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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之女刘亭亭忆文革:一家4人惨死6人坐牢(图)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1月18日 转载)
    
    来源:新闻午报
     8月5日,为庆祝《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一周年,天安门广场召开了百万人批刘大会。与此同时,中南海内部也对他们夫妇俩进行长达两小时的谩骂和扭打。刘亭亭清楚记得,挨打的时候,母亲突然挣脱,紧紧抓住父亲的手,互相对视,作生命中最后的诀别。
    
    刘亭亭是王光美的女儿,刘少奇的第八个孩子。她的童年和少年在中南海度过,“文革”中亲历了严酷的政治斗争和父母的冤案,后考入哈佛大学商学院。毕业后,她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1989年为照顾母亲,回国创业。2006年王光美弥留之际,将倾注了自己晚年全部心血的“幸福工程”托付给她。
    
    全世界只有我爸 说妈妈做饭好吃
    
    刘亭亭的母亲王光美是刘少奇的第六任妻子,和刘少奇共同生活了近20年。王光美1921年生于北京,父亲王治昌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段祺瑞时期任农商部工商司长,母亲董洁如出身天津富商家庭,受教于北洋女子师范大学。
    
刘少奇之女刘亭亭忆文革:一家4人惨死6人坐牢

    
    王光美数学特好,上中学时是闻名北平的“数学三王”中的女王。1945年,王光美从辅仁大学理科研究所毕业,是中国首位原子物理女硕士。她还考上了美国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原子物理系的全奖学金博士,但最终放弃了这次机会。1946年国共和谈期间,王光美成为北平军事调停处中共代表团的英语翻译。1947年和谈破裂,她决定奔赴延安。
    
    到延安后,王光美被分配在朱德领导下的中央军委外事组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见到了刘少奇,刘少奇很快喜欢上了这个聪明干练的女孩子。1948年8月,27岁的王光美嫁给了50岁的刘少奇,两人结婚20年,虽历经坎坷,但始终相濡以沫。
    
    一次王光美生病,手脚冰凉,不想惊动医务人员的刘少奇当天夜里就一直守在床边握着她的手。刘少奇有夜间工作的习惯,王光美也陪着丈夫工作。晚上办公要吃夜宵,王光美不愿意打扰厨师休息,就自己动手。每次两人一起参加舞会,最后一支舞曲刘少奇总是请王光美跳。他们的感情交流甚至默契到刘少奇只要咳嗽一声,王光美就明白他要什么,或者光从刘少奇将茶杯盖放到杯子上的声音轻重,妻子就能知道丈夫要什么。
    
    刘亭亭是王光美的第三个孩子,1951年生于北京。1954年,她随父母一起移居中南海。
    
    鲁豫:你们家有几个成员?
    
    刘亭亭:爸爸、妈妈、外婆、我们6个孩子。孩子们基本都住家里。我爸爸一共有9个孩子。
    
    鲁豫:在您印象中,有没有那种小细节让您觉得爸爸妈妈在一起特别恩爱?
    
    刘亭亭:我妈很会做衣服,织毛衣也不错,做饭就不怎么样,好像全世界就只有我爸说她做饭好吃。后来我问她一般做什么饭。她说,每天的晚饭实际上是大厨做的,她给我爸做夜宵时就是把剩饭往锅里一倒,加点水一热,烩饭给我爸吃,她就会做这个。
    
    我们家吃饭的时候,如果讲比较正式的话题,我们就很安静听我爸讲;如果我爸不讲,我妈就讲。有时候我爸可能嫌我妈讲得多了,但他也不会说你别再多讲了或者怎么样。他好像从没说过这些,顶多就是一个body touch(身体碰触),摸摸她,我妈就不讲了,反过来问我爸,你有什么想法啊,或者有什么事情啊。
    
    鲁豫: 他俩互相之间怎么称呼?
    
    刘亭亭:就叫少奇、光美。我妈当着别人的面叫“少奇同志”,因为爸爸不让任何警卫员、秘书叫他主席。我对爸爸有一些特别亲密的回忆,因为在我们家,谁最小谁就有任务去骚扰爸爸,让他停下工作休息一会儿。爸爸每工作3个小时,警卫员就会叫最小的孩子去磨他,比如跑进去打断他的工作,或者拉他到院子里走走之类的,让他稍微休息一下,要不然他会一直工作下去。
    
    当时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从我一开始懂事,他们(警卫员)就跑来找我,把我从楼上拉下来或者抱下来,让我骚扰爸爸。我在爸爸批完文件之后跟他学画画,画小兔子小狗什么的。我们小孩起得早,早上要上学,爸爸妈妈是早上五六点才休息,差不多中午才起床,下午和晚上工作。因为毛主席办公是在夜里,半夜很晚才睡,所以父母也是晚上办公。我们上学之前看不到他们,只有在吃晚饭的时候能看到。
    
    我爸爸有特别风趣的一面,比如我小时候不爱吃苦瓜,不吃辣椒。他就说,你不吃我就不带你回老家。他这么一说,我就拼命地吃,吃得流了眼泪还吃。他笑坏了,说是逗着我玩的。
    
    爸爸说:你们也要尝尝 吃不饱的滋味
    
    刘少奇和王光美感情很好,在中南海是出了名的幸福家庭。不过,刘家的经济拮据在中南海也很出名。夫妇俩的工资加在一起有500多元,按理讲已是不少了,但是家里子女多,各项开支大,把必要的花销一刨除,手头就有点紧。两人每月交党费25元,刘少奇买烟、茶和其他生活用品100元,全家人的伙食费150元,给保育员付工资40元,每月房租、水电等费用40元,再加上几个孩子每月上学的费用近100元,还要给住在中南海家中的外婆零用钱等,工资所剩无几。
    
    刘亭亭:不是有意识地哭,很自然地,每天早上都是哭着醒的。可能那时候哭得多了,现在眼泪倒少了。人家问我怎么活下来的,我说生活的目的很简单,生活的目的就是surviving(继续存在),活下来。
    
    得知妻儿都被迫离家, 爸爸几乎崩溃
    
    “文革”开始后,王光美曾问过刘少奇:“为什么我们都被描绘得那么丑恶,简直成了罪犯,可彼此却没有怨言呢?”丈夫的回答令她泪盈于睫:“因为相互信任。”爱和信任,在最混乱、最残酷的季节里,温暖着、支撑着这对患难夫妻。1967年9月13日上午,王光美的3个子女被赶出中南海。下午,最小的女儿刘潇潇还不满6岁,也和老保姆赵淑君一起被赶走。当天晚上,王光美正式被捕,关进北京秦城监狱,被定性为“美国特务”。
    
    起初,刘少奇并不知道这突然发生的一切。他仍然佝偻着身子,手扶着走廊的窗台,拖着打伤的腿,一步一步地蹭着,蹭到王光美被关押的后院墙根,想听里面的动静。一天夜里,“造反派”突然在刘少奇住的屋子里连夜筑起一堵高墙,不准刘少奇再步出房门半步。
    
    得知妻子和孩子都已被迫离家,只剩下自己孑然一身之后,刘少奇的精神近于崩溃。他有糖尿病,“造反派”却故意停了他的药,强迫他改变生活习惯,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有时彻夜不眠。
    
    刘少奇的手臂在革命战争年代受过伤,经过扭打,旧伤发作,穿一件衣服往往需要一两个小时;到饭厅吃饭,短短的30米距离竟要“走”上50分钟,甚至两个小时。前后跟着的看守战士谁也不敢上去扶一把。最后根本不能走了,只能由工作人员把饭打回来吃。年近七旬,他满口只剩七颗残存的牙齿,嚼不动窝头、粗饭,又长期患有胃病,加上经常吃剩菜馊饭,常拉肚子,手颤抖得不听使唤,饭送不到嘴里,弄得满脸满身都是。病得太厉害了,大夫、护士也不敢给好好看。每次看病前先开一阵批斗会,医生一边检查病情一边大骂:“中国的赫鲁晓夫!”有的用听诊器敲打,有的用注射器使劲乱捅,看病就跟上刑一样。由于长期不活动,双腿的肌肉渐渐萎缩,胳膊和腿因为常打针被扎烂了。护士记录上写着:“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
    
    刘少奇的长子刘允斌在内蒙古卧轨自杀,长女刘爱琴被关在“牛棚”里遭着毒打,次子刘允若在监狱里患着脊椎结核,被折磨得死去活来。18岁的女儿刘平平被逮捕入狱,后来被驱逐到山东沿海的一个养马场劳动改造。17岁的儿子刘源从监狱出来以后,报名参加上山下乡。6岁的小女儿刘潇潇被保姆赵淑君抚养长大。刘亭亭中学毕业后,先是被分配到顺义维尼纶厂,后调北京仪器仪表厂,做了一名普通工人。
    
    刘亭亭:当初我哥哥走了以后,什么师大女附中、上山下乡、云南内蒙的,我全都报名了。后来有同学损我说,你怎么那么进步啊。我说你不知道,我不是进步,我只是想在那个情况下做个农民是比较朴实的。虽然生活艰苦,我可能还活得过来。如果我去工厂的话,我一定会特别恐惧,因为我完全就是一个批斗对象了。最后他们还是分配我去了工厂,因为我妹妹当时太小了。所以是因为我妹妹的原因,他们才把我分在北京郊区的工厂。工人们对我们是很好的,那时候的温暖和帮助都是没有条件的。
    
    我爸对我妈说,你不能让他们给你下结论,不行
    
    直到1971年秋,林彪事件发生后,在“文革”中被第一批打倒的彭真获准亲属探视。这给在工厂劳动的刘亭亭带来一线曙光。她写信给毛泽东,希望看到四年不见的父母。信由宋庆龄代转。毛泽东批示的头一句是“父亲已死”,同意让他们见母亲。1972年8月18日,刘家的孩子在秦城监狱见到了4年未曾谋面的母亲。
    
    刘亭亭:他们通知我们去见妈妈,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只有我和潇潇在北京。我姐姐知道消息,就往回跑,人家抓她,从火车上给揪了下来,她挣扎了半天,最后被人打晕过去,没回来成。刘源知道以后,抓了一把黄豆,往相反方向走,往南走了两天一夜,因为往北走他怕有人抓他,最后才坐上火车回来的。
    
    鲁豫:在监狱里见到妈妈什么样子?
    
    刘亭亭:当时我妈和我印象中的形象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离开她的时候,觉得她高大、潇洒、温文尔雅。等我们再见她,她穿一件黑棉袄,背完全驼了,头发白了,反应还有点迟钝。因为长时间都是她一个人待着。我们想着要忍着不能哭,但是最后要分开的时候,还是忍不住了。
    
    鲁豫:那时妈妈知道您爸爸去世了吗?
    
    刘亭亭:她是我们到监狱去见她的前一天晚上知道的,跟我们基本上同时知道。
    
    鲁豫:她跟你们提起这个事了吗?
    
    刘亭亭:没,谁都没提。
    
    鲁豫:后来您有没有问过您妈妈,她一个人在监狱里被关了12年,是什么力量支撑她一天一天地熬了下来?
    
    刘亭亭:我妈在监狱里,条件好时屋子也只有6平方米。她在里面打拳锻炼身体----身体弯着,像猴拳一样,根本伸展不开。她还对着墙说话。人家说她有病。她说,我非常盼望他们能提审我,因为如果有人提审,至少还有人跟我讲话,否则我觉得自己连讲话的能力都没有。我妈后来跟我讲,在她还没跟我爸分开的时候,她就攒了一些安眠药,而且跟我爸示意过要不要吃安眠药(结束生命)。我爸说,你不能让他们给你下结论,不行。所以她后来再没想过自杀,在监狱里那么难都没想过自杀。她说,你爸爸说得对,我不能让别人作结论,好像我就是一个坏人。她就靠这种信念一直活下来。
    
    鲁豫:你们家庭的境遇真正变好是在“文革”结束以后,还是一直到您爸爸被平反之后?
    
    刘亭亭:“文革”结束后就好多了。刘源是1977届大学生,我是1978届的。那时候我们也知道中央对我家不错。有些在“文革”中受过迫害的老同志说,你爸爸这个案子牵扯的人特别多,要给你爸爸平反是一件大事,但是,党是一定会给你爸爸平反的。
    
    鲁豫:这层意思是谁转达给你们的?
    
    刘亭亭:我们去找过胡耀邦,也找过陈云,他们跟我们这么讲,因为这中间有一个时间问题----审判“四人帮”的过程。
    
    爸爸说,我死后你们把我的骨灰撒到大海里
    
    中共“九大”之后,林彪曾下令判处王光美死刑,要“立即执行”。判决书送到毛泽东手里,他批了“刀下留人”四个字,算是保住王光美一命。但是王光美80岁的老母亲,却惨死狱中。曾经承诺“我不会自杀的,除非把我枪毙或斗死”的刘少奇,由于植物神经紊乱,已经不能吞咽食物,只靠鼻饲维持着快要枯竭的生命。
    
    1969年10月17日,他被转移到开封。走前,护士用棉签蘸上紫药水,在一张报纸上写了几个大字:“中央决定把你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刘少奇转过脸不看。护士又把报张纸拿到另一边让他看,他又把脸扭了过去。他的卫士长上前对着耳朵把纸上的字念了一遍,刘少奇闭着眼睛,一言不发。晚上,刘少奇赤着身子被人用被子一裹放上担架,被专机送往开封的一个特别监狱。由于着凉,肺炎发作,高烧、呕吐,11月12日凌晨6点死亡。死时,全身赤裸发臭,嘴鼻变形,白发有一尺多长。
    
    与母亲相见的当天,刘亭亭才知父亲已死,这与刘少奇去世,相隔整整3年。此后,为压抑痛苦,刘亭亭把所有精力用于学习。1978年,她顺利通过高考,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学生。同年冬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文化大革命”被彻底否定,为刘少奇平反昭雪的呼声开始高涨。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王光美离开了被囚禁12年的秦城监狱,重返人间。
    
    1980年2月,刘少奇沉冤昭雪。这一天,举国下半旗致哀。国人停止了一切文艺活动。刘家子女回忆父亲的书中,有这样一段朴素的文字:“我们这个幸福的家庭,再也不能团圆了。4位骨肉先后惨死,6个亲人坐过监狱。在我们一家人的遭遇之上,是亿万人民的苦难。”
    
    刘少奇曾对孩子们说,我死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到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为了实现父亲这个遗愿,刘亭亭和哥哥一起来到河南开封寻找刘少奇的骨灰。当年刘少奇的尸体拉到火化场后,专案组谎称这是一名烈性传染病人,火化单上填写的是“刘卫黄”这个刘少奇少年时曾经用过却不为外界所知的名字。火化后,刘少奇的骨灰被放在一个普通的木质骨灰盒里,长期搁置在骨灰陈列室第124号框格里,无人问津。
    
    1980年5月,在全国政协副主席王首道和刘澜涛的陪同下,王光美率刘爱琴、刘平平、刘源、刘亭亭,将刘少奇的骨灰从郑州迎回北京。5月17日,刘少奇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而后,在妻子和孩子的放声痛哭中,刘少奇的骨灰被撒入祖国的海域。
    
    刘亭亭:当时特别想找到爸爸的骨灰。我们知道他死在河南,就在河南找;在河南找不着,就上北京找。当时刘源看到一个没名字的骨灰盒,但是有面党旗盖在上面。他还拿了一点撒到天安门的金水桥。我说,如果不是爸爸的怎么办?他说即使不是爸爸的,肯定也是一位冤屈的老革命,我帮他撒到金水桥,让他看看现在的中国有多好。我爸爸的骨灰最后还是从河南找回来了,一个不太好的骨灰盒子,上面写着“烈性传染病人刘卫黄”,这其实是我父亲的原名。河南省省长把这交给我妈妈。回北京的时候,我们一下飞机就看见很多人,他们都是自发来的,没有组织。
    
    鲁豫:我印象最深的镜头是您妈把脸贴在骨灰盒上。
    
    刘亭亭:后来我们去看了爸爸去世时的地方,一个担架,一张床,一个枕头,枕头好像还是西哈努克送的。我妈一把抓起那个枕头,使劲抓。这些事情我们不能老去想,但是忘不了,绝不能忘。
    
    鲁豫:母亲被关了那么长时间,父亲死得那么惨,作为孩子心中会不会有很深的怨恨?会不会去恨某个人?
    
    刘亭亭:我们很小就被放到社会上,很早就有了自我保护的意识,这是“文化大革命”中锻炼出来的,遇到大事的时候能比较镇静。但是我有时看一些讲人与人之间情感的电视剧,其实是特无聊的片子,我可以看得泪如雨下。我觉得人其实是很脆弱的,在情感某个方面有个疤,这个疤不能揭。
    
    我们家后来也经历了几道难关,我妈得癌症是一关;我当初回国成立公司,放弃了原先很好的工作,也是一关;我姐姐(刘平平)工作非常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生,忽然就脑溢血了,一个中午就不行了,她有一个11岁的儿子,我是看着他从小长大,我自己没有孩子,就收养了我姐姐的孩子。我们家经过许多人生悲剧,但基本上我的人生观还是比较正面的,因为黑的、白的、灰的,什么颜色我都见过。信不信来生不管,我只是要明白在将来的路上还应该再做些什么。
    
    ○摘自《鲁豫有约・名门》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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