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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警方对田宝成、张翠平惨无人道的酷刑迫害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1月12日 转载)
    ——被劳教经过
    
     《维权网》受托发布 (博讯 boxun.com)
    
    事由简介
    我叫张翠平,女,1963年3月5日生,汉族,初中文化。我丈夫田宝成,男,1958年7月13日生,我们原住上海市闸北区蒙古路117弄7号,私有房屋和店面共104平方米(建于1946年,属永久性私有产权房)。2002年我们赖依生存的私房店面遭强迁且断绝生活来源,为此逐级信访维权而遭诬陷与打击报复,夫妻俩多次遭遇限制人身自由,及拘留、劳动教养、判刑等,我被二次劳教共二年半,在劳教所还遭受到酷刑。我丈夫被二次拘留一个半月,劳教一年三个月,判刑两年半,共三年十个半月。现还在狱中忍受牢狱之灾!在狱中还被关禁闭二个月。我夫妻俩除被非法监控以外,遭牢狱迫害共六年零四个半月。事至于今我们仍然没有放弃上访维权!
    
    一、我的遭遇
    
    我夫妇俩拿着由上海市人民政府信访办驻京工作组组长施兴元约定2003年4月24日闸北区区长接待的信函,来到区信访接待处请求区长接待,区信访接待处不予接待。我回家了,而我的丈夫却被闸北警方以“田宝成从北京“非典”疫区返回,需隔离”为由予以“刑事拘留”一个月(详见我的丈夫田宝成的遭遇)。此事成为闸北区政府无辜打击、迫害我夫妻俩“共享”的依据。
    
    (一)为信访受到刑拘、劳教
    
    1、上海的“9.30”事件
    2003年9月30日午夜0:00左右,我等80多位上海被强迁访民住在北京民济招待所和大栅栏附近等旅店,睡梦中突然被上海来的特警,强行绑架到从上海开来的五辆大巴士上,昼夜疾驶24小时后抵达上海。我们80多人全被押往上海市青浦县野马浜的上海司法局宾馆,集体被关押了三天。每个楼面的楼梯口都有警察把守,天气寒冷不给我们衣服穿……。
    其中有些人遭到殴打,有些人被逼写下不再上访的承诺书。
    我被带到一个大厅里,有二三十个警察包括闸北区信访办主任叶鸣在内全副武装,他们暴跳如雷指着我:“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游行示威法,聚众扰乱社会秩序,今天要写认罪书,态度不好的话立即把你拘掉,判你个十年八年,把她拉下去。”后来警察鲁世玉等人多次对我讯问做笔录,逼我写承诺书保证以后不上访。
     10月2日下午,我被闸北区的七、八个警察押往晋元路的一家招待所拘禁,晚上我又被送回强迁房。接下来几天我和丈夫一直被警察24小时监控,我们出门都有警察和“社保”人员贴身跟踪(我家从2003年6月2日就开始24小时监控,直到11月3日我丈夫被送进看守所,整整5个月)。
    10月7日我和丈夫被警察强行带至闸北分局作讯问笔录,随后即被警车送往横沙岛拘禁,没有任何手续。同月9日,闸北区政府信访办和化解办等部门来了十几个人,说是要给我们开听证会,我丈夫说你们要了解情况,就请你们还我们自由,回上海谈话,这里不是谈话的地方。
    2、我第一次劳教
    10月10日早晨,我们被十几名警察送至海边码头乘快艇至吴淞码头,那里又有19名警察和3名“社保”把我们带到闸北分局。接着我被三名警察押往闸北看守所提审。上午10点许,女警鲁世玉以“非法集会示威”罪宣布对我刑事拘留。
    10日至16日的一周内,我共被提审19次,平均每天2至3次,几乎都在提审室。有时监房犯人都睡觉了,警察还来提审我。提审者无一人向我告知其身份,面对强权与恐怖,为表示抗议我连续4天不说一句话,只能以法律给予的沉默权,维护了一个无辜公民应有的尊严。
    由于我连续4天不开口,10月14日中午起,几个没穿警服的陌生人把我戴上手铐带到特审室审讯后(事后知道这就是所谓的刘云耕为组长的“9.30”专案组人员)为使我开口, 连续28个小时不松手铐、不让我坐凳子,不让我睡觉,也不给我吃当天的晚饭和第二天的早中饭。为了惩罚我的沉默,他们在我面前竖起一盏强光的“小太阳”灯,温度极高,直照人脸和眼睛,我被烤得头晕目眩大汗淋漓,实在忍不住时我便将头侧向一边,便衣们便一次次揪住我头发粗暴地把我的头推向高温强光灯,恶声大喝道:“对准!一尺!”,一夜下来,我的头至少有二、三十次被他们推向这盏“小太阳”强光照射着。在这连续28小时中我晕倒四次,两个便衣就用皮鞋脚踢醒我,骂我装死,还要我起来;我忍不住哭出声来,他们又骂我在演戏……一直逼供到第二天下午4点许才结束。
    这个28个小时中,他们换了三班人马提审我。其间有个中年便衣晃到强光灯前,我一眼瞥见他披上了警服,马上扭头细看警号,慌得他忙用手挡住我的视线喝道:“不要看!这件衣服不是我的,你不要到了外面瞎写”!这些警察竟然如此的做贼心虚!这让我看清了:为镇压上海访民而成立的盖世太保式的——“9.30”专案组是个什么样的“货色”(该机构直属市委副书记刘云耕指挥)。
    审讯我的特审室位于闸北看守所底楼,有30来平方米,为了对我进行逼供,“9.30”专案组便衣们对我轮番恐吓:“你知道吗?这个特审间是专门提审那些被判死刑和无期徒刑的杀人犯的,你在这里受提审,说明你的案子至少要判十年二十年,你不开口我们是有办法叫你开口的”。我依然一言不发,一个40来岁的便衣见我不搭腔,便无耻地挑拨起我们夫妻俩的关系来了:“你是外地人,而且你现在已是犯罪之人了,你老公不会再要你啦!说不定他身边现在正睡着别的女人,是不是你老公叫你去北京的?哼——他自己不去,却叫你去,说明他外面肯定有了别的女人啦”。见我仍不理会,他接着自演自唱道:“在北京,你们里面谁是头?是谁指挥你们到这到那的?如果你隐瞒事实就判你十年二十年……你要吃那么多苦了,到头来你老公再和别的女人结婚,你还得回你的江苏淮阴去,你自己放聪明点!”该专案组的女便衣见我始终不吐一个字,竟然冲着我大发雷霆,说:“你这个神经病!马上把你送到精神病医院去,就像日本电影《追捕》那样,给你打针吃药把你变成一个疯女人!你别以为我们人民政府没办法治你,放聪明一点,跟政府斗只有死路一条!我们这些人都是上海公安的特警,专门负责提审那些大案要案的,哼——你算什么东西!”接着他们又拿出很多赴京上访者的照片,专门指着一个个头像问我哪个是头,“是谁带领你们喊口号的…… 哪个指挥的,陈良宇、黄菊是你们要打倒就可以打倒的吗?”……
    这一周内,为了查找所谓的“9.30”的组织与幕后者,对我进行的讯问少则五、六人,人数最多的是10月15日下午,这一天我暗中点了一下,警察和便衣竟多达22人。黑压压一片警察,把特审室挤得满满的,电话手机声不断,随着一阵阵声嘶力竭的叫喊中、辱骂声中、千方百计想从我嘴里掏出一点什么来,……
    同年11月3日,我再次被带到特审间,再次被审讯,再次听他们所说:给我一次机会。接着被通知:“你丈夫聚众扰乱公共秩序被我们刑拘了。”(我家从2003年6月2日开始每天24小时被人监视,直到11月3日我丈夫被送进看守所)我知道上海帮犯罪团伙为了维护其非法圈地形成的特殊利益,他们借“9.30”事件要大开“杀戒”了。我还是说第一次去北京,谁都不认识,谁的脸都看不清楚……我是去信访的,不是到北京帮你们去看面孔的(即沪语为脸) ……。
    2003年11月7日,我被宣布劳动教养一年。通知我的两个警察说:“你态度端正点现在还有机会,如果你讲出谁是头就不会劳教你了”。《劳动教养决定书》其正文内容如下:
    …………
    现查明:2003年4月24日上午,张翠平及杜阳明、田宝成(均另处)因动迁安置问题至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政府信访办要求区长接待,当被告知张等人系从“非典”疫区返沪人员,需隔离后方可接待时,张翠平等人即至该区政府办公大楼欲强行闯入,在执勤的安保人员阻拦的情况下,张等人大吵大闹,致使该办公大楼电梯停开三十余分钟。同年9月8日至29日,张翠平及王宝根、金建明、马国强、谈兰英、沈永梅(均另处)等数十人以上访为名,先后聚集在北京中纪委机关、国家信访局机关、建设部机关、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等门口,扰乱社会秩序。后被查获。
    上述事实,有证人证言及视听资料等证据证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张翠平亦作了部分供述。
    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根据《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决定》第三条及有关规定,决定对犯有扰乱社会治安秩序行为的张翠平收容劳动教养一年。
    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上海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
    上海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
    2003年11月7日
    
    我的第一次劳教场所——其实是关在闸北区看守所整整一年,在此期间完全与外界隔绝,甚至不让我与家人见面与联系,我曾多次要求见家里人。因为我们夫妻两人都被抓了,家人跟我们失去联系一定会很着急的,然而得到的回答总是:“你是“‘9.30’的案子,你的情况跟别人不一样,我们只能向上面反映,至于同意不同意我们没有权利”;“你又何必吃这个苦头呢,政府给你的方案同意了不就可以出去了吗?我看你还是算了吧,鸡蛋是碰不过石头的”。
    此时我们的家人也正在外面四处寻找,问遍了所有能找到的公安局、派出所、以及各区信访办,得到的结果:“不知道,案子不是他们办的……”。
    一年劳教中没有给我放过一次风,吃喝拉撒全在一间总共只有十五六平米的房子里,没有凳子和床,坐睡都在潮湿的地板上;把性病、皮肤病、吸毒等犯人和我关在一起,最多一次一间房关过22个人,其中还有5人是性病 ,我跟一个性病患者同盖一条被子;劳教一年只在春节到看收所浴室洗过一次澡,并且不能超过5分钟,其余都是在房间洗冷水澡,即使是在寒冬腊月的冬天。打饭的饭盒一年用洗洁精洗四次(春节、国庆、劳动节、元旦),吃的是发黄的霉米,(市场上是禁止买卖的) 菜除了萝卜干、卷心菜,就是带有很多沙子的海带结,菜只是放在水里煮一下,长年累月几乎看不到油。我们夫妇全被抓了,家人又不知道我们现在人在何处,我只能吃着难以下咽的饭菜。其他犯人不是家人送东西进来吃,就是送钱进来开大帐买里面的东西吃以补充营养,(为了赚取犯人及犯人家属的血汗,上海的各监狱、各劳教场所、各看守所都有商店在经营,商品的价格都比外面商店贵);
    还不许我跟其他犯人讲被劳教的实情……。
    2004年10月9日,我经历一年的劳教,被释放回家。一年没有见到阳光的监犾生活,使我出门头晕目眩,身体极度的虚弱,全身浮肿,且腿脚行走不便。经休养后为了讨回公道,我又开始了控告和起诉法院,一审法院在没有提供任何劳教我的依据材料和没有开庭的情况下,枉法判决我败诉!二审、再审法院同样不重事实依据,再次枉法维持判决!
    3、我第二次劳教
     2006年6月2日我再次遭到逮捕迫害、劳动教养。每一次开重大会议之前,上海市政府都要对我们访民进行抓捕行动。
    上海在即将召开“六国蜂会”的前夕,我被上海驻京办事处截访人员劫回,2006年6月2日下午2点左右,被闸北区北站警署警察押送到关押访民、长期租赁的招待所——友放招待所,丈夫田宝成因跟我谈及我妹妹病情来到招待所里,却遭到约二十个警察和社保,一拥而上的将我们俩反拷上手铐,无任何手续押送到闸北看守所,直至7月8日发给我一张“刑事拘留释放证”。我6月2日关进看守所,直到20日来提审我。闸北区公安分局的刘训诚与北站警署的张建平(2008年7月1日此人被杨佳杀死)两个警察,把我带到一个叫“9.30”办公室的特审间,问我:“陈良宇下台是你好叫的;陈良宇是上海市委书记你敢叫他下台,不抓你抓谁”;“叶鸣(区信访主任)大流氓是你好叫的,在公共场合叫叶鸣大流氓,让叶鸣没面子,你能不吃官司吗?出去后叫田宝成到叶鸣面前讨讨饶,他的级别有事可以直接找区长谈的”;“北京的高智晟发起的绝食,你也参加了是不是?”。
    7月1日检察院来找我谈话,跟警察都是一样的。 8日下午通知我,我被劳教一年半(申报与批复、劳教、刑事拘留释放等程序都是在同一天作出的)。《劳动教养决定书》的罪名是这样写的:
    现查明:2006年2月9日上午,田宝成伙同张翠平至本市闸北区人民政府信访办内滋事,无端辱骂信访办工作人员康某某、叶某,扰乱信访办正常办公秩序。同年5月21日中午,张翠平伙同杜阳明(另处)、田宝成等人在本市46路公交车上无端滋事,拒绝购买车票,不听劝阻,影响46路公交车正常经营秩序。后被查获”。
    上述事实,有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视听资料等证据证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张翠平未作供述。
     事实却因2006年1月19日,我与丈夫(田宝成)到闸北信访办信访,恰巧遇到信访办工作人员康友法,田宝成就问他:“康友法,你在笔录上说2003年4月24日我打你(是指2003年被诬陷刑拘、劳教的事。详情见我的丈夫田宝成的遭遇)”?康友法说:“我没有说过你打我呀,你下次把笔录带过来给我看看”。2月9日我与丈夫带着笔录到区信访办给康友法看,我丈夫说:“康友法,笔录我带来了”。当时他不知所措很尴尬地,面色发红急忙逃跑,一边跑一边连忙说:“我不看,我不看”,就跑到房间里边去了。这时我很气愤,我站在那里就叫“康友法,你不是人,你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不敢承认,你为了你自己的利益,做伪证陷害我们夫妻双双坐牢。”信访办主任叶鸣却对里边的警察,说:“把他们俩拉出去”!我就又叫:“叶鸣,流氓”!警察过来和我们坐了一会,我丈夫吸了一支香烟后我们就走了。没想到他们以这事为借口,我夫妇俩有一次遭到更加严重的迫害:我被劳教一年半,我丈夫被判刑二年半。
    
    2006年7月20日我被送到劳教所,不知什么原因劳教所没有收我。8月7日我第二次被送劳教所正碰上高温。劳教所里根本不拿人当人,在里面我们都被称之为“学员”,每人都要佩戴《学员证》,证上印有囚犯照,头像背景有意留下身高的刻度。内勤的管理人员全部是吸毒人员,而且都是多次劳教的人。这些人给人的第一感觉就像是变态狂一样的,包括里边的队长个个虎视眈眈,进去的第一件事就是剪头发、换衣服。然后面对墙壁腰杆挺直俩手平放大腿上,整天目视前方不许乱动只许静坐。
    1、没有人性的管理制度
    那里采取的是“三段式”管理方式:新收人员都要接受三个月强制性的“新收整训”、“封闭式”的管理。开始静坐十天。早晨五点半起床整理内务,大约六点钟左右开始静坐,在静坐过程中,管理人员不停的在背后用手从头颈摸到臀部,身体要保持一条直线,如有弯曲她们就用膝盖抵住腰部,再用两手抓住你肩膀硬扳,非要把她扳直。遇上异常情况下,一天只准需报告三次,否则稍微动一下或者超过三次报告,以及其它违规者,晚上人家休息你再要罚坐三晚,每晚一个钟头。到晚上八点半开始接着训练叠被子和正步走、左转右转、报数等,要对各种命令的操练。当我把二一报成二十一时,被单独惩罚脸对着墙壁罚站报数,头还要随着每个数字不停地向右转动。1、2、3报到100再从1报起,要反复地报数,直要折腾到十点才让休息。吃饭也是原地坐着不动。吃好饭立正姿势静站一个钟头。一天坐下来腿脚肿胀的小腿变大腿、双脚像馒头,有很多人连脸都会浮肿。上厕所小便的时间很紧张,每十天还得靠药物才能大便一次,在这个月内每天上厕所时包括吃饭都不准洗手。洗澡洗衣服时,连衣服上的洗衣粉没洗掉就叫“自来水关掉”!新收“学员”每天吃囚餐,早上白米饭酱菜,中饭晚饭白米饭素菜,几乎是茄子、空心菜,一个月只吃过一顿荤菜只有三、四小块而已,伙食极差!使人体营养长期处于缺乏蛋白摄入量的状态下。
    十天静坐结束后,开始抄写队规与队纪的背诵,还要讨论与写认错、认罪书等,背诵时左手腾空拿本簿子,其高度要跟头平型目视前方,胳膊酸的实在无法形容,这一切仍保持静坐姿势。到晚上8点30仍要超强度地操练,然后考试,所有不完成的或违规者,人家睡觉她继续练、静坐、立大墙(脸贴近墙)、背诵和默写(这种情况是每个大队各个中队每天都有很多人在进行)。
    我刚进劳教所队长就安排两个吸毒的看管我,称之为“带教”,其实是“牢中之牢”:他们24小时看着我,不准我跟其他劳教人员讲话,说过什么话随时要向队长汇报;不管做什么事,总是前后面各有一人,或左右边各一个,监视我的一言一行。
    9月5日结束了“三段式”管理的第一段,开始了第二段训练:参加生产劳动。
    早晨大约6点50分到工场间,做的全是出口日本的各种各样的“花”。下午5点收工仍然训练叠被子、讨论、操练等,每周一晚上大课(洗脑),周三、五晚上加班到9点(07年起改到8点),指标定得非常高,完不成指标的人,人家休息她得拿着凳子到大厅里抄写“生产制度”和到盥洗室干活,那是不准吃荤菜的;有的人干活慢的,二个月内被剥夺吃荤菜的权利。劳教所已形成一种惯例:凡被认定犯错误者,都得惩罚为吃素食。
    为了完成指标,很多人手指都肿得很粗,大泡加小泡,还有人被磨得血淋淋的,有人经常疼得晚上睡不着觉;一个礼拜只休息一天,却还要到生产车间等各处去打扫卫生。
    11月3日三个月“封闭式”结束,开始分大队:社教、烟教和法轮功三种类型。
    我被分到二大队,也叫“戒毒”大队,全是吸毒人员,且都是多进宫。整个劳教所用的是同一个模式:指派两个犯人“带教”(其实是“牢中之牢”)监管我,带过我的分别有:冯晏(五次劳教,民管)、陈琦(二次劳教)、黄庆(三次劳教)、稽夏祥(三次劳教)、王海凤(三次劳教)、葛长妹(二次劳教)、季冬霞(二次劳教)、吴玲燕(三次劳教,在我身上表现出色升为民管)、祝佳(三次劳教,民管)、孙唯(三次劳教)、陈燕(三次劳教,因打我表现特出提前释放),这些人都是接受警察们的唆使,因虐待我有功而获得减少刑期或提前释放(注:“民管”即是被劳教人员的头目)。
    参加二大队的生产劳动中,我被分配做长毛绒,电子产品、水笔等各种手工活。除晚上6点30分看上海台新闻以外,有关外界的其它情况什么都不知道。我多次跟主管队长、中队长、大队长等谈话,要求增看央视台的新闻报道,以及阅读一些其它报纸,但都没能得到批准。
    2、劳教所的酷刑
    (1)关禁闭
    2007年1月3日我拒绝到车间参加“劳动改造”。理由:警察刊物《检察风云》里的《劳动教养何来何去》(作者:徐静村) “可以说现今的劳动教养所取得的功利效果是在不合法的基础上以牺牲公民权利为代价的。劳动教养制度不仅没有宪法依据,而且与《立法法》《刑事诉讼法》《行政罚法》明显冲突,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已完全消失。在与时俱进下权为民所用,该劳教制度应废除”。
    结果招致周ХХ(中队长)、黄明(大队长)等人,把我带到五楼说:“不参加生产劳动就关禁闭,什么时侯同意参加劳动,什么时侯放你出来。”
    禁闭间长大约有2米,宽大约⒈5米,屋顶装有监控摄像头,外边也装有监控摄像,再派吸毒人员专门监控我;里面只有一只便盆,其它什么都没有;门是从外面锁上的,铁门上方有二只像眼睛一样大小的圆孔,一般情况下只有三顿饭时会开门;每过10分钟左右监管我的人(黄庆、三次劳教)、(王海凤、三次劳教)偶尔开门监视我坐姿站姿以外,就是大小便时塞草纸进来,其它都是关闭的。
    当时天气是零下5度。早晨5点起来,晚上10:30才塞进来两条被子,地是塑料地板纸铺的,席子都不准铺,铺在地上的棉花胎早晨起来全都会湿掉。早晨5点起来倒便桶、刷牙、洗脸只给3分钟,晚上洗用水5分钟。没有吃过一顿热饭,没有吃过一顿荤菜(劳教所一切违反所规所纪一律不准吃荤,严重的至少一个月)。开始每天要求我立正姿势静站,后来早晨塞进一条小凳子,每天三顿饭后共要静站六个钟头,其余就静坐,黄明(大队长)、梅蓉(中队长)对我说:“什么时候同意参加生产劳动,什么时候放你出来;不劳动叫什么劳教所”。我说:“劳教本身就违法,我是维权遭诬陷”。黄明队长说:“你懂什么法,劳教有劳教法,有冤出去申,这里只有队规队纪。”当时我的血压升高到115至195,在头疼的情况下为了身体我同意参加生产劳动。这时黄明队长说:“进来容易出来难。想出来要写检查。”我说:“我没有错,所以我不会写。”黄明说:“不会写叫黄庆帮你写,黄庆写你照抄总会吧”。反复写了好几遍,就是不准我写到关禁闭和被罚这五个字。连同底稿都要交给警察。两个礼拜不准我洗头洗澡。14号出来的当天,二大队还召开了《严肃所规队纪、严打抗改行为——对张翠平违纪行为处理会》,叫我在大会上宣读检查和保证书,把我写的东西复成复印件交到我手上,读完当即收回,这一切她们还进行了摄像、拍照作为存档。
    同月16号我继续以不参加生产劳动抗议劳教违法,要求给看中央台新闻等一些报刊杂志的权利。警察黄明、梅蓉说:“你是不是要尝试尝试关禁闭严管的滋味”。——居然还不承认关我12天的禁闭!由汪昌清大队长把我带到三楼立大墙,叫来二十几个吸毒人员围成一个圆圈叫我坐在当中,个个七嘴八舌,有劝戒也有训斥对我进行摄像等侮辱。下午把我带到二楼生产车间面对大墙站立,用手按住我的头让我的脸贴在墙壁上。我反抗,然后叫了十几个“吸毒”的把我按在地上捏着鼻子灌2粒降压片,用“五马分尸”式地抬到五楼,在禁闭间内遭到法西斯式的摧残。19天让我洗一次澡和头。两次共被关禁闭33天。
    (2)第一次“吃吊拷与绑带”
    在我不屈服的情况下,2月6日把我从禁闭间退回到一大队“新收整训”中队的单独一间房间里,派吴玲燕(吸毒、劳教三次,后因在我身上立功表现出色当上民管),季冬霞(吸毒、劳教二次,当着姚雪梅的面承认她打过我)监管我,每天脸对着墙壁静坐,一年一度的春节也没有放过。
    2007年2月26日清早(春节过后的第一天上班),恶警李卓林(原法轮功大队长,现新收整训队长),以我的坐势不标准为由,向恶警姚雪梅(一大队大队长、后升所长)反映,然后带恶警翟海梅(党员、先进个人、后升中队长)等十几人把我手脚吊拷在床两头的铁架上,人体被拉得笔直,小便时让看管我的祝佳(吸毒、三次劳教、民管)用塑料盆塞在屁股下边,我人被拉得根本无法小便,一直憋到晚上放我下来小便,憋了一天的小便整整解了5分钟(姓秦的警察看手表时说),小便完后继续按原样把我吊拷起来,吊到第二天胳膊已经完全没有了知觉,两只手、胳膊疼痛得连大脑都无法支配,上厕所时连拉裤子都无力,要把胳膊靠在墙壁上才能把裤子拉起来。即使这样我都没有屈服,于是祝佳等人在恶警姚雪梅的指使开始打我、骂我。我说:“劳教是违法的,我们都要抗议废除劳教”,她们就打我的嘴巴,用毛巾塞在我嘴里,24小时把口罩带在我嘴巴上。咳嗽的痰和鼻涕全被咽到肚子里;到了第三天恶警姚雪梅、翟海梅等说:“什么时候承认错误什么时候放你下来”。此时我的全身已经完全麻木,无法动弹,生活更无法自理。想到警察和吸毒人员对我蹂躏的情节令我恐惧,此时我的精神和心理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我说:“我没有错,违心的检查不会写”。姚雪梅说:“叫祝佳帮你写,(我这里有祝佳亲笔写的底稿二份)你照抄”。实施这些酷刑都是在没有监控设备的房间内,
    (3)第二次“吃吊拷与绑带”
    2007年3月5日我又一次拒绝参加生产劳动再次被她们绑拷在床上。她们在我头颈下部至我的肩下大胳膊处紧紧地拴了一根皮带,腰部一根是连带手拷的,我的身体被紧紧捆绑的同时,手也被牢牢地拷在腰部这根皮带上。第三根是在膝盖下面的小腿上,稍微动一点点就会越陷越紧钻到肉里,腿上至今还留下被磨破的一块疤痕,这一根让我疼痛加倍而感到痛苦之极;在24小时灯光直射下,用两条棉被盖在我身上,且把四边塞得很紧,热得我衣服全被汗水浸透;看管我的人不分昼夜地坐在我的床边,每天强制我吃降血压药片,我的血压被降到最低57-100(她们为我测量下,有很多次都不肯告诉我)。见我仍然不屈服,从15日开始恶警们叫吸毒人员开始不让我睡觉,只要我的眼睛一闭就用书或汽水瓶或拳头打我及用手扭我的脸和眼皮,整整五天五夜里我被迫没有合过眼,值夜班的恶警们经过这房间也不管,任由吸毒者陈燕对我打骂与侮辱,陈说:“这是‘大大’安排的”!(“大大” 是指恶警姚雪梅)她一边打一边说:“如果你同意参加劳动就不再打你了,否则就一直打下去”。我眼睁睁的看着自己被摧残的完全没有丝毫尊严,折磨的已是天旋地转,眼花缭乱,看人时一个人变成几个人在我床边晃动。恶警们还经常用陈燕来威吓我:“你要是再不服从管教,我们还是安排陈燕来看管你”。……
    (4)第三次“吃吊拷与绑带”
    同年6月8日,外面有领导干部来劳教所参观,为了想让领导知道我的冤情,就叫冤枉而再次被绑拷在床上,直至22日才被解开。15天的高温天气里只放我下去洗过一次澡,而且洗头洗澡洗衣服只给我十分钟的时间,有两个晚上她们还把纱窗拿下来,故意让蚊子飞进来咬我。这期间只要我的绑带稍微有点松动,恶警李卓林就会拿我的鞋子塞在皮带的空隙里,恶警李卓林每天都要检查绑拷的松紧好多遍。她们还继续威胁我,“你再不服管教,我们就用电警棍,男人都吃不消的”!我不得不同意参加劳动。而看管我的陈燕等人,因此而立功当上了“民管”,且被奖励提前释放!
    三次不同的吊、绑、拷共整整持续32天,迫害和摧残对我的身心造成了终身无法愈合的伤痛,我的小腿至今感到隐痛。
    
    二、我丈夫田宝成的遭遇
    
    我的丈夫田宝成与我拿着由上海市人民政府信访办驻京工作组组长施兴元约定2003年4月24日上午9:00闸北区区长接待的信函,如约来到区信访接待处请求区长接待。没想到的是,闸北警方以“田宝成从北京“非典”疫区返回,需隔离”为由予以“刑事拘留”一个月。释放时变成“‘聚众冲击国家机关’,因情节轻微予以释放”。
    (一)拘留与抄家
    2003年11月3日,我丈夫在家里,无辜被闸北警方以“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罪刑事拘留,送进看守所,且对我家还实施抄家..
    被他们收缴的物品有:私人通讯录、《国际歌》歌词复印件、长诗《上海动迁大曝光》复印件、火车票、中央领导关于动拆迁讲话的复印件、境外报刊复印件、联名信、杜阳明写给其妻的家信、《毛主席是永远不落的红太阳》歌词复印件等材料……。
    (1)提审内容
    半个月内,每天都给他戴手铐到特审间进行审讯,每天提审的内容几乎是一样的:“谁是煽动强迁户赴京上访的头、许正清是不是头?沈婷你认识吗?每次去法院旁听是不是有人组织或通知?许正清做代理人有没有收钱?张三是谁?李四是谁?”在11月7日四个警察把他带到特审间通知说:“你老婆张翠平被劳教一年,虽然她被劳教了,但还是看你的态度,只要你将房屋安置协议签了,写一份保证书,保证出去不再上访,你老婆还是有机会放出来的,关键在你”!11月11、12日市公安局周处长又对他说:“你要承认自己聚众扰乱公共秩序是错误的,你说说谁是头,你说不出谁是头,那么你自己就是头”。17日,分局法制科、区信访办、区化解办共六人到特审间,叶鸣和韩根南对我丈夫说:“你现在只有无条件‘投降’,否则是不会放你出去的”。19日一名姓冷的女警察对他说:“既然你们出去还要去讨公道,那么就不要出去了,我们也没有办法,是上面叫我们这么做的”。27日,闸北分局承办员蒋奕成和刘训诚﹑闸北区化解办弋永昌、韩根南等5人对我丈夫说:“现在你们夫妻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是无条件‘投降’,我们放你们出去;二是坚持讨公道,那就蹲监狱。何去何从,你自己选择……”。 28日,身为闸北区信访办主任(原公安分局治安队队长)的叶鸣,指着我丈夫骂:“娘个戳屄(这是上海骂人的脏话)!政府给你的方案你同意不同意?不同意苦头有你们吃的!你搞清楚,你们是自讨苦吃!你们还跟我们谈条件,这样下去对你们俩都没好处!你只有无条件‘投降’,否则关死你!你嘴巴再牢,我们怕你上访?怕你告状?你不听我的话,不把协议签了,有你苦的!你嘴巴再牢,我揍你!”见我丈夫不屈服叶鸣只有灰溜溜地走了。陪同叶鸣一同来的另外两名警察对我丈夫说:“你跟他争什么?你把他得罪了,你要倒霉了,他是我们的头,是决定你命运的人啊”!
    (2)口头通知劳教
    2003年12月3日看守所狱警口头通知我丈夫:“你被劳教一年零三个月”。我丈夫多次要求给他被劳教的书面材料,得到的回答一直是:“你的东西我们这里没有,上面只让我们把你羁押在这里,别的我们不管”!
    (3)劳教却被关在看守所
    丈夫和我一样一直被关押在闸北看守所里,该恶劣环境跟我一切都是一样的。监房最多时关了28个人,晚上睡觉都无法翻身。作为一个羁押人员可以享受的权利,如读书、看报、看电视、会见家人、开大帐等权利全被他们剥夺了。
    (4)被警察打掉两颗门牙
    2004年6月22日,因天气闷热,我丈夫拿起纸片扇凉,一位姓刘的管教硬说他不服改造,动手打他,边打边说:“怎么?还不服气呀!你会告状是吧?去告吧!我打的不止你一个人,打你又怎么样?我下午把驻所检察员叫到你那里,你告我好了,我告诉你,以后有你苦头吃的……”。第二天,我丈夫向警长孙国庆报告被打之事,要求见所长。孙国庆把他带到他的办公室 ,没等他把话说完,就对他一阵拳打脚踢,边打边说:“这里是什么地方,还有你讲话的权利?打了你又怎么样?”他被打倒在地还用脚踢,我丈夫痛得大叫:“警察打人”!孙国庆转身跑到隔壁卫生间,操起一杆洗厕所用的拖把拼命往他嘴里塞,一边塞一边说:“我叫你叫,你再叫再叫”!……他的两颗门牙当场被打掉,头部、胸口、手臂、大腿等处都是血肿和淤痕。姚所长听到他的惨叫声跑了过去,丈夫给他看伤痕,并要求做伤残鉴定,他根本不理睬,冷冷地说:“我们管教是不会打人的,这一切是你自己造成的,做鉴定不是你要做就做的”。说完转身离开了。
    (5)违背行政程序,事实相悖
    2004年7月16日,整整过了八个半月才把他送到劳教场所。离开闸北看守所时只发给他一张《劳动教养决定书》,劳教书上的“罪状”是:
    现查明,2003年4月24日上午,田宝成伙同张翠平,杜阳明至闸北区人民政府信访办要求区长接待……大吵大闹,致使该办公大楼电梯停开三十余分钟……田、杜等人采取头撞等方式对工作人员康某某进行殴打,后被其他工作人员制止……(与张翠平第一次被劳教共享“事实依据”不符,见我的遭遇)。
    事实是我的丈夫田宝成与我拿着由上海市人民政府信访办驻京工作组组长施兴元约定2003年4月24日上午9:00闸北区区长接待的信函,如约来到区信访接待处请求区长接待。没想到闸北警方以“田宝成从北京“非典”疫区返回,需隔离”为由予以“刑事拘留”一个月。释放时变成“‘聚众冲击国家机关’,因情节轻微予以释放”。
    2006年1月19日,田宝成与妻子张翠平到闸北信访办信访,恰巧遇到信访办工作人员康友法,田就问他:“康友法,你在笔录上说2003年4月24日我打你”。康友法说:“我没有说过你打我呀,你下次把笔录带过来给我看看”。2月9日田宝成和妻子带着笔录到区信访办给康友法看,当时康友法不知所措,很尴尬地、面色发红急忙逃跑,并,见说:“我不看,我不看”。田宝成夫妇也就回家了。
    
    (6)残酷的劳教恶法
    2004年7月16日,我丈夫被送押到上海殷高路劳动教养收容所。这地方是分流上海市劳教人员的一个中转站,凡是从上海各区县看守所押送出来的劳教人员,几乎全要来这里登记过渡,然后分别送往江苏省大丰市;上海市第一劳教所、上海市第二劳教所、上海市青浦劳教所(第三劳教所)等。即使短短的中转逗留,——殷高路收容所,丈夫他们每天早上6点钟就要起来干活,做的工作是粘贴手提式纸袋,一直要干到晚上11点左右才收工,人疲倦得实在不行,回到监房倒头就睡,根本就没有精力和时间洗一下澡,换一件衣服。7月中旬正值高温,五天后他的短袖衣裤已经发臭发黑发硬了。
    六天后的7月22日,我丈夫被送到江苏省大丰市四岔河镇,即上海市第一劳动教养所一大队二中队,成了所谓的“劳教学员”。他出看守所时,自己的“大账”上还剩250多元钱,一进劳教农场就发现自己的账上被强行扣去了60多元钱。一打听才知道劳教学员在农场期间,所有的生活用品全得自己掏钱买,如:茶杯、饭碗、劳教所的所服,布鞋、毛巾、牙刷、牙膏、肥皂、草纸等就不用说了,即使是劳防用品,劳教农场也不承担一分一厘的义务。里边用的垃圾袋、蚊香、食堂用的洗涤用品等等,全部由劳教人员来承担。
    (7)精神与肉体上的折磨
    劳教的第一个月是接受魔鬼般的集体整训。早上6点起床,晚上9点半回监房,一天的睡眠时间只有六小时。每天训练左、右转起立蹲下跑步稍息等命令。这期间气温常在36度以上,在烈日高温下,管教一天只给劳教学员喝两杯水,规定一天小便只能三次,大便三天一次,在吃饭前,管教还故意折腾劳教学员,让他们一手端饭碗,一手端汤碗,故意列队听口令:起立、蹲下、起立、蹲下……,两手端的汤食不准晃出来,不锈钢饭碗放到地上的声音必须整齐划一,动作迟缓者,轻则挨打,重则挨饿。吃饭时间只给30秒,有时刚扒了两口饭,还不到半分钟就听得一声号令:“放下”!所有劳教学员必须马上放下饭碗,不管是否吃完都得放下,也因此造成了极大的浪费。直到后来才明白:当一个人既吃不饱又遭受肉体和精神折磨时,别说是三天一次大便,一个礼拜能有一次大便已是不错了,而且每次的小便都红得像酱油。
    把真相说出来,没有经历过的人根本难以相信。听完以上所说的各种规定,大家都难以接受和相信。
    除了肉体整训外,劳教所还从精神上实施集体“洗脑”:背诵劳教农场的行为规范、生活规范、劳教农场“三字经”等所谓的“规章制度”。为了考核学习成果,大队长和所部领导最后进行抽查,对背不出者,一律视作不服改造:罚站、抽皮带、抽耳光、不给睡觉……,还规定每天晚上在练习本上写认识,第二天交上去。一星期休息一天,写小结,一个月写一次总结,内容必须是认错认罪。
    在整训的一个月内,洗澡只给两分钟时间,肥皂都来不及擦。除睡觉外其余时间不可以坐,每个人的小腿都出现浮肿,有些人的整个脸部都出现浮肿。
    (8)监管下超强度的廉价劳动力
    整训结束后,被送去强制劳动,田宝成所在的一大队二中队的100多个学员,所有人全干缝制足球的活:
    四个劳教学员围坐一张桌子,工具是简陋的锥子、剪刀、缝衣针、晴纶线和蜡块等。乍看就像是地地道道的足球加工厂,但实际上劳教所根本没有任何机械设备,全是最原始的手工来缝制足球。做足球的原料全是韧度和耐磨度极高的牛皮或合成革皮料,一个足球由32块皮拼合而成,要缝880多针,劳动强度极高,缝制足球用的晴纶线先要放在煤油、汽油、松香等混合液体中浸透,再拿出来用手绞干、晾干,然后上蜡缝制。经浸泡过的晴纶线毒性极强,劳教学员用锥子缝制时,难免会扎到自己的手指,如果不马上将出血部位用蜡线绕紧,患部就要发炎化脓,即使动好手术,回来后照样要干活,根本不会让人休息一天的。
    对缝制足球的劳教学员,上面给的指标是一人每天要完成6只半足球。对完不成指标的劳教学员,管教就会拳打脚踢,几乎三天两头就听到被打的人惨叫和呼救声。对不服气的劳教学员,管教则用约束带将其反绑双手后吊上铁杆,更有的被延长劳教期限。
    按照国务院劳动教养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劳教学员一天工作不得超过6小时,学习3小时,睡觉不得少于9小时,但实际上这里的每星期一、三、四、六,每天工作时间都有14小时(这四天早晨6:30上班,晚上21:00下班)每星期二、五则提早两个小时,19:00下班,有时还要加班。星期日休息一天。
    按理说劳教学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能把我们当犯人看待,但实际上劳教学员去医院看病一律都上手铐、不准穿鞋,无论天气是冷是热,刮风下雨都是这样,这比监狱还要残酷!
    在劳教所,我们家属所写的家信都要经过管教的检查,只要信里写了劳教所里的真实情况,管教就会说不给你寄出去,一定要改写到他们满意为止。对亲友寄来的信和包裹,他们也一律先拆开检查,看到信件中有批评劳教制度的内容和有关法律法规的复印件,他们就不会转交给劳教人员的。如知道后去问,得到的回答都是“我们不知道”或“没有收到过”。
    
    2006年6月2日,上海在即将召开“六国蜂会”的前夕,田宝成在家里被闸北警方无任何手续下,又一次被刑事拘留和判刑2年6个月。
    三、劳教的行政手段可被广泛应用
    
    按劳教的有关规定,劳教人员是吸毒、卖淫、偷盗等。现被政府作为打击报复信访人、举报人等等的依据。
    按劳教的有关规定,对聋哑人和已满60岁者不能施以劳教,但我丈夫亲眼所见,在他2005年2月出狱前,他所在的二中队就收进了8个聋哑人。聋哑人被管教打时,只能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
    还有,我在看守所碰到的一个吸毒的,因偷价值1000元的助动车被判劳教一年半。其本人害怕到劳教所劳动(吸毒人员都知道劳教所因有着惨无人道的劳动制度),然后向警察提出,自己再交代偷盗一部价值4000元的摩托车,最后只判了一年,比劳教提前半年出狱。
    还有,同样都是吸毒,有被判劳教1年到3年不等的,也有放回家不劳教的。
    
    最后,我们俩呼吁中共停止对访民有计划有系统的迫害!呼吁全世界爱好自由民主社会的人民与国家,呼吁国际人权机构,充分关注我国基本人权的状况,关注现行社会中因执政制度造成司法不公正的实际问题,呼吁大家共同联手起来反对我国现行的行政恶法——劳动教养及一切不合理的司法制度!
    
     张翠平
     2008-11-7
    
    联系:上海市宝山区南大路190弄18号601室,邮编:200436,手机:13391253066
    
    附
    一、张翠平被迫害的证据:
    第一次劳教证据:
    1、闸字(2003)0300792号,拘留通知书。
    2、闸字(2003)2003427号,释放证明书。 3、(2003)沪劳委审字第5433号,劳动教养决定书。
    4、沪劳委审字(2003)第5433号,劳动教养执行通知书。
    5、沪劳委解字(2004)第153号,解除劳动教养决定书。
    
    第二次劳教证据:
    6、沪公闸看释字(2006)061066号,释放证明书。
    7、(2006)沪劳委审字第5276号,劳动教养决定书。
    8、沪劳委审字(2006)第5276号,劳动教养送达回执(无签名人签名)。
    9、沪劳委解字(2007)第725号,解除劳动教养决定书。
    
    
    二、田宝成被迫害的证据:
     1、闸字(2003)030711号,拘留通知书。
    2、闸字(2003)2003427号,释放证明书。 3、(2003)沪劳委审字第5787号,劳动教养决定书。
    4、沪劳委审字(2003)第5787号,劳动教养送达回执。
    5、沪司劳一解字第000052号,解除劳动教养证明书。
    
    
    (维权网义工陆芳提供)

(博讯记者:蔡楚) (Modified on 2008/11/12) (Modified on 2008/11/12) (Modified on 2008/11/12) (Modified on 2008/11/14)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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