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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卞仲耘之死:聚焦“六六‘八.五’”
请看博讯热点:文革四十周年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9月10日 转载)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报道2008,09,06)
     (博讯 boxun.com)

    *8月5日家祭卞仲耘*
    
     在8月5日的“心灵之旅”节目中播出了在文革中最早被学生打死的教育工作者、中学校长卞仲耘遇难四十二周年纪念节目――“抗议与祭奠”。
    
     1966年,卞仲耘是当时北京师大女附中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那时这个学校没有正校长。这所学校现在叫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今年8月5日,卞仲耘遇难祭日,卞仲耘的丈夫、八十七岁的王晶垚先生在北京家中,和前来的朋友祭奠了卞仲耘校长。
    
     日前王晶垚先生再次接受我的采访,从今年8月5日的祭奠谈起。
    
     王晶垚先生:“唉!是这样,北京办奥运,交通嘛,一般人很少出来,有朋友来看望,而且献花,照片你们看到了吗?(已上网)”
    
    *王晶垚先生抗议:实验中学校庆宋彬彬成‘荣誉校友’*
    
     2007年9月9日 ,北京师大附属实验中学九十年校庆。12月22日,王晶垚发表致该校校长袁爱俊的公开信,信中就该校九十年校庆,将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的当时该校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评为九十名“荣誉校友”之一表示抗议。
    
     关于1966年8月18日发生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事情,请听当时纪录片片断:
    
     (插播)“< 群呼>‘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 广场音乐>‘大海航行靠舵手’< 现场解说>‘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宋彬彬,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主席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毛主席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她说‘是’。毛主席说‘要武嘛!’< 群呼 >‘毛主席万岁!’。。。<现场解说>‘敬爱的毛主席,您的话我们记住了!我们决心接过革命前辈的枪杆子,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江山。我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有您作我们的统帅,我们什么也不怕。’< 众狂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毛主席!’。。。”
    
     王晶垚先生在他的公开信中,回顾了卞仲耘校长遇难,以及毛泽东“八.一八”接见红卫兵后,北京(官方统计)1,772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公开信要求实验中学撤销宋彬彬荣誉校友称号,让青年学生认清文革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王晶垚信中表示,等候袁爱俊校长的回音。
    
    *王晶垚先生:对公开信置之不理,袁爱俊成奥运火炬手,不能容忍*
    
     王晶垚先生说:“国内外舆论界、文化界对他们这次校庆的作法反应很强烈。我写公开信提出强烈抗议,现在他们居然置之不理,毫无回音,有关方面也没有任何表示。到现在我仍然要求中国共产党中央有关部门,以及有关政府部门对这样的重要事件应该表态,这就是我在卞仲耘校长惨遭红卫兵杀害的四十二周年,表示我最强烈的抗议。”
    
     王晶垚先生还提到:“北京奥运的火炬传递,袁爱俊传递火炬,这意思就是说,有关领导对她违抗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这样的倒行逆施行为,不但不加以干预,还容忍支持她大张旗鼓同党中央决议对抗。不但没加制止,而且在奥运期间反而对她进行张扬,加以鼓励。这是不能容忍的。我准备提出书面意见,向有关方面进行投诉,表示抗议”
    
     *王容芬女士:8月5日这一天不能忘啊!*
    
     王晶垚先生还谈到:“王容芬在卞仲耘遇难四十二周年时的文章你看到了吧?”
    
     他这里提到的8月4日王容芬发表的文章题目是《红八月祭》。
    
     今年1月12日,也就是王晶垚先生发表公开信后二十天,居住在德国的的学者王容芬女士在互联网上发表一封致胡锦涛的公开信,题目是《敦促胡锦涛给文革结案,惩处反人类罪犯》,至今也无回音。
    
     现在在德国的学者王容芬四十二年前二十岁,是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德语专业四年级学生。她给毛泽东写信抗议文革,以后坐牢十二年。
    
     我就《红八月祭》一文和1966年8月5日卞仲耘遇难采访了王容芬女士。
    
     谈到8月5日这个日子,她说:“这一天很自然地蹦到我日历上,这一天不能忘啊!因为这是一个恐怖行动的开头。从这儿以后就刹不住了,加上毛泽东再一‘挥手’,一‘要武’,公安局。。。那时候公检法还没有倒台,他们统计出来的数字,仅仅一个月时间,死在红卫兵皮带底下的已经是1,772个人了。
    
     所以,这个日子不能忘。不止是纪念遇难的卞仲耘校长一个人,也是纪念1,772个无辜死了的人,纪念在整个文革中遇难的我们的同胞,所以我就写了《红八月祭》,记这个恐怖行动的开头。
    
     更让人悲愤的是,这个恐怖行动到现在没有结个案,没有结个帐,没有个了,而且当年恐怖行动的那些主角,今天还活跃在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生活舞台上。”
    
    *王友琴博士:卞仲耘校长“八.五”遇难简要经过*
    
     校友王友琴的寻访与记录――
    
     现在在美国一所大学任教的王友琴博士1965年考入北京师大女附中(高中),她在该校经历了文革。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王友琴采访文革经历者和受难者家属,2000年建立了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2004年出版了五十二万字的《文革受难者》一书,记载了659名受难者的悲惨遭遇,其中‘卞仲耘’一篇是篇幅最长、记述最详尽的。
    
    8月5日前已有暴力事件――
    
     王友琴博士谈卞仲耘遇难经过:“8月5日以前,在北京一些中学已经开始发生暴力事件。女附中在8月4日那天,也已经有红卫兵学生用民办训练的用的木枪打了卞仲耘和另外一位副校长胡志涛。
    
    墨汁浇头,被斗跪高台――
    
     8月5日那天上午,当时掌管学校的革委会就通知了已经在所谓‘劳改队’里的卞仲耘、胡志涛、梅树民、刘致平、汪玉冰等人,告诉他们当天下午要斗争他们。
    
     实际开始的时间是下午大概两点时。高一的一些学生先开始,然后其它一些班级学生参加。在学校的操场和宿舍楼前,有人拿来墨汁,浇在他们的头上。也有人拿来簸箕,把他们游街,要他们一边走一遍敲簸箕说‘我是牛鬼蛇神’。。。然后把他们揪到锅炉房侧面一个高台上,让他们跪在那里,就喊打倒这些人。
    
    钉棍殴打,挑土“劳改”,遭开水烫――
    
     然后,把他们揪下来,有人到学校的木工房拿来正在修理的桌椅上的腿,上边有钉子,接着就把他们几个人。。。特别是把他们三位女老师,带到了学校的小操场,那儿有一些施工用的沙土,要他们挑土,进行所谓‘劳改’。当时把土筐装得非常满,卞仲耘根本就挑不起来,她们就打,而且用有钉子的棍子打,看见的同学说,钉子打在肉上,就看见血很快从那小洞洞里涌流出来。
    
     梅树民和刘致平两个男老师被押送打扫男厕所,他们和三个女老师就分开了。这中间,有人去锅炉房拿过开水来烫他们。
    
    卞仲耘昏倒被踩脸,大小便失禁,瞳孔扩大未送医――
    
     卞仲耘从小操场又被押送到学生宿舍楼一楼的厕所,让她打扫厕所,这时候她已经站不住了。然后她又被拉到宿舍楼门口,昏倒在门口的台阶上。这时候还有人往她头上扔东西,用脚踩她的脸,踢她,她已大小便失禁。
    
     胡志涛副校长曾经也被拉到那个地方,她看到卞仲耘的瞳孔已经扩大,她说‘这个人已经不行了,应当送医院’,红卫兵不听,把胡志涛推到一个屋子里,关在那儿。
    
    学校对门是医院,天黑才送早已死――
    
     后来是校工把卞仲耘放到一个垃圾车上,送到了校门口。学校的对面就是医院,但是她们说,送过去影响不好,所以把她的身体放在学校门边。一直到天黑时,才推到对面邮电医院,医生说已经死了很久了。
    
     这就是那天下午的简要过程。”
    
    *王晶垚先生:预感危险,8月5日早上夫妻握手告别*
    
     王晶垚先生回忆1966年8月4日、5日两天。那时候他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科院前身)近代史研究所工作。
    
     他说:“当时在共产党鼓动下,成立了红卫兵,打死校长的暴行,红卫兵中间高干的女儿作为骨干,领头残杀自己的校长。
    
     1966年8月4日,我晚上回家很晚。卞校长就告诉我,她们当天下午已经开始遭受到红卫兵的威胁和殴打,当时情况很严重,非常危险了。我跟她讲‘感觉是由红卫兵在管理学校,很危险,你是不是暂时走开?比如回到故乡农村暂时回避一下。。。’她表示,如果自己离开,这些红卫兵就有了借口,更证明她有问题了,所以不能离开。而且她也预料到有生命危险。”
    
     主持人:“她离开家时的情况您还记得吗?”
    
     王晶垚:“我记得。因为我们两个人分住两个房间,她起得早一点,她就走到我的寝室,告诉我要走了,这种情况下,我们家保姆劝她‘你不要去了,感觉很危险嘛’,她说,还是要去。
    
     临走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就不约而同的握手告别。”
    
    *王晶垚先生:8月5日前后三天,接连死三位同我有关的人*
    
     主持人:“通知她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言词使她意识到危险很大?”
    
     王晶垚:“现在有人记得有过正式预告,通知说第二天要斗争你们。现在有个当时的同学,一个作家,最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集体谋杀》,她出过一本书。说‘卞校长的死刑是她一进学校大门的时候就开始执行了’。
    
     这里要联系起来看。我在我的单位已经是革命对象了,8月5日上午我进我单位的时候,我们三个老干部已经被造反的人划定为‘小三家村’。说我们三个老共产党员要同他们造反派争夺权力,这是加在我们头上的陷害语言。我们之中一个人,头一天晚上(4日)跑到‘人定湖公园’,喝‘敌敌畏’自杀死了。但当时(单位)没宣布,我们正在开会。自杀者叫祁式潜是国民党高官、考试院院长居正的女婿,我看他最后一眼,是他4日下午从单位出去的时候,我进大门。第二天8月5日,卞校长被他们杀害了。再过一天(6日),过去《大公报》的名记者刘克林、我的大学同学,在中共中央宣传部跳楼自杀。”
    
    
    
     主持人:“是不是刘自立的父亲?”
    
     王晶垚:“对,对。同我有关的,(三天)就死了三个人。我回家(5日)的时候,还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
    
    *王晶垚先生:8月5日晚,得知噩耗*
    
     主持人:“您回去得到卞校长消息是几点钟?”
    
     王晶垚:“八、九点钟。”
    
    
    
     主持人:“您怎么得到消息的?”
    
     王晶垚:“我回去后,女附中人事干事、总支办公室干部赵桂英从医院打电话给我,说‘卞校长受伤了’,实际上是不在了。九、十点钟,我带着孩子赶到医院。
    
     现在有一种说法,说‘受伤以后救治无效’,实际早在学校已经完全被打死了。这个事情,林莽先生目睹,讲得很具体。”
    
    *林莽先生:听到嚎叫,见游斗被墨汁涂脸的人们*
    
     我采访了现在在北京早已退休的林莽先生。他说:“我九十二岁了。当时我就是个‘右派’嘛,还在劳动,‘学校专政’二十几年,我被划成‘一类右派’,劳动教养,送到茶淀劳改,饿死过去救转来,这样才回到单位,是作为病号回来的,就在资料室、图书馆。
    
     8月5日那天,听到外面鬼哭一样嚎叫。我一看,外面人排成队,第一个是卞仲耘,第二个是胡志涛,校领导,其他几个是教务主任,副校长啊,刘致平等人。那个情况实在。。。我们历史上几千年。。。今后怎样我很难说,搞成这样一个精心策划的场面――卞仲耘、胡志涛,她们的脸用墨汁全涂黑了,就看见眼睛和牙齿。嘴巴还喊叫‘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我是走资派!我该死,我该斗!。。。’每个人都这么喊。卞仲耘手上拿着扫地装垃圾的铁簸箕,胡志涛拿着个脸盘,另外还给他们个棍子敲,喊一下,再敲,敲完再喊,不断挨打,就是因为要他们声音大些,嚎,喊得不够响就打。他们就拼命鬼一样嚎叫,不停挨打。
    
     这时,其实已经在大操场我没看到的情况下已经批斗过了。批完游斗,游到后面小操场上来。”
    
    *林莽先生:被学生踢打,终于倒下的卞仲耘校长*
    
     林莽先生回忆:“打来打去,下午终于倒下的是卞仲耘,因为卞仲耘比较胖一点,打她最厉害。因为她是学校的书记,又是副校长,人都已经倒下了,红卫兵踢她,说‘你装死’,让她起来,当时起不来,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就再踢。。。
    
     这些红卫兵就在这一、两天之间,变化很大。过去没有哪个穿草绿色军服,还箍了个红卫兵袖章,脚上过去也从来没见过一下都穿那个翻皮军用皮靴。用穿着军靴的脚踢,那是不忍看的、害怕的,也是很痛心的。
    
    *林莽先生:“劳改”捉弄与折磨*
    
     后来红卫兵打累了,就改个办法‘劳改’,发现有一堆砖,还有沙,就捉弄他们。让他们把砖搬到这边来,搬完再搬回去,来回折腾。
    
     这时卞仲耘还倒在地上,她稍稍苏醒一点点,还重新慢慢爬起来,她也想来帮助,就走不动了。这时我就没再看了,因为我还要打扫厕所去,这边情况就不知道了
    
     等到我打扫完厕所,红卫兵又来叫我,这时已经过了相当长时间,跟着她们到了女生宿舍。因为她们让我平时打扫女生宿舍厕所,扫把什么东西我知道在什么地方,宿舍楼厕所外间是盥洗室,里间是厕所,我到那里发现她们已经把卞仲耘弄到这儿,她没倒下,但也站不住,扶着靠着墙。让我递笤帚给她,让她打扫,她还没接住我递的笤帚,倒下来。一倒下就再也没爬起来。
    
     这时,红卫兵到盥洗室装了一脸盆水,朝她头上泼过去,泼得她一身是水,还不能醒。这时我跑开了,没有心情看一个人受难,我又回去了。”
    
    *林莽先生:目击口吐白沫和死亡的卞仲耘校长*
    
     林莽先生说:“没过多久,又来叫我。这次是在女生宿舍楼中间对着操场的门台阶上,已经挪到外面来了,卞仲耘躺在那里,哎呀,那是口吐白沫,呻吟,还没有完全死,她的眼睛还翻动,说不出话了。女红卫兵要我跟工人老白把她抬起来,放到平板车上。
    
     我就抬,她两脚上的鞋子、裤子都湿透了。
    
     就在我把她两脚刚刚抬起的时候,一抬头,很多女红卫兵、学生都在围观,她们为什么还哈哈哈哈笑?我忽然间明白了,我不是个右派吗?让个活着的‘右派’,抬个快死的‘走资派’,她们觉得好笑。这时我突然感觉耻辱、愤懑、受不了,我也在被嘲弄当中。一想,我不抬,就把她两脚放下来。结果有穿着军靴的脚朝我后腿上猛踢了一下,没把我踢倒,我跑掉了。
    
     以后校工老白他们怎么弄上车去的,抬到后面小操场厕所的门口,有棵树,我还要在厕所干活,才发现卞仲耘在树底下,这时已经完全死了,身上盖了大字报,大字报上还放了个长笤帚,这是我当时看到的情况。”
    
    
    
     主持人:“当您看到大字报上压着笤帚的时候,是大概几点钟?”
    
     林莽:“相当晚了,大概三、四点以后。她后来的情况我不知道了。”
    
    *陶洛诵女士:那天特别特别热,他们跪在高台上*
    
     现在旅居澳大利亚的作家、原师大女附中高中学生陶洛诵回忆1966年8月5日下午。她说:“卞仲耘挨打是那天在操场上,天特别热特别热。红卫兵让他们一些人跪在那个高台子上。反正我对卞仲耘、胡志涛、梅树民、汪玉冰的印象特别深,因为汪玉冰嚷嚷‘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歇斯底里地嚷嚷,实际是一种抗议。几个红卫兵提着棒子在台子上,后来那些我就不知道了。白天看见这一幕,我想‘坏了’,因为我母亲是教师,打人风一开始,回去我跟母亲一说,母亲说‘前景不好’,因为高干子弟他们这种行动,有什么马上就要波及到全社会,而且肯定也是受到上边的支持和指使的。”
    
    *当年在校一高中学生:卞仲耘被砸、打、踢,倒下不动了没人管*
    
     一位现在在北京已经退休的当时师大女附中高中学生说:“那天我到学校去的时候,看到一队红卫兵押着卞仲耘他们几个人,挂着牌子弯着腰,往前走,游街一样的。她们就在后边扔糨糊瓶、炉灰,往他们身上砸,又打又踢的,我就看不下去,心里发抖,觉得她们怎么这么狠毒,这样打人,这样折磨人,我心里根本就不觉得他们是什么‘反革命’,是什么坏人。
    
     后来我就和我们出身‘右派’什么的几个人,找了个特别小的平房小破屋子,没人去的地方呆着去了。后来等我们出来的时候,看见操场上没人了,卞仲耘一个人躺在操场上不知是死是活,反正是不能动了,没人管。”
    
    
    
     主持人:“那是几点钟?”
    
     答:“记不清楚了,过后听说又把她拖到女生宿舍,又怎么折磨,给折磨死了。”
    
    *王晶垚先生:卞仲耘遍体鳞伤死不瞑目,留下四子女*
    
     卞仲耘校长的丈夫王晶垚当天晚上得到通知去了医院。
    
     日前王晶垚回忆说:“女附中对面的邮电医院。在场的就是七个人,宋彬彬、刘进。。。我有名单,这名单现在网上已经有了,就是当时他们叫什么委员会负责的,掌权嘛。刚一上来,他们很慌张。后来名单是我要他们写的,我一个人也不认识。
    
     我的四个孩子也去了,他们让我的孩子在另外一个房间。我大女儿当时大学一年级,在中国科技大学,二十岁,学校通知我的时候,我们先到医院,后来才通知她从科技大学赶到医院的。二女儿在女一中,初二。老三是男孩子,他在师大一附中。老四,女儿在师大二附小。”
    
    
    
     主持人:“卞校长那年多大年纪?”
    
     王晶垚:“五十。”
    
    
    
     主持人:“您当时见到这几个人,让他们留下了名字,这时候您见到卞校长遗体没有?”
    
     王晶垚:“见到了。”
    
    
    
     主持人:“是什么样子?”
    
     王晶垚:“遍体鳞伤,她是死不瞑目啊,眼睛还睁着的。在殴打过程中,有女生踢她头、身上、手。还有个学生到最后站在她头上。我们看的时候,她的脸上、头部有伤。后来到了医院太平间、脸上就发紫黑色。到了火葬场,9日火化之前,她的脸全部变紫黑色了,那真是惨不忍睹。
    
     所以照片上。。。因为孩子们都去了,我就同大女儿找一块大手绢,把她的脸盖上。照片上脸盖着布。”
    
    *王晶垚先生:当时买相机拍照,存照片遗物至今*
    
     王晶垚先生当时买了照相机,照下了很多照片、连同卞仲耘校长的遗物保存至今。
    
     关于卞仲耘校长死后情况,王晶垚补充说:“到医院以后,看她遗体的时候,她上身的衣服就没法穿了,就给剪开剪掉了。衣服都撕破了,血衣我全部保存。”
    
    *王友琴博士:8月5日,非常重要的一天*
    
     谈到卞仲耘校长遇难的1966年8月5日,王友琴博士说:“我想,这一天不但对卞仲耘本人和她家人来说是生死攸关的一天,而且在北京文革的历史上,特别是在这样大规模暴力事件发展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一天,因为在这一天,是北京第一个发生的红卫兵打死教育工作者的事件。
    
     当天晚上,北京市委、周恩来办公室等等都已经来学校,知道了这个事情。而且当时学校革委会的负责人宋彬彬等人也到北京饭店,当面向当时北京第二号负责人吴德汇报这个事情。可是没有人来制止这样德暴力行为。
    
     所以在8月17日,北京101中学发生了第二起打死老师的事件。
    
    *王友琴博士:毛泽东“八.一八”接见,对宋彬彬说“要武”*
    
     在1966年的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一百万红卫兵。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献上了红卫兵的袖章,他们有非常著名的谈话,然后她就改了名字叫‘宋要武’。
    
     8月5日这天,在整个暴力迫害中起的作用当然非常明显。毛泽东他了解这些,其实这些也正是他想要做的。因为在他发动文革的著名的‘五.一六通知’,以及后来8月8日的‘十六条’里边,都讲的非常清楚‘这个革命的目标之一,就是打击教育界的资产阶级分子’。
    
     我们从北京死亡的人的日期来看就非常明显,‘八.一八’之后,北京每天被打死的人一天比一天增加,从一位数变成两位数,从两位数变成三位数。
    
     另外在女附中当时,有二十来个老师和职员在劳改队里,除了被强迫劳动以外,还遭受各种污辱,也包括殴打。比如政治教员杨震,就曾经被打得昏死过去。林莽两次被提审,都是被打、罚跪,在第二次以后,他决定自杀,已经写好自杀的信,贴在墙上,然后他去拉了电灯。可是电灯泡炸了,他没有死。然后他改变了主意,活了下来,今天他还能为这个历史作证。
    
     北京是一个有三千年文明史的城市,这样残酷的的事情,就是用一些当时年龄从十四岁到十九岁之间的青年,用拳头、棍棒把大概是两千左右的人活活折磨死。这是在北京的文明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野蛮和残忍。”
    
    *王友琴博士:女附中,毛泽东两个女儿的学校*
    
     王友琴博士指出:“ 这个学校有个特点就是有非常多的高干子弟,毛泽东的两个女儿都曾经是这个中学的学生(1966年前已经毕业离校。)
    
     特别是在文革前一年,1965年招生的时候,学校的干部子弟大概占了百分之五十。我们也看见红卫兵运动就是在这些高干子弟集中的学校最早开始形成的,这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事实。不但北京如此,各省市也是这样子的。
    
     我们可以看见在北京,在北京大学附中、清华大学附中、师大女附中。。。这些最早成立红卫兵的地方,他们的领导人都是一些高干子弟。他们有内部的消息,知道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文件和方向,他们也以‘革命的主导力量’自居,这两者的结合,使得他们在那个时候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王友琴博士:四十二年,没有道歉和忏悔,受难者家人还在恐惧中*
    
     王友琴说:“当然非常遗憾的是,一直到现在,他们中间的几乎没有什么人,对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表示道歉,也谈不上忏悔。
    
     我是想,这已经是四十二年前发生的事情了,可是直到现在,这些受难者们的事情,还没有得到清楚明晰的记载,他们的家人还感到非常大的压力,很多人还生活在恐惧之中,这是应该改变的。”
    
    *王友琴博士:四十二年后――是谴责记载,还是当光荣炫耀?*
    
     王友琴表示:“虽然这是四十二年以前的事情,为什么我们还要来说呢?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对这样一个事情,如果我们不谴责、不记载,那就等于接受这样一些东西,而事实上可能有一些当年的参与者们,也还抱着这样的看法,所以也才有不久以前,在实验中学(师大女附中)校庆的纪念会上,还把宋彬彬给毛泽东带袖章的照片当作学校的光荣来张贴和炫耀。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假如我们到现在还认为,杀死校长是一种光荣,那么今天怎么可以有我们现在的法律和道德呢?”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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