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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苏滨:宪法至上 信仰法轮功无罪-关于周宁修炼法轮功案一审辩护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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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7月15日 转载)
    
    
     来源:参与 作者:李苏滨/温海波 (博讯 boxun.com)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法律规定,我们受本案被告人周宁的亲属委托,并征得周宁的同意,作为他的一审辩护人。本辩护人根据事实和法律,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辩护人认为,山东省济宁市市中区人民检察院(2007)济中检公刑诉【2007】31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周宁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对其提起公诉,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指控罪名不成立。理由是:
    
     第一部分:重申本案涉及的普世原则——人民有信“邪教”的自由
    
    
    一、 辩护人重申本案涉及到的信仰自由的普世原则。
     人类作为整体,有社会和文化的特征;作为个体,人类需要心理、情感、精神的慰籍和灵魂的生活。不同的生存环境、历史际遇、文化滋养和生命体验,产生了不同的宗教信仰。我们认为,信仰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是一个人保持人性发展和人格完善的重要条件;信仰的权利,就像生命的权利一样,不证自明。公民信仰自由在法律上得到确认,始于公元313年罗马领袖君士坦丁与李锡尼共同签署的《宽容诏书》(米兰敕令)。它第一次规定,信奉各种宗教都享有同样的自由,不受歧视;但人类经过了极为艰苦的奋斗、付出了极为惨痛的牺牲,终于在近代把信仰自由确立为一条普世规则。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8条规定:“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躬行、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1987年11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中规定:“任何人不得受到压制,而有损其选择宗教或信仰之自由。人人有表明自己选择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其所受限制只能在法律所规定以及为了保障公共安全、秩序、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所必需的范围之内。”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6条也明确对信仰自由予以保护。
     无疑,宗教信仰自由涵盖三个维度:第一,宗教自由原则,即作为公民信仰的对象,宗教本身有生存、发展的自由;第二,信仰自由原则,即公民对各个宗教有选择信与不信的自由,及以各种形式参与宗教实践,从事宗教活动的自由;第三,政教分离原则,任何团体、党派、组织、个人、包括宗教都不得采用暴力或其它侵权手段干涉宗教的生存、发展自由,也不得采用暴力或其它侵权手段干涉公民信何种宗教、信与不信的自由以及以各种形式参与宗教实践,从事宗教活动的自由。三者不可或缺,不可分割。“宗教信仰自由”、“宗教自由”、“信仰自由”,这三个词在习惯用法上可以相互代指。
     辩护人认为,信仰自由意味着允许个人自由选择不同的宗教信仰形式,既可以选择公认的大的宗教,也可以选择较小的、新兴的宗教;既可以选择已有的教派,也可以创立一个新的信仰体系;既可以是无神论,也可以是有神论、多神论或怀疑论。信仰法轮功、信仰真善忍或者信仰上帝、真主等等,它们和信仰关公、千手观音一样,都属于不可剥夺的信仰自由。同时,公民以各种形式参与宗教实践,从事各种宗教活动,是宗教信仰自由的保障,公民一旦没有参与宗教实践和从事宗教活动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就是一纸空文。
     二、我们重申本案涉及到的政教分离原则
     世界历史上,在政治尚未开化的蒙昧时期,宗教与政权的关系错综复杂,有些宗教被立为正教,另一些则被贬为邪教、异端;有的被立为国教,另一些则惨遭打压、取缔;有些宗教干脆与政权合二为一,对其它宗教一概斩尽杀绝。随着政治文明的进展,信仰自由最终被确立。由杰弗逊起草的《宗教自由法令》宣称:“信仰什么宗教,是上帝赋予人的天然的权利,不受他人的强迫,如果允许政府把权力伸张到信仰领域,由官吏作主,那就会马上断送全部宗教信仰自由”;杰佛逊对政教合一的历史进行了批判:“认为自己的信念和思考方式是唯一真实和永远正确,而且仗势强加于他人,建立和维持一个错误的信仰,这种情形已经发生在世界的绝大多数地方,历经全部历史时期”。杰佛逊提出并完善了政教分离理论,并将这一理论运用到现实政治。政教分离原则意味着所有宗教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相互没有统领和依附的关系,它从理论上斩断了两只手:一只是教会伸向政权的手,任何教会休想用设立国教的形式攫取世俗权力;另一只手是世俗政权伸向宗教的手,统治者休想利用教会干涉人民信仰自由,用信仰增加其政权的合法性和稳固性。政教分离原则的提出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思想大解放,它的最终实施,建立了一道政教分离之墙。它意味着,信仰是人的自由意志的选择,宣教者无罪,信教者自愿,任何势力无权干涉。说到底就是人民有信“邪教”的自由,至少是信了“邪教”也不会失去人身自由。可以说,“邪教”在这个世界占了多数,这可以由宗教教义的排他性导出:每一个教派都宣称自己的教义是唯一正确的,那剩余的靠谬论建立的教派当然是“邪教”了。在无神论者眼里,所有的有神论都归于邪教了。
     随着宗教信仰自由原则、政教分离原则的确立,再没有任何一个声称厉行法治的国家政权还有权宣布它喜欢的宗教为国教;同时,它也丧失了宣称一些它不喜欢的宗教是邪教的权力。因为一旦政权有认定正、邪教的权力,一神论信仰者控制的政权就有可能认定多神论宗教是邪教;反之,多神论信仰者掌握的政权就有可能宣称一神论宗教是邪教,而无神论者控制的政权就有可能认定所有的有神论信仰是邪教,信仰自由根本没有丝毫保障。可见,法律如果不能保护“邪教”,也必然不能保护“正常”的宗教。
     辩护人认为,信仰包括主观、个人属性的价值和无法验证的超验主张,是公权力不应涉足的社会私域,是政府绝无理由介入的灵魂事务。政府既无权力确立一种全民的信仰体系,也无权力评判或取缔任何一种宗教信仰。中国要成为受人尊敬的负责任的国际家庭的一员,应该信守自己对国际社会的承诺,践行普世的政教分离原则,在各个宗教、教派间保持中立,不高抬任何宗教,也不岐视任何宗教,更不对任何宗教扣“邪教”帽子,也不对任何宗教的信众进行不公正对待,停止对信仰自由的粗暴侵犯和干涉。我们认为,当下中国关于制裁邪教和取缔法轮功的有关法律法规和司法实践,很大程度上偏离了政教分离的原则。
     三、我们重申本案涉及到的 “思想(信仰)不构成犯罪,刑罚只惩罚行为”的普世原则
     任何初通刑法的人士都会知道,刑法只惩罚行为,思想(信仰)本身不构成犯罪,这是刑事司法的铁律。宗教信仰属于思想层面,不能因为公民坚持某个宗教信仰而遭受不公正对待;信仰本身或者信仰者的身份不构成犯罪,不应受刑罚惩治。
     有人会问,日本政府不是取缔了奥姆真理教这个邪教吗?我们的回答是,日本官方并没有称奥姆真理教是邪教,并且这个宗教仍然合法存在。1993年3月,东京地铁遭受沙林毒气攻击,12人死亡,5000人受到不同程度伤害。教宗麻原彰晃是杀人主谋,他还涉及其他几起毒杀谋害案,共计27条人命。案件共经历了7年10个月,开庭257次,2003年2月结束一审,宣判以麻原为首的12名凶犯被处死刑……。就连这样一个鼓吹暴力,实施大规模屠杀的宗教,1997年1月,日本最高司法部门也否决了取缔奥姆教的动议,隶属于日本法务省的公安审查委员会在2000年的一份官方报告中称奥姆教为“实行过无区别的大量杀人行为的团体”应予以“观察处分”,日本实际上承认了奥姆教的继续存在的合法性。
     对这样的宗教国家就不管吗?也不是的。1999年12月,日本国会通过了有关打击日本奥姆真理教的两个法案,即《关于对实施大规模滥杀行为的团体进行限制的法案》和《破产特例措施法案》。前者要对“曾肆意进行大规模滥杀的”团体加强监控,后者则用经济手段对其进行惩罚。这两个法案都没有出现取缔邪教,或者禁止教徒维持信仰的文字。——难道日本不清楚奥姆真理教的危害吗?是立法机构想遗留祸根让东京再来一次混乱吗?显然都不是,而是他们更清楚地知道公权力运用的界限。治罪要治有形之罪,治行为之罪;到了信仰这一精神层面,政府和法律已经管不到了。很显然,有些信仰会扭曲或背离了基本的社会价值观,以恶为善,杀人有理,蔑视人权。但是,只要它没有进入犯罪或预谋犯罪的刑事制裁领域;或者虽然犯过罪,但已经治罪,目前也已经停止犯罪;在这些情况下,行为已经越出刑罚领域,只能加强监督,这是现代法治观点。
     对于某些离经叛道的教义,也只能由社会的舆论和公德去制约,通过批评和思辨,凭借信徒的自由意志,自愿给予纠正。杰佛逊针对一些人唯恐正道不行、邪教惑世的忧虑, 有一段名言:“真理是伟大的,如果让她自行其道的话,必然会盛行于世。真理是谬误的强劲克星,她无所畏惧,所向无敌,惟有害怕人们解除她的天然武器——自由地论争和思辩;当批判被允许自由进行的时候,谬误也就没什么可怕了。”人是社会的主体,需要参与社会、参与历史、自由地接受信息和表达自己的意见。一个人如果被阻隔了外界的信息、剥夺了表达的空间和参与社会生活的机会,他的生活将缺少尊严;他的人性就得不到充分发展。信仰自由要真正实现,就必需表达自由存在,这已经是现代人文精神的一部分。
     现在的奥姆教,由原来1万多人锐减到900余人,改教名“奥姆”为“阿莱夫”(Aref),现教主是麻原的三女儿林上冈子。主张暴力,几十条人命在身的奥姆教,日本立法及司法部门尚无权认定其为邪教;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却被作为邪教来取缔和镇压,实在没有依据。
    
    
    第二部分:司法机关应当带头履行“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承诺。
    
    
    
    从宪法层面看,中国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这一基本权利在中国法律体系中已经得到了比较系统的立法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3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中国政府公开宣布和承认在人权问题上的责任。信仰自由是普世公认的基本人权,国家“尊重和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是其不可推卸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这是中国法律体系中对宗教信仰自由所做的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保护,基本上与国际社会通行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标准相同。当其他各种法律、法规及政策所规定的具体措施企图威胁信仰自由时,宪法36条也成了信仰自由的最可靠的庇护所。
    
    中国《宪法》第36条宣布的宗教信仰自由至少包括如下内容:
     第一,每个公民都享有自由自在地信仰或者不信仰这种宗教或那种宗教的权利,甚至是信仰魔鬼的权利或者崇拜任何偶像的权利。只要该公民没有实施法律所禁止的行为,执法机关就不能以任何形式对拥有上述信仰的公民采取限制或干涉他的自由信仰。即使公民有违法犯罪行为实施,法律惩罚的对象也不是该公民的信仰内容,而是该公民的具体犯罪行为本身。
     第二,任何国家机关、社会组织或公民都无权对任何一个公民的信仰内容进行法律上的评价并以此评价作为限制或干涉公民信仰自由的依据。这是文明社会所通行的信仰自由理念。
     第三,宗教信徒设立聚会场所不需要经政府机关批准。因为宗教信仰纯粹是社会公民的精神情感活动,法律只能管束人的外在行为而不能去窥视人的内在精神和情感。法律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介入并对公民的信仰内容进行评价,对其活动行使世俗法律的“许可权”。
     第四,公民有传播宗教信仰的自由。信仰者(无论是专职还是兼职)从事传播宗教信仰内容的权利无须获得来自政府机关的“许可”就可以自由行使,除非信仰者的行为触犯了法律的规定。而被触犯的法律规定必须是符合宪法的规范和原则精神才是合法有效的。
     第五,宗教信徒有权出版有关他们的信仰内容的材料而不受审查、批准和禁止。这同时也是中国《宪法》第35条宣布的出版自由。
     极为遗憾的是,由于国家机关执法人员缺乏宪法意识,在实践中并没有尊重宪法的这一规定;公民信仰者遭受来自执法机关经常性的侵权行为比比皆是。尤其在处理法轮功的问题上,严重背离了宪法确立的信仰自由的原则。把仅仅是传播信仰、印制宗教书籍、说明真相、游行抗议、悬挂标语等传教行为或表达思想的行为当做违法犯罪行为来处理,造成了相当普遍的冤案错案。以本案被告为例,周宁仅仅因为修炼和持有法轮功书皮,就被非法逮捕关押、起诉,这些做法明显与中国宪法的宗教信仰自由原则严重抵触。
    
    
     第三部分:对法轮功信仰者采取高压手段违宪,效果适得其反。
    
    
    被告人系法轮功信仰者,中国有关方面称“法轮功”为邪教,这从另一个角度肯定了法轮功的本质是宗教(我们暂且不考虑他对这个宗教正邪的定性)。我们认为,宗教是一种思想意识,包含一套价值和超验主张,它一旦产生,便如同人出生之后就有生命的存在一样,它的存在是一种事实,并不以法律的承认为前提。信仰自由,包括法轮功宗教本身的生存、发展的自由及公民选择信仰已经存在的法轮功宗教的自由。由于实行宗教自由的宪政国家没有认定邪教的权力,实行宪政的中国,从法律上讲已是不可能出现邪教这个称谓的(如果有,这个称谓也是违宪的,非法的)。
     从世界范围看,除中国大陆外,没有任何国家宣布法轮功为邪教,禁止它的传播,民众难免疑问:难道中国大陆的信仰自由原则与其它宪政国家不同吗?到底谁的标准有问题呢?如果中国有关方面仍然不改正说法,恐怕不容易找到一个适宜的理由。
     我们认为,对法轮功信仰者采取高压政策不但违反了普世原则和中国宪法,而且从实用及历史的角度来看,效果有限,甚至适得其反。法轮功原来在国内允许自由存在的时候,它只是一个区域性的、影响有限的宗教;但是,自1999年对法轮功采取高压手段以来,不但没有制止它的传播,反而使其影响力扩大到世界范围,成为世界性的宗教。从历史上来看,对宗教、思想进行镇压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尽管过去的一千年里对各种 “异端”的迫害不遗余力,但没有一种“异端”思想、哲学或教派被消灭。无论是宗教裁判所的鞭打和火刑,还是法西斯和极权政府的强制洗脑,都无法摧毁人们内心和灵魂的选择。政治压制只能把宗教运动变成现实的社会运动,激烈的镇压除了制造政治恐怖气氛和人道主义灾难以外,也会制造激烈的社会政治运动。
     强迫法轮功信仰者改变或放弃信仰,耗费了纳税人的巨额财富,带来的却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人人自危、谈法轮功而色变,不敢面对真相,不敢面对发生在我们周围的暴行和苦难。清洗人们内心信仰的企图,既超出了政府的合法权限,也超出了任何世俗政权的能力。辩护人认为,我国政府应当检讨一下前期政策,适时作出调整,尊重普世原则,尊重宪法,践行宪法,在中国早日落实信仰自由原则。
    
    
    第四部分:各级政府对法轮功信仰者的惩治依据本身与宪法及法治精神相悖。
    
    
    中国公开颁布的关于法轮功的一系列文件包括:
     《刑法》第300条;
     1999年7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认定法轮大法研究会及其操纵的法轮功组织为非法组织。
     1999年7月22日,公安部决定取缔法轮功的通告。
     1999年10月26日报载,江泽民主席接受法国《费加罗报》采访,正式公布"法轮功是邪教”
     1999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发表文章:《"法轮功"就是邪教》。)
     1999年10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
     1999年10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两高司法解释一”)。
     2001年6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两高司法解释二”)。
     2005年4月9日,公安部颁布“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
     上述文件可分如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不是法律,不能作为处罚的依据;如江泽民主席的谈话和《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
     第二种情况:因违宪无效而不能作为处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5条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如《刑法》第300条,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因违宪设立了对所谓的邪教进行定罪处罚的“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罪,与宪法第36条相违背而无效,不能适用。
     第三种情况:司法解释违反《宪法》和《立法法》而不能作为处理依据。《立法法》第8条第五项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即只能由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法律来设定。全国人大常委会1981年《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的规定,司法解释只能针对司法工作中具体应用法的问题进行。可见,解释是对某一法律进行说明,而绝不能脱离法律文本创制法律。同时,这种说明也不能侵入立法解释的领域,根据《立法法》第42条的规定,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或者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则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解释。而“两高”对所谓邪教问题的解释,扩了刑法的范围,涉及到了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人身自由的限制,以司法解释之名行立法或立法解释之实,明显越权;同时 “两高”有关法轮功是邪教组织的司法解释也违反了中国宪法的信仰自由条款。
     第四种情况:部门规章违反《宪法》而不能作为处理依据。民政部有什么权力宣布一个宗教组织为非法组织?公安部对宗教的传播实行禁止措施,他的权力从哪儿来的?更为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公安部文件更宣布了十四种宗教为邪教: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文件明确的邪教组织有7种:分别是1)呼喊派;2)门徒会;3)全范围会;4)灵灵教;5)新约教会;6)观音法门;7)主神教。公安部认定的邪教组织有1)被立王;2)统一教;3)三班仆人派;4)灵仙真佛宗;5)天父的女儿;6)达米宣教会;7)世界以利亚福音宣教会。我们要问,公安部颁发这两份文件的权力依据何在?认定邪教的法律依据是什么?标准是什么?这是什么性质的认定?是否向被认定对象进行了告知?是否允许被认定对象申辩?如果允许申辩,具体程序是什么?由哪个机构受理?因此,民政部一份文件、公安部的两份通知,属于越权,同时违反宪法第36条。
     在这里还需指出:
     (一)把《刑法》第300条(“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两高司法解释一”第1条(“刑法第300条中的‘邪教组织’,是指冒用宗教、气功或者其他名义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同《宪法》第36条相比较,不难看出中国的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对公民的宗教信仰内容进行了“法律评价”。“邪教”是个信仰领域的宗教词语,不应被应用到立法和司法领域而成为“法律词语”,同时,中国刑法和司法解释关于“邪教”的规定与中国宪法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相抵触。按照上述邪教的定义,包括共产主义信仰在内的任何一种信仰,都可以对号入座,难逃“法网”。
     (二)在中国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的这一司法解释对“邪教组织”的定义中,“冒用宗教…名义”和“迷信邪说”这两个概念是比较模糊抽象的非法律语言,特别是“迷信邪说”更是一个无法从法律上进行明确定性的词语,这样的非法律词语在执法和司法过程中必将宗教信仰自由置于执法人员随心所欲的自由裁量权所编织的侵权网罗之中。
     (三)立法机构(包括行政立法)只能针对所有地方和所有主体进行一般性立法,不能针对特定主体、特定地方进行歧视性立法。此外,涉及公民信仰自由这个宪法权利的限制和褫夺,具有极端重要性和普遍性,竟然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公安部这类位阶较低的机构作出,显然是不合适的。
     由上可知,目前对法轮功信仰者进行的一系列惩治行动没有合宪的法律依据,应当予以停止。
    
    
    
    第五部分:对法轮功信仰者采取的惩治行动过激、违法,有些行为构成犯罪。
    
    
    国家工作人员如果在自己的法定职责范围里履行职务,这种行为是合法的,如果超越了职权,或者所做的行为没有法律依据,则视为越权行为,属个人行为,与职务无关。中国《刑法》第251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根据案卷材料,对法轮功信仰者采取的惩治行动包括:监视、跟踪、窃听、搜家、拘捕、罚款、转化、劳教、判刑等限制或者剥夺法轮功信仰者人身自由的措施。对一个遵纪守法的信仰宗教的公民采取上述措施,无疑都是违法的,情节严重的应负刑事责任。同时,由于“转化”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以此种方式限制剥夺公民的自由也是非法的,更是一种犯罪行为。劳教制度本身违反宪法和立法法,本身没有合法性,依据违宪无效的法规限制公民的自由,是一种公然犯罪行为。对法轮功案件的实际侦查和审判过程往往存在着大量瑕疵,比如对辩护人介入法轮功案件的限制、被告人的辩护权未受尊重、未做到审判公开、各地610机构对司法机关的不当干涉、超期羁押、刑讯逼供,等等。辩护人认为,对法轮功信仰者采取运动式、过于激烈的惩治行动,违背起码的程序正义,有些行为构成违法甚至犯罪;对法轮功信仰者实施刑讯逼供明显违背了《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和中央倡导的依法治国原则,违背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司法理念,也与国际人权准则和历史潮流背道而驰。
    
    
    
    第六部分:宪法至上 信仰法轮功无罪
    
    
    
    地球上自从有人类以来,人们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知识的渴求、对美好生活的追寻、对正义的求索,对意义的追问,这些问题在不同的人群中有不同的进路,人们得出的答案也各有不同;立足于说明全体、解释普遍真理的宗教不仅成为人们人生观、世界观的基础,也是人类人人迟早要面对的永恒主题。由于宗教间的差异、加上一些宗教对信众的排它性要求,宗教与政府之间、不同宗教之间、宗教内部各支派之间极易产生纠纷和流血冲突;但是对各种“异端”采用高压政策,却不可能使之消灭,甚至还多次出现开始的“异端”成了后来的正统的例子。比如,清教曾被英国政府指摘为异端,饱受迫害,却创立了美国,成为当今的主流教派。经验表明,没有人能垄断真理,处理宗教问题必须遵循普世的处理宗教问题的原则——宗教自由原则、信仰自由原则和政教分离原则,它是一切实行信仰自由原则的法治国家必须遵守的规律,这一原则也为我国宪法所确认。
     诚然,我国要把公民权利落到实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需要政府落实宪政的诚意和广大公民的努力。每一个公民争取维护自己的公民权利就是争取维护国家的权利,就是在争取维护国家尊严。
    
    从法理上看,广义上的法律包括宪法,宪法是法律的渊源之一。只是因为宪法在法律体系中地位十分特殊,是国家根本大法,人们通常才将宪法和法律并列。因此,宪法和法律至上也可以说是法律至上。法律至上不过是宪法和法律至上的简化表达而已。宪法和法律至上,在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一个不争的原则,似有天经地义的性质。但是,这一理念在我国却曾命运不济。建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宪法和法律至上被斥为资产阶级学说而加以否定,人们对宪法和法律至上讳莫如深,多少人甚至因言获罪。改革开放以来,人们逐步从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积极吸收人类文明的成果,使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充满生机和活力。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便是一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念曾经有过与宪法和法律至上同样的命运。现在,宪法和法律至上已不再被视为禁区,人们也不再谈虎色变,但是,现实生活中人们还是心有余悸。究其原因是有些人认为在我国宪法和法律至上与党的领导冲突,主张宪法和法律至上不利于党的领导,因而不能明确肯定宪法和法律至上的理念,更不能把宪法和法律至上作为一种原则。其实这种把党的领导与宪法和法律至上对立起来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江泽民同志曾经多次对党的领导与宪法和法律的关系问题作过重要论述。1995年1月20日,江泽民同志在党中央举行的法制建设讲座结束时指出:“我们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组织领导,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就是: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宪法和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是党的主张的体现。执行宪法和法律,是对人民意志的尊重,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保障,党既要领导宪法和法律的制定,又要自觉地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严格依法办事,依法管理国家,对实现全党和全国人民意志的统一,对维护法律的尊严和中央的权威关系十分重大。”(《人民日报》1995年1月21日第1版)1997年9月12日,江泽民同志在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并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依法治国把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2002年11月8日,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再次论述了党的领导与宪法和法律的关系,他深刻地指出:“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产生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2002年12月26日进行的第一次集体学习就是学习宪法。在这次学习结束时,胡锦涛同志说:“要坚持依法执政,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我们党是执政党,应该在贯彻实施宪法上为全社会作出表率。十六大提出党要坚持依法执政,这是我们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而提出的一个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都要做遵守宪法的模范,严格依法办事,带动全社会严格贯彻实施宪法。”2003年4月28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又强调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努力提高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能力,自觉地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越是工作重要,越是事情紧急,越是矛盾突出,越要坚持依法办事。”党的两任总书记关于宪法和法律与党的领导关系的这些论述,内容丰富,思想深刻,意义深远,具有权威性,充满着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从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上述重要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重要的结论:
    
    第一,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又领导人民执行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第二,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是上升为国家意志表现为法律规范的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遵守和执行宪法和法律,是对人民意志的尊重,是按人民意愿办事,也是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保障,是贯彻党的主张,这对实现全党和全国人民意志的统一,对维护法律的尊严和中央权威关系十分重大。
    
    第三,依法治国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依法执政,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要求,具有重大政治意义。
    
    第四,党必须依法执政,各级政府必须依法行政,个人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由此可以看出:在我国宪法和法律至上,实质上就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至上,体现了党的领导的崇高地位,宪法和法律至上与党的领导是一致的,两者并不矛盾或冲突。主张宪法和法律至上不会不利于党的领导,相反只会有利于改革、完善和加强党的领导。否定宪法和法律至高无上的地位,才真正会不利于党的领导,甚至会导致党的领导的虚化和弱化。可见,把党的领导与宪法和法律至上对立起来是没有依据的,在理论上是不能成立的。不仅如此,把党的领导与宪法和法律至上对立起来,并以此否定宪法和法律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实践中是有害的,会为少数人打着党的领导的旗号,肆意践踏宪法和法律,破坏宪法和法律尊严,以言代法、以权压法、以权乱法的行为提供貌似有理的借口。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被庄严地载入宪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明的重要内容,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人类追求法治的漫长实践证明,如果在一个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还有什么比之宪法和法律更高,这个国家就称不上法治国家,这个社会也难以成为法治的社会。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法治国家就是宪法和法律至上的国家。在我国,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的意志和愿望高于一切。我国的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与人民意志的有机统一。在我国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没有比宪法和法律更高更为神圣的存在,也不应有这种存在。否则,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都终将成为一句空谈。我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历史很长的国度,人治的传统多于法治的理念和信仰,现实生活中权大于法的现象还十分普遍,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习惯和行为方式,还远未在全社会建立起来。在这样一种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树立和弘扬宪法和法律至上的理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利于肃清封建余毒,有利于克服权大于法的现象,有利于推进建设法治国家的历史进程。可以说,宪法和法律至上的理念在我国深入人心之时,就是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落实之时,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初成之时。
    
    第七部分 和解之路­­——“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辩护人深知本案依法纠错的难度之大,难于上青天。故此,辩护人在坚持以上辩护观点的基础上,特提出以下和解、妥协思路,供法官及决策者参考。
    
    一、我们是否应当共同学习一下国共两党老一辈革命家的胸怀,和法轮功修炼者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和李洪志先生冰释前嫌,握手言和?法官可能比律师更懂得我党的历史和国共合作的历史以及普天之下和为贵的重大意义。国共两党、两军、两派民众在二十世纪前叶中华大内战时,相互争斗,互相残杀,死亡人数高达千百万人,中华大地无数家庭在内战中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中华民族血流成河、尸骨如山。但N年后,国共两党仍可以“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辩护人认为,全党、全军、全国人们都应当共同学习一下国共两党老一辈革命家的气度和胸怀,和法轮功修炼者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和李洪志先生冰释前嫌,握手言和!(附《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全文:连战率中国国民党大陆访问团展开了在北京,也是他们此行最重要一站的行程。按照该团的自我定位,他们在北京期间一系列活动的主题就是“和解”。昨天,中共中央台办与访问团举行工作会谈,已就国共两党加强党际交流、建立相关机制达成共识。今天下午,中外媒体将聚焦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56年来的第一次握手。
    
     连战的“和平之旅”之所以受到大陆的如此重视与高规格接待,在海峡两岸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就在于它紧紧抓住了民意脉动与时代潮流,直面当前两岸关系中亟待解决的最突出问题———两岸和平稳定。
    
      过去几年,在岛内“台独”势力的恶意挑衅下,两岸关系处于高度的不稳定状态,这成为两岸各自发展中的干扰因素甚至严重威胁。
    
      严峻的形势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台海需要和平,人民渴望安定,两岸应当走一条共同发展、互利双赢的大路。
    
      众所周知,目前虽然两岸早已走出对峙与隔绝的年代,两岸经贸文化交流与人员往来发展的速度更是一日千里,但两岸的对立状态毕竟尚未全部结束,两岸关系发展缺乏制度性保障。过去,大陆方面把正式结束敌对状态与实现统一挂钩。以1995年江泽民“八项主张”为标志,大陆提出了“两步走”的务实主张,即先就在一个中国原则下正式结束敌对状态进行谈判,达成协议,再分阶段逐步实现和平统一。但是,由于当时的国民党当局缺乏诚意,提出了大陆不可能接受的前提条件,李登辉后来又抛出了“两国论”,致使两岸未能就此展开谈判。
    
      曾几何时,斗转星移。国民党“在野”已近5年,虽然丢失了执政权,却找回了传统与责任。在参与2004年台湾领导人选举期间,连战提出了“台海和平路线图”、两岸“建立和平的架构,发展合作的平台”及“签署和平协议,成立两岸共同市场”等政见。
    
      民进党执政以来,只知“内争外斗”,不顾民众福祉,致使台湾“内耗空转”,经济衰退。以去年底的“立委”选举为标志,台湾人心思定,形成了一股要求摒弃激进“台独”路线、稳定与发展两岸关系的大潮。大陆在去年的“5.17声明”中也呼应了连战等人的主张,首次提出两岸应“建立和平稳定发展的框架”。
    
      如今,中国国民党勇敢地跨出了历史性的一步。过去曾经尖锐对立、最具敌意的国共两党,可望在今天开始实现从敌对到和解的巨大转变,为“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这一著名诗句做最精确的注解。这一步走了漫长的59年。连战在首都机场的那句“走得不容易,来得也不容易”
    
      道尽了其中的艰难。国共两党不仅要跨出这一步,而且将继续前行。从昨天晚上工作会谈的成果看,两党今后将致力于建立制度化的交流与沟通渠道,持续就两岸关系中相关问题交换意见,共谋解决之道。这为未来国共两党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显示出两党领导人的战略远见。
    
    正如胡锦涛所指出的那样,连战来访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当前两岸关系中的一件大事。国共两党的和解,为岛内其他政党处理与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做了很好的示范。很快,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也将率团访问大陆。这一发展态势,必将进一步增进两岸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助于两岸关系向良性互动方向转变,进而为两岸的长期和平稳定开创新契机。而对国共两党来说,只要真诚地维护两岸人民的利益,谋求两岸人民的福祉,就代表了正确的历史选择,就一定能够得到两岸人民的肯定和认同。(来源:新京报))
    
    二、我们是否更应该学习一下胡锦涛主席日前处理台海关系的政治智慧,和国民党政府以及法轮功修炼者共同践行“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的十六字箴言? 据新华社北京5月4日电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地区领导人当选人马英九3日晚表示,他高度肯定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日前在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时所提的“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16字箴言,认为这是开启两岸关系新页极为重要的方针。马英九表示,两岸和解是必走的路,只要双方多来往多了解,两岸自然降低敌意;7月两岸周末包机和开放大陆居民来台观光,他一定尽最大努力促成实现。
    
    本案看起来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实际上也是一起不寻常的宪法案件,一个关涉公民信仰自由的大案。如果抛开宪法,只在法律法规层面考虑问题,就会出现合宪的行为受到违宪的法律法规的惩治,形成“政府放火不是罪,公民点灯要判刑”的不公正局面。西谚云:对一人的不公,就是对所有人的威胁,请各位法官尊重公民们的宪法权利,也正确地面对自己的历史责任,敢于直面真相和自己的良知,做出本案被告无罪的公正判决。
     辩护人重申周宁践行宪法权利无罪,坚持信仰无罪,传播信仰无罪、宣讲自己的苦难遭遇及澄清事实无罪!我们相信,所有关心自己宪法权利的中国公民都在期待本案的公正判决!
    
    
    
    此致
     济宁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辩护人:
     北京市忆通律师事务所律师温海波 副主任李苏滨
    
     2008年7月14日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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