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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中共整肅的抗日名導演何非光(图)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2月27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遭中共整肅的抗日名導演何非光

    何非光遺照
    
    回鄉夢未圓,成名作被錯改
    遭中共整肅的抗日名導演何非光        
    
     潘金泮
    
    早前大陸導演謝晉逝世,不少悼念文章都提到他在文革中的坎坷遭遇,但謝晉在文革後能復出執導,拍攝了多部膾炙人口的電影,總算是不幸中的大幸,相較之下,比謝晉更早成名的台灣籍導演何非光,其際遇更令人感慨。何非光早於四十年代執導抗日名片《東亞之光》而成為傳誦一時的愛國導演,中共上台後,他以為可繼續在大陸發展其電影事業,結果換來三十年悽苦屈辱的歲月,臨終前,不但未能踏上回鄉之路,還赫然發現自己的成名作《東亞之光》被改頭變面!
    
    本名何德旺的何非光,一九一三年出生於日本統治下的台灣台中市,父親開設輾米廠,家境原屬富裕,小學畢業後,家人把他送往日本升讀中學。何非光從小目睹日本殖民政府的高壓和剥削,民族意識強烈,加上兄長因批評日本政府而遇害,父親的生意也因不公平的政策而致家道中落,他於一九二八年輟學回到台中,兩年後更隻身偷渡往上海發展,寄住早年已到上海電影界謀生的好友羅克朋家中。
    
    何非光偶然有機會在一部電影中擔任替身,出色的表現得到導演兼男主角蔣君超賞識,推薦他加入聯華電影公司,自此,他便以「何非光」這名字踏上從影之路。一九三三至三五年間,何非光參演了多部電影,大多飾演反派角色,因而闖出了反派小生的名號,且因在電影《惡鄰》中扮演一名漢奸,而令在上海租界的日本政府頗為惱怒,進而注意到何非光此人,查出他五年前到上海是用跳船的方式,並無日本發出的護照,於是在三五年底把他遣送回台灣,到台後還被關了一個多星期,才被家人保釋出來,趕上見他母親的最後一面。
    
    一九三六年,何非光在姊姊的資助下再度到日本留學,進入日本大學藝術系的有聲映畫專科,學習有聲電影的拍攝和錄音的技術。同年十二月,他再次以偷渡的方式抵達上海,獲西北電影公司聘用,主演《塞北風雲》。
    
    中日戰爭爆發後,何非光到重慶加入當時的中國電影製片廠,最初兩年以演出為主,後來轉當編劇和導演,第一部編導的作品是以抗戰為主題的《保家鄉》,公映後得到不少讚賞。第二部作品便是他的成名作《東亞之光》。這部電影的意念和手法都十分創新,是以半紀錄片形式,拍攝重慶「博愛村」戰俘收容所內的情況,由日本戰俘現身說法,表達他們對戰爭的反思及對和平的嚮往。由於何非光對日本人複雜的民族性有深切了解,深信這樣傳達反戰訊息,能起更大的效果。何非光花了一個多月時間,親自住進戰俘營體驗考察,和戰俘們一起生活,從中挑選合適的戰俘在片中演出。然而,拍期間遇到不少阻滯,先是其中一名參演的日本戰俘突然暴斃,狀似中毒身亡,又有兩名戰俘在拍攝時趁機逃跑,其後影棚還遭空襲,部作器材被炸毀,當時不少人都估計是日本人從中作梗,阻撓這部電影面世。
    
    經歷重重險阻的《東亞之光》,終於在四0年底首映,各方好評如潮,且被送到美國放映。這電影至今仍為不少影評人稱許,譽為抗戰電影中的經典之作。大陸《電影藝術》雜誌0五年一篇對《東亞之光》的評論指出:「如此高的紀實程度在之前的中國電影史尚無先例。高度紀實給《東亞之光》帶來了空前的真實效應和熱烈的觀影反響,也使紀實性故事片的紀實性拓展達到了極致。」
    
    一九四一年,何非光應香港的南洋電影公司邀請,到香港執導電影《新生命》,完成後不久香港便淪陷,他只好再次回到重慶,接著編導了《氣壯山河》、《血濺櫻花》等抗日愛國電影。他於一九四二年與一起逃難到重慶的朱嘉衛結婚,婚後共育有四名子女。抗日戰爭結束後,何非光先後在上海和香港執導了《某夫人》、《蘆花翻白燕子飛》、《出賣影子的人》等多部電影。他於一九四八年曾回到台灣,為西北電影公司拍攝影片《花蓮港》,這是以台灣高山族一個愛情故事為題材的大製作,他當時以名電影導演之姿回到故里,受到當地民眾熱情歡迎。一個月後,拍攝工作結束,他也隨著劇組返回上海,沒料到這次就是他與故鄉的最後道別。
    
    中共四九年上台後,何非光在大陸的情況撲朔迷離,傳聞零碎而矛盾,有傳他「投共參軍」、也有說他「被勞改死在東北」。直至九十年代中,何非光這名字才再浮現,他女兒何琳近年完成了一本叙述何非光生平的書──《銀海浮沉》,交由台中文化局出版,外界才對何非光的一生有較多的了解。
    
    何琳在書中反駁海峽兩岸一些電影人對何非光的誣蔑和誤會,表示父親一向以國家民族利益至上,只想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卻人為地虛構成一個政治背景複雜的人。國民黨撤出上海後,父親原本有機會帶同家人前往香港,但事業心重的父親由於還有一部電影的後期工作未完成,加上他對形勢判斷錯誤,天真地以為即使政權易手,大陸的影圈仍有其立足之地,所以決定留在上海。其後由左翼勢力成立的上海電影戲劇工作者協會,認定何非光為國民黨重用的導演,背景不良,一直拒絕接受他為會員。
    
    後經朋友介紹,何非光加入解放軍文工團當戲劇教員,五0年六月更隨軍到朝鮮半島拍攝韓戰紀錄片,至五一年才調回北京。何非光以為這樣的表現就可擺脫「反動軍官」、「台灣特務」等不利他的傳聞,早日重投導演工作。可事與願違,他只能轉到解放軍西北軍區後勤部的文工團工作。由於軍隊重整,何非光一家於五四年從蘭州返回上海生活,轉到一些地方劇團擔任特約編導,這次機會讓何非光對前景重燃希望,他編寫的滑稽戲《三毛學生意》在五八年被選為全國優秀劇本,還被改編成電影,但他的努力無助他重返影圈,同年更被控反革命罪,當局指他曾拍攝國民黨主導的反動電影,判他在家裡接受民眾管制兩年。此後,何非光一家生活陷於困境。
    
    文革風暴驟至,何非光和家人的遭遇更悽慘,不但他本人被批鬥得死去活來,在北京芭蕾舞學校畢業的大女兒何琳下放至井岡山,大女婿更被迫害致死,遠赴新疆參加建設兵團的小女兒遭批鬥至幾乎喪命,小兒子未足十六歲亦被剥奪升學權利,下放江西農村。何非光到七九年才得到平反,被安排到上海文史館當研究員,但上海電影協會仍把他拒於門外,不讓他參與電影界的活動。在今年台灣金馬獎取得終身成就獎的電影歷史學者黃仁,九三年曾專程到上海尋找何非光下落,上海影協竟說他早已去逝,黃仁九六年到廣州參加中港台電影研討會,在會上宣讀論文時便提到何非光不在人世,碰巧當時何非光在場,他在會後走向黃仁自我介紹,使黃仁大吃一驚。
    
    大陸當局一直以何非光在台灣的一等親(父母或兄弟姐妹)已去逝為由,拒絕他赴台探親的申請。其後得到大陸一些電影歷史學者熱心幫助,何非光在電影界的成就再次受到肯定,台灣導演李行和台灣電影資料館亦作出很大的努力,令何非光回台鄉省親的心願漸露曙光,可是層層報批的官僚手續尚未完成,何非光就在九七年底病逝,終年八十四歲。家人認為,他突然病發,可能跟他看到自己的成名《東亞之光》再度遭改頭換面有關。
    
    上海電影史學者,亦是何非光的生前好友戴中孚透露,在一九九五年抗日戰爭勝利五十周年,北京舉辦的抗戰電影研討會放映了《東亞之光》,到場觀影的何非光發現電影開頭的一節片段不是他拍攝的,後經查究,原來中國電影資料館人員工作粗疏,在復修《東亞之光》時,發現缺失了開頭的片段,便誤把日本人宣揚「大東亞共榮圈」的同名紀錄片《東亞之光》的開頭片段接上去,張冠李戴,這個錯誤還不止於此,北京文聯在九十年代出版了一套《中國新文藝大系》,當中電影冊收集的《東亞之光》劇本,第一部份記載的,仍根據錯誤的復修版本來撰寫,牛頭不對馬嘴,一錯再錯。而何非光病發前,此書剛送到他手裡!
    
    何琳憤慨地指出:這個錯誤是不會被更正的,那《大系》的電影冊九六年十月在北京第一次印刷發行了七百冊,編者稀裡糊塗地編,讀者也就稀裡糊塗地看,時代不同了,沒有人會再挖文章裡的「政治內容」加以上綱上線了。
    
    香港影評人羅卡對何非光的導演風格曾有這樣的評語:首先注意到的是何非光那多地域、多文化背景的特色,已滲透於其作品中,他似乎對跨種族文化的題材情有獨鍾。其次是他製作的才幹,應變力強,在不同的製作條件,哪怕是惡劣的環境下仍能有效地完成.....
    
    戴中孚追憶好友時說,何非光是一個心態很開放的人,也很善良,非常熱愛電影,他的電影夢從沒有停過。在九七年去世前,何非光曾跟他說,很想拍一部反映海外華人情況,類似中國移民發展史的電影,但這也只能成為他另一個未了的心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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