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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会萍:中共暴政下的大陆男童贩卖链条调查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7月29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中共的一胎化政策,造成拐卖儿童这一在大陆持续了20余年的犯罪行为,于近年再次猖獗,这似乎已经成为大陆社会的顽疾。而在打击这种犯罪的过程中,政策的倾向、资金的困难以及官民间的不同利益考量,都在影响着数以万计家庭的命运。
    
     29岁的彭高峰决心要找回自己的儿子。 (博讯 boxun.com)

    
    2008年3月25日19时许,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一个穿着黑夹克男子趁彭高峰夫妇不注意,抱起3岁大的彭文乐后,一路狂奔而去。
    
    监控录像显示:当时孩子在拼命挣扎,甚至挣脱到了地上,但男子又一把把他抱起,消失在人海中。
    
    彭文乐是深圳市近年来被拐抢的20个孩子之一。
    
    此前的2002年,深圳市先后有11名男童神秘失踪,这一案件被公安部和广东省公安厅列为2003年督办案件,最终侦查发现,一个叫许美盛的潮阳人利用自己的孩子帮助拐骗了这些男童。
    
    “以前还只是诱骗,现在发展到公然抱抢。”彭高峰在寻子过程中意外发现,自2001年以来,深圳市和邻近的东莞市男童连续不断失踪,失踪人数超过千名。
    
    2007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008-2012年)》,这被称为中国第一个国家级打拐行动计划,涉及28个部委,涵盖预防、打击、受害人救助、遣返及康复、国际合作等各个领域。
    
    2008年,公安部成立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办公室,以期遏制大陆日益猖獗的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东莞、深圳以及背后南中国地区的男童贩卖活动能否得到有效遏制,令各方瞩目。
    
    男童市场
    
    东莞的情况,与深圳似乎一样糟糕。
    
    2007年11月12日傍晚,东莞市寮步镇上底村,一辆白色面包车突然停下,两名男子跳下车,把一旁才9个月大的叶锐聪抱上车,在家属的追赶呐喊中逃去。
    
    一段时间内,东莞一些市民把家里的男童扮成女孩,避免引起人贩子的注意。在当地寻子家长提供的一份名单中显示,共有1000多名男童在东莞各地被偷。
    
    大规模男童偷盗事件背后,是一个兴盛的男童供销市场。广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孙小迎说,中国的男童市场由来已久。1983年,随着大陆计生运动的深入开展,政府开始向农村派出宣传队和避孕节育手术队,提倡生了一个孩子的育龄妇女上环,生了两个以上孩子的夫妇一方结扎。
    
    当年,大陆乡村正在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重新得到土地的许多家庭又希望生育更多男丁,以便日后成为农耕劳动力。
    
    大陆乡村对男童的刚性需求,催生了建国以来第一轮大规模的男童买卖浪潮。1987年以来,大陆各地妇联组织开始大量使用“急剧上升”、“情况严重”、“十分猖獗”、“亟待解决”等词语反映妇女儿童被贩卖的情况。
    
    公开资料表明:1999年以来,四川省贩卖人口活动十分猖獗。据四川17个地、市、州统计,当年上半年共发生拐卖人口案件2478件,作案成员4502人,还有4621起拐卖人口案线索待查,其中儿童居多。
    
    一段时间内,贵州、云南、广西和四川等省区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生育政策较为宽松,计划外生育屡禁不绝,导致该地区的男童贩卖异常活跃。在外来人贩子的带动下,当地贫困村民也开始参与整个儿童贩卖链条运作。
    
    中国人口贩卖链条逐渐形成,人贩子之间的讨价还价也开始形成一整套“暗语”。在南方,对被拐儿童以“货名”相称,一般将男孩、女孩分别称为“正品”、“副品”,婴儿年满一月称“一两”。在北方,男孩。女孩则分别被称“大货”、“小货”。
    
    2000年,贵州省安顺市连续爆出两起震惊全国的特大儿童拐卖案,警方在处理该案时,共解救儿童上百名,案涉河南、福建、江苏、云南、广东等省。该案中还发现父母出卖自己亲生子女的情况——一个两岁女孩的价钱是300元,而男孩的最高价格是5000元。
    
    是年,中国警方开始第一次大规模的全国打拐行动,试图遏制日渐猖獗的妇童拐卖行为,其中铁路公安重点监控了由云贵黔川等西南诸省始发的数条铁路运输线路。
    
    2005年2月,郑州铁路公安局解救出30多名被拐卖的儿童,切断了从广东湛江和广西桂林到豫北的贩童通道。当年5月,武汉铁路公安处破获一个共计贩卖42名婴儿的团伙。7月,郑铁公安局再次在河南洛阳、四川西昌、山东东明等地摧毁一个跨省“贩、运、销一条龙”的家族式跨省贩婴犯罪集团。
    
    贩童新变化
    
    一些被拐卖的孩子在恶劣、漫长的运输中常常生病或者死去,增加了贩卖成本。中国铁路警方频繁在列车、车站的检查,增大了火车贩卖的“风险”。此外,云南因为旅游等产业的兴起,经济发展迅速,农村中因为贫困而出卖自己亲生子女的情况日渐减少。
    
    这些变化,使得人贩子的目标开始锁定昆明、东莞和深圳等城市中,随同父母进城的数以百万计的男童,盗抢得手后,再通过四通八达的公路网迅速外运。昆明警方曾对外公布,2000年到2003年间,昆明共有352名孩子被拐,其中男童278名。
    
    “那一段时间丢孩子很多”,东莞市寮步镇市场里一位摊主郑春忠说,2003年,两个妇女偷走了他的儿子,而该市场前后一共有5名男童丢失。
    
    2004年,郑春忠在寻子的漫长过程中,帮助东莞警方抓获了数个贩童团伙,成功解救11名男童。2005年,东莞警方又再次组织行动,再次解救11名男童。
    
    东莞法院认定,从2001年3月至2004年5月,以一个叫刘建秋的潮汕人单独或结伙在东莞市寮步、大朗、东城等镇区的市场,以买泡泡糖、玩具等为诱饵,拐带儿童到汕头市潮阳区,交由当地人卖出男童,共拐卖儿童38名。
    
    2008年6月,刘建秋被执行死刑。
    
    郑春忠没有找到自己的儿子,但却成为了一名反拐专家。郑春忠称,广深公路两侧的数百个大小农贸市场是男童被偷的重灾区。这些男童的父母一般来自乡村,因为忙于生计,常常疏于保护自己的孩子,许多孩子像在乡村时一样自由活动。
    
    一名多次参与侦办拐卖儿童案件的警察称,买进孩子的重点地区是中国的山东、福建和广东的潮汕地区,中国的改革开放帮助上述地区经济发展迅速,民众积累了大量财富。此外,这些地区的民众许多人重男轻女,而且深信多子多福。
    
    2002年开始,一个叫唐显忠的男子在东莞拐骗6个男童,然后送到福建厦门市贩卖。 一名潮汕人士告诉本刊记者,近年来,潮汕地区开始流行一种新的“消费”——买孩子。有儿无女,有女无儿及无儿无女的家庭中,许多会设法买个孩子,而一些本有子女的家庭为了发展家族产业,发展下一代势力,也亦会花钱再买一两个男孩或女孩。有些地区的民众甚至还把买儿、买女作为荣耀互相攀比。
    
    郑春忠说,即便是其他在农贸市场丢了孩子的潮汕籍家庭,无一例外,都是育有三四个孩子。
    
    “买一个男孩放在家里,可以做一个引子。”上述潮汕人士称,一些潮汕人相信,家里如果有一个男孩,可以形成某种“气场”,帮助妇女生出男孩。
    
    大陆虽然对户籍登记设有严格制度,但在潮汕一些地区,一个婴儿只需要花200元找村主任开出一张出生证明,就可以到派出所上户。如果是几岁的孩子,则只需要在计生部门缴纳几千元不等的社会抚养费,即可到派出所办理户口登记。
    
    2002年,深圳被拐骗的11名男童也是被发现带到广东潮阳市金玉镇,再经人卖到汕头、潮阳、揭阳等地。广东省公安厅不得不组织深圳、汕头、潮阳、揭阳、汕尾五市联动,才一举救出其中的9名男童。
    
    越来越多证据表明:在东莞、深圳丢失的孩子大多被送往潮汕。因为暴利驱使,一些潮汕人成为了人贩子,利用广泛的人脉加快了男童的脱手过程。
    
    剽悍的民风,给警方的解救行动增加了困难。参与2002年解救行动的一名深圳警察说,他们被警告一定要小心被当地民众围攻,所以他们选择了深夜进入解救地区,一解救成功,立刻便上车“逃离”。而东莞警方一直感到遗憾的是,还有被潮汕人买进的3个男童因为当地走漏了风声,被藏匿起来,一直无法得到解救。
    
    侥幸的成功
    
    为了找到包括彭文乐在内的18名孩子,深圳市公安局成立了以一名副局长为组长的专案组。
    
    深圳市南山区公安分局一名负责人说,人贩子深知一旦在拐卖过程中被人发现,一定将遭遇群众围殴,所以他们计划周密,力求一击即中。而买孩子的家属也因为担心被人发现后人财两空,所以对买来的孩子看守严密。
    
    “如果没有具体线索,找一个孩子回来犹如大海捞针。”该警官感叹称,侦办此类案件压力很大。
    
    莫金昌显然是很一根幸运的“针”。
    
    2007年12月10日上午,深圳市宝安区西乡三围村。一个陈姓潮汕籍男子骑着摩托车把3岁大的莫金昌一把抢了过去,飞车逃脱。陈在潮汕没有找到下家,就抱着孩子去了河南南阳,试图卖给一名女中巴司机,后被该司机和其家人设计擒获。
    
    陈坚称他是帮助别人照顾孩子,警方没有寻获证据,只得放人,而向深圳警方发出的协查传真也未获得有价值的回应。南阳警方只好把莫金昌安置于南阳市福利院。
    
    一名《南阳晚报》的记者把莫金昌的照片传到一个叫“宝贝回家”的寻子网站上,恰巧被浏览该网站的莫父一眼认出。
    
    2008年6月28日,在一间小屋里抱着莫金昌的父亲,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还心有余悸。
    
    对其他父母来说,追寻丢失的孩子简直是一场“炼狱”之旅。彭高峰贴出寻子启事后,至少收到两千条试图行骗的信息。另一个家长还两次被人约出,说是一手交钱一手交人,埋伏在一旁的警察每次都能从这些人身上缴获刀具,“如果不是警察,可能被他们谋财害命了”。
    
    虽然寻子之路如此波折危险,但那些丢了孩子的父母依然用着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寻找孩子。一个叫蒋铮的孩子被湖南龙山县一个人贩子拐卖,警察一直无法将其缉拿归案。蒋铮的祖母寻到人贩子的家里,向人贩子的家人下跪,还帮助下地干农活,希望能够感动他们去做人贩子的工作,说出孩子的下落。
    
    最后,一无所获的老人回家后郁郁而终。
    
    2004年,湖南怀化一个叫戴特株的5岁男童在家口门失踪,祖父戴子初3年间走遍大半个中国,行程上万里寻孙,仅寻人启事就向全国各地散发了500万份,耗资50多万元还是一无所获。
    
    打拐需要国家计划
    
    因为越来越多的孩子被偷,各地的父母通过互联网等方式形成各地区的“寻子联盟”。本刊记者获悉,全国范围内已成规模的“寻子联盟”主要有三处:云南昆明、广东东莞、深圳和河南郑州。
    
    一些因为丢失孩子而急躁的家长因不满当地警方的查办方式,常与警方发生冲突。大陆警方规定:儿童失踪不足24小时,警方可以判断是走失、迷路而不能立案。在24小时后,家属还必须提供儿童被拐卖证据,否则仍不能立案。
    
    有家长称,这一规定设计有利于节约警力,但他认为,有关方面没有考虑24小时正是寻找失踪人口的关键时期,人贩子完全可能利用这段时间成功转移儿童。很多愤怒的家属由此走上了上访控告之路。而警方又不得不派出更多警力来控制上访者——警察和人贩子的战争由此变成警方和受害者之间的斗争。
    
    一名警界人士称,1988年以来,中央财政每年都会拨款300~900万元不等的打拐专项经费,但这一经费在1998年被取消,使打拐失去了基本的经费保障。而每解救一名被拐儿童,平均会花费3~5万元,现实情况是谁去“打拐”谁垫资,因此,各地警察对打拐普遍缺乏积极性。此外,找到了孩子如果找不到父母,福利院不接收,警方将无处安置这些儿童。
    
    这名警方人士称,实际接触中,一些民政部门不可以接收警方送来的孩子,称他们是财政包干,没有额外针对被拐儿童的安置资金。
    
    不计其数的人开始通过“宝贝回家”等寻人网站谋求自救。该网站几千名志愿者和家长实行“分片包干制”,各自在自己的区域内搜寻信息,然后通过网络、电话分享交流。
    
    海外打拐专家称,即使在市场化程度很高的美国,孩子失踪也只能主要依靠政府寻找,私人和社会力量只能发挥辅助性的作用。
    
    早在2006年,公安部刑事侦查局侵害妇女、儿童案件负责人祝燕涛呼吁建立一个国家反拐计划,由一个综合协调部门或者委员会来协调整合公安、民政部门,避免公安部门“单打独斗”。
    
    2007年底,中国宣布建立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确定公安部为牵头单位,统筹中国打拐行动。
    
    彭高峰暂时或许还无法感受到国家层面这些计划、制度所带来的变化,他没有获得任何与孩子有关的线索,警方对案件的侦破,也因此没有任何进展。
    
    2008年6月,深圳某公司董事长王树春透过媒体表示,考虑到公安部门建立的“失踪人口信息网”库容量太小和无法实现全国并网,他拟筹资200万元,并吸引更多社会力量成立中国失踪儿童救寻基金会,帮助困难的寻子家长提取DNA数据,最后无偿建立一个“失踪儿童DNA”数据库。
    
    这名曾解救过一名男童的原深圳警察希望公安部能协调民政部门,尽量多集中流浪儿童和卖花、卖艺儿童,强制做出DNA数据,与寻子家长数据进行对比。此外,中国各派出所完成对该辖区抱养孩子的数据提取,并对买子家庭进行惩罚,遏制买方市场的形成膨胀。
    
    深圳市人大代表杨剑昌也于近日向上级部门发出书面建议,力推该数据库的建立,“如果国家没钱来做,就应该允许民间来支持,要快!要快!因为家长的心在流血”。
    
    男童被偷的悲剧还在延续。2008年4月到5月,东莞茶山镇和东城区又有5名男童丢失——这还只是郑春忠在电线杆上看见的寻人启事。
    
    彭高峰在自己的小商店上树立了一块“悬赏寻子”的醒目招牌,上面贴着儿子的巨大照片,这一方式开始被各地失子父母效仿。
    
    为了保护自己,农民梁志尤花钱买来了一个妻子和一双儿女。
    
    买来的幸福
    
    记者 邓飞 发自广西
    
    买来的三口人
    
    2008年7月4日上午,一队警察秘密进入距离广西藤县县城约20公里的新庆镇一个村庄里,他们是去一个叫梁志尤的家里。警方接到举报称,那里有被拐卖来的妇女和儿童。
    
    梁志尤的家在公路边。一个不足70平方米的平房——两间拥挤不堪的卧室,一间堆着锅灶、碗筷和各种农具的堂屋,斑驳的粉墙上张贴着毛泽东和一些神仙的画像。
    
    村民说,今年42岁的梁志尤是一个好人,忠厚老实。他用一条细细的橡胶管接来山泉水,存在一口橡胶水缸里,再放一个水瓢,供过路的人洗手或者饮用。梁志尤的家里还有一个打气筒,有骑车的人需要给车胎充气,可以自行走进堂屋,拿出来用。
    
    藤县地处桂东,长期以来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衡,男人的“老婆问题”由来已久,进而催生了一个庞大的产业——贩妻。1980年代末开始,人贩子从越南大规模贩进妇女。而藤县作为连接越南和中国的“水上的丝绸之路”,许多来自越南的妇女便被卖到了这里。
    
    梁志尤也买了一个。
    
    梁志尤的越南妻子刚来的时候,又黑又瘦,但经过几年的生活,开始丰满而白皙。在2000年开始的中国打拐运动中,她被送回了越南,但没多久,她又出现在了村子里,笑眯眯的。
    
    之前,该妇女在越南曾生有两个孩子,被做了结扎,无法帮助梁家生儿育女。梁家一度很沮丧,在当地农村,没有孩子的家庭一定会遭遇其他村民嘲笑和轻蔑,中国大多乡村对“无后”流传千年的理解是一定是做了某种罪孽深重的坏事然后遭到了断子绝孙的报应。
    
    最现实的需要则是养儿防老。
    
    梁决定再买来个孩子。
    
    2005年,梁花了3000元买了一个女孩,取名亭亭。2007年,梁再次买回一个男孩,据称花了1万元,他的名字叫贵贵。
    
    对于两个孩子的来源,梁的家人语焉不详。但在这个地区,买卖孩子不是新鲜事儿。几公里外的村子有一个卢姓男子,2000年因为拐卖儿童到广东被判刑5年,出狱后又试图拐走亲戚的一个男孩,被村民撞见,该亲戚暴跳如雷,咆哮着要杀人,卢最后送回孩子,并摆了几桌赔罪酒席才脱身。
    
    2008年4月,梁志尤向镇计生办交了1900元“抱养第二孩社会抚养费”后,给“贵贵”上了户口。这个镇子到处都张贴着“非法生育的必须要缴纳社会抚养费”的标语。
    
    按照大陆的收养法律规定,梁志尤需要证明抱养来的孩子来源合法。此外,他还要证明自己有抚养教育的能力和没有不宜收养子女的疾病,还要依照《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规定办理登记。
    
    但这一切在当地都被忽略了。梁志尤的邻居、一个小卖部店主称,他们不能生育孩子就应该让他们有一个孩子,“农民也是人啊,是人就要保护自己”。
    
    这样,梁也就有了老婆和一双儿女了。
    
    平时,梁和他的越南妻子在地里干活,种植水稻和玉米。在松脂成熟的时候,他们还要上山采集松脂,一担可以卖上240元。
    
    夫妻在地里的时候,梁志尤的父亲、70多岁的梁宏伟就负责在家里照顾两个孩子。
    
    已经驼背了的老人经常把一张席子铺在堂屋里,打开电视,这样可以吸引女孩不会乱跑,他只需要对付男孩即可。
    
    他需要给家人做饭,还需要把白米熬得非常烂——那是两个孩子的食物。忙碌的时候,梁宏伟会放倒家里的长木凳,围在席子四周,这样可以避免孩子爬到几米外就是公路。
    
    警察来了
    
    如果不是这个多嘴的“祖父”,这个买来的家庭将静悄悄的享受着他们的幸福——老头儿自从知道怎么可以买到孩子后,就常放出消息说,他能找到可供出售的孩子,“几个月到几岁的孩子,都有,只要带钱”。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吹牛,老头儿总是要强调他家里现在的两个孩子就是“买来的商品”,由此被人注意。
    
    2007年一对四处寻子的东莞夫妇来到村庄,但梁家买的不是他们的孩子。他们用手机拍下了孩子的照片,然后放到了互联网上。
    
    2008年6月29日上午,记者来到了这个村庄,声称要买走“贵贵”,老头儿说这两个孩子是他们家的,无论如何也不能动,“给再多的钱也不卖”。他念叨着,你们来的不是时候——他刚刚介绍卖了一个孩子到桂平,卖价35000元,他从中获得2000元的“介绍费”。
    
    老头儿承诺,赶集的时候,他就可以找到“货”。
    
    警察终于来了。
    
    女人看着四五个警察,局促不安,她把女孩叫了起来,收起了席子,请警察坐下。男孩光着屁股躺在里屋的一张床上,侧着身子,睡的很香甜。
    
    男孩突然叫了几声,女人很急切地站起来,女孩赶紧冲了进去,撩开了棉布蚊帐,男孩已经爬了起来,弓着身子,两个孩子相视而笑。
    
    警察要求女人带着孩子去派出所接受调查。女人在一个纸盒里翻出了几件衣服,在一个奶瓶里灌了些热水,然后一手抱起男孩,一手给孩子套上衣服。
    
    女孩牵着她的衣襟,一起去了新庆镇派出所。
    
    民警又返回去等梁志尤。
    
    约13时许,梁志尤回来了,他在山里采松脂,一脸汗水。他被获许洗澡、吃饭后再去派出所。梁从水缸里取了些水,又用热水瓶倒了些热水,进了厕所。木门一开,一头老母猪像老虎一样凶猛冲了出来,四处拱来拱去寻食,它每年都要生下猪崽帮助这个家庭补贴家用,由此变得很苍老,肚皮都拖到了地上。
    
    梁换上干净衣服后喝了两碗粥,去屋顶上,取下衣服——几乎都是两个孩子的衣服,然后关上了木门。
    
    梁志尤坐在值班室里的木椅上,他对当地白话之外的任何语言一概不知,沉默不语,小女孩跑了出来,唤了一声“爸爸”,一下子跳坐在梁的大腿上,抱着他的脖子。梁宏伟不知道是哪里得到了消息,也来到了派出所。
    
    他们一家人最后都坐在了派出所一张长长的木椅上,男孩咿咿呀呀,女孩叽叽喳喳,三个大人们则是惊恐不安。
    
    一个警察低声说,真希望那两个孩子不是被偷盗的,这样他们还可以在一起生活。
    
    找不到亲生父母,他们将留在乡村
    
    藤县刑侦大队的民警也来到新庆镇。
    
    梁宏伟说他不知道儿子和媳妇的事情。女人坚持说那两个孩子都是被人抛弃的,送到他们家里来的,当时身上还带了一个小红包。而假扮买主的家长则反驳说,女人曾对他们传授如何应对警察的办法——那就是打死也不能说孩子是花钱买的,一口咬定是有人把孩子丢到他们家门口,反正是死无对证,警察没有证据也不会怎么样。
    
    三个大人承认,孩子不是他们自己亲生的。
    
    当日下午,这一家人被带到藤县城中派出所。城中派出所负责人说,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警方也不可能认定这两个孩子就是被拐卖的,他们将继续调查这两个孩子的来源。
    
    拐卖孩子的危险也在逼近这个偏远的小城。
    
    城中派出所门口,往东约300米,一个奶茶店树着一块巨大的“寻子”招牌。2008年2月17日13时左右,一个叫莫洪涛的两岁半男童被一个妇女抱走,然后乘坐一台出租车到苍梧县车站外逃。
    
    母亲黄海燕几度试图自杀,她在寻求一切可能的帮助,她和家人承诺说,不论是谁,只要帮助送回孩子,她都将以20万元作为回报。
    
    当日,刑警对两个孩子进行血液取样,然后送到梧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进行DNA检验。中国公安网上有一个失踪儿童的数据库,各地警方把被拐卖或者疑似被拐卖的孩子做出DNA数据,然后在网上和失踪儿童的家长DNA数据进行对比,这样就可以实现双向寻找。
    
    城中派出所承诺,他们将把孩子的DNA数据公开在媒体上,“可以从源头上找到孩子的父母。”
    
    在未找到孩子的亲生父母之前,警方不倾向把两个孩子送进福利院,那样做手续比较繁杂,而且福利院对孩子不会像现在的养父母那么细致耐心。此外,福利院有一条涉外领养渠道,外国人来领养一个孩子至少要支付该福利院3000美金的费用,一些福利院甚至还花钱四处寻购孩子,对孩子正是如饥似渴。
    
    “送到福利院去,万一被送到国外,他们就更难找到自己的父母了。”警察说。
    
    藤县警方最后的决定是,梁家夫妇把两个孩子带回去,继续养着。如果孩子的亲生父母最后寻来了,梁家必须无条件交出孩子。
    
    当天黄昏,女人抱着男孩、梁志尤牵着女孩,老头儿勾着背慢吞吞走在后面,他们从派出所出来,又回到了村庄。
    
    如果不是孩子的亲生父母来领走这两个孩子,他们或许要继续生活在这个村庄里,甚至是一辈子。
    
    为了孩子,他们选择生活在大城市,但在大城市,他们丢了孩子。
    
    孙海洋失子
    
    编辑 陈磊
    
    记者 邓飞 发自广东
    
    一台很酷的玩具汽车。
    
    一名男子把它放在一个孩子面前,孩子显得有些迟疑,不肯靠近。男子又把玩具拿起,放在离孩子更近一点的地方,自己则退了一步,面带着微笑。孩子终于走了过去。
    
    监控录像显示:最后,这个孩子手里拿着男子给他的一串芒果片,跟着这个男子一起从镜头里消失。
    
    2007年10月9日,一个40多岁的白衬衫男子在深圳拐走了孙海洋的儿子、3岁半的孙卓,也偷走了孙海洋对大城市的希望与梦想。
    
    剥鳞的挣扎
    
    孙海洋的家在湖北监利县一个叫何赵的村庄。孙海洋自小便对自己的家乡缺乏好感。因为祖父在解放前是一名地主,孙海洋一家在中国过去的特殊年代里,一直是村里被批判的对象。
    
    中国发生了变化,虽然可以不再背负罪恶生活,但孙家在联产承包中分到的依然是村里最糟糕的土地,“几块地很小,牛都转不过身”,一家老小经常要在水田里劳作到深夜,也只能混个温饱。孙念到小学5年级,不得不辍学。
    
    孙海洋曾被送到一家乡村私塾读书,父母本来希望他以后能打算盘、写对联和主持红白喜事,这样,孙海洋就可能在村里成为一个被尊重的人。
    
    但在孙海洋认得了很多繁体字,双手把算盘打得翻飞的时候,同村的人从城市里带回了一个小计算机,村里的人仍然对会打算盘的孙表示不屑。孙海洋称自己当时像被针扎了一样痛。
    
    去城市,成为孙海洋第一个具体的梦想。17岁的孙首先到了监利县城,找了一个餐馆端盘子、洗碗、切菜,还负责每天给老板铺床。
    
    两年后,孙海洋开始在武汉闯荡。他在大街小巷摆地摊卖过袜子,夏天做炸鸡来卖。最后,他想到人们早上都要吃早点,包子生意一定很火。他用400元积蓄,在汉正街附近租了一小块门面,买了煤炉蒸笼,把母亲接到武汉,一起卖起了包子。
    
    400元的投入为孙海洋赚了5万多元。他开始觉得,只要勤奋好学,自己也是可以做大事的。孙海洋看到汉正街隔壁一条街上的女装批发店,一天下来就有上万元纯利润。
    
    拿着5万元,孙也在女装街上租了一个门面,找来在村里做裁缝的姐姐帮忙。他们四处偷看哪款女装卖得快,就买几件回来,交给服装厂成批生产,然后挂在他的店铺里以较低价钱批发。
    
    孙不知道的是,一件女装的流行期很短,几个月就过去了。等他的服装做出来,新的潮流已经开始了。辛苦积攒下来的几万元,就这样损失殆尽。不甘宿命的孙海洋又做起了蔬菜批发,但最终因为不熟通门路,蔬菜烂的烂,丢的丢。
    
    一无所有的孙海洋又回到了武汉,打算继续卖他的包子。但武汉不是当年的武汉了,人们有了麦当劳、面包店和各种快餐店,包子生意打不比从前。偏远一点的县城,成为了孙海洋最后的选择,那里贫困人口多,买他包子的人就多。此外,他引进了和面机,可以让包子更加鲜美可口。
    
    1998年,孙和一个打工的女孩结婚了。
    
    婚后,孙在湖南永顺安了家,几年下来,孙一共赚了20多万元。他回到监利县城,花了10多万元买了一套新房,把父母接出了乡村。
    
    乔迁之喜的鞭炮声中,孙一脸笑容接受亲友的恭贺,他感觉自己奋斗、挣扎了这么多年,像传说那条剥掉自己鱼鳞要变成人的鱼,一样苦痛和鲜血淋漓,但他还是成功了。
    
    城市的危险
    
    2005年冬,孙海洋的儿子出生在永顺的一家医院里,一阵狂喜之后,这个年轻的父亲又很快焦虑不安起来。
    
    孙海洋给孩子取名“孙卓”,希望孩子能够卓越超群。但在他眼里,永顺是一个很落后的县城,“乱七八糟的,一些初中生动不动就在街上砍砍杀杀的”,想到他的孩子将来染着黄发、稚气未脱却手上刺青的样子,孙海洋感到害怕。
    
    要带孩子去一个正正规规的大城市,接受比较好的教育,成为一个真正的城里人,孙海洋有了这样的想法,孩子一定要比他强,如同他超过了自己的父亲,来到了城里。
    
    孙带着20多万元的存折来到了广州,他对多年前那一次失败的服装生意耿耿于怀,他冥思苦想了很多年,他深信已经找到了失败的原因,可以翻身。
    
    他在十三行服装批发市场开了一个小店,这次他改做牛仔裤——牛仔裤男女都可以穿,花样款式变化不多。孙海洋这次自己当了设计师,看见哪条裤子哪个地方好看,他就记下来,然后作为自己设计的一部分。
    
    孙又开了一家小型服装工厂,他的计划是实现产销一条龙,自己掌握生产会更快追赶潮流,又省去了加工费,但他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他根本就管不好一个30多人的工厂。
    
    孙在无穷无数的大小问题里折腾了很久,甚至花了高价雇请职业经理,20万元的本钱很快就耗尽了。
    
    2007年底,孙从湖南永顺接回了妻儿,回到监利老家过年。在乡村的酒席上,有老乡交流经验说深圳的水果生意是暴利,利润至少在30%以上。
    
    春节后,孙带着妻儿在深圳福田区开了一间水果店。但孙海洋显然又是一个外行,他不会判断一个西瓜的生熟,不知道如何剖开一只榴莲。生意很糟糕,每天需要处理的坏水果多的甚至惹恼了附近的清洁工。
    
    2008年10月1日,孙不得不放弃水果店,再开一个包子店。
    
    几天调查下来,孙海洋看上了深圳市南山区白石州,人山人海,多是外来打工者,还有地铁到城里。
    
    10月3日,孙海洋租下了附近的一套2室一厅的房子。二十米外就是他的店铺,孙海洋和妻子卖包子、茶叶蛋、玉米还有豆浆,一天下来竟有1000元的营业额。最令他惊喜的是,距离出租房约100米就是沙河幼儿园。
    
    10月8日,孩子去幼儿园报名。这里有县城里没有的大超市、各种玩具和零食,令孩子兴奋不已。
    
    孙也很开心,日子又会好起来了,幸福就在眼前。
    
    和乡村的那些朋友不一样,孙海洋不想再生个孩子,他也认为培养好一个孩子比生一窝孩子要好。孙卓成了他的最大的希望。
    
    危险来临前,孙海洋听说过偷东西,但他没有听说过偷孩子。
    
    10月9日20时许,孩子写完作业,说“我到外面玩一会”,疲倦的父亲实在睁不开眼了,就让他去了。
    
    像孙海洋一样,深圳、东莞两地几乎所有被偷孩子的家庭都是源自乡村,父母希望能在城市里生活,然后让下一代能够初步成为城里人,再下一代能够彻底和城市融合。
    
    他们挤住在昏暗、污浊不堪的出租房里,做着各式各样的小买卖;总是看见形迹可疑的陌生人在身边转悠;到处都是暴力带来的惊悸。
    
    孙海洋说他永远记得:那天晚上,他疯了一般奔跑在白石洲大街小巷里,呼喊着孩子的名字,绝望而恍惚,他说他想起湖南那个小小山城,他的乡村,“我们要是不来这里,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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