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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军转干部孙自卿讲述自己的遭遇:侵权与抗争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1月22日 来稿)
    
    在汶川大地震中,有一位校长盖教学楼标准高、把关严,并且对遗留下来的豆腐渣工程不惜代价进行加固,结果他所在的学校师生安然无恙,谱写了一曲战胜自然恶魔的雄壮凯歌。
     我们向那些残死的孩子们和同胞们衰悼。 (博讯 boxun.com)

    饥荒污染,流氓权力、恶势力横行,江河决堤,水库溃坝,矿井事故,无数生命被水淹火烧土埋,他们成了时代的牲生品,我们向他们衰悼。
    三鹿事件,席卷全国冲出国门,公民的健康如同儿戏一般。
    举办奥运会是中华民族的盛事,举办奥运会的国家都是经济高度发达,高度法制,高度人权,看看我们国家的人权,看看我们的法律,被权力践踏的千疮百孔。
    泰国的民众竞然敢占领总理府,台湾的民众竞然敢在陈水扁家门口骂陈水扁不是人。我在向组织讨要我十一年的工资时,被关押、欧打,却连组织的大门口都不敢站。
    我叫孙自卿,今年46岁,1997年由武警河南省总队正连职转业,转业安置地是我的原籍。
    我是个低级军官,在历年全军几百万的转业干部中我是很普通的一员,但是就是我这个普通的转业干部遭到了河南省武警总队、河南省军转办(归属河南省人事厅)国务院军转办(归属人事部)的联合侵权迫害(有证据),其侵权事实之野蛮令许多军队和地方搞军转工作的干部都不相信。
    1997年经部队批准,我转业回原籍到地方工作。地方政府分配以后,我根据当年的军转安置政策向安置地政府提出了自己的工作要求,安置地政府基本同意了我的要求。
    1998年初,因为安置地政府领导变动,我的工作要求被否定,经过原部队和安置地政府的多次联络,安置地政府只同意我在一定范围的自收自支单位内选择(自收自支不属于财政供养)。我提出到工商管理局工作,安置地人事部门为我开出了到工商管理局基层工商所报到的手续。我持手续报到时,安置地工商局不予接收。
    我拿着手续却报到不了,我把情况反映到了河南省军转办。1999年8月,河南省军转办张主任给我谈话说,把我退回原部队再干几年,等安置地政府换届以后再转业,或者在洛阳市安置(我符合条件)。我说河南武警总队能同意吗?张主任说地方上没有接收到本身还是他们的人,这些事情你就不用管了。
    河南省军转办张主任通知了武警河南省总队转业办,河南省武警总队的干部很快就到了战友宾馆张主任的办公室。河南省军转办和武警河南总队商量后,河南总队的干部通知我,我的问题由河南省武警总队处理,让我在家待命。
    当时我不想再回部队,只想通过组织让我按照开出的手续报到上班,我把我的这些想法告诉了原部队,原部队和其他各级组织没有作任何说明和表态。此时已经是我转业的第三年了,三年中有很多激烈的斗争,决不是我写的那样几句话就完了。我的原部队领导曾经说过,部队几次研究要处分我,就是找不到处分我的理由。
    既然我没有问题,就是组织有问题,人没有移交给地方政府,部队就应该及时安排我的生活,按照“军官法”落实我的职级待遇,我的原部队没有按政策去做,只是承诺将来补发工资职级不会让我吃亏。我对此十分相信,从没有想过有一天承诺是空话,是我痛苦的回忆。
    2000年是我转业的第四年了,河南省武警总队和河南省军转办来到我的原籍县城,解决我的工作问题,这一次武警总队和省军转办表扬了我,说我没有提过高要求,通情达理。尽管组织表扬了我,但同时回避了怎样处理我几年的遗留问题,带着矛盾把干部往地方推,地方政府要求无遗留问题,才可以接收,结果又是不了了之。
    2001年已经是我转业的第五年了,河南省武警总队仍然不按政策处理我的问题。我仍然被饿着,原部队欠着我的工资和相关待遇不给我。此时我对原部队开始了愤恨,要求原部队按照干部政策和国家法律给我赔偿。
    从这一年开始我走上了到北京告状的信访之路,武警总部转业办的领导多次催问河南省总队解决我的问题,结果还是不起什么作用。
    2002年,河南省武警总队继续把我列入转业计划移交地方政府安置,这次安置河南省武警总队和安置地军转办争吵不休,原部队和地方政府都不承认我是他们的人,最后平顶山军转办给河南省武警总队、河南省军转办写了个要求,明确我的问题由原部队解决,经过同意后,平顶山市军转办才接收了我的档案。
    2002年的这次安置我已经40岁了,职务还是连级,这个职级与“军官法”规定的岁数与职务相距太大。我的连级职务是年轻的,可我的岁数已经是中年人了,我根本无法到单位任职和被使用,接收单位也无法接收我。
    2002年底军队转业干部所有未被地方政府接收的档案,一律退回部队,每年都是如此。我的档案离开原籍后退到河南省军转办,其他干部的档案按政策退给了原部队,我的档案河南省军转办滞留了下来。
    2003年“五一”之后,我从县城出发到了河南省人事厅军转办,省军转办的刘主任告诉我: 部队不愿意接档案,咱们整(河南语为干的意思),坚决退回去。
    得到河南省军转办刘主任的话后我回到了原籍,等待消息,没有几天,一个让我意想不到的结果发生了,档案不但没有退回河南省武警总队,军转办和部队反而联合在了一起,他们会同下级人事部门搞了一个河南省军转办联合纪要,第一次指责我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说如果我不向地方政府接收单位报到,后果自负,档案由河南省军转办保管。
    河南省军转办把纪要给了我一份,此后的多年时间里又搞了两次这样的纪要。
    咱们先说说啥是军转办,军转办是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设立的一个军官转业移交安置机构,军转办里不存放地方干部的档案,正因为如此,没有被地方单位接收的转业干部的档案,各级军转办一天也不多存放,直接退回原部队。
    河南省军转办的联合纪要,第一违犯了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的《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暂行办法》第六十四条,六十四条明确规定,转业干部被地方政府接收了,发生问题由地方政府处理,没有接收,发生的问题由原部队处理,联合纪要算谁在处理我?第二河南省军转办联合纪要破了例,全国那么多的军转办,没有一个和部队联合起来处理转业干部的,河南省军转办开了先例。军转办的职能就是按政策移交干部档案,无权直接处理转业干部。第三军转办不按军转政策办,河南省军转办做了急先锋。
    河南省军转办、河南省武警总队到底有多野蛮,还能干出什么事呢?为了试探这两个组织有多么疯狂,我给河南省军转办刘主任写了封信,问他们敢不敢把档案直接给我本人。几天后,这两个组织通知我,经过国务院军转办批准,可以把我的档案直接给我本人,他们复制了我的档案后,把原始档案给了我本人,并用微型录音机照相机记录我的言行。
    这个国务院军转办比河南省军转办更野蛮,更无人性,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怎么批准设立这么个狗东西军转办,他们把档案直接给我,代表了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把档案给我本人。
    军转办劣迹斑斑,一个团职干部被逼跳楼,摔断了腿。转业干部到地方工作前都要受到他们百般刁难。
    我是个为军队为国家贡献二十年青春的干部,没有被我的单位开除撤职,我是按照政策在进行军转的干部,他们即使把档案给我了,我还是军队的干部,国务院军转办、河南省军转办所做的举止真是荒唐之极。
    退一万步来讲,即使需要把档案给我本人,也用不着国家亲自批准。
    地方政府和部队都不承认这是他们的人,国家又把档案直接给了我,我拿着档案该去哪里呢?
    后来,河南省军转办又把我的档案要了回去,北京的一位警卫连长说,干吗把档案给他们?这是他们践踏政策迫害军转干部的罪证。
    电视上不断播放对陈水扁的评论,说陈践踏法律,是恶魔,是小丑,难道有权的时候都是这样?
    从2004年开始我长期在北京流浪乞讨、打工、捡菜叶破烂,住在墙角搭的棚子里,一边艰难生存,一边向武警总部、军委总政信访局、中央领导反映信访我的问题。
    我在北京告状,河南省武警总队河南省军转办威胁我说有本事你就告吧,看谁能斗过谁,政策是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制定的,让他们给你“好好解决解决”。
    当时我不信他们的邪,勇敢地和侵权者及权力流氓做斗争,没想到几年下来,被欧打、关押九死一生,真是天下乌鸦一般黑。
    原来我以为我的问题很突出,很冤,到北京一定会很快解决,但事实恰恰相反,我的问题是被信访部门报给了中央,但是没人管,我只是在北京信访告状洪流中的一滴水,漫长的苦难岁月是我们告状信访的结果。
    每天早上三点开始,在北京南站地区的各个简易住所里,信访人员一群一伍地开始出发了,慢慢地就汇成了一支信访大军。
    去同一地点的互相召集着,有的去高法、高检、中纪委、公安部、国家信访局,有的去中央领导驻地,中南海、天安门,重要会议场所、大使馆人权委员会;有的购买法律、政策法规书学习;有的剪辑报纸掌握信访和时局动向;有的联系电视台、报社、外国记者、美国之音、人大代表;有的写标语写信;有的抗议、喊冤、打横幅、身上穿着冤屈字样的衣服等等不同的抗争形式。
    军队的受害者,合法权利被部队侵害的官兵及家属,被部队打伤、打残、精神失常的官兵;老百姓被部队欺骗侵权、打伤打死者,死亡士兵的母亲,这些人员以军委总政信访局、军委大楼、中央领导驻地为主要目标信访。
    和我情况差不多被部队野蛮侵权的干部有北京军区的陈景山、刘二虎,济南军区的有姚广德、彭作学、胡同光,沈阳军区的张子洋,空军的吴传河;吉林军分区的舒军平等等。因儿子在部队被打伤、打残、死亡而信访的母亲有黑龙江的梁风枝、河北的孙艳雪、淅江的陈汝姝、四川的罗玉英等等。
    有一位79岁还在信访的部队干部,由于年纪太大,后来再也没有见他去信访了。他的女儿在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讲了自己一家50年的信访遭遇后,澳方人权工作人员失声痛哭,他们不相信中国的人权竞是如此悲惨。
    中国的冤屈者太多了,每到国家有什么重大活动和节日,你到政府和各信访局门前看一看就知道什么叫人山人海了,这还不包括被打击控制不敢信访的。
    为了自己的权益才去信访,信访人员是拘留所和劳改场的常客,真不知道公民维权难如上青天。
    我从2004年开始连续4年在北京信访,我的问题丝毫没有改变,我的档案被武警河南总队、河南省军转办存放着,赖着我的工资不给,拒绝赔偿,无法向地方政府移交,武警部队和国家的军转办整整拖了我十一年,真是罪恶之极。
    为了生存,为了我的孩子,为了全家,我同没有人性的流氓们进行坚决的抗争,在武警总部的北京西三环北路上我用白布写上大字,揭露武警河南省总队对我的侵权,在武警总部周围贴上大字标语,呼唤正义。
    在军委总政信访局的墙壁上我多次书写标语要求侵权者执行政策和法律,给我赔偿,同时还揭露了军队上下合伙打击信访人的犯罪行为,我的行为总政和北京警察恼羞成怒,于2005年9月27日被北京西城公安分局关押拘留10天;于2005年11月4日被北京西城分局刑事拘留1个月,因为我无罪实际关押4天就把我放了。2006年6月11日,我拦截温家宝的车向中央领导递材料喊冤,被北京东城公安分局拘留关押5天。
    象上班一样,每天我们信访人集合在一起到军委大楼喊冤,羊坊店派出所就把我们弄到派出所或者送到马家楼北京市信访人员关押中心。
    我们信访人在破棚子里睡到半夜,北京公安和各省接访人员象日本兵进村一样,一脚把门踢开强行把我们抓起来送到马家楼信访人员关押中心,我们信访的岁月,派出所警车是我们去的最多的地方。
    因为不愿意上警车,我被北京的公安扭过,因为在军委总政信访局写标语,被军委的信访局干部打过两次。陈汝妹、罗玉英不但儿子被打致残,母亲找部队讨公道,被部队打的半死,求助警察、警察不管,无奈信访反被拘留教养。在马家楼我的访友陈景山被唐山公安局接访的警察群欧,原因是陈帮信访人员说了几句话,这个事我们当时报了案,结果不了了之。
    信访之路是苦难之路,胡同光、舒军平、吴传河昔日的军官,今天的信访人,都已40多岁了还是光棍一条。姚广德因为信访妻离子散,他的问题解决的不公平。长期信访者十个家庭九个散,更多的是老光棍。
    党中央制定那么好的信访政策,那是信访人心中希望的明灯,可在实际工作中信访人的问题无人去管,解决不解决看你能不能碰上一个好领导,根本看不到组织的作用,越访时间越长,问题越大越无人敢管,三番五次推来拖去直到把你访死为止。
    有的信访人由于久访,无力生存,侵权者强迫你放弃绝大部分权益,签订不准信访协议,这就是所谓信访人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有很多人在漫长的信访道路上倒下了,他们永远也看不到胜利的曙光了。2006年在北京南站几个信访人为了不被老家的接访者抓住,拼命逃跑,他们想把行驶的火车作防线,跑过去就可以继续在北京信访告状。但是他们没有跑过去,飞驶的火车把他们撞的两死两伤。还有其它无数的悲剧,说到天边也说不完。
    党中央下了那么大的力气解决信访问题,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侵权者兴风作浪?藏独事件,李宏志事件、瓮安事件、六四事件,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民站到了坏人一边?我们的党对于党内那些伪君子不能手软了。
    十一年了我的精神受到强烈的摧残,无数个夜晚睁着双眼到天亮,想到我的问题头就象撕裂一样难受,对未来的绝望被侵权者的无数次威胁,使我仇恨满腔。
    十一年了,写了多少材料,打了多少电话,跑了多少路,已经无法回忆了。
    因为长期信访,2006年6月19日,中委总政信访局乔副局长给我谈话,指出这是河南省武警总队的问题,这么多年了人还没有交出去,原部队有责任。
    2006年8月国家信访局调查我的问题,地方政府向国家信访局作出汇报,说我的问题与地方政府无关,地方上没有接收我这个转业干部。
    同样的问题,2008年3月总参有关部门调查我的情况,安置地政府又向总参相关部门作了汇报。
    调查来调查去,汇报来汇报去,我还是这样不军不民生不如死,河南武警总队仍然不赔偿我,不妥善向地方移交。
    尽管党中央为信访稳定做了不懈努力,解决了个别问题,但信访的斗争依然很激烈,很残酷。总政信访局、国务院军转办、河南省军转办、河南省武警总队给我出的文字东西上,从来不写依据什么政策什么条款,乱写一气,一派胡言。
    我有点欣慰的是我的信访战友北京军区的陈景山、济南军区的彭作学、广州军区姚金风儿子的问题解决了,尽管解决的不是我的问题,我仍然感谢这些部队的党委和领导。
    我不想写下去了,我的遭遇能写几本书。我的档案现在在哪里,我不知道,没有人告诉我,我从18岁当兵,到现在军龄快30年了,竟然落下这样的下场。
    我不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样。
    详细材料和证据见附件。
    孙自卿
    2008年10月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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