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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健国:多多体谅“先生沙”—关于沙叶新《我说了什么》的几句话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1月21日 转载)
    来源:民主中国
    
     1、 (博讯 boxun.com)

    
    沙叶新先生新作《我说了什么》近日在网上热传后,几个朋友为我打抱不平,说:你冒着极大风险帮助沙叶新说出了他“批江”“嘲余”的最勇敢的真实想法,他怎么却以“沙叶新按语”来转嫁危机敲打你?他有些失
    厚道。
    
    我对朋友们的意见不以为然。我说,沙叶新先生发表有些费解的《我说了什么》,表面上是责怪我未能及时地传播他的“修正意见”,“升华”了他的“极端”,实则让人弦外听音:他接受我采访后,又遭遇到了更大的政治压力。这个压力不是局外人能想象的,沙叶新先生需要一种应对危机的新方式,我们都要多多体谅沙叶新先生。他年届古稀,大病虎视,不要多计较。对于沙叶新先生,我要再致抱歉!
    
     2、
    
    一朋友则说,虽如此,还是可以平和的方式提醒一下沙先生,因为沙先生主张“一个不允许别人对他说‘不’的人,绝不可交”,既与之交往,不妨也“说说不”,他也必定不会反感对他的善意提醒之言。冷静之后,甚至会感谢你的直言。你若不便说,我们来说。
    
    这样的形势下,我只得说,与其让局外人雾里看花带来更大误会,不如我自己来“如鱼饮水”,说明几句。针对众友关心的几个问题,答复如下。
    
    其一,沙叶新先生这次发表《我说了什么》,的确事前没有通知我,其中有许多对我的原话和重要观点的擅自修正(超出了他传给我看过的文本),而它又与“为了避免封杀”无关。按常规,沙叶新先生有权不断修正自己的言论,但不能未经他人同意擅自编造他人意见。这有悖“我虽不赞同你的意见,但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之自由民主准则。但是,我在读到《我说了什么》后,决定暂时追认沙叶新先生对我许多原话和重要观点的擅自修正(自然,在以后适当的时机,我会全文发表自己原话原观点,还历史存真相)。这一决定的原由在于,我以为,沙叶新先生此次的《我说了什么》有一个重要贡献,他创造了一个新词“六点水时代”,此词为大陆网络流行“江时代败坏了整个中华民族”开启方便之门,意义重大。沙叶新先生此时仍然坚持认为“六点水时代败坏了整个中华民族”,没有说我记录有误,难能可贵。从这一点来说,沙叶新先生永远令人感动。
    
     3、
    
    其二,沙叶新先生此次有些意见属于学术问题,需要由学界共同结论,而不能由沙叶新先生一人拍板。比如,我不能赞同沙叶新先生说:“我需要郑重声明的是,任何对我的采访,都不能完全真实地的代表我的看法,那怕这个(采访)是很忠实地根据我的录音(录像)来整理的,甚至这个(采访稿)是我审核过的, 都不能和经过我深思熟虑的白纸黑字相比。”
    
    我质疑此论的理由在于,首先,现代心理学认为,一个人的真实想法的判定权,并不在其本人,而要由客观程序裁定。许多口误、笔误,往往比当事人“深思熟虑的白纸黑字”更能真实地反映其深层思想意识,他人有权据此分析当事人的真情实感。如弗洛依德的心理学几乎就建立在这一理论上。其次,许多著名学者作家都有体验,采访中当事人的即兴之谈,常常更能闪现其灵魂意志的隐秘,因此,现代国际流行的新闻采访规则,不提倡让当事人审核采访稿,以免除当事人的“深思熟虑”反而掩饰其在特定时间的真实思想。意大利著名女作家法拉奇当年采访邓小平的采访稿,虽然中方强行要求审稿,并代为改动题目和主题,但法拉奇在西方发表时,仍然坚持了自己的意见。
    
    所以,至今许多媒体发发表的“口述历史”,多是没有经过所述对象“深思熟虑的白纸黑字”授权的,比如凤凰卫视的“口述历史”。可以设想,如果所有的人都要求媒体发表的“口述历史”都必须经过“口述对象”的“深思熟虑的白纸黑字”授权,那我们的历史研究与文化传播,将寸步难行。若孔子后裔提出,《论语》未经孔子“深思熟虑的白纸黑字”授权,不可传播,是什么结果?
    
    自然,沙叶新先生要求“任何对我的采访都要有我深思熟虑的白纸黑字授权”,也可自成一家之言,甚至成为一个学术流派,参与“人物访谈”规则的学术争鸣,但在定论未出时,只能作为参考意见,而不是必须遵循的准则。
    
    沙叶新先生重视“能够让我负责的,只能是经我反复思考、自己书写、多次修改、并亲自署名的文本”没有错,但不能排斥由采访者署名负责的“访谈稿”——“访谈稿”虽然不能代表被访问者最终的思想,但能够代表受访者在被访问时那一刻的“时点思想”。“亲自署名的文本”和“访谈稿”是两种体裁两种概念的记录方式,可互通有无,可取长补短,而不须独尊一家。研究历史人物时,不全以当事人的署名文章为准,而须参考他人有关访谈回忆和客观史料,这已是历史研究的常识。
    
    至于沙叶新先生希望“记者在采访中最好不要宣说自己的观点,只要提问就可以了”,也只是一种参考意见,因为记者采访,依惯例也有两种方式,一是只提问的单纯纪录被访者的思想,一是与被访者对话交流双方的思想,重在对话与平等互动启发,而不是只纪录“论语”。而我的人物访问,多是遵循后一方式。这一个人的个性选择,当可允许自由。
    
     4、
    
    其三,对有人在《我说了什么》的跟帖中怀疑“朱健国写沙叶新先生的“批江论”是为了赚稿费”,我可告诫:本人此次访问沙叶新先生为自费采访,旅差费花了三千多元,采访、整理录音前后费时半月,而稿费不过二千元,从经济上看,纯属“赔本买卖”(顺告想以写访谈赚稿费者:人物访谈的经济收入最不合算!费时多,投资大,麻烦多)。但对于从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我来说,文化收获甚大。就像当年北大人有“幸遇先生蔡(元培)”之感,我也大有“幸遇先生沙”之喜——不是此次与沙叶新先生一席谈,岂知上海还有一知名作家敢于公开批判“江时代”?在我采访沙叶新先生之前,沙叶新从未有文章明确论述此观点,是我与沙先生的互动对话,才促成了这一论断的问世。如此巨大收获,当然要付出相当代价,权势专制者的压迫,不会只针对沙叶新先生一人,自然会通过种种方式转嫁一些于我——寒舍楼下近日新装几个摄像头,可以佐证。所以,对沙叶新先生以《我说了什么》来抱怨我,也早在意料之中。好汉做事好汉当,套用一句历史剧的台词:“纠纠秀才,共赴国难”,我理当与沙叶新先生一起承受放言之苦果。
    
    无论沙叶新先生的《我说了什么》对我有多大误会,也不影响沙叶新先生对我的感动。
    
    我早说过,完美主义是需要警惕的。对于沙叶新也不能要求他十全十美,沙叶新先生不是神,不是圣人,他对余秋雨的有限嘲笑,对“有关部门”的曲意缓和,对采访他的人必须通读他文章的过多要求,擅自公布他人信件……如果说这些真是一种缺点,“有缺点的战士”终究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永远不能与其同日而语——比如,“余含泪”之流。
    
    2008年 11月20日 于深圳 早叫庐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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