意不错,但效果不可能理想。
    
    二、“国有与全民没关系”──中国从五十年代初开始,把所有私人财产,都归为公有国有,希望建立一个全民所有的公有制体系,但实际上五十多年来,老百姓没有感觉到“全民所有”对自己的实际好处,只觉得“国有跟全民没关系”。以现在中国国有资产七十九万亿来计算,每一个中国人有六万块钱属于自己的国有资产,但这对老百姓的消费和福利却并未能产生实质性的后果。除非来一个将这种全民所有制变为私有制的“民有化改革”,把这些国有财产最终的产权,具体落实到每一个人身上,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才能真正转型──由政府投资消费为主变为个人投资消费为主。
    
    三、用“四万亿”为全国人减税免税──换一种思路,试行将“四万亿”由政府投资大型工程变为用“四万亿”为全国人减税免税,其给GDP带来的增长贡献,一定会大于原计划。比如说,用“四万亿”给全国所有的中小企业和中低收入家庭二○○九年免税一年,效果也会大于单纯政府投资建大有工程。这两项加在一起,大概会为中国的中小企业和平民家庭节省三万亿左右的税钱。这三万亿流到中国的中小企业和市场消费,能够带来更多的新GDP增长。由百姓去做投资,而不是由政府官员来投资,会从根本上促进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更多地转向内需,转向消费带动增长,真正彻底改变“大政府小国民”,真正启动以民间消费为标志的有效内需。
    
    四、“大政府小国民”的严重性──可以从一组资料看中国“大政府小国民”的严重性。先看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在过去五十年的变化:一九五二年,中国民间消费占GDP总量的百分之六十九,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初期),民间消费占GDP的百分之四十五,二○○八年再下降到百分之三十五。可见虽然有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国的“大政府小国民”弊病不但没有减小,而且在继续恶化!而中国政府的消费呢,从一九五二年占GDP的百分之十六,上升到现在百分之三十,扩大了近一倍!而美国政府财政开支和财政税收,在一九五二年的时候占GDP的百分之十六,到二○○七年降到百分之十左右。由此可见,只有尽快进行“民有化改革”,才能真正限制政府高消费之腐败。
    
    五、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中国“大政府小国民”这两个趋势是越来越强?关键是没有进行民主宪政的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宪政的核心内容,就是对政府的征税权和加税权财政开支做一些实质性的制约。从这一角度理解和宣传民主宪政,要比空洞地说“三权分立”更能调动百姓的积极性。
    
    李炜光鼓舞百姓抗苛税
    
    在三场“百姓讨官债”启蒙演讲中,李炜光的“鼓舞百姓抗苛税” 最为让百姓喝采。二○○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天津财经大学财税专家李炜光让《世纪大讲堂》掌声雷动,其“近观中国税改”的演讲,揭开了中国改革三十年仍然深陷苛税苛政深渊之真相。让百姓夜不能寐,枕戈待旦。
    
    其华彩乐段是──
    
    一、四万亿改变不了中国苛税危机──现在国家出台“四万亿”也好,地方上要出台十八万亿也好,其实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富民穷的状态。二○○七年中国GDP达二十四万亿,但政府拿走九万亿至十万亿,占百分之三十六以上。这是世界少有的高税赋!征这么多的税,社会保障还是不理想,城乡差距还是日益扩大。人们享受不到公共服务的阳光,而政府却把钱奢侈地用在了自己身上。
    
    二、苛税危机逐年加重──中国的税制改革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一直在进行,但中国税制改革始终有三个严重错位:第一,税制改革的结果是政府受益多,民众获益少── 一九九五年以来财政税收的增长速度越来越快,一直保持在百分之二十以上,二○○七年达到百分之三十,一直到二○○八年上半年,还是在百分之三十以上(即使到二○○九年一月,全国一片“企业倒闭潮”,但各地税收仍然再超历史)。然而民众享受的福利却没有随着税收的增长而明显地改善,这就导致中国目前还有二点五亿人没有购买任何医疗保险,享受不到任何公共财政给他提供的服务,另外十点五亿人虽有保险,但保险的质量不高,各种服务不到位。
    
    三、医疗卫生教育只占四万亿的百分之一──最近政府公布的“四万亿”投资计划,用于医疗卫生教育只占四万亿的百分之一,只有四百亿,可见政府对民生的关注严重不足。很多国家三岁以内的婴儿,奶粉是免费的,甚至连玩具都是免费的,我们这儿却是要老百姓自己花钱买,而且买不到安全奶粉。这主要是政府的责任,政府不能把责任推到企业。
    
    四、现有税制结构对富人有利──中国现在建立的税制结构,是对富人有利,而对中等收入者和贫弱者不利的。中国最富的人和最穷的人,收入差距在一九九五年是十三倍,到二○○六年上涨到了二十一倍,多年的税收改革不仅没调节贫富差距,反倒加大了差距。而美国、英国、日本等国的人民,税前收入能够差到十几倍,但是征税以后,人们的收入水准只相差三倍、四倍了。
    
    五、政府征税越多,就越腐败──无益耗费就是腐败,财政资金的使用如果要是没能有效的监督和控制的话,就更多地变成官员的个人行为,必然形成腐败,权钱交易。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征税越多,就越腐败。
    
    六、增值税对中小企业伤害极大──它的征收率比较高,又不能像一般纳税人享受抵扣,所以金融危机一来,先倒的是一批中小企业。而中小企业对社会贡献很大,安排着大量的农民工就业。中国的就业百分之八十以上是中小企业安排的,它们创造的税收占到整个企业界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很多中小企业甚至大型企业,之所以倒闭,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税制一直坚持苛税苛政。造成中小企业大面积倒闭,所以中国今天才面临着如此严重的困难。
    
    七、“国需论”严重错位──中国税制坚持苛税苛政的源头在于,一直以“国需论”作为征税或税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征税的主导者全是政府,纳税人不能监督使用。政府想征多少税就征多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八、中国的税多是非法之税──孔子说的“苛政猛于虎”今天仍存在,今日中国的税制改革没有运行在法制的轨道上,中国的税是在法上而不在法下,国家的税收立法,二十多个税种中只有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经过全国人大立法,其他的税种都没有经过人大立法,都是政府自己出文件、立条例就大征,民主监督控制完全不存在。
    
    九、中国至今只有交税人没有纳税人。纳税人跟交税人最大的区别,就是纳税人除了有义务之外,他还有权利,可跟政府讨论这个税怎么征,有要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权利,还有不赞同纳税的权利,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问责政府。这一弊病,是因中国《宪法》没有规定出纳税人的权利,只在《宪法》的第五十六条规定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有纳税的义务,而没有提权利的问题。因此,必须修宪避免税收成为“国王的钱袋子”,保证纳税人交税后能得到公共服务──税收必须要有“效率原则,公平原则,最少征收费原则(便利原则)”。
    
    李炜光的演说让百姓如醍醐灌顶:一个先进的社会,必然是一个轻税的社会,而一个苛税的国家无疑是专制之国。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频繁,皆因税太重了,中国的农民起义都是赋税徭役苛政所致。而解决苛税问题,除了代价太大的“农民起义”,还有一种低成本办法,就是像西方那样通过《大宪章》,让财政税收民主化,法制化,让国家在人民的控制之下,合法征税。如若中国人不想重蹈农民起义带来剧烈社会动荡的悲剧,就应该以非暴力方式抗苛税苛政,逼政府建立宪政。
    
    一场以抵制苛税的“百姓向政府讨债”新潮流,正在从《世纪大讲堂》涌向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激动着亿万百姓!这一“东方的微光”、“林中的响箭”,使中国群体事件向更理性、更务实、更深化方向发展,出现了“从经济角度促进宪政改革”,白发老军人也加入集体维权大军的新高潮。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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