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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专访:阿嘉仁波切谈藏中会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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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7月27日 转载)
    
    【挪威西藏之声7月27日报导】从2002年以来,藏中双方共举行了七次会谈,但是截止今天,所有会谈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特别是本月初在北京举行的第7轮会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西藏流亡政府和流亡藏人都表示极度失望,认为中方根本没有诚意解决西藏问题,继续会谈毫无意义。这轮会谈同时也令国际社会深感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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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藏中会谈存在的主要障碍以及如何取得突破性进展方面,本台特别记者格尔本嘉在美国麦迪逊专访了印第安纳州布鲁明顿市藏蒙佛教文化中心住持、西藏安多塔尔寺寺主阿嘉仁波切。以下是专访内容:(录音)
    
    记者:尊贵的阿嘉仁波切您好!首先我代表挪威西藏之声电台全体工作人员感谢您在繁忙中接受专访。首先请问您对目前藏中之间所进行接触有何看法?
    
    阿嘉仁波切:非常感谢能安排这样一个时间,采访我。你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我觉得现在是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期,正如达赖喇嘛特使从北京返回后表示,这次接触是最困难的一次。我也有相同的感受。因为从表面上看,目前的这个接触虽然有一定的积极性,但实际上是,在奥运会之前,当局为了稳定地方安定和应付国际压力,做出这样的安排。所以说这一次的接触有它一定的意义,但被看成是更深层次的谈判,我看还不成熟。所以我认为这次是比较困难的一次会谈。
    
    记者::自2002年藏中恢复接触以来,至今共展开了7轮会谈,同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也首次公开表示,对会谈成果表示失望,对此您是怎样看的?
    
    阿嘉仁波切:我认为谈毕竟比不谈好,所以我不是太失望。但是总的比较起来的话,这次会谈在一次非常时期举行,它存有一定的目的,所以对真正的解决问题,可能不会有什么大的效果。
    
    记者:中国著名的民运人士、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于本周二在接受我们的专访时强调,在这种紧张和关键时刻,达赖喇嘛特使团轻易与中国政府举行会谈,是一个非常大的失策。他说这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完全是帮助共产党做了事, 而对西藏人民什么都没有得到,中国政府只是在欺骗全世界,而实际上西藏流亡政府派遣代表与中方会谈等于是协助中共欺骗全世界。对此,您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阿嘉仁波切: 魏京生讲这一段话,也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我看是达赖喇嘛也好,西藏流亡政府也好,都处在一个比较不是主动的位置上,所以没有更多的选择。而中国政府历来处理敏感的民族问题时不是很公平,它是根据情况去处理,例如,三月份西藏发生示威游行后,当局一再指控是达赖喇嘛集团策划和煽动起来的,并严重惩罚和打压参与示威的藏人。而中共西藏政府的这些领导也一再配合中央政府进行打压。此外,中共对近期发生瓮安事件的处理方式与西藏根本不同,虽然与西藏发生的示威性质是一样,但当局只称他们是不法分子,并马上对县政府部分领导进行责备,甚至撤职等,但在西藏,中共就没有这么做。而在处理台湾问题上,当局的手法又是不同。例如,台湾政府对该国奥运代表团被中共称为[中国台北]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改称为[中华台北],中国政府就马上答应,其实这是一个最大的妥协,但对西藏问题,当局就不给任何妥协的余地,只是为了应付国际压力,才展开这样一个有名无实的会谈。所以我认为,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是在这样一种被动状态下,就更应该乐观地、积极地与中共接触比较好。
    
    记者:自今年三月在西藏三区陆续发生民众自发性的和平示威活动后,达赖喇嘛的特使与中国政府在深圳举行了一次非正式性会谈,随后达赖喇嘛特使嘉日洛珠坚参在印度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们与中共官员举行会谈之际,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日本表示,希望双方的会谈取得成果,尤其是他首次承认达赖喇嘛是诚恳的,您对这一言论有何独见?
    
    阿嘉仁波切:达赖喇嘛特使嘉日仁波切所说的是正确的。因为与前几轮会谈相比有所进展。中方之前与达赖喇嘛特使会谈时,总称是跟达赖喇嘛亲近的人接触,同时根本不承认是会谈。而这一次却说是与达赖喇嘛的代表会谈,并承认是正式接触。也就是说,中国的政策也在微妙的情况下,出现一点点变化,就连称呼也出现微妙变化,例如[达赖集团]慢慢被称为[达赖],[达赖]又慢慢被称为[达赖喇嘛],但是不管怎么称呼,对于一个无神论者来说可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但根据中国国内和国外的广大信众的心理来说,都认为中共在调整称呼,因此这个也说明,它在一些外交或者是民族政策上有所调整。
    
    记者:此外,所谓的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向巴平措为首的部分官员之前表示,达赖喇嘛提出的[高度自治]违背了中国宪法和现行制度,他们说,公元9世纪,图博王朝解体后,藏区从来没有形成过统一的大藏区,因此,达赖喇嘛所提出的三区统一实现高度自治的要求,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独立,对此您是怎样认为的?
    
    阿嘉仁波切:[大藏区]这个名词提出来以后,让中共不好接受,它指出,大藏区划出去的话,整个中国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地图就被划出去了。这种说法有一种政治目的, 用来暗示广大中国人说,我们不能承认大藏区。其实[大藏区]中国政府本就已承认了。因为[大藏区]在藏语里叫“曲卡松”,意思是“三个区域”,那么这个三区在中国政府的词汇里已经有,比如说青藏、康藏、还有西藏或者卫藏,这三个区域就是[三藏],那么[三藏]很早以前就已提到,而且人们也这么理解。[西藏自治区]是宪法上的一个行政区的说法,但其实不叫[自治区],而叫[专区],而青海省、甘肃省、云南省及四川省都是省,而不是自治区,但这些省辖范围内就有10个自治州,加上西藏自治区,就是11个藏族自治区域,这就是所提到[大藏区]。我认为达赖喇嘛一再说在这些西藏区域里实行民族宗教文化自治,来保护少数民族的宗教和文化,这一意思是,如果提倡西藏的传统文化, 就能提倡一个人的慈悲心;如果有慈悲心的话,就会有更多的和谐,这个跟现在所提出的[和谐社会]是一致的,所以他(达赖喇嘛)追求的是这样一个目标。如果说提出大藏区(11个藏族自治区)统一就违背中国宪法和现行制度的话,那是自相矛盾的。其实[大藏区]已经就有了, 而且广大的藏族干部、汉族干部以及群众已经多年用这个词汇了,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再去强调或解释的必要了。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您认为藏中会谈最主要的障碍是什么?应该如何才能取得突破性进展?
    
    阿嘉仁波切: 要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是很难,但我估计也会有,也就是在中国不同程度的一种民主进程可能促使问题的解决。中国政府的领导人在整治国家的缺点和错误以后,会对政策作出调整,这样我们才会有这个机会,但现在很难。我认为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不一样。针对台湾问题,中共是以积极的态度去回应,一般具有很大的妥协性;而针对西藏问题,它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了,没有问题。中共一再强调,西藏问题就是达赖喇嘛,而达赖喇嘛就是西藏问题,其目的是表面保持接触,但事实上却不让达赖喇嘛回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中共是抱著这种想法等待达赖喇嘛在境外圆寂,认为只要达赖喇嘛不在,一切问题就会解决。但是我们居住在海外的藏人不应该不乐观,因为中国的政治,它的整个环境在变化,这个不是说是政策上变化,而是群众的觉悟在提高,整个民主进程也随之在变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看[藏中会谈]在将来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我是抱著这样一个希望。
    
    阿嘉仁波切从小被认证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父亲鲁本格的转世,是藏传佛教六大寺院之一西藏安多塔尔寺寺主,曾担任过中国佛教协会副主席、政协委员、青海省政协副主席、青海省佛教协会主席、中国青年协会副主席等职务。他于1998年流亡到境外,目前是美国印第安纳州布鲁明顿市藏蒙佛教文化中心住持。阿嘉仁波切定居美国后,一向致力于佛法的修学和指导。2000年,他创建西方利乐塔尔寺(TCCW)以护持和宏扬西藏语言、文化,并促进西方对西藏佛教的理解。他希望将来能为达赖喇嘛的早日返回西藏及藏汉民族间的团结和文化交流作力所能及的贡献。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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