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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特大安全事故:刑不上大夫/北方可可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0月21日 转载)
    
    来源:公民 作者:北方可可
     (博讯 boxun.com)

    九月中上旬,“三鹿毒奶粉”事件突然爆发,在激起消费者义愤的同时,其负面影响很快从国内持续延宕、扩散到国际,几天之内,事件犹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整个中国奶粉、液态奶以及相关乳制品行业的销售看上去都难逃一劫。更为糟糕的是,因为事发北京奥运刚刚结束之际,因此,在相关的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就发出“是否因为怕破坏奥运期间的气氛而把问题压制”的疑问,官方对此虽予以明确否认,但“三鹿毒奶粉”事件给中国产品与社会诚信所造成的世界性负面影响,将当局一直试图通过北京奥运树立国家正面、积极形象的努力几乎付诸东流,而这样的后果当然是官方所不愿意看到的。
     事发之后,很多人对中国的奶制品都表现出了非常失望的情绪,媒体上就更是批评、抨击如潮,网络上则难免骂声一片了。不过,事已至此,人们似乎已没有必要过多纠缠于那些微观环节,而应更多地从宏观角度来对这种循环发生的恶性事件从根源上加以审视。那么,“三鹿毒奶粉”事件它何以爆发呢?我以为,毫无疑问,政府质检部门的责任首当其冲!因为即使“三鹿”不是此次事件之主角,从事后多种品牌奶粉都检出三聚氰胺这一情况来看,事件的爆发只是迟早问题,具体哪一个品牌扮演“揭幕”的角色似乎并不重要,它只不过是那个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骨牌而已。事实上,对于政府质检部门来说,人们可以发出一连串的追问,诸如事发后当地政府似乎把问题推给“三鹿”,说三鹿没有及时通报,三鹿把问题推给奶农,说有些无良奶农投下三聚氰胺;不过此后几天,蒙牛、伊利等多种品牌相继都被检出三聚氰胺,“都是奶农惹的祸”还能站得住脚吗?事发前政府的质检、工商、卫生这些行政管理部门又在干什么呢?既然“三聚氰胺不在质检部门的检测项目之内”,“奥运所供牛奶不存在问题”一说又如何成立?显然,“三鹿毒奶粉”事件并非是一起孤立事件,事后“有22家婴幼儿奶粉同样检出了含量不同的三聚氰胺”说明,问题并非偶然爆发,而是早就存在并严重到一定程度了。这起码说明,政府的质检部门在一定程度上几乎是形同虚设了。再有,据报道,早前就有消费者向当地相关部门投诉过“三鹿奶粉”的问题,就连“新西兰政府总理也在事发前知悉此事,并下令新西兰官员越过河北地方当局,知会北京有关部门”,那么,为什么在此期间政府的相关部门没有采取措施?这是否涉嫌行政不作为、乃至渎职呢?因此,这些食品安全问题的存在,从国家到地方的政府质检部门负有不可推卸的首要和主要责任!因为企业草菅人命固然失却人性,但毒奶粉能够长期存在并通过检测(免检)就无疑是政府的监管责任了。监管不严、监管缺位,乃至监管形同虚设、可能的官商勾结无疑是整个食品安全问题的关键所在!事实上,“三鹿毒奶粉”事件曝光后,以下这些问题就更加令人恐惧,比如市场上其它更多的乳制品到底有无问题?除了三聚氰胺,还有没有其它有害物质的添加呢?奶制品如此,其它食品的安全问题又如何?等等。
    
     几年以来,从毒奶粉到瘦肉精,从苏丹红的滥用到牙膏中二甘醇的超标,直到出口日本的毒水饺事件,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食品安全监管就一直逃不脱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出事——紧急处理——展开大检查——恢复过往的平静——等待下一次事发。这种状态如果形象些说,政府的行政监管部门充其量只是一支“消防队”,出了事就去紧急“灭火”,不出事似乎就万事大吉,中国的食品安全存在巨大“监管真空”地带已是不争的事实。此外,既然三鹿奶粉存在如此重大食品安全隐患,此前它“国家免检产品”称号是如何拿到的?授予其“国家免检产品”称号的国家相关部门的责任是否应该被追诉到底?中国的食品安全监管标准难道要以“人体试验”进行论证?事发几天后,国家“停止实行食品类生产企业国家免检”的决定说明,“免检等于官加商”一说或许并不过分。
    
     不妨把目光移开“三鹿毒奶粉”事件,来看其它一些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的情况。进入九月份,中国似乎遭遇上了一个多事之秋。在短短10多天时间里,山西发生溃坝,河北出现三聚氰胺奶粉,黑龙江、河南相继发生矿难,深圳的歌舞厅着起大火……重特大安全事故集中爆发了,而每一起事故都有数量不等的人员伤亡,有的事故死伤还相当惨重,就在山西溃坝事故发生后,看上去官运不顺的山西省长孟学农引咎辞职,而被这些接二连三的事故“拉下马”的中高级官员还包括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山西省副省长张建民、河北省委常委兼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石家庄市市长冀纯堂、河南登封市市长吴福民、深圳龙岗区副区长黄海广等,与此同时,另有包括郑州市市长、登封市委书记在内的一批官员,或受党纪处分或被责令向上级党委做出深刻检讨……事实上,上述这些官员的辞职或者被免职,抑或受到党纪处分、被责令做出检讨,固然与过去相比在行政问责方面有进步,但对这些官员来说,这样的“处理”它会是最后的“落槌定音”吗?以过往的经验判断,似乎是吧。然而假如果真如此“定论”,那就必然是历史的一次简单重复:党纪、政纪、法纪笼而统之,其具体界定混淆不清。理论上来说,党纪、政纪、法纪的“出处”不同,约束对象不同,其性质也当然各异。就说法纪吧,在上述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当中,是否存在行政不作为甚至涉嫌渎职犯罪?事件造成的后果是否严重?社会影响是否恶劣?我不清楚相关法律有着怎样的具体界定,但搜索了一下《刑法》——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犯罪罪名有35个,其中玩忽职守罪、商检失职罪、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罪、环境监管失职罪……等都赫然在列。而对上述这些重特大安全事故当中的大大小小的官员们来说,人们只看到党纪、政纪的处理决定,基本看不到司法介入的痕迹,尤其是级别较高的官员。如果中国不存在渎职罪犯,《刑法》中却有那么多追究渎职罪的条款,那就是立法者无脑,否则就是司法部门在处理重大事故上枉法。
    
     正因为面对责任事故始终“刑不上大夫”,才导致各级官员干预对食品行业中的种种黑幕敢于长期不作为、导致重特大安全事故频发、大面积民众无端受害,连毫无行为能力的婴儿亦不能免。这就是中国的一大特色。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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